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篇
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已整整历经30年。这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的潮流，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毫不夸张地说，这3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深刻影响着当今世界格局和人类历史进程，谱写了中国乃至世界近代史上最辉煌的诗篇。
科教兴国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强国必先强教，优先发展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对实现全国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决定性意义。
以1904年癸卯学制颁布，1905年废除科举制为起点，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已逾百年。以1977年结束“**”、重新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制度为起点，使中国当代教育的发展、改革已经30年。30年来的发展和改革，中国教育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教育正在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强劲动力和丰沛资源。
30年的中国教育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1977年～1985年，拨乱反正，恢复整顿的阶段；1985～1989年，全面开展教育体制改革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2003年，教育发展的经济主义时期；2003年至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教育公平，探索面向未来的新的教育的时期。
1977年，邓小平的复出使人们预感到，中国将发生一场巨大的变化。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邓小平首先选择了教育作为拨乱反正的突破口。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对前来看望他的王震和邓力群说：
“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科学技术这么落后怎么行？要承认落后。承认落后就有希望了。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我希望从现在开始做起，五年小见成效，十年中见成效，十五年二十年大见成效。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重点大学。”
对于中国的科技队伍现状，邓小平很清楚。如果说当时美国的科技人员有120万，那中国只有20万，而且“还包括老弱病残，真正顶用的不多”。在邓小平看来，抓教育和科技不仅关系国家发展的长远大计，也是拨乱反正的突破口。因为，10年的“文革”打断了正常的教育秩序，已经使中国面临严重的科技和人才断层。这一年，距高考被废除已经过了11年。
1977年11月，在邓小平的亲自关怀和推动下，中断了十年的高等学校统一考试招生制恢复了。不久，《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正式否定了“四人帮”炮制的否定知识分子和十七年教育路线的“两个估计”，在全社会重新树立了尊重知识、重视教育的风气。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日益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1980年5月，邓小平为《中国少年报》和《辅导员》杂志题词，第一次提出了“四有”的培养目标，即“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这一表述后来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1983年的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中，改为“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守纪律”。到1985年，正式改为“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纪律”。邓小平特别强调“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培养“四有人才”成为20世纪80年代重要的教育口号。
邓小平制定的另一个著名的教育指导方针是“三个面向”。1983年国庆节，他为北京景山学校成立20周年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正式提出了教育现代化的任务。
“四有”和“三个面向”构成了改革开放时期教育发展的两个重要方向。当重视对青年学生的政治教育和控制时，强调“四有”；重视改革教育、造就优秀人才时，强调“三个面向”。“四有”和“三个面向”集中体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对教育的客观要求，成为中国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
1985年5月15日至5月20日，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新时期教育的真正起点。当时，中央相继颁布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3个决定，形成了20世纪80年代以体制改革为主的强劲旋律，极大地推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
《决定》提出了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相一致的新的教育方针：“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显然，它是对1958年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的否定和替代。强调教育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功能，教育从为政治服务转而为经济建设服务，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
《决定》指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虽然教育事业得到了恢复，开始走上蓬勃发展的道路，但是，轻视教育、轻视知识、轻视人才的错误思想仍然存在，教育工作方面的‘左’的思想影响还没有完全克服，教育工作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扭转。”《决定》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教育体制入手，有系统地进行改革。改革管理体制，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调整教育结构，相应地改革劳动人事制度。还有改革同社会主义现代化不相适应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
《决定》确定的比较重要的教育改革内容包括：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将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和管理权限下放给地方。1986年通过《义务教育法》，从贯彻实施的情况看，将基础教育的管理权下放给地方，建立起省、县、乡分级管理，财政以乡为主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对促进基础教育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管理权下放的重心过低，中央和省级财政承担的责任太少，在实施的过程中逐渐暴露出一些严重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目标得到了较好地实现。到1990年，全国高中阶段普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在校生的比例大致达到了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改革高校招生和毕业分配制度，学校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1988年4月，国家教委下发了《关于高等学校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意见》，并积极推进这一制度的实施。至1989年初，已有100多所高等学校实行了校长负责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撤消教育部，成立国家教育委员会。根据《决定》，1985年教育部改为国家教育委员会，成为国务院的一个综合部门，工作范围和行政权力有所扩大，在学校教育以外，统筹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等，真正面向全国教育领域，统管全局。但1995年，国家教育委员会重新改为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教育经费上做出“两个增长”的决定，即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教育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并决定地方政府可征收教育费附加，为义务教育增加了一项资金来源。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教育发展，有两个主要的特征，一是“发展大于改革”，追求教育发展的规模、数量、速度，呈现“跨越式发展”。二是90年代中期之后，教育逐渐走上了一条被舆论称为“教育产业化”的特殊发展路径。在发展主义、经济主义的发展背景下，教育以扩大规模、总量增长和提高宏观效率为主要追求。
1992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明确将教育定义为第三产业，教育由“上层建筑”被重新定义为“社会生产力”的一部分，纳入了国民经济的分析框架，教育产业和产业化的话语浮出水面。1999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将民办学校由此前的“补充”地位提高为“和公办学校共同发展”；扩大高中和高等教育规模，以教育消费拉动经济内需并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的思想进入了政策层面。
2003年底，《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出台，进一步确定了发展民办教育和教育产业的合法性。可见，“教育产业化”合理化、制度化的过程，是通过确立民办教育的合法性，继而确立公办学校转为民办经营的合法性，从而赋予学校获取教育经营利润的制度合法性。
这一时期主要的教育政策包括农村义务教育实行多渠道集资办学、“人民教育人民办”；高等学校进行合并和院校调整、高等学校大规模扩招和实行收费制度；实施“985工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中小学改革学校产权制度，实行“民营机制”、“名校办民校”和高收费，学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大学大规模借贷建设“大学城”，等等。在举国经商的气氛中，20世纪90年代高校掀起大办校办企业的热潮，以1994年北京大学推倒南墙、破墙开店为标志。
2003年下半年开始，随着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任务的提出，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思路开始受到质疑。教育部开始高调批评“产业化”思路，围绕解决农村义务教育问题，对农村教育、义务教育、教育公平的关注逐渐取代了此前以数量、规模、速度为主的追求，促进教育公平逐渐成为教育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
2005年5月，教育部发出《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正视和着手解决择校热、“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有效遏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校际之间教育差距扩大的势头，要采取有效措施遏制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之风。坚持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免试就近入学，不得举办或变相举办重点学校。具有优质教育资源的公办学校不得改为民办或以改制为名实行高收费，等等。
2006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新修改的《义务教育法》，确立了各级政府分担义务教育经费的机制，以及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方针。对“应试教育”和“教育产业化”政策的清理进入了法制轨道。
2007年5月，国务院发布文件，建立健全普通高校、高等职业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贫困学生资助政策体系。这是继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之后，促进教育公平的又一重大举措。
随着国家一系列措施的实施，中国的“优先发展和投资教育”正在成为现实。据统计，自2000年国家宣布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开始至2006年底，全国实现“两基”验收的县（市、区）累计达到2973个，占全国总县数的96%，“两基”人口覆盖率达到98%。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到99.27%，初中阶段毛入学率97%，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为75.7%。高中阶段教育（包括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成人高中、成人中等专业学校）在校学生4341.86万人，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59.8%。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校学生规模超过 2500万人，毛入学率达22%。至此形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
2010年7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的纲要中提出的战略目标是，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体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的素质教育。
这份纲要是中国进入21世纪后的第一个教育规划，是今后一个时期指导全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曾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并且说：“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
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邓小平的这一论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和科学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既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特点，也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科技事业蓬勃发展，科技实力持续增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得到加强，创新型国家建设进展良好，自主创新能
力稳步提高，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科研成果，有力地推进了高技术产业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2008年11月，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一系列《改革开放30周年报告》，其中列举了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指导下，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为确保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和各项科技发展计划的顺利实施，中国对科技事业的投入力度不断增强，科技经费投入大幅增长，科技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为各项科技活动的蓬勃开展和大批科技成果的涌现创造了良好条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科技人力资源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截至2007年底，国有企事业单位拥有工程技术人员、农业技术人员、科学研究人员、卫生技术人员和教学人员等五类专业技术人员2255万人，是1978年的5.2倍。同时，中国科技人力投入不断增加，科技研发人员的水平与素质不断提高，逐步形成了一支具有较大规模和较高水平的科技人才队伍。到2007年，全国从事科技活动人员达454.4万人，是1991年的2倍。目前，中国的研发人员总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推进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方面进展顺利，尤其是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越来越稳固，对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愈发明显。
以建立企业技术中心为主要形式的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不断加强，国家重点企业中的工业企业基本都建立了企业技术中心。至2007年，国家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已有499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达4023家。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2007年投入研发经费超过800亿元，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超过2万亿元，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提高。
为跟踪世界高科技发展前沿，中国自1986年开始实施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简称863计划），使中国在高性能计算机研制、微电子装备、能源技术、生物和现代农业、新材料等领域取得了一批标志性成果。
30年来，中国的科技实力大为增强，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尖端领域涌现出了一系列有着深远影响的重大成果。
在航天科学领域，中国不仅掌握了卫星回收和一箭多星等技术，还迎来了两座新的里程碑：由中国自主研发的“神舟”系列航天飞船的成功发射，特别是“神舟”五号、“神舟”六号和“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的圆满成功，实现了载人航天工程的重大突破；而“嫦娥”一号成功探月之旅则标志着中国首次月球探测工程圆满成功，中国航天技术成功跨入深空探测的新领域。
在信息技术领域，银河系列巨型计算机研制成功；量子信息领域避错码被国际公认为量子信息领域最令人激动的成果；纳米电子学超高密度信息存储研究获突破性进展；6000米自制水下机器人完成洋底调查任务，每秒峰值运算速度10万亿次的高性能计算机曙光4000A系统正式启用；首款64位高性能通用CPU芯片问世。
在生物科学领域，解决了亿万人吃饭问题的杂交水稻技术取得重大突破，首次完成水稻基因图谱的绘制；完成人类基因组计划的1%基因绘制图，首次定位和克隆了神经性高频耳聋基因、乳光牙本质Ⅱ型、汉孔角化症等遗传病的致病基因；体细胞克隆羊、转基因试管牛以及重大疾病的基因测序和诊断治疗技术均取得突破性进展。
此外，三峡工程成功完成，水库蓄水成功、永久船闸通航、首批发电机组全部投产，许多指标都突破了世界水利工程的记录；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成功解决冻土施工的世界性难题；秦山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成功建成并投入使用；材料科学、工程技术科学、地球系统科学、新能源技术、原子能技术、高能物理等各个新老学科均涌现出了一批较有影响、意义深远的重大成果。
诸多成就的取得，有赖于国家对科学技术的重视和投入，以及大量科技工作人员的辛苦付出。据统计，从1981年到2007年，中国累计取得省部级以上重大科技成果74.6万项；累计颁发国家自然科学奖842项，国家技术发明奖2962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0099项；吴文俊、袁隆平、王选、黄昆、金怡濂、刘东生、王永志、吴孟超、叶笃正、李振声、闵恩泽、吴征镒等12位科学家获得2000年开始评选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科技事业蓬勃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同时也应看到，当今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科技已成为支撑和引领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主要动力，谁掌握了先进科技，谁就掌握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权，这既是机遇，更是挑战。
国防军事现代化建设
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国防和军队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的一个重要方面，理所当然地也要经受改革开放的洗礼。30年来，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在改革开放中走过了辉煌的历程，实现了历史性的大发展，为中国和平发展和中华民族复兴提供了坚强的安全保障。
重视国防和军队建设，是党的三代领导核心的一贯思想。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人民军队要跟上世界军事发展的潮流，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切实捍卫国家的主权、安全和统一。
首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和革命化建设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经过长期考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也迈开了建设诸军兵种构成的合成军队的坚实步伐。当时的人民解放军基本是一支单一的以普通步兵为主的陆军，海军、空军仅仅刚具雏形，而陆军中的炮兵、装甲兵等技术兵种所占比例非常小。经过50多年的艰苦努力，人民解放军实现了由单一陆军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发展。不仅掌握着种类比较齐全的常规武器装备，而且拥有了具有一定威慑力的原子弹、氢弹等尖端武器装备。
1978年前，人们用“臃肿”来形容拥有600多万军队员额的军队，如今已经成为了一支规模适度、结构合理、机构精干、战斗力强、军队员额仅有230万的精锐之师。同时，军队建设着眼于全球性军事变革，完成了旧“三打三防训练”向新“三打三防训练”的转变。30年前是“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武器”，现在却已经是“打隐形飞机、打巡航导弹、打武装直升机，防精确打击、防电子干扰、防侦察监视”。
其次，现代化国防工业体系的完善。
国防科技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国防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关怀和领导下，特别是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的建设和发展，中国的国防科技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落后到先进，建立起了包括电子、船舶、兵器、航空、航天和核能等门类齐全、综合配套的科研实验生产体系，取得了一大批具有国内或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为军队现代化建设和切实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核工业方面，中国不仅可以生产制造原子弹、氢弹，还掌握了核潜艇技术，形成了中国的核威慑力量。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中国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截止至2010年10月21日，中国已建成秦山、广东大亚湾、岭澳、田湾等6个投入运营的核电站，另有12个在建的核电站，25个筹建中的核电站。
在航天科技工业方面，中国已拥有地地、地空、海空和空空导弹武器系统，运载火箭、各种应用卫星的研制和实验能力以及各种应用卫星的发射能力，在世界高技术领域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目前，中国战略导弹部队部署的东风-31A洲际导弹，最远射程达13000公里，是世界上射程最远、威力最大的导弹之一。
在航空工业方面，中国已能够生产歼击机、歼击轰炸机、轰炸机、直升机、运输机、教练机等，基本满足了海空军作战和飞行训练的需要。2011年1月11日，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五代歼-20隐形战斗机试飞成功。歼-20隐形战斗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将于2017年以后投入使用。
在船舶工业方面，中国先后自行研制建造了核动力潜艇、常规潜艇、导弹驱逐舰、导弹护卫舰、导弹快艇等作战舰艇，以及各种辅助船舶和新型鱼雷、水雷、反水雷等新装备。2012年9月25日，中国国防部宣布，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正式交接入列，从此结束了共和国没有航空母舰的历史。
在军用电子方面，中国已逐步发展成为具有相当规模，门类齐全的新兴工业部门，特别是在指挥自动化、情报侦察、预警探测、电子对抗和通信等方面，为军队提供了各种新式装备和产品，进一步增强了部队侦察、通信、指挥和作战能力。
再次，国防后备力量的建设日益完善。
建国伊始，党和国家就十分重视国防后备力量建设。中国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形成了一整套制度和优良作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尤其是从1985年，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明确提出“精干的常备军和强大的后备力量相结合，是建设现代化国防的必由之路”这一基本指导方针之后，作为一支伟大战略力量的中国国防后备力量，越来越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各级地方党政领导关心后备力量建设，各级军事机关狠抓后备力量建设，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持后备力量建设的可喜局面。
中国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经过一系列的调整改革，各项工作均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在参战支前、保卫边疆、发展生产、扶贫帮困、抢险救灾、维护社会治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国家的改革、发展和稳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2009年10月1日上午10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60周年阅兵礼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次阅兵不仅是建国60周年以来中国国防军事力量的集中展示，更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大规模检阅。
正如香港《大公报》评论所说：1949年见证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北京天安门广场，在60年后的今天，再一次见证了中华民族又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国庆60周年大阅兵和庆典巡游。60年一甲子，中华盛世再现。今天的中国，无论是军事实力、国际地位还是人民生活，和60年前相比，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
实力与正义的胜利：香港回归
1997年，当“香港特别行政区”这一前无古人的创制诞生时，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于此，其中更不乏悲叹、惊惧与质疑。撒切尔夫人在1982年曾说过，收回香港将“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但中国行使主权之后，极端情况并不曾发生，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马照跑、舞照跳”的承诺得到兑现。
时至今日，即使是最有偏见的观察者，也不得不承认，香港依然繁荣自由、充满活力，并获得了全世界的普遍美誉。与此同时，香港依然还有更多的生意要做，还有更多的制度要建，还有更多的问题要想，还有更多的权利要争。这一切景象的背后，无不依存着中国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大能量。
香港地处华南沿海，由香港岛、九龙半岛和新界三个部分组成。它位于中国大陆南端，西隔珠江口与澳门相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其历史最早可追溯至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香港便一直处于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后，积贫积弱的清政府无力抵抗帝国主义国家的坚船利炮，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香港由此变成了英国的殖民地。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从未放弃过争夺香港的斗争。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曾向英国提出归还香港的要求，无奈“弱国无外交”，英国政府对蒋介石的要求不屑一顾。
1949年，中国大陆乾坤已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15兵团南压深圳，此时直取香港可谓探囊取物一般。林彪站在深圳河北岸遥望灯火通明的香港，向毛泽东请示部队的作战方针。毛泽东沉思良久，终于电令林彪不要进入香港，并说香港是下金蛋的地方，对即将进行的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有特殊的作用。
其实，英国政府以为来势汹汹的共产党军队一定会收复香港，甚至提前撤走了大部分驻港军队。四野的百万雄师在深圳河北岸轻描淡写地驻足、离去，却吓得英国政府战战兢兢。
因此，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英国政府率先在《华侨日报》上以大标题刊登“毛泽东已保证香港地位安全，英国年内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因为没有立即收回香港，英国政府不顾美国反对，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从而打破了西方阵营对新中国的外交孤立状态。香港也成为冷战时期新中国对外联系的一个窗口。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随之，香港回归被提上了日程。对于香港问题，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这个构想。
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就是讨论香港问题。面对英国政府仍然想控制香港的“幼稚想法”，邓小平直截了当地向撒切尔夫人表明了中国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
“坦率地讲，主权问题是不能讨论的。现在时机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中国1997年收回香港。这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仅是新界，而且要包括香港岛、九龙。
如果中国在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能收回香港，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无法向国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还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是仍是李鸿章！”
后来，当撒切尔夫人在回忆起与邓小平的这次会谈时说，中方把主权问题看得很重，必须归还中国。会谈之后撒切尔就意识到，“这个谈判不是，也不可能是英国方面的胜利”，因为和几年前尚未实行改革开放相比，中国已经强大太多了。
由此，按照中国政府定下的基调，中英双方开始了漫长的谈判。谈判中，英方步步为营，中方寸步不让，演变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中国的发展速度简直不能以常理推断。在这种情况下，在此后进行的17个月的22轮谈判中，基本上是中国代表提出什么，英国人在经过一番较量后找不到空子，就只好接受什么。除了正义在中国人一边外，在中国代表团的背后，是一个拥有足够实力的国家。
1984年12月19日下午5时30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签字。
香港问题的解决，为中国和葡萄牙两国之间解决澳门问题奠定了基础。1987年4月13日，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签署。
1996年1月28日，一条新华社电讯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派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部队，经过精心准备，现已组建完成。驻香港部队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海军和空军部队组成，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这支部队将于1997年7月1日零时正式进驻香港。”
时间走到了1997年7月1日零时零分零秒，在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现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准时奏起了国歌，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区区旗一起徐徐升起。
零时3分，江泽民在4000多名嘉宾的注目中，走到主席台一侧镶嵌着中国国徽的讲台上，代表中国政府庄严宣告：
“此时此刻，世界各国人民都把目光投向香港。根据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两国政府如期举行了香港交接仪式，宣告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这是中华民族的盛事，也是世界和平与正义事业的胜利。”
在当时，很多港人对前途充满疑虑甚至恐慌。美国《财富》杂志甚至发表封面文章预言：香港回归之日，便已经预示香港“死亡”之时。
像是在响应《财富》杂志的预言，很快，来势汹汹的亚洲金融危机在香港登陆，一轮“大熊市”席卷整个香港股市。
面对国际金融炒家的咄咄逼人的气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谨慎地表示：香港特区的外汇储备丰富，经济正稳步增长，更重要的是，香港特区背后有强大祖国的支持。所以这一风暴对香港不会形成特别严重的影响。
香港舆论则表示了强烈的信心，《星岛日报》发表评论指出：“过去，在经历了经济危机后，本港会很快复苏，而且更加蓬勃，这次亦应不例外。”
同时，中国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指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障金融企业和金融市场的金融自由，并且依法进行管理和监督，是属于特区高度自治范围内的事情。中央人民政府一贯支持香港特区政府为维护香港金融市场的稳定和联系汇率制所做的努力。
在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港元保卫战最终取得了胜利。这场金融风暴是1997年香港回归后，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但是，由于中央政府的支持和特区政府采取正确的应对政策，不仅成功击退了金融危机，而且成功地将香港经济带到了新的高度。
香港经济学家评论说：“香港是大棋局的前沿，是最直接的受益者，大棋局的战略腹地和重心在广阔的中国内地……香港只要扮演好自己的战略角色，未来必定会商机无限，继续风光。”
美国《时代》周刊也在最近一期封面文章中，纠正了其姊妹刊《财富》杂志当年的误判，《时代》周刊的文章说：“现在的香港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具活力。”
盛世奥运——北京欢迎你
百年来，奥林匹克运动会一直是风靡全世界的顶级运动盛会，再也没有哪种活动能像奥林匹克那样，让无数人为之痴迷，为之奋斗！这就是体育精神的力量，是奥林匹克精神的力量！
然而，曾经在历史上创造过无以伦比的体育文明的中国，却在近代陷入了窘境。1894年，当顾拜旦代表国际奥委会邀请中国政府派运动员参加在1896年希腊雅典举行的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夏季运动会时，大清王朝却因没有一个人能搞清楚“体育”是什么而放弃。就这样，东方的大国在第一届现代奥运会的史册上，留下了第一个“零的记录”。
自此之后，连年的战乱和贫穷几乎使中国的体育发展陷入停滞，即使勉强站在了奥运会的赛场上，也不过是接连续写那一个个“零的记录”。
新中国成立后，陷入绝境的体育事业获得了新生。1952年，第十五届奥运会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由于国际奥委会个别负责人对新中国抱有敌视态度，直到开幕式的前一天，中国代表团才接到奥委会的邀请函。正当所有人犹豫不决时，周恩来当即拍板：“只要你们将五星红旗带到赫尔辛基运动场上，新中国运动员去了奥运会，就是胜利！”
1956年，第十六届奥运会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由于国际奥委会当时的负责人一方面承认中国大陆运动员以中国的身份出席，另一方面却同意台湾以中华民国的身份参赛，造成了“两个中国”的事实。为了维护中国主权，中国政府被迫与国际奥委会断绝联系，离开了奥林匹克的大家庭。这一走，就是20多年。
1971年，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领导的“兵乓外交”，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随后，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1973年，亚洲体育联合会以压倒性的优势通过决议，恢复中国同亚运会的联系。1974年，在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勋爵的倡议下，亚洲体联同意中国奥委会作为中国唯一合法组织参加在德黑兰举行的第七届亚运会。这一决定，在国际体育界引起了震动。
1979年10月25日，国际奥委会在日本名古屋通过决议：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为全国性奥委会；设在台北的奥委会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机构，使用“中国台北”的名称。至此，中国大陆终于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
1984年，第二十三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在阔别了32年之后，中国的体育健儿再次出现在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赛场上。7月29日，这是中国人民永远难忘的一天，是永载于中国体育史册的一天。从射击赛场上传来的清脆枪声，带来了本届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自1932年参加奥运会以来夺得的第一枚金牌，改写了中国奥运史上“零的记录”。为中国赢得这一殊荣的人，叫许海峰。
从不知“体育”为何物，到一举夺得奥运金牌，中国的体育事业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80年代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综合国力更是蒸蒸日上，具备了承办国际大型体育盛会的条件和能力。1991年2月22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向中国奥委会正式提出举办2000年第27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申请。
曾任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前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何振梁，是新中国体育历史的见证者。作为申办第27届奥运会的亲历者，他回忆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体育事业发展获得长足进步，具备了为国际体育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的条件。1983年我们与日本共同发起、创办了亚洲冬季运动会。1990年在北京举办了亚洲运动会。为适应亚洲的特点，我们还创办了东亚运动会。先后两次申办2000年和2008年奥运会的工作，是我们这一时期的工作重点。
……
1991年2月底，中央正式批准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2000年是世纪之交，又是千禧龙年，所以我们很想举办这届奥运会，它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当时有8个城市提出申办要求，除了北京以外，还有悉尼、柏林、曼彻斯特、伊斯坦布尔、巴西利亚、米兰、塔什干，竞争相当激烈。……最后，北京以两票之差与成功擦肩而过。
蒙特卡洛的失败并没有让中国退缩，失败本来就是成功的必经之路。经过一番准备之后，2000年6月，北京奥申委再次向国际奥委会提交申请，希望能成为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城市。
从1993年蒙特卡洛失意，到2000年再次提出申请，中国在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的进步更加明显。北京市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更是日新月异。正如2001年1月16日，法国巴黎《世界报》刊发的专题文章《北京展开申奥总动员》所说：“北京申奥已经形成全国动员的规模，中国人民已经树立起全民热衷奥运的形象。北京为申奥所做的巨大努力为世界瞩目。”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1年7月13日北京时间22时08分，萨马兰奇郑重宣布：“2008年夏季奥运会主办城市——北京！”时间仿佛定格在萨马兰奇宣告“Beijing”的那一刻。中国北京凭借其过人的优势，完美的陈述报告，在五个2008年奥运会申办城市中脱颖而出，夺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
该轮到北京办奥运会了！这不仅是中国人的自信，也是投票结束后国际体育界人士得到的普遍回答。来自韩国的国际奥委会副主席金云龙说：“北京本来就有办奥运会的能力，此次获胜丝毫也不让人觉得意外。”瑞士奥委会主席卡基·瓦特说：“现在是奥运会到中国去举办的时候了。我相信北京一定能举办一次成功的奥运会。”
2008年8月8日，这是13亿中国人民永难忘怀的时刻，这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又一辉煌的瞬间。欢歌劲舞庆盛事，火树银花不夜天。历经7年的精心筹备，中国向世界奉献了一个共叙友情、同享和平的盛大庆典。
一场美轮美奂的开幕式过后，来自全世界204个国家和地区的6万多名运动员在北京展开友好的竞技，共同争夺302块金牌的最终归属。
截至2008年8月24日闭幕，北京奥运会302枚金牌全部决出最后归属，共有87个国家在赛事中取得奖牌。北京奥运会共创造了43项新的世界纪录及132项新的奥运纪录。最终，中国以51面金牌居金牌榜首位，成为奥运史上首个登上奥运榜首的亚洲国家。
2008年8月24日，鸟巢上空升起了绚丽的烟火，在一场气势宏大的表演中，北京奥运会落下了帷幕。闭幕式上，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的一句“这是一届真正的无与伦比的奥运会”，表达了无数人的心声。
《中国青年报》这样评论：“从梦幻般的开幕式到到创纪录的志愿者，北京奥运的完美表现征服了世界，据说许多西方媒体正为寻找赞美北京奥运的形容词而‘搜肠刮肚’，国际奥委会官员也在为如何赞扬北京而发愁，绞尽脑汁想‘绝妙好词’。中国人自己不会说这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奥运会’，我们是东道主，成功不成功要由客人去评价，要由世界去评价。”
是的，北京奥运会诠释了“完美”。从建国初期“只要将红旗带到赛场，就是胜利”到成功举办奥运会，名列金牌榜第一名，中国奇迹般的崛起征服了全世界。这一切荣誉都应归功于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正如时任北京奥申委体育主任、北京两次申办的主要陈述人楼大鹏感叹的那样，不论是申奥还是举办奥运会，“最终还是靠实力说话，北京能成功的关键因素还是改革开放让北京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步”。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