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英语，因此我们在一起工作并没有什么困难。然而我还是想学会泰米尔文和德鲁古文来报答他们的眷爱。正如前面提到的，我学泰米尔文小有所成，但是德鲁古文，虽然在印度学过一点，但只限于字母。现在恐怕我永远学不会这两种语言了，因此唯有希望德罗维达人能够学会印度斯坦语。旅居南非的德罗维达人中，虽然不会说英语的那些人的确会讲点印度语或印度斯坦语，只是讲得很蹩脚。而那些会讲英语的人却不愿意学印度斯坦语，仿佛懂得一点英文倒成了他们学习本国语言的阻碍了。
我把话扯远了。还是继续讲完我的航程吧。向读者们介绍一下“彭戈拉”号的船长。航行中我们已经成为朋友了。这位好心的船长是普鲁茅斯教友会的会员。我们的谈论涉及的精神性话题远多于航海生活。他把道德和宗教信仰明确地分成两个部分。对他而言，《圣经》的教诲如同儿戏，它的优雅之处就在于它的质朴。他只会说，让所有的人——不管男女老少，都去信仰耶稣以及他所作的牺牲吧，他们的罪过必定是会被救赎的。很自然地，这位朋友勾起了我对比勒托里亚普鲁茅斯教友会的记忆。我们一直争论的话题，是关于宗教是否强加给人们道德上的束缚。为什么我不可以吃肉呢？吃牛肉又有什么呢？上帝创造的所有下等动物，不就是为了让人类享用吗？举例来说，上帝创造植物世界的目的也是如此。这些问题不免把我们卷入对宗教的争论中去。
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我坚持自己的见解：宗教和道德是二位一体的。而船长持相反的意见，同样也深信不疑。
航行二十四天之后，愉快的旅程结束了。欣赏过胡格利河的美丽景色后，我在加尔各答上岸，并于当天搭火车前往孟买。
五十在印度
前往孟买途中，火车在阿拉哈巴停留了四十五分钟。我决定利用这段时间去城里逛一逛，还得去药店买点药。药剂师还在半梦半睡之中，配药时慢慢吞吞的，导致我赶回车站时刚好火车开走了。原本站长好心为我延缓了一分钟，但还没见我回来，只好周到地叫人把我的行李拿下火车。
我在当地的克尔尼旅馆住了下来，决定就在这里做一点工作。我曾听人说起过关于阿拉哈巴的一家报纸——《先驱报》的诸多情况，也知道这家报纸是站在背离印度人民意的立场。我记得当时小吉士尼先生是该报的主编。我为了争取到各方面的帮助，便写了一张便条给小吉士尼先生，向他说明我如何误了火车，希望跟他约个时间谈一谈，使我可以在第二天离开。他当即答应了，尤其令人高兴的是他耐心地倾听了我的意见，答应在《先驱报》上报道我写的任何作品，但声明他不可能赞成和支持印度人的所有要求，因为他必须要在报纸上给予殖民者的观点以充分的篇幅和应有的分量。
“这就够了，”我说，“只要你答应在你的报上研究有关问题并加以讨论。我所要求和希望的，不过就是我们所应得的最基本的正义罢了。”
那天，我把其余的时间都花在参观雄伟壮丽的三河汇合处（Triveni）[即恒河（Ganges）和亚穆纳河（Jumna）汇合之处，被印度教徒视为圣地。
]，并计划着手头的工作。
这一次与《先驱报》主编的意外谈话，为以后的一系列事件埋下了伏笔，这些事件最终导致我在纳塔耳受到了刑罚。
我没有在孟买逗留，而是直接回了拉奇科特，开始准备写一本关乎南非局势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从写作到出版花了大约一个月的工夫。它的封面是绿色的，此后便以“绿皮书”著称。在这本小书中，我有意识地描画了一幅南非印度人受压制状况的景象。文笔比前述那两本小册子温和许多，因为我知道远道传播的事实可能会显得像夸张之词。
这本小册子共计印了10000份，寄发到印度各大报纸和各派的领袖人物手中。《先驱报》率先刊登了关于这本小册子的评论文章，由路透社摘要后发到英国，接着又由伦敦总社摘要后发到纳塔耳。这份电讯登出来不过三行，尽管内容简要，却夸大了我对印度人在纳塔耳的生活境遇的描述，而且根本没有引用我的原话。以后我会说明这件事在纳塔耳造成的影响。同时各大报纸都大加评论了这个问题。
要寄出去这些小册子不是容易的事。雇人包装也很费钱，不过我想到了一个更简便的办法。我把当地的儿童都集中起来，请他们每天早上没有课时志愿劳动两到三个小时。他们都乐于接受，因为我答应把收集的邮票分送给他们作为奖励。很快他们就完成了任务，这是我初次体验招募儿童为志愿工作者，其中有两位小朋友已成为我今日的同事。
那时孟买爆发了瘟疫，周围地区的人们都惶惶不安，担心拉奇科特同样不能幸免。我觉得我进卫生部门可能会起点作用，便向政府提交了我的申请，政府接受了申请，并委派我去负责这项工作的委员会工作。我特别强调厕所清洁这一问题，委员会决定检查每条街道的厕所。贫苦人家并不反对我们的检查，而且还按照我们的建议去改进他们的清洁卫生状况。然而当我们去检查大户人家时，有的竟然拒绝我们进去，更不必谈接受改进意见了。我们普遍的结论是：大户人家的厕所比穷人家的还要脏。他们的厕所阴暗污秽，臭不可闻，蛆虫横生。我们提的改进意见很简单：用桶来盛粪便，免得遍地都是粪便，拆除厕所的隔墙，使厕所里有充足的光线和空气，也便于清扫。这些人家提出了无数反对这些建议的理由，很多人置之不理，根本不去执行。
此外，委员会还必须要检查“不可接触者”居住的地区。委员会中只有一个成员愿意同我一起去看看。其他人认为去那种地方本身就很荒谬，更不必说还要检查他们的厕所了。但是对我而言，去看看这些地方倒是一件意外之事，令人又惊又喜，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参观这一类地区。那里的男男女女看见我们来了都相当惊异。我请他们带着我们去检查他们家里的厕所。
“我们的厕所！”他们惊讶地叫道，“我们都是到外面的空地上方便的。只有你们大人物才有厕所。”
“那么，不介意我们去看看你们的屋子吧？”我问。
“十分欢迎，先生。你们尽管随便检查我们家里的任何一个角落。我们住的算是什么屋子，不过是洞穴。”
我进屋一看，很高兴看到屋里和屋外一样干净。过道也打扫得干干净净，地面都用牛粪涂抹得整洁美观，少数几个罐子和盘碟也洗刷得闪闪发亮。根本不必担心这种地方会有瘟疫爆发。
而在有钱人家的住宅区里，我们曾见过的一个厕所，不得不让我在这里多写几句。那家的每个房间都有一条小沟，水和尿都排到小沟里，所以整个屋子都弥漫着臭味。其中有一栋屋子有一层带楼的寝室，屋里的小沟被用来排泄大小便。这条小沟又有一条管子直通楼下。所以，整个屋子臭不可闻，而住在里面的人如何能睡得着，只有凭读者去想了。
此时，委员会还检查了毗湿奴教徒膜拜的哈维立神庙。哈维立神庙的住持和我的家庭关系很好，因此他同意我们随意检查以及提出任何改进意见。哈维立神庙中有一个地方连他自己都没有去过。人们常常从墙外扔到这里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还有作为餐盘用的叶子，于是这里便成了乌鸦和老鹰的栖集之所。庙里的各个厕所自然也是很脏的。我在拉奇科特待的时间并不长，因此这位僧侣究竟采纳了多少我们的意见，我不得而知。
当看到一个受人们膜拜的地方居然是这样糟糕时，我心里很难过。毋庸置疑，人们都希望一个神圣的地方要非常重视环境的清洁卫生。据我所知，即便在当时，许多宗教经典的作者对于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的洁净是同样看重的。
五十一两种热情
很多人难以像我这样对英国宪法无比忠诚。现在我明白我对真理的爱的根源就是这种忠诚。我不可能假装有忠诚或是别的什么美德。我在纳塔耳参加的每一个会议，没有一次不和大家一起唱英国国歌的。我并非不清楚英国人统治的缺点，但总体来说，我可以接受。当时我相信英国人的统治在整体上对被统治的人民是有好处的。
我在南非看到的种族歧视，的确与英国人的传统背道而驰，而我相信那不过是暂时的或是存在于个别地方的现象。所以我同英国人一样，争相效忠于英王，谨慎地坚持学唱“国歌”，只要有人唱起这首歌，我也跟着一齐唱。遇到有机会表达忠诚的时刻，我总会毫无矫饰地参加。
一直以来，我从来不曾滥用过这种忠诚，也从没有想过要借忠诚达到自私的目的。对我而言，忠诚是一种不求报偿的义务。
回到印度那时，举国上下正在筹备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六十周年的庆典活动。拉奇科特也为此事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我获邀参加。虽然接受了这个邀请，但内心怀疑这种庆祝恐怕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我果真发现其中有很多骗局，相当难过。我开始扪心自问是否还该留在委员会工作，最后我决定：只要尽好本职，我就心满意足了。
庆典活动中有一项倡议性活动是植树。我看到许多人植树不过是为了做做样子以讨好达官贵人罢了。我曾劝告他们：植树不是强制性的，而是一种倡导；要么就认真地种植，要么就根本别种。我记得他们对我这种说法不以为然，还讪笑起我来。我也记得我仔仔细细地种植那些分配给我的树苗，还细心地浇水和认真地看护。
我教家中的孩子们唱英国国歌。记忆中还教过当地师范学院的学生，不过我不记得是为庆祝女王登基六十周年还是为庆祝爱德华七世加冕为印度皇帝。后来英国国歌的歌词引起了我心中的震动。随着“非暴力”的观念越来越成熟，我的思想和言论也格外谨慎了，越来越注重自省。歌词中有这么几行：打垮我们的敌人，让他们片甲不留；搅乱他们的政治，粉碎一切阴谋。这几句和我的“非暴力”观念产生了严重的抵触。布斯博士也是同感，一个信奉“非暴力”的人唱这种内容是非常不合适的。我们凭什么判定所谓“敌人”就都是“歹徒”呢？而敌人就一定是坏人吗？我们祈求神灵赐予的，只是正义。布斯博士完全赞同我的观点，他为听他布道的人编了一支新歌。关于布斯博士，我们以后再谈。
我不仅秉性忠诚，还生来就喜爱护理别人，无论是朋友还是陌生人。
在拉奇科特，尽管忙着写作关于南非的那本小册子，我还是有一个机会匆匆去了一趟孟买。我打算在各个城市组织几次集会来引导公众舆论去讨论关于南非的问题，而孟买就是我首选的城市。首先，我拜访了兰纳德法官，他认真地听完我陈述，劝我去见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然后我又去拜访巴德鲁丁·铁布吉法官，他也提供给我相同的意见。他说：“兰纳德法官和我能提供的帮助很有限，你知道我们在公众事务中的地位，我们起不了多大作用，不过我们对你深表同情，现在能够有力地指导和帮助你的人，只有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
我当然想拜见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而两位老前辈建议我按照他的意见行事这一点，使我更清楚地知道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确实对公众有很大的影响力。按既定计划，我如期见到了他，而且准备好去承受他的威仪了。以前我早就听说他所赢得的名头，知道我要见的是“孟买之狮”、“本省的无冕之王”，然而真正见面时，这位无冕之王并没有吓坏我，相反，他像一位慈父对已成年的儿子一样来接待我。我们的会面地点是他的寝室，他身边围着一群朋友和信徒，其中有德·叶·瓦恰先生和卡玛先生，有人把我介绍给大家。早听说过瓦恰先生是费罗泽夏爵士的左右手，维尔昌德·甘地先生也跟我说过他是一个相当优秀的统计学家。瓦恰先生对我说：“甘地，咱们找个机会再谈一谈。”
大家最多用了两分钟的时间互相作了介绍，接着费罗泽夏爵士非常仔细地听我讲述。我跟他提起我已见过兰纳德法官和铁布吉法官。“甘地，”他说，“我看我必须得帮助你在这里召开一个群众大会。”说完转身让他的秘书孟希先生定一下集会的日期。日子定下来后，他便与我告别，让我在开会的前一天再来见他。这次会面消除了我对他的畏惧心理，于是我兴高采烈地回家了。
这次逗留孟买期间，我还去探望了正卧病床榻的姐夫。他不怎么有钱，而我姐姐也不太会照顾他。他病得很严重，我建议带他去拉奇科特养病。他同意了，所以我便和姐姐、姐夫一起回拉奇科特。他的病比我预期的时间拖得长。我把姐夫安置在我房里，日以继夜地守护着他，有时夜里我完全没有时间睡觉，一部分时间用来看护他，同时还在写那本关于南非的小册子，可是后来回天乏术，姐夫还是去世了。但在他临终的那些日子，我有机会尽心尽力地看护他，内心就感到很安慰了。
我喜爱护理别人的天性逐渐发展成一种很大的热情，甚至常常为此抛开自己的工作。我一个人忙不过来时，就把妻子乃至全家人都拉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