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下，李虎抵达长安。
李虎自西征离开长安开始。到现在快两年了，远离中枢的时间太长，长安的一系列变化让他有眼花缭乱之感。
罗思南和御前司决定，在长安举行一场盛大的典礼，迎接李虎和远征大军回京。
这场典礼非常成功，长安上下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喜庆的气氛一直持续到八月上。
李虎非常忙碌，周旋在宴会和各色人群之中，直到八月初六，才第一次参加了朝会，向皇帝和百官禀奏了征伐之事。
御前司是罗思南和长安各方势力互相妥协的一个最高权力机构，现在李虎回来了，做为摄政王，他本身就拥有等同于御前司的权力，那么御前司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李虎是否愿意把自己的权力与其它宰辅大臣共享？
当所有的宰执们都认为御前司的使命已经结束的时候，李虎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继续保留御前司这一临时最高权力机构。
当前形势并不好，李虎尚不具备登基称帝的条件，在未来一段时间，他还要率军征伐，在中土没有统一之前。在中土没有稳定之前，仓促称帝很可能引发一系列的冲突，最终导致功亏一篑，所以李虎非常谨慎，他仔细考虑后，决定保留御前司，以最大程度地缓解长安各方势力之间的矛盾。
另外，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也是李虎、罗思南和一帮宰执大臣们都在思考的事，那就是中央是不是要高度集权？皇权是不是越集中越好？
大宋一朝为了高度集权，其基本国策就是从中央到地方、从军队到行政、财政、监察各个体系，实施高度的分权，而高度分权的后果大家都看到了，大宋王朝竟然在鼎盛时期，因为北方强虏的入侵，突然就崩溃了。当然了，崩溃的原因很多，但归根到底，还是过度“分权”造成的。过度的“分权”的确造就了高度的集权，皇帝大权独揽，从皇帝的角度来说，当然是好事，以为自此可以永保江山，但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是不可能成功的。
李虎把持权柄后，主持变革。其中首要变革的国策就是“分权”。权力肯定是要“分”的，互为牵制和监督嘛，但这个“分”不能过度，过度就会造成混乱，就会失控，以至于最终一发不可收拾。当中央、地方和军队的权力被层层分割后，皇帝手中的无以伦比的权力事实上反而被极大的削弱了，任何一个政策、命令最后都无法传递贯彻下去，因为下面权力分得太散了，没有人可以承担责任，也没有人愿意承担责任，结果政令不通，国事陷于混乱。
长安朝廷在官制上的一系列改革，集中体现的就是“有限分权”，但有限分权的最大弊端就是中央权力减弱，皇权减弱，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如何处理好皇权和相权的关系，成为长安朝廷最为头痛的事，也是争论最激烈、利益牵扯最大的事。
李虎肯定要夺取赵氏大宋的江山，他要登基称帝做皇帝。在他没有登基之前，他为了大权独揽，当然要极力削弱皇权，当等他登基称帝了，做皇帝了，他还要大权独揽，于是他又要迅速增强皇权，矛盾由此非常突出。
御前司的出现，某种程度上解决了李虎的难题，缓解了这其中所蕴藏的激烈矛盾。他在没有做皇帝之前，可以利用御前司来削弱皇权，等他做皇帝了，他可以随时撤消这一临时的最高决策机构，再把权力拿回来。
然而，同样的问题出现了，皇权和相权到底如何分配？大宋王朝因为皇权高度集中，结果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新的王朝肯定要吸取教训，不能重蹈覆辙，那么，在新王朝里，皇权和相权应该如何分配？
李虎在御前司这个临时决策机构上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御前司其实就相当于过去的御前决策会议，皇帝和宰执大臣们坐在一起共商国事，拿出决策，所以这个御前决策会议某种程度上就是皇权和相权的结合体，皇权和相权在这个决策会议上互相妥协，最终达成一致。
皇帝不可能事必躬亲，他只有一个脑袋，只能做自己那份事。而宰执们大臣们各司其职，都有具体的工作，也不可能代替皇帝做出各种各样的决策，因此，一个王朝若想稳定、富强，皇权和相权必须各归本位，各自干好各自的事，任何一方侵犯了对方的权力，最终都将造成王朝的动荡。
出于现在和将来的考虑，李虎选择了保留御前司，并且对它的地位、职权和人员都没有做出任何变更。这种临时的最高决策机构最终是否能解决皇权和相权之间的激烈冲突，能否给中土带来和稳定和富强，还要很长一段的实践和改进时间，而李虎则希望它在自己登基称帝的时候，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
御前司保留下来了，各方皆大欢喜，但各方对李虎的这一决策却有不同的理解。
在虎烈人看来，这是李虎马上要改朝换代的一个信号。李虎平定了东南，距离统一的目标近在咫尺了，只要李虎拿下了河北和幽燕，实现了统一，那么他登基称帝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谁也无力阻止。
对于长安的旧官僚们来说。这是李虎对他们的一次重大妥协。李虎和虎烈人不能算是大宋人，或者说不能算是中国人，他们在中土的根基太浅了。当虎烈人占据西北的时候，地盘不大，尚可以勉强应付，但现在中土的统一就在眼前，如此庞大的一个疆域，必须依靠中国人来治理，虎烈人最多不过控制中枢而已，尤其在地方权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李虎对中国人的依赖更是成为他生死存亡的关键所在。所以，李虎不得不妥协，否则，他靠谁来控制和治理如此庞大的一个王朝？
对于以巨商富贾为代表的新兴势力来说，这是李虎给予他们的一次重大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支持。保留御前司就能保留长孙康宁参予决策的权力，否则以长孙康宁的身份和地位，若想做到宰执这个位置，难如登天，阻力太大了，在未来十年甚至二十年之内，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当初罗思南建立御前司，没有规定御前司人员的官职和品级，正是为了把长孙康宁拉进决策层，如今这一举措更是成了新兴势力能够参予和影响决策的唯一途径。
各方势力对李虎决策的理解不同，解读不同，所拿出的对策自然也不同。
虎烈人为了自己的未来，搁置了彼此之间的矛盾，全身心投入到帮助李虎登基称帝、筹建新王朝的浩大而繁杂的事务中。
中土旧官僚也暂时搁置了各派系之间的冲突，紧密合作，想方设法迟滞李虎篡夺大宋国祚。
现在他们对维持赵氏大宋国祚已经不再保有任何幻想。东南朝廷基本上已经覆灭，赵氏皇族基本上失去了重新崛起于中土的希望，这片江山迟早都是李虎的，这是毋庸置疑的，如果在这件事上和李虎作对，和虎烈人对着干，纯粹是找死，所以从现实出发，他们的目标已经改为维护自身的利益。
大宋的官制推行了一百多年，各项政策对官僚阶层极度倾斜，包括王安石的变法、蔡京的新政，都没有触及到官僚阶层的利益，相反，还进一步保护官僚阶层的利益，但李虎的变革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危及到了他们的利益，而且是严重威胁，这迫使他们不得不联合起来，携手共抗。从这一点出发。他们需要迟滞李虎登基称帝的时间，以便给他们在中央、地方上重新恢复昔日的庞大势力，这股势力一旦恢复到过去的力量，那么李虎的变革就很难继续下去，最起码很难深入继续下去，不至于严重危及到官僚阶层的既得利益。
对于长安的新兴势力来说，这是他们崛起的最佳机会，为此，他们要不遗余力地帮助李虎登基称帝。李虎做了皇帝，国策持续稳定，他们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但他们最大的梦想不是攫取权力，而是利用攫取的权力来保护和积累更多的财富，这才是他们的终极目标，所以，他们要加快变革的步伐，要加快推行新政策的速度，从而获得更多的机会以赢取惊人的财富。
各方势力的对策不同，在决策上的意见也是截然不同。
李虎在御前司会议上详细解说了北方当前形势，提出了增兵代北，甚至不惜与金军开战的建议，为此，他把北伐时间提前了，他打算在朝廷财政许可的情况下，攻打河北和幽燕，尽快统一中土。
虎烈人一致赞同。
中土旧官僚则持慎重态度，认为短期内朝廷的财政没有改善的可能，北伐之策恐怕难以实施。
新兴势力的代表长孙康宁不但坚决支持，而且当场提出了一揽子筹措北伐军需的方案，他还是老办法，但对象已经转到了东南的巨商富贾们，这些人手上掌握着庞大的财富，只要朝廷愿意以优惠政策来赊贷，则北伐军需不成问题。
李纲实在忍不住了，当堂指责长孙康宁以出卖朝廷利益来帮助商贾窃取王国财富，“此乃亡国之策，罪不容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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