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铁胆偷偷观察了杜天红两天，没有发现杜天红有什么异样。相比之下，倒是他这个大男人整天一副做贼心虚的样子。
算了算了，还是好好琢磨一下工作吧。
要琢磨工作首先得好好琢磨老板杜天堂。
通过跟着杜天堂当秘书，铁胆觉得杜天堂是个罕见的经济能人，但也是一个随时可能出事的出头鸟。
连续多年,白沙酒厂是西山县无可争议的第一利税大户,并占据县财政的70％。有人说,这几年，每10个西山县城人,就有3个人直接或间接为酒厂工作；每10个干部的工资,有7个人要靠酒厂的效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作坊式酒厂,一下变成当时中州省排名第一,中国白酒业排名第八的企业。
在这种局面下，杜天堂的各种个人荣誉接踵而至：“全国优秀企业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领导大会小会表扬个不停,全县经济工作会差不多快成酒厂经验总结会。报纸、电视台铺天盖地大谈杜天堂的先进事迹。
黑铁胆想，杜天堂这个人能得到的都得到了。比如名、利、女人、权力，但杜天堂并不满足。
黑铁胆注意到，在杜天堂的内心深处，有些失衡。
失衡的原因在于，第一，尽管杜天堂把白沙酒厂治理得井井有条,但他得到的并不多,一个月也就是一两千块钱的收入。
不久前，在一次县政府召开的“全县企业家表彰大会”后,杜天堂喝的有点高了，就在饭桌上醉意朦胧地大谈自己的创业心得。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一个民营企业老板趁杜天堂谈兴正浓的时候突然发问：“请问杜总年收入能达到多少？”
黑铁胆看到，杜天堂顿时“酒意全醒”,“满面通红”,甩袖而去。
黑铁胆就知道，杜天堂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他失衡了。
杜天堂认为,没有他,就没有白沙集团的今天,也就没西山县的今天。当然了，也就没有那些供货商、经销商的巨额效益。小小的供货商、经销商依附在、寄生在他杜天堂的身上，现在一个个都肥得流油，成了百万富翁、千万富翁，而他本事比他们大得多的杜天堂又得到了多少呢？
有一次，杜天堂和黑铁胆单独在一起喝茶聊天。
杜天堂问，铁胆啊，你觉得个人待遇怎么样？
黑铁胆想了想说，杜总一年的工资也就１万多块钱，加上政府每年都有的奖励，你到酒厂这8年加起来，大概有100万左右吧。
杜天堂问，就按100万来说，你认为是高了还是低了？
黑铁胆说，这怎么说呢，如果和干部职工比，这个收入应当说是很不错的，这样的待遇比其他工人、干部，甚至比厅级干部、部级干部的待遇都要高。但和那些大大小小的私营老板们来比，我觉得又太低了。这些收入和你的贡献远远不成比例。
杜天堂问，怎么讲？
黑铁胆说，这就是国营企业老总和私营企业老板的区别。比如咱们镇上那个胡衙内能有什么本事，但1000亩的地拆迁下来，我听说他们银河公司就净挣了300多万。
杜天堂苦笑了一下说，是啊，很多私营企业老板原来都是穷光蛋，他们都靠我发了财，也靠白沙集团发了财，
最后都变成了几千万元的富翁。酒厂的发展也带动了他们的发展，酒厂的生产规模越大，他们的生意就越大，收入也就越高。从这个现象来讲，我在心理上确实有些不平衡。他们的能力不如我，这是肯定的。
黑铁胆说，就是，但是靠着你，他们都很快成了千万富翁。
杜天堂说，是啊，有好多个千万富翁。
黑铁胆就想，杜天堂说的是实话，不少国营企业的老总，大概都会有这种心理失衡的体会。付出了很多，救活了国家的厂子，但你个人拿的还只是有限的工资，顶多再拿点奖金。很多私营的老板，能力不如他们，付出的也没有他们的多，却能大把大把地捞钱，成为千万富翁、亿万富翁。
看着眼前的这个杜天堂，黑铁胆不由得就联想到了这两年沸沸扬扬的褚时健来。
褚时健，原云南省红塔集团董事长、玉溪卷烟厂厂长，在他的努力下，红塔集团由一个根本不知名的小企业，一跃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国际著名烟草企业集团。后来被查出犯有贪污罪而被判无期徒刑。
褚时健早在1949年就参加了云南武装边纵游击队，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服务员、指导员、区长、区委书记、玉溪行署人事科长，到1963年，开始了糖厂、酒厂、农场、畜牧场、造纸厂等企业方面的经历。
1979年，51岁时被任命为玉溪卷烟厂厂长。1986年，褚厂长兼任了玉溪烟草公司经理和玉溪地区烟草专卖局局长。加上把农民的烟田变成烟厂的第一车间，他一手控制了产、供、销三个环节。红塔在这样的体制构建下开始腾飞。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际烟草行业开始技术换代，旨在提高产量和质量，国家烟草总局将西南地区引进一套先进技术的指标给了贵州，但贵州没要。因为谁要就要准备两千多万美金。后来这个指标就给了云南，但没说准确定给哪一个厂。
褚时健听说此事，便和副厂长一起坐车前往昆明。当时整个玉溪烟厂的固定资产才7000万人民币，全部抵押贷款也不够两千多万美金。但褚时健已经意识到新技术和新设备对企业的未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所以他们宁愿将全厂抵押给银行，最终引进了新设备。
由此，玉溪烟厂80年代中期在全国崛起。玉溪烟厂生产的红塔山、玉溪、红梅牌香烟在全国供不应求。褚时健那时不管去到哪里，各省的省委书记、省长都要接见他。而且有传说，一些省部级领导到玉溪烟厂去考察，要见褚时健，都要经过安排，不是所有人都能见到他的。
由于烟草行业价格体系实行双轨制，造成了香烟价格在计划内外的巨大差价和丰厚的利润空间，使得烟草业成了一个暴利行业。道理很简单：烟从工厂出来，批发的最终价格不超过5块钱一盒，但是它在市场上的销售价达到10块钱。也就是从工厂出来到最终销售，还有一倍的利润。有了批文，一倒手就能赚钱。因此，想从褚时健这儿拿批文的人就太多了。
到90年代中期，他已经把一个地方小烟厂做成了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烟草帝国。固定资产从7000万元发展到70亿元，也就是增长了100倍。而每年创下的利税更是接近200亿元，红塔山卷烟品牌无形资产被评估为332
亿元。有中央领导称它为印钞工厂。
而这样辉煌的业绩，褚时健只用了10年时间。
10年能让固定资产增长100倍，这样的能人，就是在全国来看，又能有几个？
褚时健成了中国的烟草大王，全国最红的国企红人。他的政治荣誉不胜枚举：云南省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优秀企业家、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等等。
他也是烟草行业的教父，某卷烟厂请到他去传经送宝，红地毯一直铺到厂外很远。他点石成金，大笔一挥就把你变成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得到他的批条，就等于发财。各路烟商、官员和干部子弟，各尽所能，演绎出种种生动的故事。
红塔帝国的权力全部集中到塔尖——褚时健的话被形容为圣旨，重要的事情，尤其是批烟，全凭他的条子和电话。他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身边人称他老爷子，其他人叫他老板。
1995年，贵州省一些退休老干部向中纪委举报，结果将一个贵州省委书记给端了出来。在查案过程中，发现这个省委书记的老婆，从云南批了上万件红塔山香烟。
经查明，褚时健的女儿和妻子收受了别人数千万的礼金，褚时健本人被控和红塔集团其他几个领导人以私分形式贪污公款355万美元，褚时健得款174万美元。
当时，褚时健对检察院预审人员这样坦白，“1995年7月份，新的总裁要来接任我，但没有明确谁来接替。我想，新总裁接任之后，我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我也辛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多万美元，还对身边的人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
该案在全国引起广泛争议，不少专家为褚时健开脱，指出他的贪污与官员在性质上完全不同，褚时健是有功之臣。他在位18年，将一家名不见经传的玉溪卷烟厂建成实现总利税近1000亿元，品牌价值近400亿元的烟草帝国，解决了云南省一半人口的就业问题，而且让烟农直接受益。
有人曾撰文写道，1996年，美国可口可乐公司总裁的收入为885万美元，外加2500万美元购股权；迪斯尼公司总裁年收入是850万美元，外加1.96亿美元的购股权。如果按照同样的比例，红塔集团的销售总额距离世界500强并不遥远，作为红塔集团的最高管理者，褚时健所应得到的报酬要远远超过法院认定贪污的174万美元。但是，他18年的收入加奖金不过80万人民币。他每为国家贡献18万自己才得到1块钱。
也有声音指出，无论他有怎样的贡献，都不该将公款划入个人名下，贪污必然要受国法惩罚。
最后，时任中央领导直接出面，以“功不抵过，过不掩功”的定调，为案件判决画上句号。
褚时健的心理在他59岁那年失衡了，杜天堂的心理眼下失衡也在常理之中。
黑铁胆总在想，如何才能破解这样一个难题呢？如果杜天堂的心理失衡问题不能有效化解，他最终的命运不会比储时健好到哪里去。杜天堂要是完了，白沙集团还能挺下去吗？
思来想去，黑铁胆觉得不好弄，因为这牵涉到了一个体制问题。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