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帝反霸：冲破帝国主义的封锁
（一）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出发点。早在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宣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基本政策之一的“否认一切卖国外交”指出，否认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一切卖国外交，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否认内战期间蒋介石所借的一切外债。要求美国政府撤退其威胁中国独立的驻华军队。同外国订立平等互惠通商友好条约。联合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1948年11月，毛泽东还宣布，中国愿意同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
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稿上的批文指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政府自己解决。”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前后，毛泽东还提出我国两个重要的外交方针：“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周恩来指出，“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我们要在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已于本日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于本日在首都就职，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毛泽东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公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意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启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为捍卫国家的领土主权和安全，为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All the reactionaries are the Papertiger），毛泽东提出的这个著名论断，打破了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不可战胜的神话。
该论断提出时，英语的习惯用法中没有这个组合词，因此当时的翻译余光生在翻译时用了英语中类似的习惯用语“稻草人（Scarecrow）”来代替。毛泽东当时已经和斯诺努力学习了一段时间的英语，他感觉稻草人不能代表他说的意思：“不行，我的意思是纸糊的老虎。”他急中生智，说：“是Paper-Tiger。”就这样，毛泽东创造的“Paper-Tiger”这个组合词，随着其著名论断，在世界广泛流传了。
1．论断的提出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为期43天的国共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国民党做完内战准备之后开始撕毁协定、大规模进攻解放区。1946年6月，国民党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当时，国民党在军队数量、军事装备、后备资源及外来援助等方面，都明显超过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约430万人，而且拥有装备较好的陆、海、空军；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只有127万人，不仅没有海军和空军，而且陆军装备也很差。国民党政府统治着约占全国76%的面积、3.39亿人口的地区，控制着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绝大部分铁路交通线，拥有全国大部分近代工业和人力、物力资源；而解放区的土地面积只占全国的24%，人口约1.36亿，基本上依靠传统的农业经济。此外，国民党得到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没有得到任何公开的支持。因此，对处于劣势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能否打败国民党的进攻，许多人存在怀疑和顾虑。
1946年8月6日下午5时，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接见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这是毛泽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关于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的一篇重要的谈话。在这篇谈话中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论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当时，大家围坐在窑洞前半山坡平台上的一个小石桌旁，谈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格局和中国的战局。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对革命人民和军队战胜装备上强大的敌人，起到了巨大的精神鼓舞作用。它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本质是“泥足巨人”这一论断的继承和灵活运用。斯特朗女士折服地评价道：这是个“时代性的伟大真理”。
2．论断的深化
1958年12月1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期间发表了《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指出：“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向阶级敌人作斗争如此，向自然界作斗争也是如此。”
从此，“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成为中国人民在思想上、战略上藐视一切貌似强大的敌人的口号。从长远与战略来看，一切反动派在人民正义的力量面前都是纸老虎，终将被人民汪洋大海的力量所打败，我们面对强大的反动派要树立必胜的信心；从现实与战术来看，反动派一般占有优势资源与强大的暴力工具，也是真老虎，在与反动派的斗争中要高度重视战术运用，有耐心、有战术地打倒反动派。后来其也广泛应用于人们工作生活中，把日常遇到的困难、挫折、挑战看作纸老虎。
3．这一著名论断得出的依据
第一，从进步性与反动性上；第二，从世界范围：苏联与美国，国内范围：共产党与国民党对比分析；第三，从具体战争上，从人员、战略指挥、战术运用、武器方面分析对比。
毛泽东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自接受斯特朗采访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后，毛泽东把这个论断不断扩展、深入阐述，广泛应用于反帝国主义、反修正主义、反霸权主义，以及国内建设等诸多领域。最完整的阐释是“反动派既是真老虎，也是纸老虎”，应对的指导思想应该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美帝国主义是个纸老虎，它的强大是表面的、暂时的。它不可能像流水一样地援助蒋介石。对美帝国主义，对蒋介石，总的方面我们应该轻视他们，但对具体的敌人就不能轻视，如果轻视就会犯原则性的错误。”
“我们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是从战略上来说的。从整体上来说，要轻视它。从每一局部来说，要重视它。它有爪有牙。要解决它，就要一个一个地来。比如它有十个牙齿，第一次敲掉一个，它还有九个，再敲掉一个，它还有八个。牙齿敲完了，它还有爪子。一步一步地认真做，最后总能成功。”“从战略上说，完全轻视它。从战术上说，重视它。”
“我说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你看，希特勒是不是纸老虎？希特勒不是被打倒了吗？我也谈到沙皇是纸老虎，中国皇帝是纸老虎，日本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你看，都倒了。美帝国主义没有倒，还有原子弹，我看也是要倒的，也是纸老虎。”“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他，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他。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在一个一个敌人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重视他，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
4．论断所蕴涵的哲学思想
1958年12月1日，毛泽东进一步阐释“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所蕴涵的哲学思想。“这里我想回答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既是真的，又是纸的，这是一个由真变纸的过程的问题。变即转化，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走向反面。一切事物都是如此，不独社会现象而已。”“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其寓意，从哲学的角度来讲，就是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和事物都是会朝着它们相反的方向发展。大会变小，强会变弱。
5．论断的战略意义
1946年毛泽东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一经提出，立刻传遍国内外，深入人心，产生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巨大力量，从理论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极大地增强了人民同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勇气和必胜信心。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不断取得成绩，这个著名论断不仅为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彰显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与创造性，还极大地鼓舞了世界无产阶级斗争与第三世界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精华，以此论断为指导树立的“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原则仍然鼓舞着中国人民，树立信心，战胜困难。其为中国共产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勇于创新、不断突破，提供着科学理论武器和方法论。
（三）抗美援朝的正义壮举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的典范；是反击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正义之举，正义战争。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立即决定对朝鲜实行武装干涉，6月26日，美军侵入朝鲜，支援韩国军队作战。同时，派遣其第七舰队侵入和封锁台湾海峡，并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向韩国政府提供援助的决议，组织“联合国军”开入朝鲜半岛作战，由此朝鲜问题被演化为国际问题。6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上严斥了美国对朝鲜和我国领土台湾的侵略，指出“各国人民的事情应该由各国人民来管，而不应该由美国管”，重申了“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观点，指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号召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同一天，国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杜鲁门和美国政府向台湾海峡派遣第七舰队的做法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指出美国和联合国军侵略朝鲜、台湾及干涉亚洲事务的罪行。
同年9月25日夜，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美帝国主义已在公开表示将进军三八线以北。”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境十分危急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决定由周恩来于9月30日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远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意侵略而置之不理。”
但是，美国侵略气焰日益嚣张，不顾中国一再警告，越过三八线，突破了毛泽东考虑出兵不出兵的最后底线。毛泽东在思考着，我们“应当参战，必须参战”。然而，从10月1日至19日，毛泽东面临了一生中最为艰难的抉择。因中央领导层开始认识不一，中国若出兵，会给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带来什么后果？百废待举，国民经济亟待恢复；残匪尚未肃清，新政权有待巩固；同帝国主义一号强国美国去较量胜负难卜，风险太大。当时，中美力量相差悬殊：美国的钢产量为8772万吨，中国60万吨。工农业总产值美国2800亿美元，中国100亿美元；美国还拥有原子弹和最先进的武器装备。
2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但多数人不赞成出兵。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仍未通过出兵，得出结论是“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打这一仗”。毛泽东几天为此事彻夜难眠。5日，毛泽东召见彭德怀、邓小平，问彭对出兵朝鲜的看法，彭说：“反复思考了几十遍，我体会到这是一个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给的问题。如果我们只强调困难的一面，不同美军正向鸭绿江进犯的危急后果联系起来考虑，不仅朝鲜难保，就连我国东北边防也直接受到威胁。我拥护毛主席出兵援朝的英明决策。”毛泽东很高兴，赞扬了彭总，认为彭能从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高度认识抗美援朝问题是非常正确的。5日正午，中央政治局继续在颐年堂开会，彭发言，“迟打不如早打”，如果等美国占领了朝鲜半岛将来的问题会更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这样对国内国外的反动气焰和亲美派也是个沉重打击。
“作为总理，周一直强调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加快经济恢复的步伐。但是，他完全不同意麦克阿瑟对中国的弱点所进行的解释，并且也‘不容看到他的邻国遭受野蛮的侵略’。在周看来，与美国交战还没有退到最后一步。他支持毛，并告诫其他官员如果必要的话，中国准备将人员从沿海省份撤退到内地，并把西北和西南两地区作为持久战的基地。”
8日，毛泽东以特急电报发布命令：“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调朝鲜同
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之后派周恩来总理急飞苏联见斯大林，请求苏联空军的支援，苏联以时机不到为由婉言拒绝。13日，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政治局一致认为，即使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也必须立即出兵援助朝鲜。
中朝两国山水相邻，一千多年以来朝鲜半岛的安全一直与中国密切相关。中国历史上就多次出兵援助朝鲜抗击倭寇。朝鲜战争爆发后，侵朝美军和韩军越过“三八”线，继而直逼中朝边境达到鸭绿江南岸，直接威胁到了新中国的安全和生存。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抗击侵略军，中朝人民并肩作战，打退了美国侵略军对朝鲜的侵略和以朝鲜为踏板侵犯我国的企图。1952年2月14日，毛泽东说：“我们不要侵犯任何国家，我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斗争是为打退向我国边疆前进的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而去的。从去年七月开始在开城板门店举行的敌对双方的停战谈判，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表尽了极大的努力，促使谈判走向成功。如果不是美国方面的故意拖延，谈判应当早就成功了。”
观点：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我国就面临了这样一场正义反对邪恶、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在当时中美力量相差悬殊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从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的高度来看待和分析这一迫切问题，决定出兵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与朝鲜人民一道打败了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联合国军”的侵略行径，大长了正义的力量，提高了中朝人民的威望，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及世界政治格局。这是新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积极作为（当然用毛泽东的话说“是美国人逼着我们打这一仗”），是变被动为主动的作为；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粉碎了美国企图跨过鸭绿江以朝鲜为踏板，侵略中国的企图；中国打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遏制政策，打开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中国的正义之声、正义之举得到了亚非拉人民的支持。新中国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遏制，改变了中华民族的生存条件，使世界不得不重新认识不可屈服、挺直了腰杆的东方巨人！
然而，近年来，境外势力却把朝鲜战争歪曲成“北朝鲜对南朝鲜的侵略战争”，诬蔑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正如时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上将赵南起批评的那样，今天国内竟然有歪曲历史事实，对抗美援朝的必要性提出质疑，甚至妄谈“失败论”的谬论。他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我们见证真相——抗美援朝战争亲历者如是说》一书，主编和作者们都是这场战争的亲历者，不少还是我在朝鲜战场的老战友。应该说，他们对这场战争是最有发言权的。对于中国抗美援朝的正当性和必然性，美国有识之士是予以承认和理解的。例如，基辛格曾指出：“中国绝不可能默许美军挥师朝鲜边境，因为朝鲜是历史上入侵中国的必经之地，特别是日本就曾以朝鲜为基地占领满洲，侵略中国北方。况且美国出兵朝鲜在战略上还意味着北京在台湾海峡和朝鲜两线受敌，所以中国就更不会袖手旁观。他们没想在军事上挑战美国，是几经思考，才决定以守为攻，赴朝参战的。”
冷战结束以后至21世纪初，美国将矛头对准朝鲜，将其打入“邪恶轴心国家”，多次引发“朝鲜核危机”。朝鲜核危机是朝美战略利益的碰撞和矛盾的累积，逐步演变为以“核问题”为中心的战略对抗。中国希望维持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积极倡导朝鲜半岛无核化，积极协调筹办解决朝核危机的“六方会谈”，为维护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安全和稳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也为中国赢得了一个难得的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
二、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反霸的理论依据
（一）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内涵和意义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的提出有一个酝酿过程，或说经过了长时间的思考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国际格局的变化审时度势、洞察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明确判断和理论概括。
“中间地带”概念是“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基础。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国际上普遍关注美苏两极对峙，担心美苏必将爆发新的战争进而引起新的世界大战的时候，毛泽东却以非凡的洞察力看到了美苏之间“隔着极其辽阔的中间地带”。他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中间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中间地带”理念蕴涵着毛泽东国际战略的重要思想，那就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他们是不可忽视的国际力量，不能轻视弱小国家的思想，他们是可以团结的革命力量。
此后，毛泽东还使用“第三世界”这个概念来代表他说的“中间地带”。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的票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当时，西方某些国际问题专家正在鼓吹美、苏、中“大三角”理论，对此毛泽东持不同意见。他说：我不赞成“大三角”，我喜欢亚非拉，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代表团在1971年的联合国大会上正式宣布了毛泽东的这个观点。此后，毛泽东在接见外宾的谈话中一再重申这一观点。
1974年2月下旬，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第二次访问中国。22日，毛泽东会见了卡翁达，谈话中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毛泽东说，美苏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比第三世界要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大第六届特别大会上发言，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邓小平指出：“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三世界。”当时国际斗争的主题是反对霸权主义，邓小平郑重声明：“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由此，三个世界的理论在国际场合公开提出。
观点：三个世界划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第一，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政治格局和中国外交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时正是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争夺世界霸权，扩充军备，搞核武器竞赛，拥有了大量的核武器，并到处扩张，威胁了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因此，反对霸权主义成为国际斗争的主题，毛泽东洞察这一切，并抓住有利时机，从国际战略高度提出了这一理论，对于团结世界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有着深远的意义；第二，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对争取第二世界的国家共同反霸，与日本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之后，我国与美国也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打破了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计划，这对改善我国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第三，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改变了苏美冷战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冷战思维，团结了广大亚非拉国家和第二世界国家。
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直到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某种程度上失去作为理论框架的意义，但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即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认同直到今天仍没有变。虽然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经济总量不断扩大，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不高。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末统计，我国的人均GDP约为7485美元（约合人民币46531元），高于2013年的6767美元，但仍然落后于很多国家，我国人均GDP在世界上排名还是在90名左右，我们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与发展中国家搞好关系，制定相应的内外政策，反对霸权主义，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的发展权宜始终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点之一。
（二）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苏、美、英的三巨头，斯大林、罗斯夫、丘吉尔齐聚苏联的雅尔塔，举行了雅尔塔会议，签订了雅尔塔协议，制定了美国、苏联对德国、意大利、日本法西斯国家的管治条例及确立了战后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德国被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东德为苏联管治，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西德为美国管治，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用一道柏林墙将德国以及欧洲分割为东西对峙的两种社会制度。东部以苏联为中心组织了华沙条约组织，简称“华约”。西部以美国为首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从此，以两大军事组织对立为基础和依靠，展开了东西方的对峙，冷战由此拉开了帷幕。以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为一方成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它是由苏联组织建立的由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政治、经济合作组织。1956—1961年，中国以观察员的身份列席经济互助委员会的例行会议。
中国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社会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时期，不得已的选择了“一边倒”的政策——学习苏联“老大哥”的经验和站在苏联的立场上。同时，美国也确实想把红色中国扼杀在摇篮中，之后也不断对我国采取遏制战略，我们也只能“一边倒”。此外，中国史学界坚持认为，“一边倒”的思想出自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并且这样做不一定是“完全地依赖他人或放弃自己的积极性”。这期间，1950年2月14日，我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是新中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条约。虽然条约签订的谈判过程是艰难的，但在周恩来一直强调的“平等互利”原则下，终于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相对平等的条约。条约中强调了：“签订协议的双方应当本着友好合作的精神，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在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来发展并加强中苏两国的经济、文化联系。”条约的签订在一定程度上为新生的中国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
但由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和污蔑，以及对中国的不友好举动和强加指责，1961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的霸权主义行径越来越严重，与美国展开了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世界面临着新的战争威胁和核恐怖。因此，我们采取了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斗争。
珍宝岛战役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反击苏联军队入侵的自卫反击战。以战斗有力回击了苏联对我国侵略的企图和希冀以战争来使中国人民屈服的妄想，以事实证明了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意志，粉碎了苏联霸权主义企图以战争威胁中国，完全听从其指挥的梦想。
1968年8月，苏联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企图摆脱其控制的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了军事占领。随后勃列日涅夫公开鼓吹“有限主权论”，为武装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制造理论根据。同时，在中苏边境向中国施压。苏联已由“修正主义”演变为“社会帝国主义”了。就在这一年，苏军飞机越境侦察挑衅事件日益增多，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和七里沁岛成为双方斗争的焦点。1969年3月，苏联军队几次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并向中国岸上纵深地区炮击，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在这次事件中，苏联政府称珍宝岛属于苏联，反诬中国边防军入侵苏联，并且公布了苏联政府对中国政府的“抗议照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珍宝岛无可争议地是属于中国的领土，而且长期以来一直是在中国的管辖之下，有中国边防部队进行巡逻。苏联的所谓“抗议照会”是推行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强盗逻辑。因此，我们必须对侵略予以反击。
中国人民同样也坚决反对美国的霸权行径，支援越南人民反对美国的侵略斗争。
（三）团结亚非拉人民
亚非拉人民在1945年以前大多是西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受尽了帝国主义的欺侮和经济剥削。二战结束后，各殖民地国家纷纷开展了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风起云涌，许多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和解放。独立后各国都面临着发展经济，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反对帝国主义的打压、冲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遏制的斗争。因此，亚非拉人民，也就是第三世界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是一致的。而中国是发展中的大国，加上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影响，及其个人的人格力量，自然而然地把亚非拉人民团结起来了。
万隆会议又称亚非会议，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此次会议是亚非人民团结的盛会，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广泛赞扬和确认的盛会。万隆会议的成功召开是亚非人民团结合作、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的结晶。会上共同倡导了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形成了以“团结、友谊、合作、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等为核心的万隆精神，为亚非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提供了指导原则，为和平解决国家间历史遗留问题和国际争端指明了有效途径，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承认并遵循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基本准则。
万隆会议是摆脱殖民统治后取得独立的亚洲和非洲国家，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讨论有关亚非人民切身利益问题的大规模国际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五个发起国，以及阿富汗、柬埔寨、中华人民共和国、埃及等24国。周恩来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会议于24日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提出了各国和平相处和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万隆会议召开六十周年前夕，中国驻印尼大使说：“60年前，万隆会议形成的处理国际关系‘十项原则’中包含着中国的智慧和贡献。”
2015年4月22日至23日，万隆会议召开60周年，亚非领导人会议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举行。会议主题是“加强南南合作，促进世界和平繁荣”
。印尼总统佐科致开幕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题为《弘扬万隆精神 推进合作共赢》的重要讲话，提出3点倡议。来自90多个亚非国家的领导人或代表及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会议通过了《2015万隆公报》《重振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宣言》《巴勒斯坦问题宣言》3个成果文件。与1955年和2005年一样，与会各国领导人于24日重走历史路，从萨沃尔-霍曼饭店沿着亚非大街步行前往万隆会议旧址——独立大厦，极具象征意义。
拉丁美洲人民二战后通过英勇的民族解放战争，纷纷赢得了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美国自认为拉丁美洲是其“后园”，即使拉丁美洲国家赢得独立后也一直面临着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对其政治经济控制和干预的斗争。中国人民给予了拉丁美洲国家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英勇斗争的声援与支持。
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创立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一）创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该原则是二战后随着亚洲和非洲地区反对殖民主义、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和建立新型的国家关系，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国家间的友好合作的共同愿望和呼声下，于1954年6月，由中国周恩来与印度、缅甸两国总理在讨论解决双边关系，友好合作的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中首先提出并倡导。1953年12月至1954年4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两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北京举行谈判。谈判开始时周恩来同印度政府代表团的谈话中提出这五项原则，后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1954年6月周恩来和印度尼赫鲁的联合声明以及此后的许多国际性文件都采用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法。同年10月19日，毛泽东同尼赫鲁的谈话中说，“应当把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尼赫鲁在9月29日的演说中说，应当按五项原则来约束，承担义务。10月21日，毛泽东与尼赫鲁的谈话中说，“我们在合作方面得到一条经验：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都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如果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合作就不能维持下去。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五项原则之一就是平等互利”。12月1日和11日毛泽东又与缅甸总理吴努进行了两次谈话，他指出，“我们应该在合作中增进了解”“我们应该采取些步骤使五项原则具体实现，不要使五项原则成为抽象的原则，讲讲就算了”“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五项原则也是适合你们国家的情况的，适合亚洲、非洲绝大多数国家的情况的。对我们来说，稳定比较好，不仅是国际上要稳定，而且国内也要稳定”。毛泽东在谈话中明确提出了，国家不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我们认为，国家不应该分大小。我们反对大国有特别的权利，因为这样就把大国和小国放在不平等的地位。大国高一级，小国低一级，这是帝国主义的理论。”“这是一个基本原则，不是空话。既然说平等，大国就不应该损害小国，不应该在经济上剥削小国，在政治上压迫小国，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身上。”“不论大国小国，互相之间都应该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关系，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损害的关系。”中缅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导下妥善解决了边界问题，1960年两国签署边界条约，这是新中国同周边邻国签订的第一个边界条约。中缅两国还签署了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这是亚洲国家间首个和平友好条约。
1955年4月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准则，被与会的亚非国家广泛赞誉与接受，并逐渐走向世界，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承认和使用。“它闪耀着亚洲文化的光芒，是新获得解放的亚洲人民对现代国际关系的重大贡献。在那以后的半个世纪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受住了世界风云变幻的考验，逐渐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邓小平曾经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这是因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概括了新型国家关系的本质，体现了时代发展潮流和世界各国及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国与国之间相互交往不断增加，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实现各国的和谐相处，通过国际合作，有效应对各种新的问题和挑战，实现共同发展与繁荣的目标，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新课题。近年来国际上围绕新形势下的国际秩序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有新的发展。在诸多尝试和探索中，有成功的，有不成功的，也有在实践中证明是错误和有害的。人们在实践和思考中得出相同的结论：在今天这一相互依存而又多元多样的世界上，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基本理论，最有生命力的仍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中国、俄罗斯、法国、德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都积极倡导世界的多极化，追求国际关系民主化，在国际政治中坚持反对霸权主义。2004年6月14日，钱其琛在庆祝“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创立50周年的国际研讨会”上的主旨发言中指出“平等的观念应成为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法制化的基础。国家有大小、贫富、强弱的不同，但在法律上是平等的，都有权平等参与国际事务。民主与平等原则，应在国际关系中加以提倡和履行。对一些小国、弱国和处于特殊困难的国家，要照顾到它们的关切。但寻求与它们真正平等合作是最重要的。”
2014年6月28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六十周年纪念大会在雅加达召开。习近平主席出席会议及庆祝活动，发表了《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的重要讲话，习主席说，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这是中国、印度、缅甸和国际社会共同的盛会，对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增进各国人民友好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954年6月28日和29日，中印、中缅分别发表联合声明，确认这五项原则将在相互关系以及各自国家同亚洲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予以适用。这是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创举，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今天，我们共同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就是要探讨新形势下如何更好弘扬这五项原则，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共同建设合作共赢的美好世界。
习近平主席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生动反映了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并赋予这些宗旨和原则以可见、可行、可依循的内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包含4个“互”字、1个“共”字，既代表了亚洲国家对国际关系的新期待，也体现了各国权利、义务、责任相统一的国际法治精神。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仍然是指导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则，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习近平主席说，60年来，历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一个开放包容的国际法原则，集中体现了主权、正义、民主、法治的价值观。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辟体现了新型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是一个相互联系、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适用于各种社会制度、发展水平、体量规模国家之间的关系。1955年，万隆会议通过的十项原则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不结盟运动把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原则。1970年和197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有关宣言都接受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当今世界一系列国际组织和国际文件所采纳，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同和遵守。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力维护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权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髓，就是所有国家主权一律平等，反对任何国家垄断国际事务。这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成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联合自强的旗帜，加深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相互理解和信任，促进了南南合作，也推动了南北关系改善和发展。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摒弃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壮大了反帝反殖力量，加速了殖民体系崩溃瓦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和平解决国家间历史遗留问题及国际争端开辟了崭新道路。
（二）打破遏制战略
二战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国家展开了对峙和斗争。美国对欧洲国家实施“马歇尔计划”，对其经济给予扶持和资金帮助，从而主导其政治经济；而对社会主义国家，美国则采取了遏制战略及经济封锁。因此，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成立了经互会，中国和苏联都积极发展经济，来打破美国的遏制战略。美国对新中国政府不但不予承认，而且还要力图阻止中国加入联合国。
新中国刚刚成立时面临着美帝国主义想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的恶劣国际环境下，我国的外交政策被迫的实行“一边倒”的战略，站在社会主义苏联一边。1950年2月14日，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是新中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条约。伍修权对当时中苏签订友好条约的过程有一些描述：“1950年我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争论达两个月之久。双方就互助条约、中东铁路、联合股份公司和边界问题采取了两种态度：一种是当对方提出的建议我们不同意时要进行争论；另一种是如果对方绝对坚持的话，我们就接受他们的建议，这是出于对社会主义利益的考虑。”可见，谈判是艰难的，中方既据理力争中国的权益，在保障中国的独立、主权和安全的情况下，也为了社会主义的整体利益对苏联有所妥协。加拿大学者基思对此的评论较为客观：“谈判是艰难的，但是他们还是给周一些机会来加强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地位。周在友好条约的措辞中一直强调‘平等互利’的原则，并认为尽管苏联领导人还有所保留，但这点对保卫中华人民共和国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一关于新的中苏关系原则的特殊声明从形式上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它超过了苏联与东欧国家签订协议时所使用的措辞。下面这段文字显得尤其精辟：‘签订协议的双方应当本着友好合作的精神，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在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来发展并加强中苏两国的经济、文化联系。’这段文字是符合中国关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应基于平等自愿这一观点的。这预示了1953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诞生。”
但是，随着苏联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霸权主义膨胀，对中国强加指责，中苏关系破裂，《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名存实亡。
我国在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打破美国的遏制战略和侵略的企图，美国也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东方大国以及其领袖毛泽东。在历史的机缘，毛泽东和尼克松的远见卓识，周恩来、基辛格等战略家的谋划下，“小球推动了大球”，中国和美国于1972年建立了外交关系，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中美建交是国际关系史上的大事，改变了东西方完全对立的局面，使冷战趋于缓和，避免了苏美长期战略对峙的状态，“将冷战从意识形态决战变为多方参与的国家利益博弈”。同时，中国改变了恶劣的外部环境。“中国当时处于一种独特的危险地位，受到两个超级大国轮番的追逐或威胁。当中国与苏联结盟时，美国对它采取施压的战略，力图打破中苏同盟。当中国摆脱苏联阵营后，苏联也同样对它施加压力，美苏均一度以核攻击威胁中国。”
（三）改变国际环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废除一切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毛泽东的反帝反霸理论和战略，以及“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从战略上藐视敌人，从战术上重视敌人，为新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鼓舞了世界上的一切进步力量去战胜反动派及其走狗的勇气，坚定了必胜的信心。特别是通过抗美援朝战争，消灭了美帝国主义企图消灭朝鲜，并以之为踏板，进一步侵略中国的企图，捍卫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发展经济冲破了帝国主义对我们的经济封锁及遏制战略，改变了中华民族的生存条件；支援亚非拉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赢得了亚非拉人民的信任。中国成为亚非拉人民的朋友。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成为对国际格局有重大影响的理论，是在对国际局势、世界力量对比，我们自己所处世界中的位置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分析基础上得出的正确判断及理论体系。我们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认清了自己，摆正了我们的位置，更明确了我们应该反对谁，团结谁。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是我们团结和依靠的力量，中国也给予了第三世界国家以无私的帮助和无偿的援助，赢得了他们的赞誉，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站在了正义的一边，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76张赞同票有53张来自于亚非拉国家），彻底改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发挥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的权利与义务，为联合国执行公平公正的决议和履行联合国的合法权益，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的改革，为联合国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而努力；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斗争，斗智斗勇。中国利用他们的矛盾，使夹在美苏两个霸权主义国家的中国有了回旋的余地，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中国和美国随着时代发展的潮流，建立了外交关系，中美建交改善了中美关系，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中美建交对中国和美国都有利，特别是它改变了中国恶劣的外部环境，对于中苏关系的回暖与发展也有着积极的作用。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