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大王
——钱壮飞
要不是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钱壮飞同志在对敌斗争中立下的丰功伟绩，的确使我们的党少走了弯路，全党将永远纪
——周恩来
钱壮飞（1896～1935），原名钱壮秋，别名钱潮，生在浙江吴兴（今湖州市）县城的一个商人家庭。1915年，钱壮飞从省立三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医科专门学校。1925年，钱壮飞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医生的身份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他来到上海国际无线电管理处谋职，后奉党中央的命令打入国民党内部，成为一名特殊的地下情报工作者。1931年， 钱壮飞截获重大情报，保护了党中央的及中央领导同志的生命安全，随后他转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1934年10月，他随中央红军开始长征。1935年3月底，钱壮飞牺牲于贵州乌江一带，时年39岁。
巧妙隐藏
1896年，钱壮飞出生时，他的家庭还算一个小康之家。父亲钱子如在城里做生丝收购的生意，母亲范氏操持家务，一家人生活得倒也无忧无虑。钱壮飞在省立三中读书时，其父因生意失败的重大打击而病逝，其母为避免他受人欺辱，早早地为他定了一门亲事。他的妻子徐双英是同城一家布店店主的女儿，模样清秀、知书达理，次年便为他生了个女儿。
1915年，钱壮飞从省立三中毕业，考上了北京医科专门学校。在北京求学期间，钱壮飞结识了一位名为张振华的女同学。张振华是安徽桐城一家名门望族的女儿，也是一个新派女性。她经常在生活和学费上资助钱壮飞，使他顺利地完成了学业。两人毕业后，留在北京成了家。后来，徐双英母女也来到北京，与他们共同生活。全家人和睦相处、生活安康。
钱壮飞为了养家糊口，先在北京长兴街挂牌行医，后来又到京绥铁路附属医院工作，并在美术学校兼职任教。这段期间，钱壮飞受张振华弟弟张暹中的影响，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观。张暹中是早期共产党员，对钱壮飞和张振华的思想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后来，在张暹中的影响下，张振华和钱壮飞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双双走上革命的道路。
1926年，钱壮飞和张振华在北京又开办了一家光华影片公司。当时，他们一边在公司参与影片的演出，一边以演员的身份进行地下工作。有时候，钱壮飞利用医生的身份作掩护，把党的秘密文件、传单或标语装在医用皮包里，提到党的地下机关或隐蔽同志的住处“出诊”；有时候，钱壮飞一家人以演员的身份到北海公园等公众场合散发传单；有时候，他们又趁深夜将传单一一塞进沿街靠巷的门缝里。
大革命失败后，钱壮飞的身份暴露了，经由党组织安排，来到上海工作。几经周折后，他在上海找到工作，才把一家人接到了上海。后来，钱壮飞与党组织接上了头，被编入上海中共法南区委所属的法租界支部，与胡底成为一条战线上的工作伙伴。为了宣传的需要，法南区委书记李富春在党支部成立了一个特别宣传队，钱壮飞是这个宣传队的一员。有一次，宣传队为支持法商电车公司中国工人的罢工斗争，准备上街散发传单和张贴标语。为了携带和张贴方便，钱壮飞设计了一种只有两指宽的微型传单，运用起来方便快捷。他的这个小小创意得到了同志们的认可，也激发了他在设计方面的潜能。后来，他的这一禀赋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潜伏
1928年下半年，钱壮飞在上海国际无线电管理处找到一份工作，专门负责广告绘画和招揽生意。令他没想到的是，机缘巧合之下，自己竟然成了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共中央特科组织”中的一员。中共中央特科组织成立于1927年11月，它的主要职能是：保卫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向革命根据地通报敌情，以及营救被捕同志和惩办叛徒等。不久，党中央决定，从党内挑选一两个忠实可靠的同志打入敌人党政机关，负责侦探和搜集情报的工作。
当时，上海国际无线电管理处是国民党政府建设委员会下设的一个对外营业机构，主要是替一些来往上海的外国人收发国际来往电报。它虽不是国民党的重要党政机关，但却是一个可以隐蔽中共党员骨干、掌握无线电收发技术和收集情报的重要地方。毫无疑问，钱壮飞就是党中央心目中可长期潜伏的最佳特工人选。不久，李克农也来到上海国际无线电管理处工作，成为钱壮飞的亲密可靠的战友。
这年冬天，在国民党政府建设委员会担任秘书长也是“中央俱乐部”（简称C.C）重要领导人之一的陈立夫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准备在一些重要机构培植自己的党羽。作为建设委员会的下属单位，上海国际无线电管理处自然是他的第一个阵地。他把原管理处处长弄走，又把自己的同乡兼表亲徐恩曾安插进入，使管理处成为供他掌握和支配的地方。
徐恩曾是浙江吴兴人，早年留学美国，表面上看来斯斯文文，实际上却心狠手辣、贪恋美色。他走马上任后，很快注意到了自己的同乡钱壮飞。他发现钱壮飞聪明能干、善于交际，便把管理处的事物全权交予钱壮飞处理，自己则三天两头到外面花天酒地。为了进一步取得徐恩曾的信任，钱壮飞为他妥善安置了一个情妇的住所。从此，徐恩曾视钱壮飞为他的“左膀右臂”。
1929年，浙江省建设厅举办规模盛大的西湖博览会。钱壮飞协助徐恩曾进行博览会的设计和会务工作。在博览会的准备工作中，钱壮飞发挥了自己设计和组织的才能，不仅使博览会圆满召开，还替徐恩曾赢得了陈立夫的称赞。自此，钱壮飞更加受徐恩曾的信赖和赏识，他的地下工作开展得也顺利了许多。
1929年年底，徐恩曾调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党务调查科担任科长一职。他第一时间将这个好消息告诉自己的“心腹”钱壮飞，并悄悄告诉他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陈立夫准备在党务调查科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庞大的反共的特务系统，配合蒋介石对共产党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及利用中共的动摇分子打入中共内部。徐恩曾让钱壮飞做自己的主要助手，协助陈立夫建立这个特务系统。钱壮飞迅速将这个消息传达给中央后，周恩来亲自批复说：“你们把它拿过来！”不久，中共中央特科决定，由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三人组成一个直属党中央负责人单线领导的特别党小组，打入国民党的最高特务组织。
钱壮飞作为徐恩曾的机要秘书，主要负责补充人员、请示经费、在各地建立基层机构，并在南京建立秘密指挥机关和秘密电台。他利用职务之便，在扩充人员时，安插了一些可靠的共产党员进去，便于及时与留在上海的李克农联系。
徐恩曾的秘密指挥机关成立后，但凡国民党中央党部送给他看的机密文件、电报，以及汉口、九江、安庆等地的特务给他的情报，都要送到南京中央路上的“大本营”来。徐恩曾虽然野心勃勃，但始终改不了留恋烟花之地的毛病。每天，他只拎着公文包到办公室打个照面，处理一下必须由他决定和处理的一些重要事情，然后就跑到外面鬼混去了，剩下的事情全都交给了钱壮飞一个人。因此，凡是呈报给徐恩曾过目的机要文件，全都先交到钱壮飞这里来。遇到重要情报，他总是不动神色地传递出去，交给中共中央处理。这一切，他都处理得滴水不漏，丝毫没被徐恩曾发觉。
后来，陈立夫让徐恩曾去搜集共产党和其他党派、政治势力的情报。毫无疑问，这一重任又落到了钱壮飞的身上。钱壮飞根据中共中央特科的指示，在南京、天津等地建立了一套以“通讯社”为名义的半公开情报机构。在南京，钱壮飞设立了“长江通讯社”和“民智通讯社”，并兼任通讯社的负责人；在天津，他让胡底在日本租界创建了“长城通讯社”。李克农则以无线电管理局的广播新闻编辑的身份作掩护，负责主持设在上海的国民党情报机关；并把钱壮飞、胡底获得的情报，通过中共中央特科转送给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因此，这些“通讯社”，名义上虽为国民党的特委机构，实际上完全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中。
自1929年底开始，钱壮飞和他的亲密战友李克农、胡底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将个人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战斗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心脏里，极其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们的“把国民党最高特务组织拿过来”的这个无比艰险而光荣的任务，并赢得了我党情报战线上“龙潭三杰”的美誉。
解救中央
正当钱壮飞等人在国民党内部工作得顺风顺水时，共产党员顾顺章的被捕和叛变扰乱了一切，甚至还差点搭上钱壮飞及重要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性命。好在钱壮飞及时发现，拦截情报，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消息传到党中央，避免了一场重大浩劫的发生。
顾顺章原是上海南洋烟草公司制烟工厂的一个工头，平日喜欢舞枪弄棒、打架斗殴、耍几套魔术，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流氓气息。五卅运动时，他参加了工厂大罢工，并负责工人纠察队，热衷于买枪打叛徒、工贼和流氓，后调到上海总工会工作。上海工人武装大起义时，他担任武装纠察队的队长。在这次起义中，他表现得积极、勇敢，受到了周恩来的嘉奖。因此，他在上海工人中也小有名气。后来，党中央创建中央特科时，顾顺章参与了相关工作，并担任行动科的科长。可没过多久，他的流氓本性就暴露无遗，且无视中央领导人对他的批评、教育。考虑到组织、情报安全等问题，党中央将他调离了中央特科。
1931年4月，顾顺章在完成护送张国焘去鄂豫皖根据地的任务后返回武汉，竟然不顾党的秘密工作纪律，在汉口的一家游乐场所公开表演魔术赚钱，还同一些交际花鬼混在一起，最终于4月24日遭人告密被国民党反动派所捕。
顾顺章被捕后，在审讯的当天就叛党投敌了。他先是供出了中共驻汉口的秘密交通机关，以及湘鄂两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军团驻汉口的办事处所在地；还出卖了直属中央特科四科领导、在英商祥泰木行一条运输船上当舵手、负责上海至汉口秘密交通线的一位姓陈的共产党员。当时，顾顺章扬言这仅仅是投靠国民党的一个小小见面礼，他还有一个更大的秘密需要面陈蒋介石。这个天大的秘密就是，他所知道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在上海的秘密地址，以及中央特科钱壮飞等人的情况。
风云突变，变幻莫测。这一切来得太突然，此时远在南京的钱壮飞还一点都不知晓武汉发生的骤变。
4月25日，正值周六，只有钱壮飞一人在“大本营”值夜班。突然，他接收到武汉国民党特务机关发给徐恩曾转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陈立夫的六封特急绝密电报，且每封电报上面都写有“徐恩曾亲译”的字样。钱壮飞一边接收电报，一边对这六封绝密电报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心想：到底武汉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以至于需要连发六封绝密电报？于是，他拿出从徐恩曾那里偷来的密码本，将六封电报的内容翻译了过来，当时就大吃了一惊。他这才知道，原来中共党员顾顺章被捕并已投敌叛党，即将到南京供出中共中央机关及重要中央领导人的秘密处所，并准备在三天之内全部肃清。
看完电报后，钱壮飞定了定神，赶紧将电报原文记下来，然后将电报原封不动地封好，并想办法将这一重大情报传递给党中央。他思前想后，决定派自己的女婿连夜乘火车去上海，将这个重要情报告知中央特委，再传达给党中央。安排好这一切后，他仍旧若无其事地留在“大本营”值班，一边继续观察事情发展的情况和思考应对措施，一边清理自己所管理的重要电文、账目等资料，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
在这之后，又陆陆续续传来一些密电。钱壮飞从这些密电中得知，武汉方面已派专轮护送顾顺章赶往南京，并将在未来48小时内抵达南京。随即，他立即密电“长江通讯社”、“民智通讯社”和天津的“长城通讯社”的相关同志迅速撤离。
第二天清晨，等徐恩曾来上班后，钱壮飞平静得地将昨晚那批密电递给他，之后就装作下夜班回家休息的样子，从容不迫地离开了“大本营”。其实，他并没有像往前一样回家休息，而是立即乘车赶往了上海。为了安全起见，他提前在上海郊区的一个小站下了车，绕道进入市区，融进人来人往的大上海。
党中央收到钱壮飞在南京“大本营”截获的情报后，立即采取了相关应对措施，力求在国民党反动派下手之前，转移相关人员和销毁一切证据。经过几十个小时惊心动魄的时间战后，中共中央终于抢在国民党反动派下手之前，避免了一场空前严重的大破坏、大灾难。
4月27日，顾顺章乘船抵达南京后，才说出中央路上的“大本营”是共产党在南京的秘密联络处及钱壮飞是共产党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地下工作者的消息。当徐恩曾得知这一消息后，他惊讶得一时说不出话来。他不相信自己信任的得力助手是共产党的人，赶紧派人到他的住处搜寻，结果早已不见钱壮飞的人影。这时，徐恩曾才恍然大悟、追悔莫及，赶紧派人到上海，展开全市大搜捕。可他们所到之处，早已是人去楼空，什么都没有搜到。气急败坏的徐恩曾本想拿钱壮飞留在南京的家属们开刀，引出钱壮飞，可偏偏钱壮飞在离开前留给他一封警告信，害得徐恩曾无处下手。钱壮飞在信上说，徐恩曾如果迁怒于他的家人，他就把徐恩曾的丑闻、隐私公布于众，让他身败名裂。权衡之后，徐恩曾仅仅是装模作样地抓了钱壮飞的家人，关了几天后就放了。
事已至此，国民党反动派们也只有捶胸顿足、懊恼不已的份儿了。至于顾顺章这个叛徒，自然是没有得到蒋介石的重用，最终死在了国民党特委的枪下，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魂断长征路
顾顺章事件后，钱壮飞被党中央安排到江西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期间，钱壮飞利用自己的长处将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1932年春，红一方面军成立了保卫局，由钱壮飞担任局长。当时，保卫局的干部、战士大多是从红军作战部队或者红军学校选拔出来的年青党员骨干。他们血气方刚，一心想着上战场杀敌，根本无心留在保卫局工作，甚至认为供职于保卫局是胆小鬼的表现。钱壮飞为了改变这些红军青年干部、战士的观念，亲自为他们讲起来自己的工作经历，以此启发他们认识保卫工作的重要性和困难性。此外，他还根据每个人的文化程度，编写了教材，帮助大家学习文化和掌握有关情报、保卫工作的各种专业技术知识。钱壮飞讲课时，内容丰富、情节生动，常常用浅显、生动的例子来说明实际问题。渐渐地，大家开始对保卫工作上心了。
1933年8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决定，在中华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叶坪，建立一座红军烈士纪念塔。钱壮飞承担了这座纪念塔的设计任务。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际勘察和设计规划后，钱壮飞把纪念塔的造型设计成射向敌方阵地的炮弹，象征着红军烈士们冲锋陷阵、一往直前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红军烈士纪念塔落成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在纪念塔的塔基石碑上题了词，并刻下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工程的设计者和指导者钱壮飞的名字。此外，他还参与设计了《红色中华》报刊头及优秀红军指战员红星奖章的设计工作。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钱壮飞随中央军委纵队开始长征。不幸的是，他在随红军主力渡过乌江后，在贵州流长一带因躲避空袭而掉队。后来，党中央派人四处寻找钱壮飞，却一无所获。据中央事后确认，钱壮飞牺牲于流长当地土顽分子的手中，时年39岁。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曾在多次会议上赞扬了钱壮飞。1962年2月，外交部副部长、解放军总参谋长李克农上将逝世，周恩来在治丧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追忆说：“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是我党情报工作战线上的三杰。钱壮飞是情报大王，钱壮飞如果还活着，也应该是上将或大将了。”在李克农的悼词中，有这样一段话：“在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李克农坚强勇敢地同敌人进行了斗争，同为革命而壮烈牺牲了的钱壮飞、胡底同志一起，对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这是党和人民对钱壮飞烈士和他的战友们一生的英雄业绩，所作的高度评价和定论。
“留得头颅在，可为党效力。”——彭干臣
革命诚非易，断指何足惜，留得头颅在，可为党效力。
——彭干臣
彭干臣（1899～1935），又名彭干成，出生在湖北英山县。1921年10月，彭干臣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底转为中共党员。1924年5月，彭干臣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后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6年秋，彭干臣回国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时，他被任命为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后去上海做地下工作。1932年2月，他前往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担任红十军参谋处长及彭杨军政学校校长，后随抗日先遣队北上。1935年1月，彭干臣在怀玉山战斗中不幸牺牲。
“革命的精神是干”
1956年初夏的一天，周总理和邓颖超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待了一位年轻人。邓颖超拉着这个年轻人对周总理说：“是他，他就是彭干臣的儿子彭伟光。”周总理上下打量一番，笑眯眯地对邓颖超说：“你看他的模样、腔调和动作全都像他的爸爸。”当天，邓颖超陪彭伟光到中南海划船，满怀深情地回忆道：“你爸爸在上海和我们一块做秘密工作，他是一个机智乐观，干起事不顾一切艰难的人。对于他的牺牲，我们是很痛心的。今天见到你，我和你周伯伯非常高兴。这样，我们对失去的战友彭干臣烈士有所交代了。”
周总理和邓颖超口中的“彭干臣”究竟有过怎样的光辉人生呢？
彭干臣降生在湖北英山县的一个佃农家庭中。小时候，虽家境贫寒，但彭干臣的父母和堂叔都非常支持他上学念书，加上他自幼聪明好学，学习成绩一直很优异。1919年夏天，他考上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
当时，安徽省立第一师范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新思想、新文化得到广泛传播，学生运动蓬勃发展。彭干臣进入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并通过同学成为进步杂志《新青年》的忠实读者。1920年，恽代英应邀到安徽省立第一师范讲学，传播马克思主义，对彭干臣的思想转变产生了极大影响。渐渐地，彭干臣成为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生运动中的骨干分子。
1921年6月2日，安庆各学校学生代表到省议会请愿，要求省议会增加教育经费。然而，安徽省议会不但拒绝，反而派人殴打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当晚，请愿代表们联合省立第一师范、法专等学校近千名学生包围了省议会大楼，要求会见议长和议员。不料，守护在省议会大楼的警察与学生发生冲突，用残酷手段镇压了学生。顿时，省议会大楼周围血迹斑斑，大部分学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姜高琦身中七刀，鲜
血直流。
第二天，省学联号召安庆市所有学生总罢课。彭干臣等一批有志青年走上街头，散发传单、游行示威，揭露反动军阀的罪行。一时间，安庆市各界人民及安庆周边各地区的学生都加入到支持学生运动的行列中来。7月1日，受伤学生姜高琦因医治无效而死亡。安庆市各界人民得知这一消息后，义愤填膺地向北京政府控告了省议会的残暴行径。经过安庆市各界人民的坚决斗争，省议会终于同意增加教育经费，并安抚了姜高琦的家人。
安庆“六二”运动后，彭干臣的内心得到了更为深刻的教育和启发。他曾在姜高琦墓地的血衣亭内题词：“干，革命的精神是干！是要彻底的干！”这句题词，表明了彭干臣与反动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
1923年6月，安庆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重建大会，并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安庆支部。彭干臣是主要成员之一。这年冬天，中共安庆党组织召开成立大会，到会人员中包括彭干臣等十名党员。
忠心可鉴
1924年4月，中共安庆党组织选送彭干臣报考黄埔军校。结果，彭干臣顺利考上。5月，彭干臣进入黄埔军校学习，成为中共黄埔特别支队的重要成员。在黄埔军校期间，彭干臣学习成绩优异，也是主要的革命活动积极分子。他常常写信给同学、老乡和朋友，向他们介绍黄埔军校的学习、战斗、生活等情况，鼓励他们也报考黄埔军校。
彭干臣毕业后，留校担任第三期教导团一团连的党代表。1925年2月上旬，黄埔军校的两个教导团参加第一次东征。彭干臣作为党代表，随部队出征。行军路上，彭干臣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对刚入伍不久的新兵进行阶级教育和形势教育；打仗时，彭干臣身先士卒，为新兵们起到了表率作用。3月18日晚上，部队悄悄逼近五华县城。此时，城内的敌人没有察觉到任何异样，哨兵巡逻到城门时被部队所俘。彭干臣逼迫俘虏谎称回城取弹药，让城内守敌打开城门。趁此机会，黄埔军校教导团的新兵们一拥而进，与敌人展开拼杀。彭干臣带领战士们勇猛杀敌，始终冲在队伍地最前列。正当他抽空装子弹时，突然从右小指处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感。他低头一看，原来小指头被敌人的子弹击中而截断，鲜血止不住地往下流。虽然疼痛难忍，但他拒绝了卫生员的包扎，把枪换到左手，右手一挥，带领战士们再次冲了上去。没过多久，五华县城内的敌人就被东征军消灭得一干二净。事后，战友们为他失去了右小指而惋惜，但彭干臣则笑呵呵地作诗一首：“革命诚非易，断指何足惜。留得头颅在，可为党效力。”
1926年秋，北伐战争迅猛发展。彭干臣提前结束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学业，回国参加北伐战争。彭干臣到部队报到后，担任第十一军独立团的参谋长一职。在攻打汀泗桥、贺胜桥、武昌城的著名战役中，彭干臣向团长叶挺主动请缨，亲自带领一支由共产党员带领的“敢死队”作为先锋部队，为团部在前面开路。每次冲锋时，彭干臣总是一马当先，出其不意地攻克守敌，为后续部队攻城打开便利之路。一次在激战中，他腰部受伤，却坚持不下火线，深受叶挺的赞许。10月，国民军攻占武昌城后，叶挺独立团扩编为十四师，叶挺为卫戍司令，彭干臣为卫戍司令部参谋长，负责武昌的防卫工作。叶挺率部西征时，彭干臣代理卫戍司令。任职期间，他忠于职守、打击反动势力、保护工商和市民的利益、维护了武昌城内的稳定秩序。
中共第一个公安局局长
1927年6月，党中央将一道密令下达到彭干臣的手中，让他即刻赶往南昌，与周恩来筹划一项重大的军事武装活动。这项重大的武装起义活动，即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
当时，南昌、九江一带聚集的敌兵，相比较中共控制的兵力而言，少之则少。如果趁此机会发动武装起义，可促使起义的成功。
8月1日凌晨两点，南昌城内熟睡的人们突然被一阵枪声惊醒。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打响了。经过五个小时的激战后，南昌起义部队消灭了敌人近万名，成功占领南昌城。起义当天，彭干臣被中共中央任命为南昌公安局局长兼卫戍司令。他接管南昌公安局后，立即将原公安局的警官和消防队员进行了集合、整编，并发出布告要求各商店照常营业，再次显示了他干练的办事作风。
8月4日，彭干臣召集公安局原下辖的保安第一、二大队和消防队进行训话，而后重新组合编队，并将新招募的300多名青年与原有的警员合编为几个连，派发枪支弹药后，随贺龙的警卫团南征。
南昌起义爆发后，蒋介石慌忙调来大批军队镇压。针对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的情况，起义部队决定放弃南昌，南下广东。8月5日，彭干臣随起义部队南下广州。
9月下旬，南昌起义部队到达潮汕地区，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曾决定，将海陆丰农民赤卫队改编成十五军，由刘伯承当军长，彭干臣任第一师师长。然而，起义部队主力在10月就遭到了失败，十五军没能正式成立，彭干臣自然也没有担任第一师师长。
南昌起义失败后，彭干臣辗转来到上海。1928年，彭干臣受党中央委派作为中央军委委员协助军委主席周恩来做地下工作。第二年夏天，党中央决定在上海秘密成立军委系统的军政干部训练班，并选定彭干臣作为训练班的具体事务负责人。
当时，军政干部训练班由军委主席周恩来直接领导，彭干臣除了负责训练班学员的接送、住食、安全等工作外，还担任学生的课程教员。训练班一共办了三期，每期30多人，训练时间为三个月左右，主要为学员们讲授党的建设和军事斗争等课程。训练班的场所设在一栋三层楼的花园洋房里。彭干臣在花园外的大铁栅栏门旁树了一块写有“蜜蜂经理处”的大牌子，对外声称是武汉蜜蜂公司设在这里洽谈生意的地方。他化名黄春山，是该经理处的经理，人称“黄大老板”。
每期训练班开班时，彭干臣都要去接学员。一般，他会在晚上接进学员，并规定任何学员在学期结束之前不得离开花园洋房。学期结束后，他再趁黑把学员一个个地送走。学员由保卫人员化装成的人力车夫，直接送到事先安排好的旅馆，再由党中央派来的“交通员”接走，派往苏区。
当时的上海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政策中，可彭干臣在主持军政干部训练班一年的时间里，从未出现任何纰漏或者事故。周恩来对他谨慎、认真、干练的做事风格大为赞赏，称他是“出色的将才经理”。
怀玉山上铸英魂
1930年5月底，彭干臣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前往东北组织武装斗争。9月，东北党组织内部出现叛徒，彭干臣暴露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政策之下。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抓捕，彭干臣和一位配合他工作的同志于10月上旬乘火车北上哈尔滨。途中，两个国民党特务一路跟随他们到了哈尔滨落脚处。这时，彭干臣发觉其中一个特务好似跑去告密了，遂将另外一个特务骗进住处内掐死，再直奔火车站，乘车取道大连重返上海。
在上海期间，彭干臣曾到天津开展工作，后因“顾顺章事件”又返回上海。他回到上海后，仍协助周恩来工作，并亲自到工厂、学校等地开展革命活动。后来，由于党中央被王明的“左”倾错误所统治，使上海的革命力量和组织遭到极大破坏，周恩来、彭干臣被迫离开上海奔赴革命根据地领导武装斗争。
1932年2月，彭干臣来到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他先是担任红十军参谋处长，后改任彭杨军校校长，培养了大批有才干的军事干部。他在彭杨军校任职期间，把自己的名字“干臣”改为“干成”，意为干什么都立志干成。
正当彭干臣为培养红军干部大展身手的时候，党内错误的“肃反运动”向他袭来。因他是知识分子出身，且在“白区”工作过，自然成为“左”倾冒险主义推行者攻击的对象。1933年9月，彭干臣遭“肃反运动”的组织者囚禁，并持续到1934年11月。红军开始长征后，方志敏将彭干臣解救出来，并加以重用。后来，彭干臣随方志敏的抗日先遣队北上长征。在半个月的时间里，方志敏率领的抗日先遣队沿着皖赣边行进，一路上克敌前进，威震四方。
1935年初，方志敏的抗日先遣队抵达赣东北的怀玉山时，遭到敌人的重兵围攻。面对大批敌人猛烈进攻，红军战士英勇杀敌，丝毫没有畏惧之色。但终因寡不敌众，红军战士死伤无数，彭干臣也在战斗中不幸牺牲，年仅36岁。
“坚决革命的同志”——董振堂
英雄战死错路上，今日独怀董振堂。悬眼城楼惊世换，高台为你著荣光。
——叶剑英
董振堂（1895～1937），宁都起义的领导者之一，人民军队的杰出将领。1895年12月21日，董振堂出生于河北新河县。1923年，他从河北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先后担任西北军的连长、团长、师长等职。1931年12月，董振堂与赵博生一起发动了著名的宁都起义，后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宁都起义的队伍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第五军团，董振堂担任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次年，董振堂光荣地成为共产党员，后历任第五军团军团长和第五军军长。1934年，董振堂率部随主力红军长征。1937年1月20日，他率领红五军在高台与国民党军队激战时英勇就义，时年42岁。
“不爱钱将军”
河北新河县李家庄位于海河流域的黑龙港一带，这里气候非旱即涝，土壤非沙即碱，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过着贫穷困顿的日子。董振堂一家就生活在李家庄。小时候，董振堂家里虽不算大富大贵，但日子总算还过得去。不过，在华北大旱三年后，董家就家道中落了，一家人过着紧紧巴巴的日子。直到13岁，董振堂才进入初级小学读书。因为年纪比学堂里其他孩子的年纪都大，衣着也朴素简单，董振堂经常受到富家子弟的嘲笑和欺辱。不过，他并没有把这一切放在心里，而是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勤学苦练，提高自己的学习成绩。渐渐地，他周围的嘲笑声悄悄地消失了。
19岁时，董振堂从高小毕业，后考进冀县中学学习。毕业时，他获得了“优秀模范”的殊荣。之后，董振堂并没有选择师范院校类的学校继续深造，而是弃笔从戎报考了保定军官学校。1922年春，他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被派到陆军检阅使冯玉祥的部队当见习官。
当时，冯玉祥的部队是出了名的军法森严、待遇甚低，尤其是第11师。很多军官学校毕业的学生都不愿到冯玉祥的部队，而董振堂却不以为然，偏偏要求进第11师磨炼。不久，与他一同进第11师的大部分同学因受不了严明的纪律和不讲人情的责罚而偷偷逃跑了，但董振堂却仍旧任劳任怨地工作着。他的同窗好友何基沣劝他一块离开冯玉祥的部队，结果董振堂却说，没有过硬的本领，到哪里都救不了中国，我们应该不怕任何困难，先苦干几年，争取到一定兵权后，再去救中国。何基沣被他的一番话打动了，表示愿意留下来与他并肩奋斗。
两个月的见习工作结束后，董振堂等军官学校毕业生面临着再一次的抉择。此时，他们的出路有两条，一条路是到西北军上层当教官或参谋，一条路是到西北军连队当下级军官。很显然，选择第一条路就是选择了高官厚禄，选择第二条路就是选择了吃苦耐劳。这一次，董振堂的选择依旧让人大吃一惊。凭他的出色表现，到西北军上层担任参谋不算难事，可他偏偏选择了去炮兵连当排长。
西北军下层军官的生活是艰苦的。董振堂一连好几个月都发不了薪饷，可他从不抱怨。每天，他和战士们一块吃大锅饭，一块训练长达十小时以上，闲下来的时候还参加修路、植树等勤杂劳动。这样艰苦的生活，不仅磨炼了董振堂的意志，更是让他得到了战士们的尊敬和冯玉祥的赞赏。
1924年10月下旬，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董振堂随冯玉祥参加了推翻贿选总统曹锟、打倒直系军阀吴佩孚、欢迎孙中山先生到京等活动。随后，冯玉祥部被编为国民第一军，董振堂被提升为炮机教导队大队长和陆炮营营长。1926年9月17日，董振堂参加五原誓师，被冯玉祥提升为国民军联军第四师第十二旅旅长。1927年5月上旬，为策应武汉方面北伐军作战，国民联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分两路出紫荆关和潼关。董振堂被编入右路军，率部在互亭镇和竹获铺力克敌军。战斗结束后，董振堂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三十六师师长。
在国民党军队里，董振堂被大家称呼为“不爱钱将军”和“傻司令”。当时，军阀部队的高级官员都过着奢靡的生活，唯独董振堂不与他们同流合污。当了师长的董振堂，每月的薪饷是两百多元，可他依然过着简朴的生活，每顿饭都是馒头和简单的两菜一汤。不过，他虽然自己过得清苦，却时常对下级军官和士兵慷慨解囊。
领导宁都起义
1930年9月，蒋、冯、阎军阀在中原地区发生混战。结果，冯玉祥的西北军失败，他本人离开了部队。第二年年初，蒋介石拨了巨款给孙连仲，让他把吃了败仗的西北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董振堂所在的原十三师改编为二十五师七十三旅，由董振堂担任旅长。
1931年，蒋介石调第二十六路南下江西“围剿”红军。可是，第二十六路军的大多数官兵是北方人，鉴于以往“剿匪”部队的失败经历和南方水土不服的可能性，他们都不愿意南下与红军作战。董振堂不愿意依靠蒋介石，奈何冯玉祥又指望不上，以后的路该何去何从呢？一时间，他陷入了深深的苦闷和彷徨中。
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围剿”失败后，命令二十六路军固守宁都城。到宁都后不久，二十六军中许多士兵都因水土不服患上了重病。蒋介石对这支非嫡系部队爱答不理，所以很多人都病死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华北危急。二十六路军的广大官兵纷纷要求北上抗日，离开宁都，可是依旧遭到了蒋介石的阻拦。之后，孙连仲丢开部队跑到了上海，日常军务转交给参谋长赵博生来处理。
处在苦闷、困顿中的董振堂想到了之前离开部队的共产党员刘伯坚，他派人四处打听他的消息，可始终杳无音讯。事实上，在二十六路军中已经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只是他们一直处于绝密活动状态，董振堂不得而知罢了。中共潜伏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中的党代表是七十三旅尉参谋刘振亚，在他的坚持努力下，已经在部队中发展了几名党员，其中之一就是参谋长赵博生。赵博生与董振堂同为河北老乡，又是多年亲密无间的老战友。在赵博生的影响和带动下，董振堂的心慢慢靠近了中国工农红军。此刻，他觉得长期以来困在他心头的阴霾一下子消失了，未来的路一下子清晰可见了。
没过多久，董振堂与赵博生就有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计划——发动宁都起义，投奔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一番艰难的运作，董振堂和赵博生确定了二十六路军中参与起义的部队和比较合适的暴动时间。一切准备工作完成后，就静等着那声响亮的标志性枪声了。
12月14日傍晚，整个宁都城的空气骤然间紧张起来，似乎弥漫着一股一触即燃的火药味。当董振堂下达简短的指示后，七十三旅的官兵们便分头行动了。学兵连的官兵控制了东门和北门，警卫连的官兵端着枪在街上来回巡逻，旅参谋处在街上张贴着新的标语：“打倒阻止我军北上抗日的蒋介石！”“到红军中去！”
与此同时，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的小楼里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参谋长赵博生正在楼上大摆筵席，宴请军中团以上的军官及他们的随从侍卫。见大家都吃饱喝足后，赵博生示意大家安静下来，向在场的官兵宣讲了当前国内的局势及二十六路军的处境，最后当众宣布举行起义加入红军的消息。这个消息如一声惊雷吓着了在场的每个人，大家一时之间竟无所适从。个别反对起义、反对倒戈的官兵立刻被解除武装给控制了。
总指挥的行动取得胜利后，宁都城宣布戒严。赵博生重新颁布了口令，并亲手写下了“解放”二字。紧接着，几声响亮的枪声划破宁静的夜空，宁都起义的号角吹响了。
听到这振奋人心的行动枪声后，各起义部队按照事先规定好的计划迅速行动起来。一时间，宁都城的大街小巷时不时地传出时松时紧的枪声和口号声。大部分地方的行动都进行得相当顺利，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障碍，唯有二十五师师部和电台两处遇到了顽抗。董振堂知道后，立即带领部队前往这两处配合原有部队作战，最终清除障碍。
12月15日凌晨，宁都城里的战斗全部结束。上午九点，宁都起义各部队汇集到城东南角的高塔之下。董振堂站在高处，面带喜悦的笑容，高声喊道：“我们起义成功了！我们再也不受国民党的气了！”说完，他把自己身上戴的国民党徽帽、徽章从身上取了下来，然后又把国民党的一面青天白日旗当众撕毁，接着说，“从现在起，我们与这些东西永别了！我们马上到红军那边去！”霎时，起义队伍中响起了震天动地的口号：“打倒蒋介石！打倒军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一条浩浩荡荡的起义队伍在董振堂的带领下向中央革命根据地方向前进……
一心向党
宁都起义后，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被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董振堂担任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
红五军团成立后，部队党组织召开支部会议。会上讨论并通过了吸收董振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并报上级组织审批。在审核考察期间，董振堂的表现令大家都颇为满意。真正了解他的人知道，他一贯的作风就是勤俭节约、关心下级、一心扑在部队的建设上面，并不是因为要接受党组织的考验才故意做出的样子。
为了帮助董振堂将十三军带起来，军委派了何长工来当他的参谋长。董振堂认为何长工是个老红军，为人正派又富有实战经验，所以非常尊重他，经常向何长工请教练兵、打仗方面的问题，不管是开会还是检查工作也都先让何长工讲话。一段时间相处下来，何长工觉得，董振堂虽然出身于国民党旧军队，但为人正派又很有上进心，是一个很有前途的进步青年。在何长工的帮助下，十三军的改造工作开展得十分顺利，走在了整个红五军团的最前列。
董振堂除了在军队建设方面下苦功外，还在自身的学习方面下了工夫。每天晚上，他都要学习到十二点以后，提高自身的文化、思想和军事理论水平。同时，他还把自己学到的东西教给自己的下级，努力提高全军的思想文化素质。
1932年2月，董振堂带领红十三军参加赣州战役。在这次战役中，他率领部队抵制了敌人的援兵，成功掩护红三军团安全撤退，圆满完成了任务。赣州战役是红五军团成立后的第一场战役，它的胜利对红五军团、对董振堂来说意义非凡。
经过宁都起义、龙岗整编和赣州战役，红五军团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迅速成长起来。在这个过程中，董振堂以实际行动和卓越的功绩证明，他是一
心一意要革命，要跟党走的。此时，他已经具备了一个合格共产党员的所有条件了。
1932年4月，经过上级党组织批准，董振堂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在兴奋、激动之余时，也为自己总结了一条规定，那就是：共产党员就要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献给党，献给人民，要始终不懈地为党工作一生，战斗一生，直到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一天，董振堂找到政委何长工，说：“政委，我在旧军队时存了点钱，现在我成了共产党员，我想把积蓄都分给战士们。”
何长工劝说：“这也是你辛辛苦苦挣来的，留下一部分钱给家里老人孩子用吧！”
“那我就全部拿去交党费。”
“你是新党员，用不了那么多的。你还是留一部分给家里老人吧！”何长工再次劝道。
最后，董振堂决定留下三分之一的积蓄大概三百块银元应急。后来，这三百块银元一直由董振堂的警卫员保管，遇到生病的战士就拿出来救济，自己则从来没动用一个银元，一直到长征路上才用完。
长征期间，董振堂面对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的阴谋予以了坚决抵制。毛儿盖会师后，红五军团召开了团以上的干部会议。会上，代理政委曾日山传达了毛儿盖会议精神，随后军团长董振堂做了简短指示，他要求全军战士认真贯彻执行毛儿盖会议精神，越是在不好的情况下，越要加强红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不允许任何人做破坏团结、损害红军的事情。
经过党中央与张国焘的激烈斗争，迫使他取消了伪中央的错误决定，同意红四方面军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至此，董振堂率领红五军再次踏上了艰难的征程，并顺利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血洒高台
1936年11月11日，红四方面军的五军、九军、三十军组成西路军渡过黄河，开进河西走廊，执行宁夏作战计划，打通与苏联的国际交通线。董振堂率领红五军担任西路军的后卫部队。然而，因战局变动，宁夏作战计划不幸“夭折”，西路军暂时无法东渡黄河，回到陕北大地，只好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往凉州、甘肃一带行进。
为了对付西北的马家军的骑兵团，红五军临时组建自己的骑兵团，军长董振堂亲自抓骑兵团的训练工作。
1936年底，董振堂率领红五军先占领了临泽县城，后又攻占了高台县城。当时，军政委黄超带领直属部队留守在临泽城，并留下了红五军唯一的一部无线电台。董振堂带领红五军主力部队占领高台后，迅速在城内开展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的活动，带领人民群众与地方恶霸作斗争，开仓济民。同时，红五军还组织民众，建立抗日武装。一时间，高台城好似获得了新生，到处洋溢着喜庆的氛围。
然而好景不长，马家军又召集了一大批重兵再次向高台袭来。他们不但包围了高台，还切断了高台与临泽之间的联系，这也意味着切断了红五军与红四方面军总部的联系。危险正在一步步逼近，董振堂带领红五军发动全城老百姓修筑防御工事，加强城防。他们把木箱和木柜抬上城墙，填上土，再浇上水使之冻结，起到加高加固城墙的作用。此外，红五军还组织城内的所有铁匠铺不分昼夜地赶制大刀长矛，以补充武器弹药的不足。
1937年1月5日，马家军开始向高台城发动攻击，形势一天天危急起来。1月12日，敌人开始向高台城发动猛烈攻击。敌人先是用大炮猛烈攻击城墙，然后借用云梯爬上城墙，意欲抢占城头打开城门。董振堂将全程划分为好几个区域，分别派精锐部队把守。连日以来，董振堂来回奔波于场内的几个区域，指挥战斗、加强防御工事，一次次打退敌人的进攻。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董振堂命人在城北的大佛寺后面的城墙下挖了一条通往临泽的通道，突围后可与临泽城内的红军取得联系。战况对红军越来越不利了，城内多处城墙被敌人轰塌，敌人正争先恐后地涌进城内。站在城墙上往下看，大街小巷都是红军战士与敌人展开肉搏战的身影，地下的尸体一片。此时，董振堂明白，高台的城防快顶不住了，敌人随时都有可能攻占它。
正当他准备下达突围命令的时候，董振堂接到了政委黄超派人送来的一封信。信上说，高台是打通国际交通线的重要战略点，总部要求红五军必须坚守住高台。看完信后，董振堂凝思了片刻，立刻表情严肃地召集营以上的干部到东城的天主教堂里开会。董振堂明白，就目前的形势看，高台是无法坚守住了，可是总部的命令一定要执行，那就只能与敌人最后一搏了。
会上，董振堂向大家宣读了政委黄超派人送来的信，然后动员大家一定要守住高台城。他站在前面，振臂高呼：“坚守住高台！人在阵地在，誓与高台共存亡！”他坚定的神情和严肃的语气感染了大家，大家表示一定死守高台城。
1月18日，董振堂带领红五军将士在城内与敌人展开血战一天。红五军所有的人员都上了战场，包括机关人员、后勤人员、妇女和受伤的战士。他们在急缺武器弹药的情况下，用大刀、长矛、石头甚至是牙齿，与敌人拼杀到底。
1月19日上午，战斗形势对红五军越来越不利。高台的城防几乎被敌人毁坏殆尽，红五军的战斗力也越来越弱。董振堂望着仅剩的50多名战士，举起拳头，庄严地向党宣誓：“我们要流尽最后一滴血，战斗到底！为革命牺牲是光荣的，革命一定能成功，自由幸福的日子一定能够到来！”
1月20日凌晨，董振堂带领战士们在城墙上射击敌人时，不幸中弹身亡，血洒高台。董振堂牺牲后，毛泽东曾深情地说，路遥知马力，董振堂是“坚决革命的同志”。
“钢军”之帅——曾士峨
曾士峨同志的牺牲是英勇的。他是在最关键的时候牺牲的。他亲自带部队冲锋，改变了战况。
——毛泽东
曾士峨（1904～1931），湖南益阳人，信义大学肄业。1927年初入黄埔军校长沙三分校学习。1928年5月任红4军31团3连连长，率部参加龙源口战斗和黄洋界保卫战，屡立战功，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发展做出了贡献。1929年红4军3纵队参谋长，率部参加大柏地、长岭寨、白沙、上杭等战斗。1930年春任红4军2纵队司令员，同年夏任红4军参谋处长兼第2纵队司令员、红4军第11师师长、红4军第11师师长兼政委，率部参加中央苏区第一、第二次反“围剿”。第三次反“围剿”作战，在高兴圩战斗中，他率部坚守竺高山阵地，与精锐之敌展开顽强争夺。9月8日，当敌人向红4军指挥所逼近的危急时刻，他率领敢死队冲向敌阵，壮烈牺牲，年仅27岁。
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
曾士峨1904年生于湖南益阳赫山区樊家庙乡大桥村。年幼时家贫，小学毕业后，当过南货店学徒。后来得到宗族中长辈的资助，读完中学，考入信义大学。曾士峨在学校中接受了进步思想，决心走上革命之路。
1924年，赴长沙参加革命活动。1925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受党组织派遣，赴江华、水口山一带从事工人、学生运动。1926年加入共产党，被派到湘军第四师军官讲习所学生队做兵运工作，因为参与支持衡阳学生运动和农会的秘密活动被开除。时北伐军抵衡阳，他奉命转入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参加北伐。至武汉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警卫团连长。1927年，转入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
同年9 月，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中共湖南省委前委将位于修水、铜鼓、安源等地的武装，统一编成工农革命军第１军第１师，全师共5000余人，由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下辖3个团。曾士峨先在1团，后编入3团任3营参谋长。起义后，部队在战斗中几经挫折，总指挥卢德铭战死，前委书记毛泽东在文家市收集残部，决定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转移。当时起义部队中疟疾蔓延，一些人悲观动摇，脱离队伍逃跑，师长余洒度也开了小差。而负伤的曾士峨和张子清、罗荣桓、何长工等相互鼓励，坚决跟随毛泽东。南进途中，在泸溪又受到敌人伏击，部队一共剩下不到一千人，9月29日到达江西永新县境的三湾村。进村的当晚，毛泽东在“泰和祥”杂货铺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部队现状及其解决的措施，决定对部队实行整顿和改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
通过三湾改编，党的组织在部队形成了系统，党支部掌握了基层，党对军队领导的制度得以确立。但当时毛泽东的身份是前委书记，不直接指挥队伍。加之兵官来自不同的地方，形势又恶劣，难以掌握。毛泽东是最高政治领导，其余干部多数是黄埔生，少数行伍军官任副职。毛泽东的军事天才要到以后才大放光芒，此时，不少人并不了解他、也不是从内心里信任他。部队的骨干是从武汉国民警卫团过来的一批人马，受过正规军事训练，包括曾士峨在内的许多军人还经历了北伐战争硝烟的考验。在这样的关头，立场坚定的宛希先、何挺颖、曾士峨、罗荣桓等人稳定了这支队伍，紧紧跟随毛泽东。
不久后，成立了特务连。毛泽东慧眼识珠，选中了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都十分拔尖的曾士峨担任连长。所谓特务连就是在行军作战中执行特殊任务的连队，探敌情、当尖刀，担任警卫，有以一当十的战斗力。当时工农革命军总共才七个连，曾士峨连是力量最强的，曾士峨本人是1926年的共产党员，党代表罗荣桓、副连长张宗逊也是中共党员，革命意志坚定，政治上靠得住。从永新三湾经古城、宁冈、茅坪，再上井冈，特务连基本上派出一个排担任毛泽东的警卫工作，行军打仗，毛泽东和特务连脱离的时候很少。
上井冈山后，曾士峨、罗荣桓率特务连随一营于1927年11月18日攻占茶陵，红军在这里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县工农兵政府。在井冈山，宛希先、张子清、何挺颖和曾士峨、罗荣桓一起，对企图暗地拉部队投敌的陈浩、徐庶、韩剑壮等人的叛变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1928年5月，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的部队会师宁冈，毛泽东、朱德、陈毅在龙书院文昌阁会晤，曾士峨率部担任了保卫工作。
从1927年到1931年，曾士峨率部转战闽赣，历经恶战数十次，小战难以胜计，冲锋在前，无坚不摧，多次负伤，立下了赫赫战功。由于才华突出，曾士峨屡获提拔，从连长、营参谋长、支队长，升至纵队司令员、师长和军参谋长。毛泽东井冈山的驻地，就是曾士峨的警卫连扎营的地方。曾士峨的二纵和以后的11师，也成了毛泽东最为倚重和最喜欢使用的一支主力部队。1929年秋，他在一封给亲友的信中，这样写道：“离家四载有余，虽奔波南北，历尽千辛，然为大众之生息，常感无形的快慰”，展示了他作为一名革命者的高尚情怀。
军中虎将
队伍初上井冈山，曾士峨率部参加了攻克茶陵、攻打遂川、新城等战斗。1928年6月23日，红军在新七岭溪和敌战斗。曾士峨手提驳壳枪，跑在最前面，追着敌人猛打。逃敌在灌木丛中边跑边回枪乱射。曾士峨冒着“嗖、嗖”乱飞的子弹，像发怒的老虎，猛扑上去，一把抓住一个敌兵打得发烫的枪管，用力一拽，将敌兵拖翻在地。敌兵吓得魂飞魄散，跪在地上一个劲地磕头求饶，当了俘虏。战友们见状，齐声呐喊，勇猛冲向敌人，在龙源口把杨池生部的一个团围困在中间。红军乘势第三次攻下永新县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进入盛时期。曾士峨威名大振。
1928年7月下旬，毛泽东率部前往桂东，迎接红军大部队，留31团1连、3连扼守黄洋界。湘敌吴尚以一师兵力，从茶陵直逼井冈山，企图趁根据地后方空虚之际，一举攻占井冈山。得到敌人进犯的消息，正在养伤的3连连长曾士峨顾不上伤口疼痛，步行到井冈山五大哨口观察地形，同其他同志及地方武装领导人一起，组织红军和群众加修工事，坚壁清野。8月30日上午，在团党代表何挺颖、团长朱云卿的部署下，曾士峨和1连连长王良具体指挥和参加了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是时山上红旗招展，鞭炮齐鸣，敌吴尚部误以红军主力已经回师，吓得仓皇逃窜。前来会合包抄的赣敌闻风丧胆，半路退却。毛泽东回来后，对此战获胜异常兴奋。此役是红军井冈山时期著名的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对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929年1月，蒋介石调集湘赣八个旅的兵力进攻井冈山，红28、31团等突围转战赣南敌后。担任31团1营营长的曾士峨率部先后参加了大柏地、长岭寨战斗。同年3月，红四军为便于开展游击战，变团的建制为纵队。31团为3纵队，下辖7、9支队，曾士峨任7支队长。1929年秋，曾士峨任3纵队参谋长，协助伍中豪组织指挥攻克白沙战，直逼上杭。上杭城三面临江，围有三丈多高的城墙，号称“铁墙”。易守难攻。9月21日，红军彻夜激战，全歼敌卢新铭旅，一举攻克此城。在这次硬仗中，曾士峨率3纵一部主攻东门，在枪林弹雨中身先士卒，奋勇杀敌，攻上城头，表现出了极高的指挥才能和牺牲精神。
1930年春，曾士峨调任红四军2纵队司令员，他和纵队政委罗荣桓、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一道，坚决贯彻古田会议精神，狠抓部队组织建设、政治建设和制度建设，使2纵队在短短几个月内各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毛泽东在文章中称赞他们：“曾、罗在古田会议后，把2纵队带成了一支最有战斗力的队伍。”
同年夏，曾士峨又任红四军参谋长兼2纵队司令员。10月3日，他指挥2纵队参加攻打吉安，主攻城北骡子山。攻克吉安后，2纵队改编为十一师，曾士峨任师长，罗瑞卿任政委。12月30日，曾、罗指挥11师参加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岗战斗，该役活捉骄横残暴的敌18师师长张辉瓒，全歼张部九千余人，震撼了南京政府。接着红军又歼灭敌谭道源两个团，从而取得了反第一次“围剿”的胜利。
1931年5月16日，在第二次反“围剿”中，红四军在东固九寸岭、观音岩一带，向已抢先占领两个山头的敌47师王冠英部发起强攻。曾士峨、罗瑞卿在火线前沿指挥11师作战。战场上炮火纷飞、硝烟弥漫，突然，一颗子弹飞来，击中了罗瑞卿的脸颊。这时，蜂拥的敌人已经冲上了聂鹤亭33团阵地前的一个山头。曾士峨眼中冒出了怒火，他一边叫叶青山医生把罗政委的伤口包扎好，将他抬下战场。一边厉声命令身旁的特务连长杨得志：“立即带特务连给我拿下这个山头！”
杨得志把手枪一挥，吼道：“特务连，跟我冲！”战士们端起枪呐喊着杀了上去，把三倍于己的敌人阻击在半山腰，无法向上前进一步。曾士峨率领全师和兄弟部队一起，激战4小时，将敌47师完全击溃。红军乘胜追击，直指富田。从此，曾士峨师长兼政委，直至牺牲。5月18 日，曾士峨率11 师追歼敌43师一个旅；5 月20日，率部随大部队攻克广昌；5月22日，参加中村夫坑哨口战斗，激战两天一夜，击溃守敌。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军从西到东，横扫七百里，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
1931年8月初，在第三次反“围剿”中，曾士峨指挥11师参加了全歼官云相47师的莲圹战斗，击溃郝梦龄师的战斗。8月11日，又参加了全歼毛文炳师四个团的战斗。其中，在良村和黄陂两次战斗中，11师以伤亡百余人的代价，毙伤敌500名，俘虏敌军官20多人士兵600多人，取得了突出的战果。
曾士峨带兵与战士同甘共苦，战斗越是激烈越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战士们特别敬仰他。他的队伍纪律严明，训练有素，作风勇猛顽强，是红军中最能打硬仗的劲旅之一，有“钢军”之称。曾士峨自身具有很高的军事才能，对上级战略意图领会透彻，屡屡以少胜多，以奇制胜，毛泽东非常相信他。
血洒兴国竺高山
1931年9月8日，一场动人心魄的激战在江西兴国县高兴圩西北的竺高山进行着，这是红军第三次反“围剿” 中最惨烈的一场对峙战。参战双方的主力是红四军曾士峨11师和国民党19军蔡廷锴60 师、戴戟61师。
当年6 月，蒋介石组织23个师另3个旅约30万兵力进攻闽、赣根据地，毛泽东率部千里迂回，打运动战，寻隙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打了多次大胜仗。到9月初，蒋介石对中央红色根据地的“围剿 ”即将宣告破产，国民党各路军正全线撤退。
高兴圩的战斗是9月8日上午打响的。当时红四军军长林彪、政委聂云臻在阵地上用望远镜反复观察正在撤退的敌人，看到敌60师、61师主力都已离开高兴圩往兴国去了，骡马队、伙食担子也过去了，只剩下一个团在后面打掩护。林彪说：“切他个尾巴！”11师迅速穿插过去，一打，并未很快消灭这个团，敌人的大部队返回来接应，越打越多。
国民党19路军是蒋鼐文和蔡廷锴的部队，两广籍士兵为主，以能打狠仗著称，穿短裤，爬山如履平地。这两个师装备精良，平时吹嘘“在战场上子弹壳也不让别人捡走一颗”，号称是从未败过的“铁军”。而红军的武器不如敌人，敌人多是冲锋枪和机关枪，而11师还有人使用梭镖做冲锋的武器，一些老式“汉阳造”步枪，很少有刺刀。
阵地上，密集的枪炮声、军号声和喊杀声震天撼地。双方为抢占一个小山包，都要拉锯式地反复争夺数次，战况极其惨烈，到处是倒下的尸体。红33团有一挺水机关枪，还未架好就被冲上来的敌人一窝蜂地夺走了。愤怒的红军战士冒着枪林弹雨前仆后继冲过去抢，双方易手五六次，战死了许多人，最后红军还是夺了回来，架起来消灭了很多敌人。
从上午酣战至下午，双方都打红了眼，战斗成了胶着状态。敌军十分凶悍，两广兵边在壕沟里边射击边大声叫骂。曾士峨率领11师官兵用枪托、梭镖大刀和石头跟敌人拼杀、肉搏……他告诉自己的将士：“我们是工农红军，是钢铸的，是钢军。一定要把‘铁军’吃掉！” 战至黄昏，红11师的子弹打光了，人员伤亡过半，敌人也留下了2000余具尸首，尸横遍地，血染山冈。曾士峨已经组织了两批敢死队冲锋，打退了蜂拥而上的敌人。正在间隙，敌人又一次发起进攻，向红四军军指挥所方向冲锋，情况十分危急。
曾士峨立即命令把手榴弹、刺刀集中起来，组织全师以党团员和排以上干部为骨干的敢死队，亲自带领扑了上去。在进攻中，不幸被敌人的冲锋枪射中胸部，壮烈牺牲。这个时候，双方都已无力再战。红军为争取主动，旋即撤出战斗。
听到曾士峨牺牲的消息，毛泽东十分难过，许多战士都放声大哭自己的师长。毛泽东沉痛地说：“曾士峨是在最关键的时刻组织冲锋牺牲的，他的模范行为鼓舞了战士，改变了战况。”随后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向曾士峨学习”的通令。
新中国成立后，曾士峨的遗骨运回益阳，安葬在会龙山上。1987年，益阳地区在会龙山修建了曾士峨烈士纪念碑。杨得志将军亲笔题词，以志纪念。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