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剑阁派出侦察兵后，邓名继续检查成都府衙门的工作，发现大部分工作都做得很粗糙。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不是刘晋戈的工作能力欠缺——虽然因为缺乏经验，刘晋戈确实干得相当糟糕，但更重要的是现在成都衙门要管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宋明以来，地方官的权力非常大，是天子的代理人，既是朝廷的耳目，也是朝廷的爪牙。不过地方官实际运用的权利非常有限，对豪强、宗族势力妥协，默许他们控制乡镇里的司法权，承认并帮助他们获得各种特权。因为地方官根本管不过来那么多事，仅仅府县断案和收税这两件事他们就忙不过来，都需要刑名师爷和地方豪强协助。
在邓名有意的引导下，年轻的成都府衙门雄心勃勃地插手社会的各个方面，职权范围大大超过传统意义上的地方官府，这当然导致政府的负担剧增。现在成都已经实行司法、行政分离，稍微减轻了刘晋戈的负担，一般的民间纠纷由亭士负责调停，虽然亭是行政单位，但如果百姓对调停结果不满会向提刑官上诉而不是找刘晋戈告状。袁象仅负责这一项就忙得不可开交，见到邓名后，袁象就表示他需要招募大量的师爷，建立一个幕府来完成工作。邓名告诉他可以扩充编制，提拔更多的正式提刑官来分担工作，具体的培训和资格问题可以进一步讨论。
尽管不用过问司法问题，刘晋戈的工作压力仍然是正常情况下的地方官十数倍，因此他只能有选择地去做一些在他看来最急迫的工作。
年纪轻、身体又好，刘晋戈看上去还没有意识到他的负担将来到底会有多重，说道：“提督，卑职的看法是，农收的时候卑职主要就收保护费，农闲的时候卑职主要就盯着春熙路……”
至于现在，刘晋戈的主要精力当然放在拍卖耕牛上。为了掌握第一手情况，刘晋戈几乎每天都要去拍卖现场监督。最近一段日子里，店铺税收、治水工程还有亭建设，刘晋戈根本没有时间过问。
“还有读书认字的问题。”邓名又问起教育一事，这个他走前并没有给刘晋戈明确指示，只是要他先收集资料。
“亭士每日都在学习文字，亭长也都已经选出。”刘晋戈回答的时候显得不是很有自信，因为人的精力有限，他已经好久没有过问亭建设问题了，只能凭印象回答邓名。
“我问的不止是亭士，还有其他人的认字问题。比如袁提刑刚刚说他需要更多的人手，作为提刑官，除了正义外，肯定要懂得律法吧？总不能靠掷铜钱判断对错。”邓名掰着指头说道：“各个商行都需要帐房先生，需要伙计，百姓需要学习如何更好地种植粮食，这都需要让先生去教。”
“这些事也要卑职管？”刘晋戈大吃一惊。
“当然，府学当然是知府在管。”邓名说得固然不错，但以往县学、府学虽然名义上由县令、知府负责，但实际上他们也就是做些拨给禄米的工作，偶尔抽空去视察一次，对具体教什么、如何教，地方官完全不闻不问，准确地说，他们就是想管也没有精力去管。
不过从现代社会来的邓名显然不会对教育不闻不问。他告诉刘晋戈，成都府必须扶助教育产业，针对目前的社会需要，培训合格的帐房先生、工人，推广先进的工、农生产经验，进行普法教育，清扫文盲。
刘晋戈愣了一会儿，模模糊糊地感到这份工作量恐怕一点儿也不比收税少。不过刘晋戈毕竟是个不满二十岁的小伙子，很快就抛下畏难心理，向邓名拍胸脯保证道：“提督放心，卑职就是晚上不睡觉，也要把这些事都办妥当。”
“好！我就指望刘兄弟了。”邓名勉励了几句，接着又拿出另外一个问题：“将来的亭士选拔和考核，你有什么打算？还有知府衙门里的吏员如何确定编制？如何选拔？如何替补？”
“这个……”在刘晋戈的印象里，无论吏员还是亭士都类似传统意义上的小吏，而小吏的选拔、替补方法非常简单，血缘继承加上老吏的举荐：“自然是子承父业，兄终弟及，若是有缺员就由亭长推荐呗。”
“不行！”邓名毫不犹豫地否决了。在他看来这和封建社会的皇权不下乡一样，只是因为地方官管不过来所以才干脆白送给地方豪强。他把自己的想法对刘晋戈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就是建立选拔、考核的体系，还有对同秀才的民情调查。
这个时候熊兰和袁象都向刘晋戈投过去同情的目光。本来他们还觉得三个人的工作量差不多，现在形势已经很明显，熊兰和袁象背上虽然都有一座大山，但刘晋戈则要背着三座。
而刘小伙儿少年壮志不言愁，满怀慷慨豪迈之情：“嗯，刚才对提督说我不睡觉也要把府学办好，这个考核选拔嘛，看来只好少去卖两天牛，抽空搞出来。”刘晋戈以为熬上几天不睡觉，把一套规矩建立起来就可以完事大吉，想到这里就再次保证道：“提督放心，卑职会亲自过问所有吏目选拔的事情。”
“好。”邓名赞许地点点头，继续往刘晋戈肩头上摆放大山：“关于治水、修路，你都是怎么想的？”
“这个……这个也要卑职负责么？”无论刘晋戈的乐观主义情绪多么强烈，额头也开始渗汗了。
“是啊。”邓名指出，修桥铺路一向是地方官的本职工作。虽然常常在上百年的时间里，几十任地方官都不进行任何路桥建设，但至少名义上这还属于他们的工作。
修桥铺路涉及到筹措经费、组织人手、工程规划、征地购材，没有任何一桩工作是简单的。在正常情况下，地方官就算心里有过想法，认真琢磨一下具体的困难也就会放弃，不要说城外的路，即使县城、府城城内的道路，百年、甚至几百年不修整也是常事。所以这虽然是地方官的份内之事，但百分之九十九的官员都不会动这个念头，他们更希望有富商、缙绅出头做这件事，由那些有钱、有闲的人来完成这种极费精力的大工程，地方官很愿意用匾额和朝廷的表彰来报答牵头人的任劳任怨。
“就像春熙路一样，合理的修路可以让我们征收到更多的税赋，这是政府在挣钱；此外，大道的建设可以帮助我们更快地调动部队，有利于都府的防守和进攻，这是政府在合适地花钱，刘知府有时间去研究一下吧。”邓名强调了一番这份工作的重要意义，然后就毫不客气地把全部工作扔给了刘晋戈。
除了修路以外，邓名还暗示刘晋戈应该考虑工、商业区的建设规划，好让成都变得更加繁荣，生产效率更高，让政府能够得到更多的好处。
“卑职不知道能不能做得来。”刘晋戈只是简单地想了一会儿，就感到头皮发麻，大量需要考虑的事物混杂在一起，在脑海中缠成了一团。
“刘知府一个人做不来。”听到邓名的设想后，袁象饶有兴致地想了一会儿，发现这些事复杂得远超想像，他马上向邓名求情道：“这么多事情，至少要再分给三个人才有可能办到。”
“如果分给几个人办，那就容易出现各行其是。”邓名当然想把职权分开，因为没有人能独自办成这么多事情，而且他也不愿意把这么大的权力统统交在一个人的手中。传统官府的权利相比现代官府是很有限的，但地方官仍然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而不受控制的现代政府官员，想成为亿万富翁似乎不是什么难事，至少邓名有这个印象。
不过凡事都要讲求策略，邓名虽然一点儿也不信任官员的自律，但他绝对不肯表现出对刘晋戈、袁象等人的不信任。邓名忧心忡忡地说道：“如果我把收税、教育、建设规划都分开的话，他们就可能各自搞自己的一套，而你们刚才都听到了，这些事情都是紧密相关的。我的打算就是刘兄弟你把事情负责起来，而袁兄弟负责审核具体办法是不是会对百姓有害。这样，就可以在不害民的前提下，尽可能地让政府挣钱。”
“不如这样，”熊兰突然提出了一个建议：“提督可以像成立银行一样，把收税、教学、修桥铺路或是其它的事情各成立一个衙门，但这些衙门和银行一样，都在知府衙门的控制之下；刘知府负责统筹全局，让各个衙门不至于各行其是。由刘知府来判断不同衙门的办法是不是有害于其它的衙门，而袁提刑负责判断他们会不会有害于同秀才们。”
邓名深深地看了熊兰一眼，对方脸上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之色。邓名想到：“熊兰没有任何掩饰、躲避或是默契之意。或许他是因为我对袁象所说的话而举一反三吧，但这种反应速度也太快了，我还以为他们需要更多的思考时间，我也得再暗示几次呢。不知道熊兰认为我是为了分权而分权，还是真的对现代分权管理的益处理解得这么快？”
“熊行长说得有理，我考虑一下。”邓名觉得市政府的协调作用应该大于决策作用，除了防止腐败外，也可以避免外行领导内行。邓名打算成立教育局、税务局和规划局，但在最初阶段其中的工作人员肯定都是外行，不知道外行会不会比“被外行领导的外行”好上一些。
邓名觉得，熊兰也许是一个特别善于理解现代社会制度的天才：“我把银行交给他，只是简单地说了说，他就能迅速扩大业务，并且意识到人才培养和人才储备的重要性，主动向我要求招募更多的经理和收银员。嗯，无论哪个时代总会有这种天才的，他应该是在经营银行的过程中，意识到了近代管理方法的优越性。”
熊兰的成绩必须要肯定，而且他帮邓名搭梯子的功劳也需要表彰，邓名就宣布道：“明日我去熊行长的银行看一下。”
熊兰立刻激动起来了。邓名对银行经理、收银员、保安大队的检阅可是殊荣啊，更不用说还是邓名返回成都后检阅的第一支部队。对于银行职员的精神面貌熊兰很有自信心，虽然没有上战场，但熊兰的训练工作始终没有放松，盔甲刀枪都擦得和新的一样，每天收银员举石锁的锻炼时间比在军中时还长。在训炼的闲暇，熊兰还安排收银员学习了一些额外知识，包括算学和文字，这虽然与军队的本职工作关系不大，但也可以称为锦上添花。熊兰深信一定能让邓名赞不绝口，对银行部队十分满意。
看着熊兰激动的面孔和显露出来的信心，邓名断定银行职员一定训练得很好，因此对明日的视察工作也更期待了。
……
重庆。
川陕总督一直对邓名相当提防，以免被他突然进攻重庆闹个措手不及。不过邓名表现得相当有信用，一千九百多名俘虏都安然无恙地放回来了，明军也没有进行任何不利于李国英的宣传。
为了交换近两千个俘虏，李国英应该交付两千多头牛和同样数目的挽具、铁犁，不过李国英没有那么多的牛。经过心平气和的友好协商，高明瞻最后一共付给邓名一千三百头耕牛、五百条驴，剩下的物资都用农具补齐，锄头、斧头、镰刀、锯条、耙子等，高明瞻发现没有邓名不要的。
除了清军索要的战俘外，高明瞻还带回了一个装满金银的包袱，他低声告诉李国英：“这是邓名让下官转交给总督大人的。”
在明军转交的人员名单末尾，也隐晦地提到了这笔应由高明瞻转交的财宝。
看到这个包袱后，李国英吃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然后冷笑几声：“哼，邓名以为靠这么点黄白之物，就能收买本官么？”
“不是，”高明瞻老老实实地转告道：“邓名让下官转告总督大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不管他和总督大人在战场上如何，既然交易就要付给小帐，这叫‘亲兄弟，明算账’，他绝不会坏了规矩。”
“呸！”李国英愕然片刻，最终还是狠狠地骂道：“邓名虽然是贼人，但好歹也是一方巨寇，怎么会学商人那种贱民腔调？这分明是看不起本官。”
“谁说不是呢？”高明瞻附和了一声，但口风一转：“那这包袱金子？”
“本官当然不要。”李国英不假思索地答道，随口问道：“邓名有没有给你什么小帐？”
“没有！”高明瞻义正辞严地答道。
“嗯，你看，他就是想羞辱我。”李国英对此深信不疑。
在他看来，高明瞻曾经被俘，邓名不可能看得起一个俘虏，也不可能给俘虏好处；如果目的不是收买而是羞辱的话，邓名更没有必要给高明瞻好处，还有什么羞辱比被俘更重么？
“这些金子大概也有几百两了，你拿去和王明德他们分了吧，算是给你们压惊，再说重建军队也要花钱。”想了想，李国英吩咐高明瞻道：“这次你也是有苦劳的。”
“遵命，总督大人公而忘私，小官们一定粉身碎骨以报。”高明瞻感动地答道。
得知明军退走后，李国英放心了不少。在他看来，用一批耕牛和工具换到邓名退兵，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若是重庆这里有大量的军辎，明军势必眼红。当然，李国英若是撤离重庆的话，肯定会把所有的物质一把火烧光，不会给明军留下，但对方可能会存着万一的念想而发起进攻。可是现在的重庆，无论是辅兵还是明军短少的农具都被邓名拿去了，估计暂时明军不会再生出攻打重庆的念头。强盗抢足了，总要回山寨去休息些时日，等到再次无米下锅时才会又生出抢*劫的冲动。
“我们赢得了大概两年的时间，”李国英算算邓名此番打劫江南、湖广的所得，保守估计也有几十万石的粮食和数万男丁，现在再加上耕牛、农具，一两年内邓名不会有太强烈的出击欲望，李国英觉得这就给了他喘息之机：“至少也赢得了一年半以上，我们可以从容地退回保宁，然后和邓名再决雌雄。”
……
“总督大人怎么说？”王明德等人见到高明瞻后，急忙问道。
“总督大人不要他那一份，让我们自己分了。”高明瞻把包袱打开，对着周围被俘的众将说道。
“那我们就分了吧。”
大家先把金子一分两半，一半归高明瞻和三个成都被俘的将领，剩下的一半则归王明德、胡文科等人，他们分配的比例就是邓名付给他们的小帐比例。
“邓名这个人真有意思。”瓜分了金银后，大家又一次聊起了敌方的统帅，他们去索要被俘的部下时，邓名居然还按照他们赎回的人数付给回扣。以往打仗都是你死我活，谁也没有预料到会出现这种奇怪的事。
因为邓名把大部分金银都花在湖广了，所以他不得不临时印刷了一种特殊的欠条付给清军中的将领，这种欠条被他称为优惠卷。
“总督大人说，邓名一年半到两年之内不会再来打我们，我们应该趁机积聚力量，等两年后再次攻击成都。”
“会吗？那他给我们的这种优惠卷怎么是十二个月的有效期呢？”胡文科掏出了一张欠条在人前挥舞。这次胡文科赎回了一百个手下，邓名的金银有限，只能象征性地给了一些回扣，不过很大方地返还给胡文科二十个人的优惠卷，答应胡文科在一年内凭此卷免费要回二十个手下。
“这意思就是他觉得我们会在一年内去打他的成都吧？”王明德赎回了三百多人，从邓名的手里拿到了七十多张返还的优惠卷。
“然后再被他俘虏，再赎回？”另外一个将领问道，接着又打趣道：“王总兵，你要是又被邓名抓去一百来个人，不就能晋升那个什么‘非常重要人士’了么？”
这些优惠卷上还写着一些小字，如果每年赎回的俘虏超过五百人，邓名就会把他升级为“非常重要人士”，在未来一年的俘虏交换中可以享受“最优惠待遇”。如果连续三年赎回五百名俘虏以上，还可以升级为“终身非常重要人士”，以后每年都可以免费索回二十个俘虏，并享受未来不断推陈出新的优惠政策。
现在看起来，似乎只有王明德有机会晋级为“非常重要人士”。
“那就又是一百多头牛啊，”王明德知道同僚是在开玩笑，也没当一回事，他指着优惠卷底部的一排小字说明，同样对众人开玩笑道：“邓名还说了，使用返回优惠卷，不计入晋升‘非常重要人士’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