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当年峥嵘岁月时
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画面，虽然已经过去很久了，可对于那些亲身经历过的人来说，回想起来仍旧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好似昨天发生般鲜活。那一次次与敌人拼杀、激战的情景，令当事人心潮澎湃，令当今的我们感触颇深。细读那些不失真实的文字，缅怀那些不计名不为利，为革命战争献出宝贵生命的革命先烈吧！
粟裕：真正的铜墙铁壁
粟裕，解放战争期间担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华东野战军副司令等职，指挥苏中战役、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等。
人民是父母
1946年6月底，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撕毁了《停战协定》，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革命战争，妄图在三至六个月内，侵吞解放区，消灭解放军。华东地区，南连京沪，北近平津，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华中野战军的部分主力为执行解放战争初期的作战任务，于同年7月中旬至8月底，在华东解放区前沿的江苏泰兴、如皋、海安、邵伯地区，胜利地进行了苏中战役，歼敌五万余人。之后，与山东野战军在苏北会师，组成了华东野战军。1947年1月北撤山东。
华东野战军北撤山东，是为了进一步集中优势兵力，在解放区内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地机动作战，以更多地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这时，不少同志对这一发展的重大意义，一时还不能完全理解。而且，原华中野战军的指战员多数是苏中子弟兵，要他们在刚刚打了胜仗之后，就撤离自己用生命和鲜血保卫过的土地，使养育自己的人民群众遭受国民党军队带来的可以想象的灾难，思想上的弯一时也不容易生转过来。加之由苏中到山东，环境和生活习惯的变化，使许多同志思想情绪上有所动荡。所以，解决普通存在着的这些问题，是巩固和提高战斗力的关键，是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一个中心任务。当时，部队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干部，进行了大量的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同时，山东的党，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特别是原华中部队进入山东后驻扎的临沂地区的人民群众，在天寒地冻的严冬季节，给部队以热烈的欢迎和无微不至的亲切关怀、照顾，那种深情厚谊、鱼水之情，使全体指战员感到无比的温暖。临沂地区的人民，宁肯自己吃糠，吃地瓜叶，甚至以树叶，野菜充饥，也要把用小麦、玉米、小米、高粱做的煎饼送给部队。宿营时，有的群众把刚结婚的新房也腾给我们住，妇救会、“识字班”的妇女到各班去问寒问暖，抢着缝衣服、鞋袜；许多老大娘把自己赖以换取油盐的鸡蛋也拿出来，甚至杀了老母鸡，送给部队的伤病员。山东人民在战争中组成浩浩荡荡的支前大军，车轮滚滚，担架如林，前送粮弹，后运伤员，放哨带路，看押俘虏……他们是那样地坚强勇敢，不怕困难，奋不顾身，竭尽全力地支援人民子弟兵。但是，对蒋介石他们又有着刻骨的阶级仇恨，要求部队多打胜仗，多消灭敌人，保卫解放区，扩大解放区，解放还在苦难火海中的人民。他们这种坚定鲜明的阶级立场，崇高炽烈的革命感情，使原华中野战军的同志受到了生动而实际的教育。对部队的思想转弯，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人民对了弟兵的热爱，关怀，始终是鼓舞部队前进的巨大力量。
一切为了前线
1947年1月，陈毅同志主持召开了鲁南会议，照中央的指示，华东野战军进行了统一整编。这时，山东已成为敌人进攻的主要方向之一，华东战区一系列重大战役大都是在山东境内进行的。当时，全国解放区处于被分割的状态。各解放区必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解决战争的一切需要。除了武器弹药主要取之于敌人外，其它一切都要依靠人民群众。当时华东野战军，连同地方党政机关共约三十多万人。山东人民不仅要担负这三十多万人衣食住用的物资供应，还要担负起战争的巨大消耗。而那时的山东解放区只有十二万六千平方公里的面积，二千六百多万人口，大部分城镇和铁路交通线又被敌人占领，抗日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军破坏的经济，还没有得到恢复，广大农民少吃缺穿，生活极为贫困。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英雄的山东人民始终以无私无畏的革命气概，勇敢地承担起了支援连续进行的、大规模战争的重担。
在中共中央华东局的直接领导下，山东的党和人民政府，贯彻执行“一面打仗，一面建设”的方针，积极发展战时经济，把解放区的人力、物力、财力科学地调动和组织起来，既照顾到军队的需要，又注意到人民负担的可能性，实行“耕战互助”、“以战养战”，把土改、生产，支前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特别是较好地解决了解放区经济的主要支柱——粮食问题，为支援战争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山东的党、政府和人民，在蒋介石发动军事进攻的前夕，就积极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把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土改运动是一场解决广大农民根本利益的伟大革命，反映了中国农民上百年来的愿望，几百万亩土地回到了农民手中，大大地调动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和生产热情。他们第一次在自己分到的土地上，精耕细作，努力生产。虽然还是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但是摆脱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桎梏，生产就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土改的胜利为战争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前线战争的胜利，又保卫了土改的胜利果实。翻身农民是战争重担的主要承担者。蒋介石的疯狂进攻，使千百万翻身农民，从切身利害中更深刻地体验到解放战争的正义性质，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和战争的胜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把对战争的支援看作是义不容辞的光荣责任。
“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胜利”，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响亮口号。尽管是在遭受敌人摧残，自然灾害严重，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生活极端艰苦的情况下，山东广大翻身农民却自觉自愿地为革命节衣缩食、茹苦含辛，甚至不惜破产毁家，承担着战争对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消耗，全心全意地爱护军队，支援前线，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神圣的人民解放战争。
不竭之源
华东野战军经过一年的内线作战，连续打了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等战役，歼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战争进入到第二年，为彻底粉碎蒋介石妄图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以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人力物力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我军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指示，以主力打到外线，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在外线大量歼敌。同时，以一部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留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华东战场上的战争越打越大，而且打的大都是硬仗、恶仗，我军有了较大的伤亡、减员。因此，补充兵员的任务十分繁重、艰巨。
为保证华东野战军有充足的兵员，山东解放区的党和政府，在领导人民进行土改、复查、反霸斗争的基础上、结合蒋介石疯狂进攻解放区残酷杀害人民的现实，深入开展反蒋诉苦、庆祝翻身和土地还家等活动，号召人民群众“到前线去，到主力去”。千百万翻身农民把参军当作一项最光荣的任务，争先恐后、积极报名，涌现出许许多多“父母送子”、“妻子送郎”、“兄弟相争”、“村干带头”的动人事例。他们说：“穷人挨冻受饿，就是因为没有土地，有地没人保，还是不牢靠。”有家农民两个儿子争着参军，互不相让．只得开家庭会解决。他们在参军大会上说：“国民党害了咱，共产党救了咱，没有解放军上哪捞胜利，咱不参军谁参军。”有个农民，战争开始时，送大儿子参了军、后来又送来了二儿子，为打败蒋介石，他还要把三儿子送来。胶东莱阳县赤山区，一千名民兵集体参军，编为一个营，加入了主力，成为当时闻名胶东的“赤山营”。淄川县当时只有四十余万人，土改复查后，一次扩大一个团，两千余人补进了主力。仅1947年1年间，就有二十九万五千余名翻身农民的优秀子弟光荣入伍。在战争中，我军补充了大量解放战士。翻身农民的优秀子弟，作为人民军队的主体和骨干，对把解放战士教育改造成为人民而战的革命军人，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在三年的解放战争中，山东人民共发动了四次大的参军运动，送出了五十八万九千余名优秀子弟参军。他们像千百条小溪流，汇成了奔腾万里的大江长河，源远流长，滚滚向前，使华东野战军越打越多，越战越强。有这样的人民，还有什么敌人不可战胜呢？
……
每当回忆山东人民对解放战争的全力支援，我就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华东战场，听到了那隆隆的炮声和千万辆支前小车发出的有节奏的鸣响，也仿佛看到了英雄的山东民兵和浩浩荡荡的支前民工在随军转战、奋勇支前的情景。我不由地想起了陈毅同志在《记淮海前线见闻》中的诗句：
几十万，民工走不通，
骏马高车送粮食，
随军旋转逐西东，
前线争立功。
担架队，几夜不曾睡，
稳步轻行问伤病：
同志带花最高贵，
疼痛可减退？
……
这就是对当时民工支前的真实写照。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山东人民又“推起小车下江南”，同其他解放区的人民一起，参加了渡江战役，解放南京、上海，一直随军打到浙江、福建等地。山东人民支援解放战争的英雄业绩，将永垂史册，永放光辉。
早在1934年1月，毛泽东同志就曾经说过：“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今天，当我们回忆山东人民对解放战争的巨大支援的时候，重温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仍然感到十分亲切，完全正确。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引起了作战方法的变革，未来的反侵略战争必将极大地不同于过去的革命战争。
但是，人民战争的根本性质，是不会改变的。我们要蠃得战争的胜利，仍然必须坚持人民战争的思想。真正的铜墙铁壁，仍然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人民群众，这是肯定无疑的。
——摘自《粟裕战争回忆录》
许世友：西进参战
许世友，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东线兵团司令员，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等。
1947年1月，我从胶东军区所在地莱阳城，率领前指进至招远、掖县地区。胶东军区所属五师、六师正在这一带整训。
三九严冬，滴水成冰。渤海湾里飕飕寒风，掠过冻结成硬壳的土地。我们驰马走遍部队所驻的大村小庄，却感到一团团烈火在干部战士心小燃烧。当时，部队传达了华东局临沂会议精神，把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形势、任务和作战方针的指示迅速贯彻到干部战士中间。党中央、毛主席决定，为了在华东战场统一部署，统一行动，展开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山东、华中野战兵团合编为华东野战军。胶东军区五师、六师、三旅奉命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五师、六师、三旅依次改编为二十五师、二十六师、二十七师），纵队领导由胶东军区领导兼任。
在整训期间，部队进行了形势任务教育。师、团领导干部深入连队，用“爬山顶”的比喻讲解当前形势：自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以来，我军在全国战场的战略防御阶段，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共歼敌五十六个旅。中央军委指示华东我军高度集中兵力，在一个半月至二个月内歼敌十个旅左右，以配合其他战场反攻，并为自己转入战略反攻创造条件。目前的艰苦困难，正好比是“爬山顶”，要拿出全身的气力，要有拼命精神。全纵上下提出了“放下包袱爬山顶”的口号。从很多连队的墙报上可以看到这样一幅图画：画面上有一座大山，两人同时登攀，一个把思想包袱丢开后很快爬上去，另一个背着一大堆个人主义、家乡观念等包袱，结果累得满头大汗总是登不上。当时部队中还传唱着这么一首“爬山调”：
一百里路走了九十九，
剩下一里还得向前走。
擦把汗，加把油，
爬过山顶胜利在前头！
通过形势任务教育，广大指战员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有了较深刻的领会，树立了全局观念，明确了搞革命不能守在家门口，不能有狭隘的地域观念。要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以歼敌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城市或地方为主要目标，把区域作战的思想转变为大规模的运动战思想。大家响亮地发出了“上级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的钢铁誓言。
1月底，蒋介石在宿北、鲁南战役损兵折将后，急忙策划了所谓“鲁南会战”计划。为实现其全部占领华东解放区，消灭华东我军，或迫我军退至黄河以北的企图，蒋介石纠集华东战场所能集中的全部机动兵力，共二十三个整编师，五十三个旅，以临沂、蒙阴为目标，南北对进，夹击我军。南线以敌整编第十九军军长欧震指挥的八个整编师二十个旅组成主要突击集团，自台儿庄至城头一线北犯临沂；北线以敌第二绥区副司令官李仙洲指挥的三个军九个师组成的辅助集团，自胶济路南犯山东腹地；另以第五军，整七十二、七十五、八十五师等部集结鲁西，配合鲁南作战。敌人这样的集中兵力，是解放战争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蒋介石亲飞徐州，面授机宜。参谋总长陈诚坐镇徐州督战，疯狂扬言“党国成败，全系鲁南一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气势汹汹，摆开了决战的架势。
2月4日，北线李仙洲集团进占莱芜。南线蒋军判断我主力必守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则“集小兵力，稳扎稳打，齐头并进，避免突出”。中央军委、毛主席及时指示我军：敌愈深入愈好，我打得愈迟愈好，只要你们不求急效，并准备于必要时放弃临沂，则此次我必能胜利。根据中央军委、毛主席的指示，华野首长全面分析了敌我态势，南线之敌右翼郝鹏举部被我歼灭后，敌主力后缩，密集不好打，而北线李仙洲集团已形孤立突出，遂决定以两个纵队于南线佯动并担任阻击任务，集结临沂附近的五个纵队隐蔽北上，以歼李仙洲集团。我率二十五师、二十六师奉命西进参战。
2月5日清晨，启明星尚未隐没，东方露出淡淡的鱼肚白，我纵驻地的村口大道上就沸腾开了。凛冽的寒风里，战士们身着胶东被服厂赶制出来的米黄色的新棉军装，精神抖擞，意气风发。红旗在队前飞舞，战马昂首嘶鸣。乡亲们放鞭炮，吹唢呐，敲锣打鼓，欢送子弟兵踏上新的战斗征程。大道两旁，儿童团员抢着帮战士们扛背包，大娘大嫂们拿出刚煮熟的鸡蛋往战士们手里塞，深情叮咛大家打胜仗。
在每个指挥员、战斗员的身上，都寄托着家乡人民的殷切希望。
——摘自《我在山东十六年》
叶飞：肃清福建的匪患
叶飞，解放战争期间历任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等职，先后参加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豫东等战役。1949年任第三野战军十兵团司令员，参加渡江、上海战役，之后率部南下解放福建，任福建军区司令员，并指挥部队肃清国民党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政府宣布以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公然侵略我国领土、领空和领海，支持蒋介石集团进犯大陆。
华东沿海，特别是福建前线，形势是十分紧张的。国民党军队随时有可能在美国海空军的支援下，发起对东南沿海的攻击，必须认真对待。
此时，党中央、毛主席作出了相应的部署：指定陈毅同志负责指挥华东全局，浙江由谭震林同志负责，福建前线指定由我负责。
福建前线当时有两大任务：准备再攻金门，还要剿匪。这两个任务都很重要。如果不攻下金门，就谈不上解放台湾。如果完不成剿匪任务，后方不得安宁，社会秩序也不会稳定。
为了服从整个形势的需要，中央决定暂缓攻金，以便等待和积极争取整个情况的变化和条件的成熟。
1950年11月，毛主席电令福建我军解除再攻金门的任务，全力以赴进行剿匪，限于6个月内消灭一切成股土匪，并普遍实行土改。
福建土匪多如牛毛，哪个朝代都没有绝迹。一是社会原因，旧社会逼迫有些人铤而走险，我们的工作还没有深入到他们中间。二是福建的地形条件有土匪孳生的条件，山高林密，海阔港深，可以出没其间。三是解放的前进步伐太快，干部也缺乏，打下的地方，不及搜剿，不及清理，国民党的残余分子和散兵游勇，还有地方的恶霸和反动地主，勾结一起，在我后方空虚的一些地方，成帮结队，行凶作恶。国民党又封他们为什么“反共救国军福建省统一行动委员会”、“先锋纵队总指挥”、“专员”、“县长”等种种名目。到1949年冬，竟然发展到大小二百四十余股，四万多人，拥有长短枪二万七千余支，机枪三百余挺，盘踞着东山、永安、清流、明溪、泰宁、将乐、光泽、三元、建宁等十座县城和若干乡镇，四处骚扰破坏，袭击我政权机关，杀害地方干部和积极分子。
剿匪部队在“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思想教育基础上，依据“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武装自卫”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政策，在匪情严重的地区，组成党政军一元的领导机构，以主力部队为主，在地方武装和民兵协同下，实施重点清剿，采取奔袭、合围手段，力求一举扑灭大股土匪，随后即转入分散驻剿和追剿小股散匪。
1949年8月到1950年12月，福建全省共歼匪五万五千余，包括国民党派遣潜入大陆的武装匪特十四股，解放全部匪占县城。大批著名的匪首如贺可泉、刘午波、唐宗、吴全荣等纷纷就擒，匪众土崩瓦解，相继下山投降。至此，尚有残匪四千藏匿山地，三千流窜海上，股匪基本歼灭。
1951年1月，毛主席亲自来电慰勉，指示我们“继续不懈，坚持到底”，并在人民同意之下坚决迅速地处死那些“一切为民众痛恨的匪首、惯匪及恶霸”彻底清除匪患。
剿匪结合土地改革全面展开，匪出即剿，匪藏即发动群众分配土地，效果极为明显。福建省提前于1951年5月全部肃清了土匪，消除了后顾之忧。
福建完成肃清一切成股土匪任务之后，由于抗美援朝和军队建设的需要，二十四军、二十五军、三十二军先后调离和整编，福建留下二十八军、二十九军和三十一军三个军。二十九军一个师改编为海军（当时叫水兵师），担任巩固福建前线海防之任务。此时我海空军尚未进入福建，担任巩固海防前线任务的兵力只有两个军。
我们从当时福建前线的实际情况出发，把福建前线划分为两个作战方向，第一个作战方向是闽北福州方向，第二个作战方向是闽南厦门、漳州、泉州方向。对沿海防御的方针，决定采取控制海岛以防御海岸的方针，这样做就可以大大节约和减少第一线的防御兵力。我们还从地方的运输车辆打主意，规定沿海作战部队需要汽车时，地方运输车辆全部集中归部队使用。当时福建海口被封锁，鹰厦铁路尚未修通，交通运输全靠公路，地方运输车辆比较多，一旦需要时集中起来可具备运输一个军的能力，这个军就变成“摩托化军”了。
同时，我们对福州前线每个作战方向，对敌人可能登陆向我进犯的地方，都制定了作战方案。
对于福建前线的战略部署，还有一段插曲，就是与苏联专家的争论。苏联专家热情、细致、一丝不苟，但是脱离实际，硬搬教条。对他们，我们既感到有帮助，又感到与我们的战略思想格格不入。由于这些分歧和争论，苏联专家告我的状，不只告到毛主席那里，而且告到斯大林那里。
——摘自《叶飞将军自述》
王必成：飞兵激战孟良崮
王必成，解放战争时期担华中野战军第6纵队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第6纵队司令员，第三野战军第24军军长等。
1946年7月，国民党反动派悍然撕毁了九个月前签订的《双十协定》，向我长江以北的苏中解放区发动猖狂进攻。我华东野战部队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方针，向敢于进犯的敌人进行自卫反击。我第六纵队7月13日宣（堡）泰（兴）战役开始，就投入战斗，在苏中作战三个月后，奉命北撤，与在山东作战的兄弟部队会师。
1947年，我纵在鲁南山地练兵，总结作战经验补充了部分土改后参军的新战士，战斗力有了明显的提高。2月莱芜战役，在华东野战军陈毅、粟裕、谭震林等首长的正确指挥和兄弟部队的协同配合下，全纵歼敌达两万余人，取得了较大的战果，鼓舞了士气。莱芜战役后又在博山地区休整一个多月。这些都为尔后进行胜利的战斗，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孟良崮战役是华东野战军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次光辉实践，在第六纵队的战史上，也是具有特色的重要一页。这一战役，虽距今三十二年了，可豪气壮山河的战斗场面，却仍然历历在目，使人记忆犹新。
挺进鲁南伏奇兵
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后，八个月中，被我军歼灭七十一万余人，被迫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1947年4月初，敌人纠集华东第一线兵力，共十三个整编师、二十四个旅，约二十五万五千人，分别由汤恩伯、王敬久、欧震组成三个机动兵团，从临沂至泰安线，并肩向北进犯，企图歼灭我华东主力于沂蒙山区。我华东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主动由鲁南向台中后撤，大胆诱敌深入，寻找机会歼灭敌人有生力量。4月22日至24日在泰安一带首战告危歼灭敌整编七十二师全部二万余人，打击了敌人重点进攻的嚣张气焰。敌人被迫采取了齐头并进，稳扎稳打的战术，三个兵团一字排开，像乌龟一样慢慢爬行，逐步向我沂蒙山区推进。
华野首长为调动敌人，制造战机，命六纵与一、三纵并肩沿津浦路西侧南下，出击宁阳，以威胁敌重要的补给基地兖州，打乱敌人重点进攻的部署。当时，我们南下，敌则北上，双方部队经常擦肩而过，好像捉迷藏似的。我纵与敌周旋到5月初，又奉命北进鲁中，协同一、三、四纵围歼北犯新泰的敌十一师。但是刚刚形成战役合围，敌二十五师、八十三师等部分头来接，向敌十一师急速靠拢，这种情况不利于我选择打击目标、歼灭敌人，华野便命令部队迅速后撤。这时，我纵己插至新泰、蒙阴之间的羊流店以落三面临敌，既不利于向主力靠拢，也不利于就地独立作风情况比较艰难。我和纵队政委江渭清、副司令员皮定均、参谋长杜平等同志一起分析了敌我态势，根据华野总的意图，确定部队的行动方向。我们考虑，鲁南是敌人的后方，兵力空虚，如果部队插到那里，可以迷惑敌人，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又可随时北上参战，容易收到出敌不意、突然袭击的效果，遂毅然决定向鲁南挺进。因时间紧迫，我们一边组织部队行动，一边向华野报告。华野很快发来加急复电，同意我们的行动方案，并指示我纵“注意隐蔽待机，不要过分刺激敌人”，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挺进鲁南的任务和目的。
插到鲁南敌后去，干部战士不是那么想得通的。因为当时进攻山东的敌军有三大主力：一个是第一兵团张灵甫的整编第七十四师，一个是第二兵团胡琏的整编十一师，再一个是第二兵团邱清泉的新五军，这三个主力中的七十四师我们曾与它较量过多次，是六纵的老冤家、死对头。……北撤山东时，大家听说七十四师跟在我们屁股后头，无不摩拳擦掌，发誓要坚决消灭它，报仇雪恨。可是，眼下我们部队要从故人的缝隙包括到鲁南敌后去，与七十四师背道而驰，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为此，纵队党委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引导指战员正确理解华野首长诱敌深入，持重待机的方针。我们向干部说明，作战指挥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力争主动，力避被动，避敌之长，击敌之短。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如果我操之过急，分散兵力与敌决战，就有被敌各个击破的危险，主动地走，是为了更好地打。指战员树立了全局观众部队便顺利地插到了平邑以南地区。从此，我纵忽聚忽散、忽东忽西以飘忽不定的行动来迷惑敌人，有时为照顾全民宁可放弃到口的肥肉不吃，来麻痹敌人，使敌人弄不清真假，判不明虚实，为突袭歼敌设下了伏兵。
鲁南地区，深受敌七十四师、十一师和二十五师残害。当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给我军以巨大的支持，同时也要求我们帮助拔除几个敌人据点，为民除害。华野曾电示过我们要“配合地方武装打击、牵制敌人，迫敌回师鲁南”。纵队党委反复研究，决定于5月8日晚配合鲁南地方武装，攻击白彦、城前两个敌军据点。打响之后，白彦之敌逃窜到城前，企图在城前集中兵力，进行顽抗。这时，我们从华野发来的“敌情”中获悉，汤思伯第一兵团七十四师等抵向蒙阴的坦埠以南大箭、马山、佛山等地进犯，我军四纵、九纵正与之接战中。这一迹象表明，敌人已被我军所调动，进入宫中山区，就我范围。据以往经验，这种情况预示着一场大规模围歼战就要开始了。粟裕副司令员曾亲自对我们讲过：“打七十四师，少不了你们六纵。”这次大打，很可能用上我们，必须早做准备。于是，纵队党委重新研究了战况认为城前这个敌军据点若久攻不下，我纵难以迅速脱身北上；若迅速拿下又将引起敌人的疑虑，暴露我纵位置，遂决定立即停止对城前据点的攻击，将部队撤离城前附近地区，隐蔽下来，耐心等待歼敌时机的到来。正因为这样，我纵的行动，始终没有被敌所察觉，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他们的腹背会有我们这支两万余人的伏兵。
——摘自《孟良崮战役资料选》
王建安：我从华北到山东
王建安，解放战争时期是华东野战军第8纵队司令员兼政委、东线兵团副司令员，参与指挥了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
默望着敬爱的周总理亲笔起草、经伟大领袖毛主席修改阅正的庆祝济南战役大捷的贺电，翻阅着自己当年在战斗的硝烟中写下的几页日记，我仿佛又被带到那戎马倥偬、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耳边又响起了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教诲，眼前又浮现出硝烟弥漫中的猎猎红旗和我军广大指战员浴血奋战的情景。济南战役的胜利，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量，是地方党、政、群众各团体对革命战争的全力支援，军民浴血奋战的结果，是一曲毛主席光辉军事思想的胜利凯歌。
1948年，洛阳战役胜利结束后，我奉命调往华北一兵团，做解放太原的准备工作。按照军委的指示，我从洛阳动身，来到了石家庄，找到办事处负责人吴玉章同志。由吴老安排，天黑以后派了一辆小汽车，秘密地送我来到石家庄西面的一个小村子（孚家坪），见到了毛主席。那时，毛主席从延安转移到孚家坪，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日理万机，昼夜操劳，累得身体不很健康，正在带病坚持工作，还有一名医生在身旁。毛主席虽然面庞清瘦，但双目炯炯有神，说话声音洪亮有力。他见我来了，亲切地让我坐下，接着就给我讲述了当前解放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最后，毛主席对我说，根据当前的战略任务，先解放济南。经过军委研究，建安同志你就不去华北一兵团了，回山东去，到山东兵团。许世友同志任司令员，你任副司令员。有什么意见吗？我立即回答：“没有意见，一切行动听指挥。”主席听了很高兴。关于解放济南的具体部署，主席叫我去找周恩来同志。
晚饭后，我来到了周副主席的宿舍。在整个解放战争中，周恩来同志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作为军委副主席参与重大战略决策和战役计划的制订，协助毛主席指挥全国各个战场的解放战争。坐定后，我立即汇报工作。周副主席仔细地听完我的汇报，并详细询问了部队的政治、思想、军事工作情况，循循善诱地让我充分发表对解放济南的看法。我考虑了一会，就把自己的想法一一讲了出来。周副主席鼓励我说，你的意见很好。接着，周副主席便按照毛主席的攻城打援，以攻克济南又歼援敌一部为战役目的的战略方针，作了详尽而具体的指示。他指出，解放济南意义重大，济南解放了，华北华东就连成了一片，更有利于我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是一次严重的作战，必须集中全力，在华东野战军的统一指挥下，坚决完成战役任务。就这样，我们一直谈到东方放亮。临别时，周副主席说：军委打算给华东发个电报。你马上回去传达解放济南的部署，做好战役的准备工作。
遵照毛主席、周副主席的指示，我离开石家庄，回到山东，在临朐和青州（益都）之间的一个村庄里（华东局驻地），向陈毅同志、张云逸同志、张鼎丞同志、粟裕同志等作了汇报。野战军前委经过充分讨论，一致表示坚决拥护毛主席的英明决定和周副主席的具体部署。根据上级决定，我又回到了山东东线兵团，向谭震林政委（第三野战军副政委兼兵团政委）、许世友司令员作了汇报传达。经过我们详细研究并报上级批准，决定成立了“前线指挥所”，在华东野战军首长的领导下，夜以继日地进行准备工作，提出了“打开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响亮的战斗口号，为摧毁蒋介石反动集团在山东的堡垒——济南，解放全山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华东局、华东军区统一领导下，还成立了支前司令部，动员党政军民一切力量投入战斗。山东人民出动了五十万名支前民工，准备了一亿四千万斤粮食，备好了一万八千辆小车和一万四千副担架。各地地方武装和民兵也都同仇敌忾，严阵以待，布下了消灭济南国民党军队的天罗地网。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