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拓展优势，海纳百川
任何个体或任何政治势力的优势都是有限的。当处于顺境时，为了扩大战果，最重要的是知人，善任，而不能过河拆桥。当处于困境时，就要想方设法拓展优势，此时最有效的措施就是海纳百川，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慈禧颇具智慧的一个方面，是在“辛酉政变”等重大政治事件之后，并没有制造出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悲惨局面。
屠杀功臣，是历代一些君王的拿手好戏。其中最突出的是刘邦和朱元璋。
刘邦做皇帝之后，不得不封了七大异姓王。但是后来这些异姓王逐渐成为刘邦的心腹大患。于是刘邦费尽心机把异姓王一个一个杀死。他首先拿兵力最强、智慧超群的楚王韩信开刀。当有人诬告韩信造反时，刘邦立即逮捕韩信，后来虽然将韩信释放，但韩信最终还是被吕后诛杀。
而杀害梁王彭越，更是令人惨不忍睹。彭越原为打家劫舍的草头王。在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刘邦奉楚怀王之命率部西进入关的时候，彭越曾经乘机率部相助。当彭越的队伍已经扩大到三万多人的时候，刘邦将其收编并任命他为魏相国。刘邦在与项羽决战之前，曾与韩信、彭越有过约定，胜楚之后三人平分天下。于是在三方的合力进攻下，彻底击败了曾经不可一世的项羽。但得胜后刘邦却食言了，只将梁地封给了彭越。后来陈豨叛乱时，刘邦命令各诸侯王都率兵协同作战。但彭越因为年事已高，又正生病，于是仅派部将率兵去征讨。刘邦对此极为生气。后来恰巧有密报彭越造反，刘邦立即派亲信到梁国将彭越押回洛阳受审。刘邦念在过去功劳的份上，将彭越流放到蜀国的羌族居住区。彭越在被押送的路上，正好碰上外出的吕后，彭越哭诉了自己的冤屈之后，希望能够返回老家。吕后答应将彭越带回洛阳，然后再去向皇帝求情。不料吕后见到刘邦却说：你把彭越流放到蜀地去，等于是放虎归山，不如干脆把他杀了，不留后患。刘邦这才恍然大悟。于是吕后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彭越处死。不仅如此，吕后还下令把彭越的尸体剁成肉馅，再做成肉酱分赐给各路诸侯品尝。
朱元璋登基后，对他昔日亲如手足的患难战友，却恩将仇报，实施大屠杀并株连九族。例如开国功臣傅友德，由于犯上被赐死。明洪武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朱元璋召集文武大臣参加宴会。当他发现傅友德的儿子傅让没有按照规定佩带剑囊，就当众把傅让痛斥了一顿。傅友德站起来准备替爱子辩解两句，朱元璋更加愤怒，扔给傅友德一把剑，厉声说：“干脆把你儿子的首级带过来吧！”傅友德赌气把自己儿子的头颅扔到朱元璋的面前，冷笑着说：“你不就是想要我们父子的人头吗？”说完自己也自刎。朱元璋在盛怒之下将傅友德家属全部发配去了辽东、云南。
关于朱元璋近乎疯狂地屠杀功臣的原因，最典型的解释是是朱元璋看到皇太子过于懦弱，在他死后可能无法控制局面，所以事先要消除隐患。据说有一天皇太子朱标劝说父亲不要屠杀功臣太多，第二天朱元璋故意把一条布满尖刺的棍子放在地下，叫朱标拿起，太子面有难色，朱元璋于是说：你怕有刺不敢拿，我把这些刺都去掉了，你就能拿了。我所杀的都是天下的坏蛋，把这些坏蛋杀了，你才能坐稳江山。
对比一下刘邦、朱元璋，在慈禧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期间，多次遇到臣下功高震主和皇位继承者年幼无知等情况。如果慈禧不能全面看问题，而只是看到问题的一个或几个方面，那么她一定会步刘邦、朱元璋的后尘，对功臣大开杀戒。
然而，慈禧还看到了勾践和李世民的实例。
越王勾践曾败于吴王夫差，被迫屈辱求和。后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终成强国。随后于公元前473年迫使夫差自尽，灭掉吴国并成为诸侯中的霸主。然而两大功臣中的范蠡被迫远走他乡，文仲则被勾践赐剑自杀。此后，越国元气大伤，终于在公元前333年被楚国所灭，这是勾践屠杀功臣的必然结局。
大唐王朝则出现过另外一种局面。唐朝的开国皇帝李世民面对的诸多功臣既有草莽英雄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等，也有智慧超群的房玄龄、长孙无忌等，还有曾经企图置李世民于死地的魏征等栋梁之材。然而李世民不但没有屠杀这些功臣，反而在和平年代对他们继续委以重任，他们也不负龙恩，尽心尽力地将唐王朝建设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封建王朝。其中的关键是李世民对功臣驾驭有方。例如尉迟敬德在李世民登基之后，自持曾经舍身救主，在朝中飞扬跋扈，甚至竟敢在金銮殿上把李世民的叔父打伤。李世民见状长叹一声，并说：我先前总不理解汉高祖刘邦为什么要屠杀功臣，我当了皇帝后暗下决心要和功臣同甘共苦，现在看来刘邦当年那样做也许真是迫不得已。这些绵里藏针、暗含杀机的话很快传到尉迟敬德等功臣的耳中，让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功臣都吓出了一身冷汗。尉迟敬德此后更是足不出户，在家颐养天年。
慈禧和唐朝李世民一样，具有相当高明的驾驭功臣的政治智慧和技巧。慈禧的方法概括来说就是扬长避短，防患于未然等等。换句话说，慈禧一方面为功臣和一切其他大臣的才智提供充分发挥的舞台；另一方面又要防止他们身上的消极因素无限的膨胀，在初露端倪时就坚决予以制止。此外，造成权臣之间的互相牵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关于这些，前面已经多次讲过，这里强调的是慈禧海纳百川、知人善任的表现。
慈禧在驾驭朝政方面，确实有着一些过人之处。
其中最突出的是慈禧在官员任用上不分满汉、不分高低贵贱，而且奖惩分明。其结果是尽管处于险象环生的环境之中，却能多次转危为安。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慈禧可以说是几千年封建社会中最开明的统治者之一。
在慈禧之前的清王朝政治体制中，一直坚持重满轻汉的原则。满族官员不仅在各项决策中拥有绝对的权力，而且占据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要职位，这样就可以维持满人的显赫地位。在这种体制下，汉族英才不仅难以得到重用，就连那些屡建战功的汉将，有时也难逃厄运。
例如岳钟琪，是岳飞的第 21世嫡孙、岳飞三子岳霖系后裔，也是王朝著名的汉族大将。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多次重大军事行动中，屡建奇功。康熙末年，西藏叛乱。康熙帝命皇子允褪出征西藏，岳钟琪作为先锋率军到达预定地点后，获悉叛军已调集部队扼守三巴桥，以阻击王朝军队西进。岳钟琪出奇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抵达叛军首领驻地，一举将敌击溃，为进军拉萨铺平了道路。西藏叛乱平定后，岳钟琪还师四川，授左都督，四川提督。雍正年间，岳钟琪任襄赞军务、奋威将军，会同川陕总督年羹尧平定青海头人罗卜藏丹津叛乱。在一次战斗中，岳钟琪率五千骑兵发动突袭。利用夜幕的掩护向睡梦中的罗卜藏丹津主力部队发起强攻，罗卜藏丹津的部队从梦中惊醒，由于战马都没有备鞍，很快就溃不成军，抱头鼠窜。岳钟琪因功勋卓著，被雍正帝赐黄带，随后升任四川陕西总督，任宁远大将军。与此同时，某些对于岳钟琪的飞黄腾达分外眼红。大学士鄂尔泰等以不实之词诬蔑岳钟琪“专制边疆，智不能料敌，勇不能歼敌”，大将军查郎阿等人又弹劾岳钟琪“骄蹇不法”，意欲反叛，眼看岳钟琪又会像其先祖岳飞一样遭致杀身之祸。雍正帝本想马上将岳钟琪斩立决，考虑到岳钟琪的部下可能会不服，才在大学士们“奏拟岳钟琪斩决”的折子上改签“监斩候”，也就是死刑，缓期执行。岳钟琪整整坐了五年大牢，才在乾隆年间被特赦归故里闲居。过了十年的平民百姓生活之后，一直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王朝军队在平叛战斗中处于困境时，这才想起了当年勇冠三军、现已被贬为平民的岳钟琪。在这种情况下，年过花甲的岳钟琪重披战袍。这位老当益壮的将军率领部队很快将叛乱平定，然而在凯旋途中却因病去世，终年68岁。
在王朝鼎盛时期，朝廷有条件对汉族官民任意处置。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满族因为养尊处优等原因，整体素质有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从而导致在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不得不越来越多的依赖汉族中的佼佼者。例如肃顺就曾经说过“天下满族混蛋多”这样的话。面对如此局面，慈禧虽然不可能也不愿意抛弃重满轻汉的传统，但是又不能不面对汉族中的精英正日益发挥越来越大作用的现实。因此在官员的考核、遴选、升迁中，她必须调整和改变以往的若干做法。
从大政方针上来说，慈禧的原则可以用“抓大放小”四个字来加以概括。首先，最高权力机构仍然必须由满族主政。在慈禧当政期间，大多数情况下军机处领班大臣（首席军机大臣）等最重要、最关键的岗位一直由满族担任，汉族不得染指。实际上，王朝中只有左宗棠、张之洞、袁世凯等短时间地任过军机大臣。
到了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之后，朝廷于11月1日才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在一些非要害部门以及地方**，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任命汉族为一把手。在这方面曾国藩的实例最为明显。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来自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王朝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理学家、书法家，文学家。对于这样一个如此显赫的“功臣”，最后仅仅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
曾国藩五岁启蒙，道光六年（1826年）春应长沙府童子试，名列第七名。道光十三年（1833年）秋，应湘乡县试，考取秀才。道光十四年（1834年），曾国藩进入长沙著名的岳麓书院，同年参加湖南乡试，成绩为第三十六名举人，并动身入京师准备来年的会试。道光十五年（1835年），曾国藩会试未中，寓居京师长沙会馆读书。次年再次未中，于是返回长沙居于湘乡会馆。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国藩终于殿试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并成为林则徐政敌、主张“鸦片上税免禁”的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升侍讲学士。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升任内阁学士加礼部侍郎衔。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授礼部右侍郎。不久署兵部右侍郎。道光三十年十二月（1851年1月），洪秀全在广西发动金田起义。四月，曾国藩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咸丰帝将奏折怒掷于地。次年又上《备陈民间疾苦疏》，仍未受到重视。同年生母去世，曾国藩回籍奔丧。不久正值太平军由湖南北上，攻克武汉三镇，并沿江东下。咸丰帝对此极为震恐，下诏举办团练，授曾国藩为湖南团练大臣。于是，曾国藩得以复出并初步受到重视。曾国藩发挥其待人接物方面的特长，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社会关系，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并整合湖南各地武装，起用儒生为将佐，招募农民为营勇，勤加训练，号“湘勇”，又称湘军。咸丰三年（1853年）八月，曾国藩派部下赴广东购买西洋火炮，筹建水师。次年，发布《讨粤匪檄》，率师出征，不久曾国藩连吃败仗，由于羞愤难当，曾纵身跳入鄱阳湖企图自杀，被其部下救起。随后，曾国藩整军再战，在湘潭取得大捷，并攻陷湖北重镇武昌。咸丰帝大喜过望，令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然而，大学士祁隽藻进言对曾国藩应保持高度警惕，最终曾国藩仅被赏兵部侍郎衔。由于曾国藩仅以兵部侍郎的虚衔领兵东征，根本没有统辖地方的实权，反而在军事部署与军饷补给等方面一直备受地方大员的掣肘，有时甚至不得不忍气吞声。慈禧主政之后，情况才有所改观。尽管慈禧同样担心曾国藩的势力扩充会对王朝的统治构成极大的威胁，然而慈禧更清楚，太平天国是迫在眉睫的心腹大患，经过权衡利弊，考虑到曾国藩是对付太平天国最得力的干将，于是就命曾国藩统领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的军务，这样曾国藩就拥有了前线最高指挥权。随后又依据曾国藩等的建议，任命一批汉族为地方要员，辅佐湘军等部队的军事行动。其中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郑元善为河南巡抚，张曜为河南布政使，李续宜为安徽巡抚，严树森为湖北巡抚，沈葆桢为江西巡抚，李鸿章为江苏巡抚，刘长佑为广西巡抚，毛鸿宾为湖南巡抚，江忠义为贵州巡抚，另有一大批汉族成为各省的布政使、按察使等。这些举措令朝野一片哗然。因为同时将如此之多的战区行政大权交于汉族官僚手中，在王朝历史上是破天荒的。更为危险的是，长江中下游乃至西南的半壁江山全掌控于曾国藩之手。面对众多满族权贵的种种非议，慈禧只说了一句话：“不用他们，可以啊，那就请你们上前线收拾烂摊子吧！”顿时，反对的声音就销声匿迹了。曾国藩果然不负重托，同治三年（1864）六月二十日，湘军攻占天京。消息传来，朝野上下一片欢腾，慈禧一直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事实证明，慈禧重用曾国藩既是她的无奈之举、冒险之举，又是她从政生涯中继“辛酉政变”之后的又一精彩力作。同时也成就了曾国藩的非凡功业。
此后，慈禧重用汉人的脚步仍然没有停止。到同治四年（1865年），当时全国10名总督中除湖广总督之外，其余9个全是汉族官员；而15省的巡抚则全部都是汉族官员。当时对汉族官员的重用程度可以说是前所未有。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慈禧的胸襟还是相当宽阔的。
慈禧海纳百川的另一个举措是支持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例如慈禧曾经鼎力支持成立天文算学（数学）馆。这一举措遭到了遗老遗少和顽固派的强烈反对。研究和学习天文、数学等自然科学，在今天看来，是普通而又普通、应该而又应该的事情，但是在当时的王朝，要让王朝的普遍学天文，学数学，而且还不是让小孩来学，让王朝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翰林院的，让五品以上的官员来学，这可是一个破天荒的事情。因此，慈禧的这一做法，必然遇到相当大的阻力。在这个情况下，慈禧用口头、用书面的形式，以皇帝的名义前前后后竟然发了十道谕旨。谕旨上说：天文和算学是读书人、儒者所当知，不能够把它看成是一种技巧，而且这件事情不能再犹豫了，投考人员要认真考试，要送到馆里来学习。而正是由于有了慈禧的支持，天文算学馆才算正式开馆了，一批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一批中国的官吏被送到同文馆里去接受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教育。当然，这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对中国后来的发展是非常有好处的。
慈禧对于西方先进的科技成果，例如摄影术等等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支持态度。摄影术最早传入中国是在1844年，由当时法国海关总检查长埃及尔为当时的两广总督耆英拍摄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现存法国巴黎摄影博物馆中。裕勋龄、裕德龄、裕容龄兄妹三人幼年留学法国。裕德龄、裕容龄两姐妹回国之后被慈禧封为御前女官。姐妹俩不仅聪明美丽，而且还从国外带回来许多洋玩意，引发了慈禧了解“新生活”的欲望。在这种情况下，哥哥勋龄成为慈禧的御用摄影师。慈禧在每次拍照前都要亲自翻阅黄历，以便选定良辰吉日。在1903年到1906年之间，慈禧共拍了30多张装饰、体态各异的照片，印刷放大成数百张。慈禧在1904年70大寿之前，令奴才们悬挂在紫禁城和颐和园等处，作为收藏和赏赐大臣们之用。由此，这些照片才得以流入民间。
目前，流落于民间的慈禧原照已经极为罕见。1990年，英国伦敦科学博物馆用1.3万英镑从拍卖行购进一张。
表明慈禧能够海纳百川的最重要举措是支持变法与改革。
种种事实表明，在戊戌变法开始的时候，慈禧不仅没有反对，而且还是相当支持的。光绪皇帝在变法开始的时候，曾经颁布一个诏书，这份诏书叫“明定国是”诏。光绪皇帝企图通过这个“明定国是”诏，把变法、把改革确定为国家的根本政策。光绪皇帝颁布这份诏书的时候，是请示过慈禧的，而且慈禧不仅表示同意，还表现得相当激进，慈禧讲什么呢？核心是六个字“今宜专讲西学”，这个“今宜专讲西学”，对于改革来说很彻底、很进步。进步到连变法的一些支持者，都觉得受不了。只是后来某些变法的人企图加害于慈禧，慈禧这才转而反对戊戌变法。不过事情过后，慈禧又转而支持变法，当然变法必须合乎一定的规矩，最根本的是不能对慈溪造成危害。
实际上，早在垂帘听政初期，慈禧面对西风东渐、列强大动干戈的复杂局面，思想上已经受到重击而有了重大转变。虽然慈禧此时思想上的转变过程还有待于深入研究，但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王朝一批开明的上层官员，以御敌、自强、自立和富国为目标，从中央到地方、从沿海到内陆，吸收西方的先进理念，积极发展近代教育、近代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建立了近代海陆军的雏形。这些重大的、全方位的举措，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果没有慈禧的允许、默认和支持，是完完全全不可能发生的。不仅如此，当逃过八国联军的劫难，重新回到北京以后，此时垂垂老矣的慈禧却突然下定决心要搞新政，终于让这个濒临死亡的王朝从睡梦中清醒，重新焕发了生机。当时的新政绝不是当年的戊戌变法可以比拟的，各项措施行之有效、有条不紊。从1901年到1905年这短短的几年间，慈禧大刀阔斧地先后颁布了三十多道懿旨，推行新政，主要内容有：一、改革王朝官制。最重要的是朝廷在外国人的要求之下，将总理衙门改名为外务部，并列于六部之首。1903年9月，为了振兴商务、发展实业，朝廷在六部之外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商部，其职能不仅仅局限于商业，还包括实业（工业）和农业。后来，商部又与老的工部合并，成立新的农工商部，使之成为一个负责全国经济发展的中央部门。与此相对应，地方上也纷纷成立了农工商局，作为地方上的经济管理机构。还设立练兵处（后来与兵部合并，改为陆军部），增设巡警部（后改为民政部）、学部。并宣布废除和终止一系列陈规陋习。二、改革工业经济。集中表现在制订商法，提倡奖励实业，振兴商务贸易，鼓励私人出资兴办企业、交通，保障工商业者权益和提高工商业者地位。从而彻底改变了以商为耻的传统习俗。三、改革教育。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地停办科举、改设学堂，兴办现代教育。光绪二十七年，王朝**在全国范围内广泛设立大、中、小学堂；光绪二十八年，再次通令各省选派留学生到西方和日本等国留学，并对学成回国者予以重用。光绪二十九年颁布了极为详细的学生章程。光绪三十年，更以法律形式公布并在全国范围推行实施《学堂章程》。光绪三十一年正式宣布自当年开始废除科举考试制度。四、改革军制，编练新军。光绪二十七年，废除武科举。光绪二十九年在北京成立练兵处，各省设立督练兵公所，正式开始操练新军。其中袁世凯统帅的北洋军队是最先成立的新军，随后各省新军也陆续成立。光绪三十年，颁布《陆军学堂办法》，令各省建立武备学堂，各主要城市则建立军事学堂，同时大力派遣留学生到国外学习西方的军事理论与实践，以为中用。五、改革法律。光绪二十八年起，王朝**参照西方的各国法律，修改了《大清律例》，开始编纂新的法典。废除斩首、凌迟、黜面等酷刑，并颁布了禁缠足、禁鸦片以及允许满汉通婚等法令。六、实施民族平等。在新成立的外务部有一个重大创新，那就是部中不分满汉，领导职位只设立一尚书两侍郎，打破了原先六部中设置满汉尚书和侍郎两套班子、实际上以满族官员统领的制度。这一举措，从根本上打破了清王朝沿袭了近两百多年的祖制。由于外务部首开先河，也为后来更大范围内的机构改革奠定了基础。
还应该指出的是，1902年慈禧首次以朝廷名义发出上谕，劝戒妇女，主要是汉族妇女不要缠足。由于朝廷的公开提倡，这才使得饱受缠足迫害的广大中国妇女得以解放。
慈禧对新政和各项改革寄予厚望。1906年，光绪奉慈禧懿旨，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开始实施官制改革。官制改革以行政和司法相互独立为基本原则，“总使官无尸位，事有专司，以期各有责成，尽心职守。”由于官制改革牵涉到方方面面的权力和利益的重大调整和重新分配，因而势必引起统治集团内部的严重关切和极大不安。有关官制改革的条陈如雪片般飞到慈禧的面前，其意见之纷杂、斗争之激烈实属罕见，以至于慈禧心力交瘁，甚至感觉“如此为难，还不如投湖而死”。
更难能可贵，同时也更令人吃惊的是，慈禧顺应历史潮流、顺应民情民意，在1905年后甚至还搞起了立宪，这在中国的上千年的封建专制历史上绝对是开天辟地第一次。许多历史学家都不得不承认，在中国如果要谈论宪政的话，真正的源头却是在慈禧这里。在慈禧执政的最后七八年中，中国才开始真正向现代社会转型。
对于慈禧推行的新政，史学界众说纷纭。一种意见认为：慈禧面对西方列强不可一世的武力征服以及飞速发展的先进科学技术，不得不改弦更张；此外，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也激起了慈禧步随其后的意愿。另一种意见认为：慈禧实行新政，并非说明她是“中国近代化的最大保护神”，慈禧实行新政首先是迫于内外交困的形势，其次为拉拢资产阶级立宪派，第三为安抚要求立宪的官僚；另外一种意见认为：慈禧有合乎时代潮流，值得肯定的一面。她面对新事物、新问题，并非绝对死守传统、顽固不化。在不危及自身统治的前提下，并不反对改革，能够降诏求言、重用人才；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血的教训使慈禧认识到，为保大清江山，祖宗之法可变、必变，否则只能“愚昧而软弱”。慈禧新政的一些措施，不仅超越了百日维新，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但她仍然逃避不了历史的谴责，因为正是她丧失了改革政治体制的大好时机。当她实行新政、承诺预备立宪时，一个新的政治气候已经形成。民主共和与君主专制的较量，取代了君主立宪和君主专制的较量；另外，也有学者认为：慈禧新政与百日维新二者在骨干的构成、历史的前提、提出的形式以及主要内容等方面不存在本质差别，慈禧新政同样是一次没有成功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还有学者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任何主政者恐怕都难有回天之力。然而，在当时又必须有出面控制局面。出于这种考虑，似乎也应该对慈禧采取一些适当的宽容态度。
总的来说，慈禧在新政的名义下进行的一系列改革，许多是戊戌变法内容的具体化、实践化和延伸化。毋庸讳言，这些改革措施，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但新政没有起到加强王朝统治的效果，也远不足以使社会各阶层，感到国家已经有了新的气象和起色。如果说当年光绪依靠康有为等掀起的戊戌维新运动在社会上层曾经引起了强烈反响，那么以《辛丑条约》的巨大屈辱和沉重赔款负担为背景，相同内容的重演已经没有了什么激动人心的效果了。赔款、练兵、新政所需要的巨款，足以抵消任何新政带来的些许希望。这也是慈禧受到多方指责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学者认为：在晚清的特殊的社会环境和大众心理面前，新政的任何措施实际上都走向了其目的的反面。大变革的浪潮已经渗透到中国的生活之中，作为满族势力代言人的满清王朝企图竭尽全力左右这种变革。然而，反清的思潮，军队的涣散已在所难免。事实上，最后灭亡王朝的恰恰就是这些经过慈禧同意之后由王朝**派遣出去的留学生、以及慈禧曾经寄予厚望的国内新军队、还有慈禧所鼓励和支持过的商人、实业家、各种官方和民间组织，他们在羽翼丰满后都反过头来将斗争的锋芒指向慈禧和王朝**。这些都是慈禧所无法控制和始料不及的。不过，这些都出现于慈禧统治的后期甚至慈禧去世之后，而在此之前，慈禧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是能够控制局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