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了。这是一本后来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著作，但在19世纪后半叶的最初一段时间里，达尔文关于人类起源和生物进化的观点并没有被科学界所接受，人们对它的争论和怀疑，就像对其他很多最新产生的科学研究一样多而荒诞。甚至，在这本多达三十多万字的书里，即使达尔文用了大量的篇幅来“回答世间的质疑”，但他还是总结说“全书是一篇绵长的争论”。
历史上，关于对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的争论，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发生在《物种起源》发表后不久的1860年6月30日的牛津大学。当时，牛津主教韦尔伯福斯问自称“达尔文的斗犬”的托马斯·赫胥黎：“究竟是他的祖父一族还是他的祖母一族是从猴子传承而来的？”这个讥讽理所当然地引来哄堂大笑，显然在听众看来，被视为猴子的后裔是一件可耻的事。赫胥黎对此的回答有多个版本，据他后来在一封信中的回忆是：“如果问我，我是愿意有一个可怜的猿猴当祖父，还是愿意有一个有着很高的天赋和巨大的影响力，却利用这些才能和影响力纯粹只是为了在庄严的科学讨论中进行讥讽的人当祖父，那么我毫不犹豫地断言，我宁可选择猿猴。”
这个故事在孟庆祥看来是进化学说在人类情感方面受到的困扰的一个典型。在距离《物种起源》发表已经将近150年的今天，这类争论早已因科学的研究印证而烟消云散，但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所产生的影响力，至少在经济学领域产生的影响力远远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孟庆祥在本书的开篇就写道：“把进化论和人性以及经济结合在一起的著述不算太少，但是深度有限，本书就是要尝试深入浅出地解释进化论之于人性和财富的深入而广泛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本书无疑是一部有野心的著作。
我完全同意孟庆祥对公司进化的阐述，他认为，理解进化逻辑是进化论研究企业和经济进化最关键的意义。进化的逻辑几乎可以揭示所有的疑问，其原因在于企业处于竞争的环境中，它的生死存亡总是与周边的环境，各种各样的经济体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斗争。人们高估了自身的能力，对自然的生存环境却相当缺乏思考。进化论的哲学思想提供了人们思考诸多问题的框架，进化论的成果有时又可以给人们直接的启发。
在叙述的开始，孟庆祥就设置出了一个问题：对于现代企业而言，它的发展过程和生存状态，同样是纷繁复杂的，它们如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并发展成你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而将来又将有怎样的发展趋势，我们了解多少？用达尔文的进化论的观点，能不能解释企业的发展规律，也即企业的进化呢？
在二三十年前，很多中国公司都是以代理起家的，随着代理商对原厂商巨大利益的发现，最终走上了开始仿效、研制自己的产品并进入市场的发展道路。在开始的时候，这种仿效而来的研发产品进入市场时，因产品质量、性能等种种原因，进入的并不大顺利，但幸运的是，这些由代理商演变而来的企业，“正好赶上了需求大爆发，产品尽管稚嫩和脆弱，但生逢其时，肥沃的市场土壤和适宜的气候条件，正好允许它们生长、改进。”“随着市场的拓展，产品也不断升级，从单一的产品向相关产品延伸。”而“与此同时，公司的组织、营销方式也在不断地做出调整，每当调整到一个较为合适的方式时，公司就跃迁到一个新的阶段，以迎接新的竞争和挑战。”正是经过这样不断的调整自己的生长规律，以适应不同时期的环境，这些当初的小公司，逐渐的发展为了今天的大公司。
在这样的描述过程中，孟庆祥给出了一个很新奇的结论：公司是个进化的动物。同时，他也对中国企业的进化进行了一次近乎残酷的判断和考问：从进化的角度看，中国缺乏伟大的、长寿命的企业正是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必然过程，而非一个悖论。从2006年起，中国很多大企业的利润暴增，规模迅速扩大。以进化的眼光来看，我倒反而担心起来—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演化已经到了成熟期？为什么中国企业缺乏品牌，价格利器总是先行？哪些行业会趋于集中？哪个特征可以预示一个行业处于成熟期还是生长期？为什么房地产公司的老板比其它行业的老板更有钱？为什么“杀手型”业务或者产品总是可遇不可求？
如果沿着作者的思路，将这种演进向纵深处扩展，便可看到这样的规律：
当公司的规模达到了一个境界时，就为它们向新的地理环境和市场范围拓展累积了能量。于是，这些在产品组合和质量逐渐趋于接近的公司，便会通过因劳动成本低廉造成的优势具有了走向国际市场的本钱。于是，“新的战斗序幕拉开，原来的行业领先者当然不会坐以待毙，后来者取代先行者也不是历史的必然，产业开始升级和调整”，在产品达到成熟期，很难再产生差异化和领先优势时，“便会试图在服务模式、新的营销手段上不断发明创造，以寻求自身的竞争优势”，以寻求更大的突破和进一步的发展。
借助这个分析，环视四周，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的企业中，如今已成长为大公司的联想、华为等，其进化规律莫不是如此。难怪作者得出如下结论：公司发展的轨迹根本不是什么远见和完美设计的结果，完全是进化的结果。
就像这个世界上的任何问题都是多解的那样，这或许不是作者要给我们的唯一答案，那么，对于更多的答案，我们还是从书里自己去探寻吧。
孟庆祥多年从事中国公司研究，他在理论架构的搭建和商业文字的叙述上都有很突出的表现。作为中国商业的观察者和蓝狮子的出版人，我很高兴看到这部作品的出版，并感谢庆祥对中信出版社和蓝狮子的信赖。我想，在中国商业管理思想的探寻进程中，勤奋而敏锐的孟庆祥为我们解开了一个很有价值的“达尔文密码”。
（吴晓波：财经作家，蓝狮子出版人，北京大学管理案例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史研究室主任。）
自古以来，人们的所作所为，都在追求一种因果关系。自然科学研究很显然是可以归于此类，社会科学其实也差不了多少。我们为什么会读历史呢？除了我们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和故事本身的吸引力之外，很显然，我们还有一种企图，就是希望通过历史了解今天和将来的事情。
我们为什么努力工作、奋力拼搏呢？当然是为了得到某种回报，因为我们比较确信努力和回报之间有因果关系。
多年以前，我在离北京火车站不远的地方吃过一碗牛肉面，迄今印象深刻，因为这是我吃过的牛肉最少的牛肉面—只有一小块罐头牛肉。开店的人为什么这么“黑”呢？因为在这个地方开店，根本就不指望有回头客。即便是换了一个大方、诚信的老板经营，也不太可能长期改变这种局面。如果你提供货真价实的牛肉面，由于成本高昂同时又没有特别的回报，不久就会在竞争中被淘汰出局，这个特定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劣面”驱逐“良面”的自然选择规律。
这其实也是一种因果关系，人们总是按照他们自己所理解的因果关系行事，若不理解，也没有问题，自然界也会按照它固有的规律实施它的法则，最终的结果还是会服从特定的因果律例。
那么，是不是只要在火车站附近，就一定是“劣面驱逐良面”呢？也不能那么肯定。不指望回头客，一次性博弈这个条件虽然没有变，但很多其他条件却可能在逐渐变化，比如火车站为了提升它的竞争力，提高综合服务水平，有可能会引进一些品牌店，品牌店为了不砸自己的牌子，当然会提供合格的面。这一切都可能发生，却不是随意的，而是有顺序、有规律的，一个人只要填饱肚子就可以了，提供更好的服务对他们就缺乏吸引力，火车站在此时即使引进品牌也未必成功。
不管是自然界，还是由我们人类组成的社会，确实有广泛的因果关系存在。问题在于，与我们直接相关的、需要我们理解、决策、行动的因果关系通常都不像我们学过的物理定律一样简洁并且确定，绝大多数是多因素、多变化的因果联系，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譬如，工厂要生产一辆汽车，有了图纸、有了流水线、有了技术人员，就一定能够生产出预期的汽车来，这是一种确定的、板上钉钉的因果。但是，这款车能否畅销，很难有十足的把握。畅销或者滞销一定有原因，只是这些原因是隐蔽的、人们未必知道。
人们当然希望把不确定性变成确定性，希望自身的努力产生预期的结果。问题在于，我们只在课本上学到了数理化，学到了机械制造和程序编制。这些只能告诉我们确定的、简洁的因果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