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之祯这个名字，高务实是熟悉的，不过对于王之祯这个人，他只在当初王崇古还在京师时见过几面，印象不算特别深刻。
王崇古实际上是高务实的舅外公，在王家所在的蒲州当地叫做舅姥爷，不过高务实当年与他在大同见面时（俺答封贡前高务实代太子检阅宣大防务），由于领着钦命和教令，当面只以官场俗称相称，王崇古入京之后，才有几次私人拜访，得以认识王之祯。
但高务实与王之祯的父亲王谦很熟悉，因为王家的私营兵工厂就是王谦力主开办，并且主动前来找高务实商谈合作的——合作的主要方向是京华方面为其提供精铁、精钢。 шωш .ttka n .￠ ○
王谦的身份是高务实的表舅，但他考中进士只比高务实早了一届，乃是万历五年的金榜，当时其年已三十有七，不过名次尚可，且非常凑巧，二甲第三十七名（史实）。
不过王谦的官运比较一般，一开始翰林院散馆之后任了工部主事，没多久因为高拱去世，高党内部一时顾不上照顾他一个新丁，任他自由发展，结果被派去杭州榷税。
到了杭州倒是展现了一把，凑巧碰上杭州罗木营兵变，兵变乱军挟持了巡抚吴善言——这位老兄名字取得可能不大准确，没有因为“善言”自己搞定兵变，结果还是王谦赶过去安抚，才把这事儿摆平，将吴抚台救了出来。
不过吴抚台没来及报答王谦，就被得知消息的朱翊钧认定无能，派兵部侍郎张佳胤取代吴善言并镇压继续生乱的浙军，于是王谦也就只好继续留在浙江，负责税制改革方面的事务，至今还在杭州未归。
王谦有二子，长子便是王之祯，他不太好读书，便以王崇古之功，荫官锦衣卫千户；在他之后，王谦次子之乾，荫国子监生；还有一幼子之采，目前还小，只有十三四岁，留在山西老家读书——其实王家还有荫官锦衣卫的名额，但之乾、之采目前看来都能读书，便都没去，只给之乾要了个荫国子监生的名头，免掉一场考试。
之乾、之采先不去说了，只说王之祯，他比高务实还大两岁，今年二十有二，在锦衣卫当差已经几年，不过至今仍然还是个千户——他荫官就是千户，等于原地踏步了几年，大致就是在打酱油。
这一点看起来有点奇怪，张四维早几年就是次辅了，按理说照顾一下外甥很容易，何至于王之祯打酱油呢？
实际上张四维也有他的难处。
众所周知，他的晚辈中已经身处官场的只有三个人，一个是外甥高务实，一个是儿子张泰徵，还有一个就是外甥王之祯。
高务实没得说，他的前途全大明都在看好，根本不必张四维刻意关照什么；
儿子张泰徵是正经进士出身，与高务实为万历八年的同年，并且高居二甲第四名，翰林院庶吉士排名前列。他庶吉士散馆之后已经做到礼部祠祭清吏司主事了，虽说只是个没什么油水的六品闲差，但张家反正也不缺钱，他只要按部就班慢慢来就行，暂时来说也不需要张四维提拔。
于是世人都把目光盯在张四维的王家亲戚那头，前次王谦这个表兄弟以工部主事得了去杭州榷税的差遣时，都有御史弹劾张四维，说他给表弟找美差呢，他又哪有心思去给王之祯想法子？
树大，就肯定招风，除非这棵树长的位置特别好，长在大山的背风面——譬如高务实，他这棵树背后的大山是皇帝，一般的风就不大找他。
当然，也可能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高务实本身是一棵比较特殊的树，他是棵摇钱树。
但张四维没机会帮王之祯一把，高务实现在却有机会，而且也不怕利用机会。
为什么？因为在原本的历史上，万历二十三年的时候，王之祯自己都能混成锦衣卫左都督！
这说明什么？说明王之祯虽然读书不太行，但做人做官还是有能力的，办事水平也不会太糟糕，这不就有了提拔的基础了么！
况且，高务实也不是提拔王之祯，他也没这个权力，他只是给王之祯创造一点露脸的机会，让他的名字能够出现在朱翊钧面前罢了——高务实当然也可以直接在朱翊钧面前提起王之祯，但那就未免流于下乘，不够水平了。
至于说高务本，他这位堂兄为人比较老实本分，如果是在某些清水衙门，或许可以做个主官，但在锦衣卫这种虎狼之地，高务实就根本不考虑把他推上堂官位置了，顶破天能做个副手的样子，甚至再低一点也说不定。
不过不管怎么说，高务实是敢于想办法推他们一把的，也不担心皇帝怀疑——不是因为他跟皇帝关系亲密。
这是个“制度”和“趋势”的问题。
制度，就是大明朝独特的荫官制度（荫官历朝都有，但明代比较有特色）；趋势，就是“文官荫武职”的特殊趋势。
明代的荫官制度，本书前文曾有浅议，此处不再赘述，单说一下这个“文官荫武职”的神奇趋势。
根据考证《明实录》可以发现，有明一代的“文臣荫武”并非一开始就有的，其发源于景泰年间。
景泰元年（1450）八月，其时督兵贵州的兵部尚书侯璡“以劳瘁卒于普定”，景帝“赐祭葬，荫其子锦衣卫世袭千户”，至此之后的景泰二年、景泰五年等，这种“文臣荫武”的记载就开始不断出现了。
但是仔细分析一下景泰年间的“文臣荫武”记录可以发现，当时那些文官荫子武职的情况，应该视为对文臣军功勋业的个别嘉奖，其制度化运行程度甚低（我就不一一举例了）。
此后天顺、成化、弘治三朝延续前政，视军事贡献为主要衡量标准以荫叙文官子弟武职。当时正逢明代文臣督、抚统兵制度推广之际，得荫之边臣有所增多。
当时，有关文臣荫子武职的具体条件、实行细则并未开列于典章，从景泰朝以降的十余个相关事例来看，获得文臣荫武优待的大臣，还是文官集团中的绝对少数，仍属于“异典”范畴。但不断累积的文臣荫武案例，也构成了一种类似“事例法”的制度规范。
作为“事例法”，典型的前朝文臣荫子武职故事，常为后人援引为再开荫叙恩典的依据。例如于谦之子于冕，本受荫任府军前卫副千户，但到了成化朝，于冕“自陈不愿武职，改兵部员外郎”后“累迁至应天府尹”。但这个，仍然还是特例。
然而从正德朝始，文臣冒滥军功以荫叙世袭武职的情况就陡然增多了，这明显是受到武宗尚武情节及宦官佞幸冒功风气的不良影响。
据《弇山堂别集》载，正德五年“宁夏平”，边功加恩于内阁大学士李东阳、杨廷和、刘忠、梁储等，阁臣皆加官荫子。此次推恩虽未将阁老们荫子武臣，但边功恩及内阁实“自兹岁始”。
至正德八年，“以山东、河南贼平，内阁大学士李东阳、杨廷和、梁储、费宏各荫子锦衣世袭正千户，辞”。
此后正德十二年，朝廷“录大同打鱼王山及镇西南山庄坪等处功”，将监督太监张忠“加禄米二十四石，荫弟侄一人为锦衣卫正千户”，并“总兵左都督刘晖子副千户，提督侍郎丁凤子百户，俱世袭”，又以“兵部运筹有功”加尚书王琼“少保兼太子太保，荫子如忠”。
该战役本因诸将官杭雄等拼杀“乃有此捷”，而太监张忠提前回朝，并无功劳，只是因兵部尚书王琼题请，“故忠再受赏而并及琼”。当时王琼“与权幸相结纳”，多次冒领军功，“数承荫叙”。
正德十三年七月，武宗又开“应州御虏功升赏”，大肆封赏荫内臣武将子弟，“督饷侍郎郑琮仁、侯观，廵抚都御史胡瓒、刘达各荫子”锦衣卫百户。此次推恩加荫被《明武宗实录》编纂者认为是“军功之滥未有甚于此者”。
然而同月内，武宗又自以“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朱寿，亲统六师剿除虏寇”的名义，功赏随军太监谷大用等内臣、兵部尚书王琼等文臣、都督朱泰等武弁佞幸，荫其子弟为锦衣卫千、百户，另以“运筹定议，协力成功”为名敕内阁杨廷和、梁储、蒋冕、毛纪“各荫子侄一人锦衣卫世袭正千户”。
总之，在正德一朝，部分文臣随内臣、近婞冒滥军功以荫子武职，诚为不稽。
此后，嘉靖皇帝入继大统，为拉拢朝臣，以拥迎驾戴功再开大规模冒滥荫子，其中阁臣荫子之命令尤为不稽，受荫大臣纷纷请辞。
然而，这个势头已经止不住了，尤其嘉靖中后期开始，大明边事迭起，使得朝廷较为常态化地加荫文臣子弟以武职。
内阁大臣、兵部僚员、地方督抚、殉节绅宦等以各类勋劳得荫，在原历史上，这种趋势长期持续直至明朝灭亡。嘉靖中后期以降，内阁重臣如夏言“暴贵自拟世袭锦衣”，翟銮“以故相行九边”荫锦衣，其余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等一批阁老、重臣，皆以推恩军功勋劳，得荫子锦衣。
更关键的是，皇帝们对于这些大臣的后代，并没有什么不信任，甚至还格外信任，比方说现在的刘守有，将来的王之祯、吴孟明（吴兑之孙），这些锦衣卫都督，很多都是文臣荫官之后。
既然制度与趋势已经如此，高务实又有何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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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昨天那章之后，有书友书评担心高务实的亲戚在锦衣卫中掌权会影响皇帝对高务实的信任，这里就多解释了一下。还剩一点非制度的人性问题下一章说，我先洗个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