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的集体主义和传统文化压制我们，依据是什么？怎么一个压制？”赵枫林没让冯喆继续，追着说道：“在历史长河中，儒家以‘仁’为本，崇尚仁者爱人，孔子‘以国为礼’，为政在人，孟子以‘仁政’为倡导，‘唯仁者宜在高位’，荀子‘隆礼而重法’，认为‘有治人、无法治’，这都是很开明的思想，就算在今天对我们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华夏泱泱大国，五千年文明，不是随便的一说就能被抹杀的。”
赵枫林的话一说完，冯喆看看教室里众人的表情，接口道：“诚然，我国在先秦时代就百家争鸣，法家、墨家、道家、儒家以及各种学派交相辉映，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瑰丽的色彩，但是最终都表面归统与儒家，成了执政理念，这些都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行政’，千百年来国人只有被奴役，被专制，也根本不存在什么行政，非要说行政的存在那是在粉饰、在为统治者辩护、在给自己脸上贴金——就像赵枫林同学说的，历代统治者他们所钟爱的所执行的都是人治治人，而不是法治，大家都知道，人治和法治是有根本的区别的，可以说是水火不容的。为什么？因为完善的法律和规章只能让老百姓有法可依，从而不能让君主出口即宪、即律、即令，让统治者不能为所欲为，导致会削弱他们至高无上的威信。”
“国人在几千年的苦难中习惯性的将社会的健康发展生活的幸福全都寄托在开明的君主和领导人身上，这还是人治，与行政与法治无关，从而社会的有序和谐发展就是一个空谈，必将陷入一个周而复始的怪圈：君王贤能而国家昌盛，君王昏聩而国家颓废。而长久以来，在潜移默化的文化和道德约束下国人都养成了一种俄狄浦斯情结，就是恋母情节，在家里依赖、在外总在找寻一个类似于母亲那样疼爱自己的人，这绝不是人与人之间正常的友谊与欣赏，这种关系最终的盘根错节，纠缠不清，形成了这个帮那个派，从人数少到人数多的都在寻找一个可以保护自己的‘妈妈’，所以说我们时常说我们是一个大家庭，这本是好事，但潜意识里都在找那个‘家长’，以至于有人批评说我们头上的辫子剪掉了可是内心的辫子却依旧的疯长，遇到问题碰到困难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有没有雄厚的人力财力人脉支持而不是凭着自己的力量能怎么走出困境。在这样的历史大家庭中所有人为所有人操心，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的事也是你的事，这叫众志成城，也叫乌合之众——我会为你负责，同时你也要为我负责，否则你就是坏人，否则我就会充满愧疚，这是道德绑架，而且大家不能分离，不能袖手旁观，因此又拐回我刚刚说过的，对国人来说个人的自由就是对大家庭的背叛，这个共性容不下个性。”
“历来我们国家的美都是含蓄的、深沉的、或者说是压抑的，委婉的，包括爱情都是完美的少而悲剧的多。为什么？因为爱情是一个成熟个体的自我实现，意味着独立，而且实现自我价值独立自主意识的爱情意味着对家庭更是对‘家长’专制的背叛，在婚姻中遵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已经很能说明问题。我们都崇尚文艺作品中主角身上纯真、诚恳的东西，这个主人公要为了所谓的公平和正义赴汤蹈火，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完全一种我为人人的姿态，这就是我们心中美化的‘救世主’，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我们要期待出现那个救世主？一旦有一个遇事首先想到自己的人物出现，观众就自觉的将这人列入‘坏人’那一类的阵营，因为什么？因为这种人太自我而不热衷于为大众服务，那就是对利益团体的侵犯。正是因为有‘伟大’‘献身’惯性思维的制约，我们热衷于看待诸如刘邦这个成功者为小人，而看待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这个失败者为英雄，但刘邦就没有了可取之处？我们都喜欢那种贤妻良母型任劳任怨的的女子为妻而唾弃为了自己高兴就让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可褒姒到底哪里错了？却没人更多的关心周幽王和他所代表的统治阶层如何昏聩荒淫，能否治理好国家和倾国倾城弱不禁风的女子何干？但是事实上没有褒姒这种妖女一样的人物出现文艺作品就完全的没有了情节冲突和故事发展性。这就是一个矛盾。”
“现在我再谈一下赵枫林同学所问的集体主义的利弊：集体主义在最初的确是能集中力量办一些大事、要事、急事，那是因为所处的物质基础底子非常薄的情况下攒成一个拳头才能更有力量，这个例子在前苏lian就是最明显的体现，可是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过度的集体集中必然是一种扼住了喉咙的制约，让你没有一点的自主性，这个我想我们都知道，以前的计划经济和现在的市场经济就是例子，那么这样能不能解释为集体主义对我们的压制？”
以往总是沉默不语谦谦君子的冯喆行云流水一样又有理有据的侃侃而谈让众人都刮目相看，赵枫林皱眉问道：“集体主义和计划经济的事情可以商榷，但你说诸子百家最后都表面上归于儒家，这太荒唐了吧？其他学派难道就消失了，你也说没有嘛，那法令从何而来，法家是确实存在的，墨家的兼爱难道消失了？道家的清静无为于民生息在唐代李世民那里不得到体现了？”
“是，但最终都被儒家吸收化作了统治阶级治理的手段，这里面还有更深层的内容，不过，”冯喆笑笑对着常满红说：“今天是常教授的课，谈论百家争鸣或者别的，不太合适吧？”
“没关系，理不辨不明、事不鉴不清，法律本来就是一个涵盖很广泛的范畴，你们所说的诸子百家其实就是我国的法律思想在历史各个时期的演变，这对于学员们了解并增进对‘行政’的理解有很大好处。但讲无妨。”
作为法律系的毕业生，冯喆所知道的赵枫林也应该知道，除非老师讲课的时候哪个人去睡觉了而且事后也没再巩固课本，或者有某个人在后来还涉猎了很多其他的知识，因此对于冯喆和赵枫林的一问一答，知晓他们一些情况的学员都有些意外，这些人就包括了阮煜丰、焦海燕和王趁铃，不过事实上学业的好坏不能等同于工作能力的高下，位置的高低更和素质不相对等。
辩论到了现在，孰强孰弱已经显而易见，抛开了赵枫林父亲的因素，其他人更愿意相信冯喆和赵枫林差着一个级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个人机遇和机缘巧合，而不是其他。
“古来统治者具以儒家为形而法家为实，这就是所有症结的核心，就是说统治者要求人民仁爱亲亲尊尊而自己杀伐果断，要百姓听话服从礼仪，自己却穷奢极欲为所欲为，代表法家思想的《商君书·去强》里面说‘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就是说一个国家如果让善民去治那些奸民，那国家肯定会乱的，国家一定会削弱的。所以最好的办法是让奸民去治善良的民，国家一定会强大，这就是要君王以弱去强，以奸驭良，实行流氓政治，小人政治。如果当官的都是奸民，善良的人怎么能好好的生活下去？但是这就是统治者秘而不宣的一个治世方式。还有，《商君书》里面还说‘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就是要求在国家里面，只要一种人，一种刑法一种信仰，除了这之外，其他的必须通过政策，使其走投无路，让他改行，让他变成这种人。如果他不能变成这种人，等待他的就是监狱、就是杀头。而国家只要哪一种民呢？就是那种平时要为国家生产，打仗的时候为国家当炮灰的人！我们现在以后来人旁观者的角度想想，自秦汉以来，尤其从汉武帝和董仲舒开始，老百姓是不是在礼义廉耻信的教诲下却被封建统治者这样蒙蔽的？所以，历来国家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恰恰相反，人民是为国家服务的。”
“赵枫林同学还说泱泱大国华夏文明，但哪朝哪代不是统一赏罚、统一教化？目的何在？这些其实就是愚民，只让民众接受一种教育，就是表面实行的儒家学说，听不到别的声音，只接受统治者所承认的观点，让大家‘民壹则农’，只会种田，这样民众就没有思想，就会安分守己，不会威胁统治。这样又回归到我上面所说的个人没有个性，只有社会的共性，因为全国除了农民没有其他从业者了，大家都一样，君王说什么就是什么，这就是万众一心，这必然会出现众志成城，那么这个‘文明’到底是体现了谁的文明？”
赵枫林不再说话，冯喆缓和了口气说：“统治者使用法家的这种混账逻辑还很多，如主张剥夺私有资产，造成一个无恒产、无恒心的社会。杀掉出众的人，剩下一帮傻子和无脑的人，这就好统治了，再有就是辱民、贫民、弱民。侮辱人民，让人民变得很贫困，让人民变得很愚弱，让你一无所有只能依赖于强权，不听统治者的话就没饭吃，没活路，然后这样有利于统治，他们就是要这么折腾你，让贫穷的人富起来，让富的人穷下去，再让富裕的人再次贫困下去，反反复复的让你没有安全感，没有时间去思考，让你忙于奔命，从而就不能对统治阶级产生威胁。一个国家的老百姓没有安全感，他就没有一个定性，就没有固定的品德，就没有恒心。你没有安全感，就要找一个外在的强权，一个‘家长’去依附。所以，这就导致了体制的地位很高，人民在体制之外无所依存。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只好靠官来保护自己，民众则希冀于清官的出现，寄希望于所谓的包拯海瑞来拯救自己于水火之中脱离苦海。偶尔还有一些人比较强大、比较有思想的话，怎么办？要么拉拢，要么杀掉，所以我说中国传统的专制社会里表面上是儒家的仁义道德，而骨子里却是冷酷无情的愚民与杀戮。”
“这又回归到了我说过的个性与共性上，国家的强大不在于武力的强大，不在于国家的公共设施有多强大，也不在于国家的经济有多发达。国家的强大在于人们自身的强大，那么个体的强大必然导致了共性的强大，但是共性在一定的时候排斥个体的脱离，这就是矛盾。”
“总而言之，在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封建统治里面，以儒家为表面愚民而行使法家的思想体系，就是专制君主统治天下的核心。因此，什么兼爱和清静无为都是一种表象，这都是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抛出的迷惑人的招数，人们只知有君有家长而不知道法律，从何而谈法治和行政？所以不要再总动不动就说我们是泱泱大国五千年文明，其实就是一个空壳，因此国人当自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清醒起来，自强自立。”
“法治之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国民素质的提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以法治国不是说说那么简单，民不知有法而只知道有官，所以‘行政权’这个词语对于我这种基层工作人员而言，除了执行外，暂时没有别的含义。这个话题还能阐述很多，我今天就说这些，很不全面，希望同学们能批评指正。”
冯喆说完，教室里的人全都陷入了沉思之中，赵枫林也再无话说，正巧下课时间到了，常满红走了出去，阮煜丰一拍冯喆问：“说的让我头昏脑胀，你干脆来党校当老师得了，走，去哪搓一顿？”
“干嘛？”
阮煜丰嘿嘿的一笑说：“没事，高兴，而高兴，则是看到自己讨厌的人吃瘪时候的心情。”
冯喆不知道，王趁铃将他刚刚说的那些话给录了音。
到了这个周末的早上，青干班的人都得知了一个消息，岭南日报发表了一篇冯喆的文章，而这篇文章是从岭南城市晚报上转载的《浅论新农村发展建设的若干问题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