种师道上任后，向皇帝赵桓上奏，说宋军在河北平原与金军骑兵交战，会处于劣势。
为了拱卫京师的安全，请求集中关、河兵力在沧州、卫州、孟州、滑州等黄河沿线修筑防线，以防金兵再至。
然而李纲为首的主战派大臣先是主张派大军穷追东路撤退的金兵，后又主张反击西路围困太原的金兵，强调恢复三镇，御敌于国门之外，反对修筑黄河防线。
大臣们都认为大敌刚退，不宜兴师动众修防御设施来示弱。
种师道是西军名将，心中当然明白宋军与金军的战斗力差距，曾经惨败给辽军的经历也让他对于平原作战十分小心警惕。
种师道知道河北平原是金军骑兵的天下，绝不可轻易与金军在河北平原上交锋。最为稳妥之策，当然是守住黄河。
可是，李纲为首的主战派大臣们都是文人，哪里懂得行军打仗。他们只知晓“寸土必争”的大道理，早已将宋军的战场设定在河北与河东。
至于在那些地方开战会死多少宋军将士，就不是李纲等人需要考虑的了。
我等抗金名臣只需要赢得坚持抗金的气节和名望即可，怎么厮杀流血是那些粗鄙军汉之事！
主战派大臣们与种师道意见不合，主和派更是不问军事。种师道在朝中无人支持，颇有独木难支的感觉。
种师道接旨后，就曾请求朝廷准许召集天下军马齐聚黄河岸边，避免重蹈金军完颜宗望东路军兵临城下的覆辙。
最初，皇帝赵桓也觉得是个好主意，便批准了种师道的申请。
不料仅过了半日，因为又有宰臣对钦宗说我们把天下兵马都调过来，费用太大，万一完颜宗翰军不渡河来攻，我们不是白费银两么？
皇帝赵桓觉得很有道理，便又下旨，取消了原来的决定。
种师道被钦宗折腾了几个来回，诸事无成，顿时心灰意冷，便上表说自己年岁大了，现在还得了重病，请求致仕。
皇帝赵桓竟然就此照准。于是种师道在当了两天宣抚使后，便退休致仕，不再过问抗金军事。
于是，对金作战的军事指挥权，完全落入了李纲等主战派文臣的手中。
李纲等人雄心勃勃，开始策划反击金军的夏季战略。
面对北方金国的军事威胁，大宋朝廷本该团结所有人一致对外，避免产生内讧。
可是，金军刚刚撤退，皇帝赵桓和他的亲信们就迫不及待的掀起一场激烈的内部政治斗争。
皇帝赵桓的继位登基，本就是太上皇赵佶面对金军南侵时甩锅的行为，让赵桓留在京师代替自己承受金军的怒火。
实际上此时赵佶不过四十多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远不到应该退位禅让，放弃权力之时。
并且，朝中许多大臣都是太上皇赵佶的心腹宠臣，他们拥护着赵佶逃到镇江，俨然在那里组成了一个小朝廷，欲将东南半壁掌控在自己手中。
天无二日，大宋各地的臣民们面临着一个选择，当金军南侵的危机解除后，这大宋天下究竟是小皇帝赵桓说了算，还是太上皇赵佶说了算？
皇帝赵桓虽是被迫继位的，但他此时已经尝到了九五之尊的滋味，当然不愿意让太上皇骑在自己头上，架空自己的权力。
何况耿南仲等太子党的人已经上位，也不愿交出到手的权力。
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似乎已经无法避免。
金人暂时退兵后，太上皇赵佶认为危机并未解除，依然带着他的政治班底呆在镇江，对外发号施令。
皇帝赵桓则想尽办法说服太上皇回京，不希望南方出现另一个政治中心。
新皇帝与太上皇之争甚至已经从暗流变成了明面上的事。宰相们在延和殿奏事时，耿南仲就建议屏去太上皇左右。
李纲是一个中立的大臣，此时他却不合时宜的站出来指责耿南仲不以尧、舜之道辅佐圣上，是暗而多疑。
面对口口声声都是圣人之道的李纲，皇帝赵桓只是笑而不语，太子党领袖耿南仲却被愤怒了。
当日退朝后，皇帝赵桓在睿思殿召对耿南仲、李纲等大臣。
赐茶完毕，耿南仲突然起身说：“臣刚才在百官队伍中看到了左司谏陈公辅，他是李纲结连士民伏阙上书之人，岂可为谏官？请求下御史狱对质。”
耿南仲这是旧事重提，直接将京师太学生和民众闹事的屎盆子往李纲头上扣，要让李纲获罪下台。
面对耿南仲突然发起的人身攻击，皇帝赵桓都看得愕然了。
李纲最怕的就是太学生闹事，胁迫皇帝为他复职之事被人提起，耿南仲的攻击可谓是蛇咬一口，入骨三分，当真恶毒之极。
李纲只得激愤地说：“臣与南仲所论是国事，南仲却说这话！愿因陈公辅事被下吏问讯。”
此时李纲对皇帝赵桓有用，赵桓当然不认可耿南仲所奏，但耿南仲仍坚持要彻查李纲。
李纲因而请辞，但皇帝赵桓不允，此事暂时作罢。
虽然李纲没有被耿南仲扳倒，但此事向朝中大臣们释放出一个明确的信号：
一朝天子一朝臣，太子党的群臣为了巩固新皇帝的权力，要向依然忠于太上皇的旧臣们发起攻击了。
对李纲的攻击就是在警告中立派群臣，你可以保持中立，但绝不可再为太上皇的旧臣子说话。
否则，即使是如李纲这种为新皇帝立下功劳之人，也难逃政治打击。
耿南仲那厮逮着清流大臣李纲都能乱咬，还有谁是他不能咬的？
此等狂犬，惹不起，惹不起啊！
耿南仲的这番表演很快奏效了，天下各州官员纷纷选边站队，听命于新皇帝赵桓。
毕竟，太上皇代表的是过去，而皇帝陛下才是未来。
很快的，就连江南地区的官员们也向皇帝陛下靠拢了。
太上皇赵佶的小朝廷到达扬州、镇江后，曾下旨让江南各州将钱粮送到太上皇的行在，相当于截留了江南的税赋。
皇帝赵桓腾出手来后，立即下旨，命淮南、江南各地官员不得将国家税赋送到太上皇行在，必须全部送到东京汴梁城。
此事表面上是钱粮税赋之争，实际上就是赤裸裸的皇权之争。
江淮地区的官员顶不住压力，全部倒向了皇帝赵桓，切断了对镇江的钱粮供应。
于是，太上皇赵佶一行被釜底抽薪，再难维持一个小朝廷的运转了。
迫于无奈，太上皇赵佶只得接受皇帝的请求，御驾返回东京汴梁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