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读海因里希·伯尔《伯尔文论》之二
几天前，我从一位女诗人的口中听到这样一段话：“容忍是时代的军装，心灵上高悬的希望之星是勋章。它应当颁给临阵脱逃的勇士……还有那些泄露卑鄙秘密的叛徒和无视任何命令的逆党，也都是嘉许的对象。”
——伯尔《命令与责任》
在一处国土上，当受害者和潜在的受害者越来越多，当那种惨痛脸孔和被病毒折磨的样子逐渐膨作一种“国家表情”，甚至连他们之间也开始厌恶地皱眉、嘲谑、幸灾乐祸——进行恶劣的心理折磨和欺压（就像乞丐之间、精神病人之间、狱犯之间发生的那样），这只能说明，最可怖的事发生了：“对善与恶可耻的漠不关心！”（莱蒙托夫）
这才是民心最大的。它显示，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理性和道义资源已被蛀蚀一空。纳粹德国就是这样腐坏掉的。
在40年代的德国，战争已把这个以意志和哲学著称的剽悍民族逼到了自缢的边缘：饥饿、伤病、抓丁、宵禁、灯火管制、空袭警报、阵亡通知书、盯梢告密揭发、习惯死亡的麻木……一切正常的生活都废除了，一切美好的情感和愿望都散失在瓦砾废墟中，每个人都成了被霉病折磨的叶子，神情灰暗，垂头丧气。但几乎所有人都咬定这仅仅是战争失利，是勾结起来的敌人过于凶悍所致。
偏偏这时，不知从哪儿突然爆出一句：“我们是害虫！”接下来会怎样呢？众人莫不大惊失色（怀疑耳朵听错了），但镇静后的第一个反应是：“他叛变了！他叛变了！”随即人堆里便炸开了锅（俨然羊群里钻进了狼），纷纷作愤怒状，作势不两立和挥拳状。
于是，德国就有了一批被称作“叛徒”的人。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来，他们不过是一些表达了个人观点——且没有被自己的诚实吓破胆的青年，但在一个极不正常的年代，“个人”多么稀缺，他的处境立马变得多么凶险——因为“他们有那么多，而我只是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有一组军人的名字应被其同胞记住。今天，他们已不在人间，但半世纪前，他们都曾宣称：我们，日耳曼人自己，是国家的害虫！他们皆认为，该是由德国人自己来结束这场灾难的时候了，于是便有了属于“个人”的行动……这种事发生在“圣战”最激酣的当口，发生在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命运、价值、荣辱与“元首的梦想”“德国的最后胜利”绑在一起的关头，无疑被视作对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恶毒挑衅。
“叛徒”们的名字是：国防军上校施陶芬贝格伯爵，他从前线潜回柏林，因拒绝执行元首命令而执行了自己的命令——刺杀希特勒（他差点就成功了）——而遭枪决。20岁的列兵沃尔夫冈·博歇尔特，因写了几封“危害国家安全”的私信被判死刑（后改赦，但因战争摧残于战后翌年死去），他把“必须要说的话”匆匆写进一本叫《拒之门外及其他短篇小说》的小书里。还有一位即后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当时的德人海因里希·伯尔，在《给我儿子的信或四辆自行车》中，他追述了自己是怎样借“开小差”“造假证”“偷自行车”等一系列不光彩行径——来逃离战场和躲避杀人任务的。
身着制服，却拒绝执行一个军人被规定的职责，从职业属性上看，他们全是混账小丑，按战场纪律该枪毙。想必今日，亦没有哪家队伍敢接纳这些不安分的家伙。但他们却是合格的人，比做一名军人做得更多，是赤子，是持个人头脑的合格的生命！在一个拒绝执行命令为高尚的年代，他们分别以个人方式捍卫了生命尊严和自由意志，而没被“国家主义”所挟持。他们清醒的血肉之躯——显得与那套褐色制服多么不协调！正因这些不协调，正因很多命令没被执行，许多人才死里逃生，许多村庄、楼房、街道才免遭毁灭……按伯尔的说法：“违抗命令不愧为光荣的过失！”有时候，过失就是良知，渎职就是正义。
爱祖国，但不应闭着眼睛爱祖国。爱人民，但不该随随便便就爱上人民的某个样子，尤其它“昏迷或粗野时那种不雅的样子”。
在纳粹德国，最振聋发聩的就是“爱国主义”“人民万岁”这类词语，其深入人心的程度犹如犁刀对国土的耕占，结实而深阔。
影片里，常见纳粹党卫军和冲锋队的施虐场面，但以为战争中参与杀人的仅仅这些贴着职业标签的人，那就大错特错了。战时德国，所有的人力资源都被政治征用了，前线在厮杀，后方活跃着一支支庞大的志愿警察队伍：维持治安、监视告密、缉拿叛徒、搜捕犹太人和盟军间谍……一边是母亲们“并不怎么心疼地、甚至怀着激动的心情让她们14岁、16岁的儿子朝着死亡跑去”，把生命献给元首；一边是她们争气的孩子将立功和英勇杀敌的捷报传回家乡。美国新出版的《自愿的刽子手——普通人与大屠杀》中，展示了一幅泛黄的旧照：一德国士兵站在离一位犹太妇女不到3公尺的地方，按步兵操典的规范，举枪瞄准，而女人怀里紧紧抱着一个婴儿……作者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个士兵会把杀害一位母亲的照片寄给另一位母亲？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若无其事？至少有一点无疑：这个德国青年深爱自己的母亲并想使之骄傲。那么，能否说，他正是按照或猜度着另一个母亲的愿望来杀害眼前这个母亲的？
伯尔清楚地记得，党卫军头子希姆莱在战争的最后几周颁布了一纸命令：“一个德国士兵如果在听不见枪炮声的地方碰到另一个士兵，可就地处决他”。这意味着“每个德国人都成了另一个德国人潜在的法庭”。于是，数以万计的军人在光天化日下被自己的乡亲、邻居、朋友、陌生人以叛逃罪消灭了。要知道，履行这项义务的仅仅是些普通人，一些看上去老实巴交、一辈子都不会做出格事的人，他可以是你在大街或乡村小道上碰到的任何一个人，他昨天还只是一个司机、一个矿工、一个厨师、一个鞋匠或售票员，甚至是个以正直著称的教师，可今天，他却光荣地扮演了一个国家监护人的角色。伯尔回忆说：“有一个我认识的下级军官叫凯勒尔，他从前线溜回来探望父母，某个合法的德国谋杀者抓住了他，在这‘远离枪炮声的地方’……当时‘事情’（指处决凯勒尔）进行得很快，连一只公鸡也没有为他打鸣。”
一个国家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爱国主义？仅仅是人们习惯的“爱政府主义”吗？真正的爱国使命应当由什么样的人民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承担？
那么，“人民”又是一个怎样的概念？仅仅是一个模糊的数值集合——所谓“大多数”组成的人丁概念吗？在政治舆论家那里，它常常被封授一种至高的俯视一切、审判一切的权力，被谄媚的语言描绘成一副完美的无可指摘的“万岁”幻身，其权威和意志被说成是先验的、神性的，无需设问和讨论。谁一不留神得罪了它，即会被冠以“人民公敌”，死无葬身之地。
说到底，这是一种阴险的精神贿赂。一旦“人民”心安理得享受起了这种甜蜜，就会不惜辱没自己的主人身份——怀着感激和报答之情听从政客的吩咐，仰领袖鼻息，充当英勇的打手……对此，高尔基痛苦地叹道：“这些人非常可怕，他们能成就自我牺牲和毫不利己的功绩，也同时能犯无耻的罪行和卑鄙的强盗勾当。你会仇恨他们，也会全心全意地怜悯他们。你会觉得你无力理解你的人民阴暗心灵的腐烂和闪光。”（《不合时宜的思想》）
一旦“人民”“祖国”当起政治权力的令箭而不再作为理性和文化语汇来使用，独裁和斗争的霍乱即接踵而至，“人民”“祖国”这些硕大的词即沦为嗜血的刀俎和砧板。大革命时的法兰西，现代的德意志、苏联及其友邦，都流行过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唯人民论”“唯国家论”“唯领袖论”。
一个真正爱国、爱人民的人，该如何与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相爱？这种“相爱”的可能性有多大？
恰达耶夫在《疯人的辩护》中表达过一种“否定方式”的爱，他说：“对祖国的爱，是一种美好的感情，但是，还有一种比这更美好的感情，就是对真理的爱。”惟理性意义上的爱，才是一种纯洁和深沉的爱，精神与灵魂的爱。他又说：“请相信，我比你们中任何一个更爱自己的国家，我希望它获得光荣……但是，我没有学会蒙着眼、低着头、闭着嘴爱自己的祖国。我发现一个人只有清晰地认识了自己的祖国，才能成为一个对祖国有益之人。”
做一个词语和表情上的爱国者是很方便的，也极易赢得公众的喝彩和权力的犒赏，而要做一个不受干扰的本质上的爱国者就难了。在“相爱”不可能的情势下，“单相思”要以误解、诽谤、报复甚至流血为代价。“具有歇斯底里情绪的人给我来了一些信：威胁要杀死我！我明白，在一个长期以来所有人都习惯于收买和叛卖的国家里，一个捍卫无望事业的人应该被视作叛卖之人。”（高尔基）
苏格拉底的死刑很说明问题。他死于大爱和先知，死于对文明最处心积虑的担忧，死于对母邦雅典最深情的关怀与怜悯，死于心碎之爱。天才的前瞻与时代的低能——彼此之间的错位和落差，导致了这场人民杀死赤子的悲剧。作为历史成本，这悲剧又是必须的，社会前行和人民觉醒的车轮，正是一次次由这种交替不绝的“错位”作拉杠来驱动。
茨威格哀泣尼采时说：“一个伟大之人将会被他的时代驱赶、压制、逼迫到最彻底的孤独中去！”是啊，命运总要将真正的思想者送至无援的绝境，风声鹤唳，四面楚歌……时代对之的搜寻与怀念总是姗姗来迟，有时晚上几个世纪，有时永远。
丹东，这位颇具诗人气质的斗士也是这样罹难的。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恐怖表达了己见，与同志兼上司罗伯斯庇尔发生了冲突，领袖坚信只有“正义的恐怖”才能换回“人民自由”，而丹东怀疑该自由跟妓女一样，是“世上最无情无义的东西，跟什么人都胡搞”。这种触众犯上的危言将丹东送上了断头台，斩牌上写着：人民公敌！
当德国青年们激情难捱地效忠元首、眼谗“铁十字”勋章时，大学生汉斯和肖尔兄妹却因撒反战传单被处死；当海德格尔们每天小心翼翼地系上“爱国主义”领带时，慕尼黑的哲学教授胡伯却因异端学说锒铛入狱……和伯尔们一道，这些德意志民族的“逆数”，不仅没给自己的时代丢脸，反而维护了这个理性民族的传统荣誉。他们不仅是真正的爱国者，还是彻底的救国者。
还有鲁迅、储安平、顾准、王申酉，还有高尔基、帕斯捷尔纳克、肖斯塔科维奇、索尔仁尼琴……他们的《药》《观察》《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他们的《不合时宜的思想》《见证》《古拉格群岛》……
真正的爱国者有时干脆就是那些“叛国者”和“流亡者”。他们始终敢于：批评不敢批评的“人民”！怒视不敢怒视的“革命”！
“人民”，应是一个成长中的不断自省和完善的主体，而非一座退休的大功告成的纪念碑。她应有一副允许批评、保持谦逊和涵养的知识者面孔，而非一个骄横无礼、被溜须拍马宠坏了的肥胖官僚模样。人民应和真正爱她的人一道，用理性照见自己的背面与缺陷，相濡以沫，执手同行。
但这样的良性时代尚未真正到来。人民仍被自己的假相蒙在鼓里，“叛徒”们仍背着沉重的“红字”和斩牌一个接一个倒下。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叛徒”们的事业将永垂不朽，永不殒落。
历史作证。星河作证。生命作证。
1998年
康斯坦丁·巴乌斯托夫斯基
（1892—1968）
俄罗斯著名小说家、散文家。生于铁路员工家庭，当过工人、水手、战地记者和报社编辑。著有中篇小说《卡拉——布加兹海湾》（1932）《科尔希达》（1934）《黑海》（1936）《森林的故事》（1948）《英雄的东南部》（1952）……长篇小说《闪烁的云彩》（1929）《浪漫主义者》（1935）《祖国的炊烟》（1963），传记小说《伊萨克·列维坦》（1937）《塔拉斯·谢甫琴柯》（1939）等，自1945年起，历时近20年，完成6卷集的自传体小说《一生的故事》。
“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悠长而严肃的岁月里，没失去这个馈赠，那他就是诗人或者作家。”
对大自然的深刻爱意，对人类美好品质的肯定，是巴氏创作的灵魂。20世纪40年代始，他写了大量探讨艺术与生活的散文，1956年结集为《金蔷薇》。这本享有世界声誉的书，被称为“献给写作的写作”，被译成中文后，曾深深影响中国几代作家和读者。晚年，作者着手该书续集，终未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