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的军制目前是屯田制,除了发很少的俸禄之外,便是自己种地自己吃饭。
这个在大明之初确实是有好处的,但是随着承平日久,便渐渐显露出弊端。
屯田卫所的兵丁,基本上都沦为了卫所官的佃户,或者官员不花争的劳工。而且卫所所屯之田,也被不少豪强地主所侵占。如此一来,就别提卫所兵有什么战力了。小小的倭寇,能将大明东南半壁搅的不得安宁,便是有这方面的原因。
这些卫所的兵丁,早已成了农民。往往数十倭寇,便能追着成百上千的卫所官兵跑。每一接战,便溃不成军。
朝廷当中并不是没有发现卫所兵的弊端,只是却没改变这个状况,只是临时招募了一些丁壮和兵勇来作战。
如此虽然在战事上有所缓解,但却加重了朝廷的负担。
朱载坖就看到大明的军制已经不合时宜,才会动这个念头。而且他也要通过整顿军制,将这天下兵权都集中到自己的手中,进一步的确立权威。
首先,迁移一部分卫所的军户到关外,便是一大举措。
这些人虽然没有多少战力,但是开荒种地还是可以的。关外有着京营和朵颜部的兵马保护,足够让这些军户安定下来。经过数年的生活之后,使之在关外扎下根来,便可取消其军户身份。然后再将其所开垦的关外田地归于个人,免税三年耕种后再纳税。
而大明内地所减少的军力,便可由招募来的职业军人补足。
这等职业军人的选拔,便是招募、立功进级、深造、授官这四步。其余未能立功的的,便当兵三年期满复员回乡,将来可任命为地方里正保长等职。
如此一来,既可妥善安置,又能除去军户的弊病,从而使得军队的战力大增。
只是军制一改,迁移和安置的银子便如流水一般的花了出去。
亏得有了市舶司的两百余万两银子入帐,否则朱载坖还真无钱完成此事。
同时各边镇的兵丁军户,也在精减裁撤,一并送入移民队伍。
这个事情就有些危险了,难免会有一些故土难离之人不愿移民,甚至是在一些军将的鼓动之下闹事。这还算好的,朱载坖已经另派强军监督,使之不敢稍动。但是更厉害的,则是旧军制中的龌龊事。
兵部职方郎中唐顺之便上书道:“蓟镇原有军队九万一千余人,今见在只有五万七千余人,逃亡三万三千余人。见在者多老弱不能战。逃亡的原因是由于连年修筑边墙,上山运石伐木,工役繁重,力不足办,贷钱赔货;将领贪污,文吏侵渔,以致士卒贫累,不得不逃。”
蓟镇是九边之中距离京城最近的一镇兵马,居然已经败坏到了这等地步,简直触目惊心。
当即朱载坖便派人去召蓟镇总兵欧阳安进京述职,又派出监察司去调查取证。
结果欧阳安却打出了清君侧的旗号,直接就带着人马杀向京城。
朝中群臣惊怖,可是朱载坖却根本不将这欧阳安当一回事。对方盘剥起来自己手下的兵丁来如此酷烈,带兵打仗才有几分战力?
欧阳安不过三十岁左右,此人身材粗壮彪悍,见人便是一副笑脸,让人觉得很是随和。可他做事却是果断,直接就造了反。
朱载坖派定国公徐延德,领京营迎战。
京营已经整顿完毕,全是精壮兵丁不说,也已经完成了换装。清一色带三棱钢刺的掣电铳,而骑兵也都换了半身钢甲和新式战刀。定国公带着出战,也只是走个过场,京营完全受朱载坖所派的许远指挥。
许远本是亲军统领,如今也被朱载坖安排到了京营,做徐延德的副手。
朱载坖有意的将自己身边人外放,逐步的掌握兵权。首先便是自己要将兵权握牢,其次也是为了军制变动需要。
赶上欧阳安这个蓟镇总兵造反,便成了许远的垫脚石。
京城北门外一战,蓟镇兵被打的大败。互相踩踏,造成的伤亡甚至超过了京营所造成的伤亡。
欧阳安这家伙,也被一举成擒,押到了朱载坖的御前。
只是看了一眼欧阳安,朱载坖便让人将之押入大牢之中,等候发落。
即使欧阳安是谋反的大罪,朱载坖也要走个程序。
待监察司那边拿到了欧阳安的各种罪证,便交由众给事中和诸多的御使。由这些言官,将所掌握的证据写入弹劾奏章。
朱载坖将弹劾奏章翻看一便,便提笔写了一个准字,还与内阁,使之交给刑部。
这样做虽然麻烦了点,但是朱载坖却是在给众多官员传达一种信息。虽然是皇帝,也没有轻易的便给人定了罪。他这么做的目的,便是让大家知道,自己是个遵守规则的皇帝。
如此做的好处,也是为了警告这些官员,做事要有规矩,不得随意入人与罪。
朱载坖要通过一些细节,将法治的观念悄悄的传达给朝臣而至天下万民,从而最终以法治代替人治。
但要做到这一点,也不是那么容易,而且不可能操之过急。这都是需要前提条件的,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只会将好事办成了坏事。
欧阳安交予刑部审问,各种罪状一一摆出,使之无可抵赖。除了治其谋逆之罪,还要给蓟镇官兵们一个交代。要让这些蓟镇的兵丁们都知道,长期以来盘剥他们的人,便是这位欧阳德总兵。
有了这个例子在先,大明各地再也没有了不同的声音。那些边镇的总兵将领们,也知道来硬的不行。关外便是陛下的强军,京城还有京营和亲军拱卫,他们要敢乱动,只怕陛下收拾他们也不会比收拾蓟镇总兵难多少。
朱载坖下旨,若是配合军制整改,对这些将领们便既往不咎。这一下子恩威并施,所有的军心都安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