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是大脑，就不仅拥有大脑的全部功能，而且拥有大脑的全部病症，包括痛苦的记忆，像神经衰弱、焦虑症、癔症、强迫症、恐怖症和抑郁症，甚至脑肿瘤、脑梗塞等等，我都可能得上。但是我又不同于肉体的大脑。实际上，我是一个理念的圆球，我的圆心无处不在，而圆周则不在任何地方，我的圆心在哪里，就相当于心脏在哪里。既然是心脏，就不仅拥有心脏的全部功能，而且拥有心脏的全部病症，像心动过缓、心动过速、心律不齐、心血管梗塞等等，我都可能得上。但是我又不同于肉体的心脏。
有人说，宇宙的命运操纵在造物主手中，而我的命运有时操纵在政治家手中，有时操纵在人民手中，有时操纵在时间手中，有时操纵在历史手中。如果操纵在政治家手中，按常规的说法，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我只能算做一座庙堂；如果操纵在人民手中，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我便成了名副其实的江湖；如果操纵在时间手中，时间是无限的，我必然成为尘烟；如果操纵在历史手中，历史是一部书，我也只能是书中的一段内容。我必然要回归时间和历史，但是我的命运却必须摇摆在政治家和人民手中。庙堂与江湖很像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狭义相对论认为，时间和空间是相对的，质量和速度是紧密联系的，物质的质量和能量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但是我无论如何都是一座大楼，我的外形很像一艘巨轮的驾驶舱，我实际上也是东州这艘巨轮的驾驶舱。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因为按理说刘一鹤是这艘巨轮的船长，他却不呆在驾驶舱内，而是在大船搁浅时，亲自到岸上拉纤，还口口声声说，自己到东州就是当纤夫的。刘一鹤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大概是受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启发，他采用科学的方法拉纤，并称之为科学发展观。刘一鹤认为，科学是对真理的追求和探索，但不是宣布绝对真理或终极真理的。爱因斯坦认为，自从黑格尔以后，那种企图建立绝对观念、终极真理的时代就一去不复返了。绝对观念、终极真理来源于绝对事物，世界上没有绝对事物，也就没有绝对观念、终极真理。
刘一鹤认为，爱因斯坦毕竟是科学家，而不是政治家，他太乐观了。实际上，在东州，很多人认为我就是绝对的，我不仅是绝对权力的象征，还代表了绝对的观念。刘一鹤声称，改革就是通过对相对论的验证推翻绝对论。至此，我又恢复了大脑的功能，因为刘一鹤提出的验证方法就是将压抑在大脑中的思想都释放出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大脑不得病，然而刘一鹤太乐观了，因为他只是一名纤夫，还不是神经内科和神经外科医生。于是，刘一鹤开始恶补医学，想对我进行开颅手术，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实践，他断定我得了脑肿瘤，但是以他的医术还没有勇气和把握给我开颅，多亏他没有给我开颅，因为有一位女外科医生说，像我这种不同于肉体的大脑，最容易寄生老鼠，其病症类似于肉体大脑的脑囊肿，脑囊肿就是大脑生了虫子，但是我不同于肉体的大脑，我比较容易生老鼠。
这位女外科医生叫齐秀英，她的诊断结论是“盗可盗，非常盗”，开出的处方是“道可道，非常道”。她的“非常道”对付“非常盗”有效，但治标不治本，属于西医的治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治本大概还需要用“中医”的辩证施治，只可惜，刘一鹤和齐秀英学的都是“西医”。“西医”是“有为”之治，“中医”是“无为”之治。
别以为“无为”就是马放南山，老子认为宇宙万物，包括人类，都是有为的，都是竞争的，都是有欲望的，正因为宇宙万物包括人类有欲望，去竞争，去有为，它才能够生存和发展。但这种有为往往趋于过分，“无为”就是倒置所为，就是否定那些过分的有为，否定那些妄为，进而达成和谐。好的执政者就应该是好的“中医”。
一直以来，很多人视我为一座巨大的城堡，我的确是由一块块坚硬的石头组成，但是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我不再是坚硬的城堡，而是一座伟大的思想库，当然这些思想取之于民，在我这个特殊的大脑内经过加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再用之于民，这就叫“以百姓之心为心”。所谓“以民为本”的前提是要有“愚人之心”。历代统治者将老子的“愚人之心”理解成实施愚民政策，他们不仅禁止开启民智，而且刻薄地算计老百姓，将“愚人之心”当作愚民的机巧和阴谋，正因为如此，王朝才一个接一个地更叠。别看天空看似虚无的真空，其实那里面正发生着像大海一样的量子涨落，谁将老百姓的纯朴看成愚钝，谁的王朝终将似真空中的正负粒子对撞，对撞之结果是烟消云散。老子用“愚人之心”告诫统治者，若想王朝永固，必须用纯朴之心，仁爱之心，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才是真正的“愚人之心”。谁自作聪明将“愚人之心”当作“愚民政策”，谁就将自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苦吃。我掌握在刘一鹤的手里，就是一颗“愚人之心”，我要是掌握在彭国梁手里，非得心脏病不可。
此时，彭国梁被齐秀英像抓老鼠一样抓进了看守所，最心急如焚的就是彭国梁的老婆张佩芬，在夫妻俩预感到要出事之前，张佩芬就做好了准备，要不惜一切代价让丈夫官复原职。没有人不相信这是一种神圣的爱，但是有一次张佩芬开着车驶入市府大院，坐在车里等综合二处副处长许智泰时，我偷听到了他们之间的谈话，也只有我能偷听到，因为没有人会发现张佩芬开车驶入了市府大院。化装毕竟是女性的天分，何况张佩芬不仅善于化装，更善于伪装，我从她与许智泰之间的谈话中发现一个问题，这就是位子比脑袋重要，为了使丈夫官复原职可以牺牲掉丈夫的脑袋。张佩芬在市行政学院不仅是副院长，她也教哲学，她不愧是教哲学的，如果丈夫恢复了原职，当然也就保住了脑袋。由于我是脑袋的同类，我为张佩芬的冒险捏了把汗。
如果东州没有我这个中枢会是什么样子？如果彭国梁没有了脑袋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我非常佩服张佩芬的自信，尽管我不知道她哪儿来的自信。“德.昆西说人脑就像一个隐迹纸本子，每次写的东西会盖住上一次写的，这一次的又会被下一次的盖住。但是，只要给以充分的刺激，万能的记忆就能哪怕只是在一瞬间，把任何印象都追忆出来。”这是博尔赫斯在《莎士比亚的记忆》中的一段话，我想张佩芬冒着犯罪的风险为丈夫四处活动，大概就是印证了德.昆西的话，或许是为了恢复记忆而寻找刺激。不过我毕竟不是人脑，我的记忆是历史，尽管历史并非纯粹的事实，而是有道德与信仰的法则贯穿始终，但是人类热爱和追求的最美好之物恰恰是信仰和自由。
在单位一整天我都心神不宁的，家里的现金、存折虽然都转移了，但是还有满屋子的东西，光价值几十万、上百万的金佛就有十几尊，几卡车的东西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可转移的地方，好在下班前我与国梁通电话，他说平安无事，正在家睡觉，我一整天吊着的心才稍微舒缓了些。
可是下班回到家，国梁却不在，保姆说是刘一鹤电话调走的，说是宴请国家商务部部长，我的心又一下子吊吊起来。我赶紧给我弟弟打电话，让他开车过来，先将家里最贵重的东西转移一部分。
我和弟弟忙到晚上十点多，国梁在省纪委的朋友偷着给我打来电话，说是国梁出事了，刚刚宴请完国家商务部部长就被双规了，竟然是在刘一鹤的办公室被带走的，想不到刘一鹤竟然是齐秀英的同谋。
说句心里话，事情发生前我的心一直吊吊着，事情发生了我的心反倒放了下来，我对自己的冷静异常惊讶，想不到我竟然是个临危不惧的人，的确，越是在面临危险的时候越不能冲动，越要冷静，我必须控制好脸上的每一块肌肉。我放下电话，脑海中本能地整合着所有可供利用的力量，我毫不犹豫地暗下决心，营救国梁、打击齐秀英必须双管齐下。贪官如麻，凭什么只让我老公受惩罚，我就不信你齐秀英屁眼子上没有一点屎，没有屎总有臭味吧。今天老娘我就跟你这个“铁娘子”斗一斗，你是“铁娘子”，我就是“钢娘子”，你是“女包公”，我就是“老佛爷”。从现在开始，咱们就来个“关公战秦琼”，我就不信天理都在你的手里。
刚才省纪委的朋友告诉我，国梁被双规在省军区大院招待所，看来一时半会儿是见不到国梁的面了，眼下最重要的是与国梁保持联系，可是除非打通专案组的人，否则别想与国梁联系上。
经过我再三打听，才知道国梁目前被双规在省军区大院招待所的六楼，整栋大楼由武警把门，每个楼层的电梯都有两名警卫守卫，无论是出入招待所还是上下楼层都要登记。专案组每两个人一班，每两个小时换一次班，轮流看守国梁，国梁现在就像关在笼子里的动物，根本出不了房间，大热天，也不知道房间里有没有空调。
一晃，国梁出事十几天了，我一点国梁的信息也没有，出事那天，国梁穿的是西装，里面只有一件衬衫，以前国梁的衬衣是一天一换的，这么热的天，衬衣穿在身上十几天，早就该换了，可是没有任何代表组织的人找过我。这期间我到刘一鹤办公室找过他，我哭着对他说：“刘市长，国梁被双规了，他在里面托梦给我，说只有你刘市长能救他。刘市长，我非常相信这个梦，求求你救救他吧！你是一市之长，一定知道他在里面的情况，告诉我，国梁在里面怎么样？遭没遭罪，你告诉我，我下辈子做牛做马也要报答你。”我在他面前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哭诉，即使是石头也会被我的真情所打动，可是刘一鹤竟然冷若冰霜地说：“张佩芬，你别忘了你是市行政学院副院长，看看你现在像个什么样子？这个案子是省纪委书记齐秀英亲自主抓的，我又没去大鸟笼子豪赌，组织上也没安排我进去看国梁，我怎么会知道他的情况？这个忙我帮不了。”既然他见死不救，我也用不着给他好脸，我止住眼泪不客气地说：“刘一鹤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齐秀英的同谋，既然你把火点着了，就小心别烧着自己，要知道水火无情！公道自在人心，国梁为东州做了那么多贡献，我就不相信老天爷不长眼。”我能看出来，刘一鹤被我说的心里直发毛，我就是要让他知道，我和国梁就是做了鬼也不会放过他。
找过刘一鹤没几天，我突然接到了综合二处处长杨恒达的电话，通知我为国梁准备换洗的衣服，说是专案组的人找过他，我顿时眼前一亮，既然杨恒达能接触到专案组的人，就一定能了解到国梁的情况。杨恒达相当于国梁办公室主任，应该是最嫡系的人，他又曾经给老领导当过秘书，何不通过杨恒达做做老领导的工作，让老领导出面为国梁说句话，老领导不仅在东州是分量最重的人，就是在清江省也是德高望重，只要老领导出面说句话，全省的老干部都可能响应，到时候省委、省纪委会承受巨大的压力，不信她齐秀英敢跟老领导抗衡。
我精心为国梁准备了十几套衣服，在市行政学院门前交给了杨恒达，先是和他一起回顾了国梁对他的知遇之恩，然后拜托他去做老领导的工作。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他虽然答应做老领导的工作，但是当我问他接触专案组的人都听到了什么，他除了告诉我黄小明放出来了，什么也没告诉我，只说什么也没听到。我感到杨恒达在敷衍我，他的心已经不在国梁身上了。
果然没过两天，李玉民打电话给我，让我提防杨恒达，叮嘱我跟杨恒达说话千万要小心，因为李玉民向刘一鹤汇报工作时在刘一鹤办公室撞上了杨恒达。李玉民说自从国梁出事后，杨恒达往刘一鹤办公室去的很勤，我不知道李玉民为什么告诉我这些，但是李玉民的话让我想起了那句俗语，知人知面不知心，想不到杨恒达竟然吃里扒外，这是卖主求荣啊！
这两天我一直设法找黄小明，黄小明在里面被关了十几天，想必是最了解里面情况的，但是他的手机从双规的那一刻起就被专案组没收了，据说还监控打进去的电话号码，估计他现在手头没有手机，他爱人的手机大概也不堪其扰一直关机，家里的电话没人接，我只好给他爱人的手机发短信，让他们速与我联系。
自从国梁出事以后，我怕手机被监控，废掉了老号，重新办了三个新号码，我将三部手机号都用短信发给了黄小明的爱人。果然黄小明回话了，我们定好在静夜思茶楼见面，我早早地就在包房内等，黄小明却姗姗来迟。
说句心里话，黄小明是国梁的秘书，虽然跟的时间不长，但是见到黄小明，我还是百感交集，眼泪止不住地流，大概黄小明的心情也相当复杂，眼睛也湿润了，但是像受伤的狐狸一样警觉，我不知道这十几天，他在里面过的是什么日子，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和国梁一样一夜之间，从天堂掉进了地狱。
我先说了一些安慰的话，然后用坚定的口气告诉他：“小明，你大哥是冤枉的，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救救他！”
黄小明一听这话，表情顿时肃穆起来，他认真地问：“怎么救？”
我一听有门儿，便和盘托出了我的想法：“小明，这次害你大哥的，主要是刘一鹤和齐秀英，齐秀英你不用管了，但是你在综合二处不仅给国梁服务过，也给刘一鹤服务过，最了解他们俩了，嫂子求你一件事，你抓紧时间搜集一下刘一鹤贪污受贿、乱搞女人的证据，写成文字尽快给嫂子，嫂子拿到北京去为你大哥伸张正义。”
我说的义愤填膺，黄小明却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大嫂，可能我让你失望了，如果你问工作上的事，我可以说得一清二楚，别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没想到黄小明会断然拒绝，心想，黄小明与杨恒达不同，毕竟是国梁的秘书，我就不相信从他嘴里什么也套不出来。然而，与黄小明见面比与杨恒达见面还让我失望，我问他在里面十几天专案组都问了些啥，他竟然说没问什么。然后看了看表说：“我妈病了，我得去看看，大嫂，如果没有什么事，我先走了。”说完，抬腿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