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日本东京。我的父亲母亲带我到姑姑家去。这天下午有个送别的酒会，是姑父请他相熟的几个美国朋友并给我们饯行的，因为我们不久就要到美国去。
姑父是个新闻记者。父亲自从失业以后，为要在日本居留，也在南洋的一个中国报社里，挂了一个记者的名义。我们平常来往的，居多是各国的新闻记者。
我们走到姑姑家里，客人们还没有来，姑父和平常一样，笑容满面地在忙着调鸡尾酒，两个穿白衣的日本侍者，在饭桌上摆着点心。
姑姑带着母亲和我，走进书房——这书房和客厅是隔着一层厚厚的帘幕——我看见祥哥坐在留声机旁边的地毯上，在翻看着唱片。他头上缠着纱布，眼边也青肿了。
祥哥是姑父的侄子，而姑父并不喜欢他。我听见姑姑同母亲说过，因为姑姑不生孩子，姑父要从外面接回一个孩子来，姑姑不肯，说：“我不要外面的野杂种，不如到老家把你那个没爹没娘的侄子接了来，倒是自己的亲骨肉。”姑父拗姑姑不过，只得把祥哥从国内乡下接来了。他只比我大几天，却长得又高又大，两只眼睛骨碌碌地，仿佛总带着一种怒气。姑父一看见他就讨厌，说他又野又笨。可是姑父越讨厌他，姑姑就越照护他。因此祥哥对姑姑还亲热一点。
我们到日本的时候，祥哥也不过刚到几个月。正是他一切不惯、举目无亲的时候，他和我一下子就混熟了。后来他上了美国学校，我上了国际学校，比较疏远了一些，可是他还是常到我们家里来看中国小说和香港寄来的书报，跟我们谈关于祖国的事情。他常常气愤地说：“在我们家里，一个中国字也看不到。我的叔叔简直是个假洋人，是个洋奴！总有一天我要逃出这个洋圈子！”
当然，拿祥哥来和我现在的同学们比，他的觉悟水平还是很低的，不过在我当时许多的竭力追求美国生活方式的男女同伴之中，他是羊群里的骆驼，鸡群中的仙鹤。只有他常常能给我一种刺激，提醒我祖国是可爱的。
自从祖国的志愿军来到朝鲜，帮朝鲜人民军作战以后，祥哥和我们都兴奋得了不得。每天从美国百般掩饰的军报里，研究美队节节败退的路程。我们两人还在屋顶的小房间里，收听祖国的广播，在收音机旁边手舞足蹈。但是自从我们一家要到美国去的消息说出去以后，祥哥对我们的态度，简直是坏透了。
我们走进书房的时候，祥哥连头也不抬。姑姑叹一口气，对母亲说：“阿祥又闯祸了，昨天在学校里打了一个美国孩子……”祥哥这时把唱片向地上一摔，愤愤地说：“谁叫他一直在我面前骂中国人？谁叫他骂‘不知好歹的支那人敢在美国人头上动土’？我早就警告过他了，我说：‘你小心！你再敢骂一句，我就打你！’这胆小鬼，躲到一群人的背后，尖声地叫‘支那……’还没等他说完，我分开人群，一拳就把他打倒了。跟他要好的几个美国孩子，还围上来打我……”祥哥自豪地撇着发肿的嘴唇笑了一笑，“别看他们把我打得脸肿鼻青，他们一个个也都挂了彩。后来居然也有几个中国孩子来帮我打起他们来了，这我倒想不到……”
这时院子里的石子地上，传来沙沙的汽车开进的声音，姑父在外面叫：“太太们，客人来了，你们都躲到哪里去了？”姑姑和母亲连忙走了出去。
祥哥没有理我，只找出一套《蝴蝶夫人》的唱片放在唱盘上开起来，自己靠着墙两臂交叉地坐着，眼睛直望前方，像是在听，又像是在想，一动也不动。
我在一旁激动地站着——时间过得慢极了！
客厅里忽然传来一个拳头打在纸本上的声音，一个重浊的哑声喊：“拿原子弹炸死他们！这些的鬼孩子们！”
祥哥霍地站了起来，脸色铁青。我赶紧走到帘缝里往外看，那个要拿原子弹炸死我们的，是八十五军医院的院长牛金上校。他满脸通红，手里举着一本杂志，封面上是一个巨人的头像，头像后面跟着密密层层的波浪式的人流。一个短胡子的记者，端着酒杯，嚼着满嘴的东西，走过来微笑地说：“的鬼孩子们，可不怕原子弹呵！我亲眼看见过他们那拼命劲儿！”另一个穿着敞领衬衫黄短裤的记者，也走过来说：“院长先生，你研究过他们身上带的那白粉没有？据说是药，吃了就会不顾死活地往前冲，比我们孩子们用的海洛因强多了！”牛金瞪着通红的眼睛，说：“什么药？他们是没有感觉的野蛮人！”这时我身后砰的一声，祥哥把留声机的盖子关上了，他对回过头去的我，用发抖的几乎是低吼的声音说：“你听见没有？这时候还有人跑到美国去，就是最……最没出息的！”他说着一下子就窜出门外去了。
我气得愣在那里，我不气祥哥，我气我那没有出息的爸爸和妈妈！
站了一会儿，我茫然地走出去。母亲正和威廉斯太太坐在小桌旁边。这个每个酒会必到，每到必醉的美国女人，这时已经喝得半醉了。麻黄色的乱发垂在涂着厚粉的额前，口红已经褪色了。她一手端着酒杯，一手夹着半截纸烟，对母亲比划着说：“告诉你，在美国会把你累死，除非你是百万富翁。在东京多舒服呵。日本下女多好，多听话，什么都替你做。我都发愁明年我们回国去怎么过日子。要能把这些下女们像行李一样捆起带走多好……”她歪歪斜斜地做着捆人的姿势，一杯酒全泼在桌子上了。她斜着眼对我递过空杯子来：“好孩子，给我到你姑父那边拿一杯威士忌梳打吧。”等我替她取了酒来回头要走的时候，她却把我抓住了，说：“谢谢你——你不是才十三岁吗？都快有你母亲高了。你一到了美国，喝了我们的浓牛奶，你就会长得更快。等我明年回去看你的时候，你该抹上口红，穿上高跟鞋，交上男朋友了！”我就像让她打了一个嘴巴似的，使劲地挣脱了，气促地说：“我永远也不会抹上口红……”我一口气跑到门外去，后面是枭鸟似的磔磔的笑声：“中国女孩子脸皮真薄，一说交男朋友就羞得那样子！”
我不想去找祥哥，我也更不想进展，我在院子里找到了自己的车子，坐到车子里去。我脑子里风车似的在转：够了，这就是我的前途！“搽上口红，穿上高跟鞋，交上男朋友”，“野蛮人”，“没出息”……
客厅里灯光零乱，声音嘈杂，侍者同下女们通过院子，在客厅和厨房门口匆匆地进进出出。我听见他们咕哝着低声地诅咒：“每次都得躺倒几个人，都醉死完事！”
最后，天色大黑了，这些醉鬼们才拖着拉着地、一溜歪斜地出来上了车，一拨一拨地走了。我听见姑姑在叫我，找我。接着父亲和母亲、姑姑都出来了，姑父跟在后面也喝得醉醺醺的。父亲开了车门探头进来，看见了我，就回头对姑姑笑说：“找到了，这孩子这些日子怪得很——你们进去吧，我们走了。”
一路上父亲开着车，母亲默默地坐在他旁边，我们谁也没有开口。
到了家，林先生的破车子已经停在门前了。我不大喜欢林先生，他是台湾籍的华侨，我们的下女说他是搞黑市的。他每次来总带走我们攒下的几瓶洋酒、几罐咖啡或是几包白糖，来的时候也总是鬼鬼祟祟地同父亲在书房里关着门说话，也许是算黑市账！
父亲和母亲都进书房里去了。我站在黑暗的院子里，望着隔壁渡边家纸门后面透出来的灯光，刚要迈步，忽然又缩回来了。自从我们要到美国去的消息说出去了以后，玲子对我也冷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