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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临近毕业，几乎每晚我们都会偷偷聊到很晚才睡觉。我还记得那晚卧谈会的主题是卫生队里新来的几个女护士，我们聊到夜里一点才陆续睡去。
刚睡着没多久，一阵尖厉的哨声骤然响起，我的意识还停在美梦里，身体却像触了电似的立刻从床上弹起！
整个宿舍开锅一样嘈杂起来，窸窸窣窣穿衣服的声音、手忙脚乱扣武装带的声音、蹲在床上找东西的声音掺杂在一起，有人还一边打着呵欠一边嘟囔着：“这都快毕业了怎么还来这套。”
这些年在军校里，这哨声简直成了我们的噩梦。甭管你在刷牙还是洗澡，就算上厕所尿到一半，只要哨声响起，就必须在三分钟内武装完毕，打好背包站在楼下。以至就算是放假回家，窗外有小孩吹哨，浑身都会立刻紧绷起来。
作为还有三个月就毕业的我们，已经很少有紧急集合的情况了，我们也都在夜里慢慢地放松了神经，没想到今天又来了这么一出。
拜这些年所赐，我练出一个绝技：能从听到哨声开始，起床、套上裤子一直到打背包，再到检查着装，最后飞速跑到楼下，全程不用睁眼一气呵成。
我和其他104名同学飞快地站到操场上，标准间距三步列队站好后，极不情愿地睁开眼才注意到教官身边站着校长，还有一位从来没见过的首长，凭借微弱的光线只能看到他肩上的大校军衔。
我隐约感觉到这一天的紧急集合非比寻常。
校长和那位面生的首长低声交谈了几句后，首长微低着头背着手走进队列里，像是在小树林里散步似的，偶尔停下来好像在思考什么事，停不了几秒又继续在队列里穿行。
他从我面前一共路过了四次，每次我都加倍绷直背脊抬着下巴。
他中等身材，我斜眼偷偷瞥过去只能看到他帽檐下露出的鼻梁。
出什么事了？难道有谁闯了祸上面派人来彻查？那这得多大的过错啊。我心里七七八八地想着，天色一点点亮起来。
升旗的旗手护着国旗正步从我们队前经过朝升旗台走去，起床的号声这才响了起来。
那个首长走出了队列，打开手里的本子刷刷写了一通，撕下来递给校长，行了个军礼就低着头离开了。校长看看手里的纸，抬眼看了看我们，大声说道：“我点到的同学出列！一排第一、第四，二排第三、第六……”
我被点到了！
我顿时明白，这位首长是来挑人的！可我不知道挑我们这些人去做什么。这让我有些忐忑。
站了一个多小时腿已经有点儿发木，我正步出列走到队伍前面，跟其他19名同学站成一列。我扫了一眼与我一同被挑出来的同学，希望能找出我们的共同点，但很快就死心了，因为就成绩而言，我们这二十人可谓遍布上中下三个级别，既有全能型的优等生，也有年年垫底的老末，既有成绩不高不低的中游“砥柱”，也有成绩毫无逻辑上蹿下跳让教授和教官心脏不适的跳跃生。
我想大家一定都揣着很多疑问，有人已经忍不住互相交换疑惑的眼神。但条例明确规定，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
我只能静等答案，也有可能，永远都不能得到答案。
接下来我们被那位首长不知以什么标准又筛了四次。在这个过程中，文没有理论考试，武没有体能测试，只是挨个儿找我们聊天。
后来我和其他同学聊起，发觉他和每个人每次谈话主题都各不相同，天南海北，甚至上一个问题跟下一个问题完全不挨着。
聊天过程中他始终保持着一个表情，就是没有表情。
因此根本无从判断什么是正确答案，所以在回答问题时，只能凭着自己的本能迅速地做出回答。以前比武练兵也好，理论考试也好，谁不服谁想较劲也有个明确的指标，这次想创先争优，却根本连个分数线都不设。
一周后，再次来到他在学院的临时办公室，我发现屋里多了两个我的同学——一排的宁志和三排的郑勇。
这位神秘莫测的首长坐在办公桌后，手里拿着几个文件夹，言简意赅地对我们说：“我奉命组建特案组，你们三人的各项条件均最符合或最接近我的选拔标准。你们每人有机会问我一个问题，没问题就准备就位。”他说话声音很低，但是很有力。
我心中一阵狂喜，几乎就要笑了出来。我终于留到了最后！这几年我们每个人最担心的就是毕业后会被分配到城市执勤，或是派到边疆派出所去。如今我显然将要提前告别这种担心，心情真是大好。
什么是特案组？有多少人？执行什么任务……脑中瞬间涌出无数个问题，可首长说得很明白每人只能提一个问题。如果想知道这个特案组到底有多重要，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看它属谁管，我组织了一下语言，问道：“特案组向谁负责？”
首长答：“向人民负责。”说完他眼角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诡笑。
看着他的表情，一时间我无法判断这个答案的分量，可惜每人只能问一个问题，我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宁志和郑勇的问题上了。
宁志的问题是：“什么是特案？”
我余光瞥了他一眼，我们不同班，没怎么打过交道。但他的问题很棒，也是我最想知道的问题之一。
我们不是担心特案太特别，而是担心特案不够特，四年军校上到如今，每天按时出操以及教程上枯燥的训练模式早已满足不了我们，最大的乐趣就是听教官讲稀奇古怪的真实案例。
首长回答说：“公安部门处理不了，军方又不便出面，严重危害国家和人民安全的案件。”
宁志的表情显然是对这个答案不够满意，继续追问又是不被允许的，他瞄了一眼郑勇，意思是让郑勇接着问。郑勇问的是：“装备是什么级别？”
首长说：“特级。”
郑勇一个立正：“没问题了。”
我和宁志赶紧也跟着立正挺胸说：“没问题了。”
首长递给我们一人一个文件夹，说：“这是你们进入特案组前宣誓的誓言，你们仔细看清楚每一个字，如果做不到现在就放弃，绝对不能有一点儿勉强。”
我默念着纸上的一字一句，心里翻江倒海血脉贲张，我知道他俩跟我一样，恨不得立刻就能得到一个任务来证实我们有决心有能力兑现这纸上的誓言——其实从进入这所院校穿上这身军装起，我们就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
我们不约而同地立正敬礼，表示已经准备好了。
就这样，1996年初夏的一个下午，我们站在学校小礼堂的主席台上，在校长的见证下面对着国旗、党旗宣誓：“我是中国人民武装警察特案组警员。我宣誓，绝对服从中国的领导；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服从命令、严守纪律、英勇战斗；不怕牺牲、忠于职守；坚决完成任务；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背叛祖国，绝不叛离武警部队。”
首长静静地站在一旁，等我们宣誓完毕，走过来站在我们面前，足足盯着我们看了有五分钟，看得我们浑身发毛后才缓缓说道：“从现在起，你们和我，既是同事，也是战友。我叫徐卫东，是你们的直接上级，你们可以叫我老徐，也可以直接叫我名字。”
他说完上前和我们挨个握手。我习惯性地想敬军礼，他狠狠地在我抬起的胳膊上打了一下：“从这里出去以后，你们将脱下军装，我不允许你们身上再有明显的军姿出现。”
从礼堂出来后，徐卫东给我们下了第一道命令：不能和任何人打招呼，十五分钟内收拾好行装。
二十分钟后，我们坐上一辆挂着地方牌照的很不起眼儿的轿车，离开了学院。我们三人在车里不约而同地回头朝越来越远的学校大门眺望，直到车子转了一个弯，再也看不到了，我们才扭过头。
2
我们被直接拉到一个位于深山密林里的训练基地，除了吃饭睡觉，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看幻灯片、录像和卷宗。内容大多是境外毒品、枪支走私和制售的情况资料，还有案件多发地，尤其是西北、西南几省的人文和地理。
开始一段时间还觉得新鲜，尤其是那些重大案件的图像资料，看得我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恨不得立刻奔赴第一现场跟犯罪分子真刀真枪地大干一场，然后领功、受奖、鲜花、掌声……可日子一久，慢慢就觉得腻了。面对着四周巍巍的大山，一天一天地数着日子，我们甚至开始怀疑领导是否已经忘了我们这档子事儿了。
郑勇像个被泄了气的皮球，得空儿就对着我和宁志直呼上当。
他是南方人，却长了个五大三粗的骨架，酷爱北方的一切吃食，尤其是羊肉和煎饼。午饭时候他又在一旁惆怅地望着窗外唉声叹气。我只好安慰他说：“这里伙食比学校好多了，有很正点的内蒙羊腿肉吃。”郑勇把筷子一蹾，冲我翻白眼：“合着我就是为吃干这个的？”
宁志哈哈一笑，正要说什么，突然撂下碗筷笔挺地站了起来。
徐卫东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我们面前，我和郑勇还没来得及站起来，徐卫东照着宁志的腿上就踹了一脚，指着我们说：“来之前我跟你们怎么说的？动不动立正的毛病怎么还没改？再让我看到一次，就都给我滚回学校去。”他冷冷地瞪了我们一眼说，“跟我走。”
我们二话没说，跟在他身后，上了他的车，直到他将我们带到这里。
一阵汽车引擎的轰鸣声，把我从回忆拽回现实。我回了回神，发现宁志和郑勇正呆呆的看着我。郑勇说：“难道废这么大劲把我们训成这样就是调来这里来当行刑的枪手吗？”
徐卫东不知几时走了过来，冷冷的盯着郑勇，一直盯的郑勇低下了头，才低沉着嗓子说：“必须一枪一个，而且要保证一枪毙命，否则开除。”
“是！”我们在车内压着声音说。
我话音未落，大腿上就挨了徐卫东一脚：“是什么是？”我忙改口说：“收到。”徐卫东点点头“嗯”了一声。
我扭头看到刚才那个支队长并没有和我在一起，而是在不远处一辆车前和几个战士不知在说着什么。签署完调令，没想到还是由徐卫东亲自指挥我们，我的心顿时落了下来，好像明白了什么。想到这，我抬头看徐卫东，正巧他也在看我，只是那么一秒的对视，就好似已经看穿了我的心思，我正想避开目光，却见他嘴角微微一动，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笑，就像是在赞赏我刚才心里的想法。
数十名武警战士严阵以待，三步一岗将空地围住，微光中一脸肃穆。
场地外，囚车和护卫车的号牌都被迷彩布遮挡着，每辆依维柯上押下来一个犯人，一共三人，双手反绑得结结实实。
押运战士将头三人按着头快步拖到最大的那个沙坡前，之所以说“拖”，是因为我发现每个犯人的腿都是软的，根本站不住，整个身体不停地朝下出溜，若不是押送的武警左右搀着他们，他们一定会瘫在地上。
三名死刑犯就位。
徐卫东用下巴指了指那个方向：“去吧。”
郑勇不等我们反应过来第一个冲下车，边跑边拉枪栓，枪口朝地向犯人快步走去。看得出他的步履有些凌乱，好几次鞋底都蹭到了地面上凸起的小石块。
我和宁志忙下车跟在郑勇身后跑步前进。
我被头上厚重的头盔与外面的世界隔绝开，只听得见自己越来越急促的呼吸和怦怦的心跳声，渐渐地，觉得连气也喘不上来了。
几个武警战士手持着枪，面朝外呈半圆形处于警戒状态半包围着死刑犯。
这方圆几百米像是被这世界暂时遗忘了似的，天地间只剩下黑白两种颜色。
郑勇第一个就位，在距离人犯一米的地方抬起枪对准犯人的后脑勺，没有丝毫迟疑就开了枪。
“嗒”的一声枪响，随着郑勇的身体在枪后坐力作用下快速有力的一颤，犯人应声一头朝前栽去，抽搐了几下彻底没了动静。郑勇凑近一步低头确认犯人已死，转身一路朝车跑去。
我只觉得嗓子发干，想咽口口水，却发觉嘴里更干，硬着头皮走到犯人身后抬起枪对着那犯人的后脑勺，耳朵里开始轰鸣起来。
我定了定神，长舒一口气，死盯着准星，很快在我的眼里除了准星和准星对准的目标外，什么也看不到了。我心一横，牙一咬，扣动了扳机，我的身体在子弹出膛产生的后坐力下快速晃了一下，恍惚间仿佛能听到子弹冲出枪膛，穿过一颗头颅打入地面沙石的声音。
听着在晨曦空旷的野外回荡的枪声，我勉强低头看了一眼栽倒的死刑犯，转过身咬着牙拼命甩了甩头，想晃醒阵阵发昏的大脑，想往车里走时发觉两条腿像是踩在棉花堆里一般使不上劲儿，我大口地喘着气，连拖带挪地朝车的方向移动着双腿。
没走出两步我又听见“嗒”的一声，那一定是宁志开了枪。我的脚随着那声枪响开始更加发软，无论怎么用力都不听我使唤，好几次若不是在用枪撑着地，我几乎就要瘫倒在地上。
挣扎间一抬头，看到车门内伸出一只带着白手套的手，正指着我。我知道那是徐卫东的手，他的身体隐没在车厢内的黑暗中，我看不清他的脸，但我知道他是在示意我，如果我真的瘫倒，那么就会立刻出局。
我拼命把注意力转移开，试着让自己去想那些在学院里日复一日的枯燥训练。那不就是为了能够让我早一点儿丢掉菜鸟的标签去执行任务吗？现在任务来了，执行了一半，总不能因为结果了一个罪大恶极的死刑犯就掉了链子，那以后恐怕连去边境派出所都不够格了。
我一边咒骂着自己这两条不争气的腿，一边调整着呼吸，咬着牙一步一步往车里走去。好容易走到车门前，我腾出一只手抓紧车内的把手，生生把自己连人带枪提溜到车内。刚坐下，就听见赶到车边扶着门的宁志的干呕声。
我无力的侧过头望见一个身着白大褂戴着口罩墨镜的法医正在验尸，宁志见状扶着座椅靠背又是一阵干呕。倒是郑勇握着枪的手轻微地颤抖着，跃跃欲试地朝外张望。尽管隔着墨镜我完全看不到他的脸，但依然能感觉到那头盔后骇人的杀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