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本宪藏觉得很头大，近几个月在日占区出现了大量假的中储券和日军军票。这些伪钞的伪造水平很高，从纸张到印刷无一不跟真正的货币一模一样。一些手持巨额货币的神秘商人出没在中日势力范围的交界区域，高价购买各种能找到的各种物资，然后他们手中的货币就流入了日占区。
山本宪藏意识到国民政府应该也在做跟日本军方做的同一件事情，那就是货币战争。其实从1937年全面开战开始，东条英机就亲自下令秘密设立日本陆军第九科学研究所，隶属于日本陆军行政本部，进行谍报作战的技术研究，包括毒气、气球炸弹、伪钞的研制。其中，开展货币战，伪造法币，是这个研究所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由于地处登户车站附近，日本陆军第九科学研究所，又被俗称为登户研究所。
山本宪藏就是登户研究所的主任。他毕业于日本陆军会计学校第十五期，和当时许许多多形形色色潜入中国刺探情报的日本间谍一样，山本宪藏毕业后加入关东军，来到伪满洲国。随后，进入关内长城沿线地区，花费数年时间，考察中国货币领域的情报。山本宪藏调查发现，法币由英国和美国的3家钞票公司印刷，这些钞票的防伪措施主要是水印和暗记，部分美版钞票中头像部位，会夹有红蓝丝线防伪。
经过长时间的考察，山本宪藏认为仿制法币是可行的，于是在陆军部的支持下，在登户研究所中，他调集了大藏省的印钞专家和日本国内印刷株式会社的工人建立了一条不亚于大藏省的印钞线，开始仿制法币。不过由于日本的纸张和技术都不过关，而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都是在美国和香港的印钞厂印制的，水平很高，所以仿制不是很成功。
更让山本宪藏吐血的是他们好不容易印制的5元的法币，等运到中国的时候才发现中国这个时候已经禁用了这种面值的法币。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山本宪藏曾经希望陆军能在香港缴获印制法币的机器，这样一来他们仿制的工作就会顺利许多。可惜酒井隆雷声大雨点小，居然被阻止在了香港岛之外，还被迫签订了香港中立条约，使得日本兵无法踏上香港岛，这让山本宪藏的仿制工作陷入了停顿。
不过这个时候山本宪藏接受了另外一项任务，那就是为南京的汪精卫政府印制中储券。1941年1月6日，南京政府的中央储备银行宣布开业，总行设于南京中山东路1号，总裁为周佛海。在中央储备银行开业的当天，便开始发行“中国国民储备券”，即“中储券”。据悉，该券是在日本印制，交给侵华日军带到中国占领区强行发行的。印制这些中储券的单位正是山本宪藏的登户研究所，之前侵华日军用来支付军用物资征集费用的军票，也是登户研究所印制的。由于日本技术不过关，也不希望投入太多的原料到其中，所以中储券的图案、印刷技术，都是极其粗糙的，而且纸质软薄，多折几下就会起毛，用手指弹之，几乎没有什么响声。
山本宪藏也知道，这样的钞票太好伪造了，甚至连军票上面都没有编号，只要制好印版后直接印刷就好了。中储券虽然印制粗糙，但是好歹作为“南京国民政府”所发行的国家货币，上面还是印刷了编码的，这种仿制稍微要困难一点，但是也困难不到那里去。果然现在伪钞出现了，想不到自己做的伪钞没有发挥多大的价值，反而被人家仿制了自己印制的钞票。对于已经印刷完的军票，山本宪藏没有什么办法，但是对于正在印刷中储券，山本宪藏还可以不断变化防伪特征来降低伪钞带来的影响。
邓青游哉游哉地坐在办公室中抽烟，他想不到易剑光居然在这方面是一把好手。他想起当初易剑光和他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抱头大哭的情景就觉得好笑。算起来他们自从加入了空军过后就没有做过多少正事，只是开始引导空军攻击了中条山的一处日军仓库，然后就被调到印度去骗取庙宇宝藏，接着到印度支那地区去挖古墓，然后到缅甸参与了一次伪装日军的屠杀，好不容易回到中国，当上了空军参谋部情报二处的处长和副处长，谁知道二处干的竟然是贩卖假钞的活。
一箱一箱的伪造军票和中储券被运送到上海，中储券在上海、南京、杭州及苏、浙、皖三省日军占领区流通，军票则在其他一些中储券还没有覆盖的区域流通。要使用伪钞也是一项技术活，没有想到副处长易剑光居然有这个天赋，将这个工作完成得很好。
他通过前期军统和中统控制的商铺利用伪钞来进货，并用伪钞给客户找零，然后将混合的真钞和伪钞再流通到市面上去，这一来一去，就有大量的货物从日战区各个地方被收购，然后通过走私的方式运送回中国控制的区域。
易剑光还在日军占领区建立了一个传销组织，利用狂热的民众通过假钞去购买日本商店中的货物，这样一来，假钞流动得就更快了。最后连军统、中统和空军情报处的谍报人员发工资都是用假钞，同样他们收买日军和伪军中的重要人员也用成箱成箱的假钞。这直接导致了日本军票和中储券的快速贬值。
从邓青手中经销的假钞已经达到了五千箱，他甚至测试过在上海流通的中储券，发现其中自己发行的，居然比南京政府的中央储备银行的还要多，相信周佛海此时一定很尴尬的。
由于中储券和军票的人为扩容，而且这两种货币都不具备兑换的功能，所以这两种货币非常不被日战区的民众喜欢，只是日军利用伪政府和军队的权利在推行而已。比如：交给政府的税，从日战区的专卖商店中购买生活必需品，日军拨付当地的军事物资征集费用是用这些货币的。现在出现这样的情况后，这些货币就更不被日战区的民众所接受。
虽然现在日战区已经禁止法币的流动了，但是这些民众开始秘密储藏和交换另一种货币——空军券。这种货币在日战区无法兑换，但是如果将它带到中国控制区域或者香港，则可以在空军设立的兑换处中换成的等价的黄金，那可是硬通货啊。
其实不光是一般的民众，连亲日的货商以及伪军中的有钱人都秘密地将手中的中储券和军票换成空军券，这样一来，空军券的发行规模就更大了。
在邓青和易剑光的行动背后，则是中美技术合作组织的通力配合。之所以印刷的质量如此之高，印刷数量如此之大，那是因为在罗斯福的支持下，美国将最好的印钞设备以及纸张运送到重庆。在歌乐山的一处秘密工厂中，源源不断伪钞被印刷出来。
对于日军的军票，非常好仿制，因为这些军票已经停止更新，只有甲乙丙丁等几种样式，大多都是在日本使用的旧钞版本涂改后盖上印章而成的。仿制这些没有编号的货币很简单，所以总体上军票的印刷量还要多一些。
而中储券则要复杂一点，它虽然印刷很粗糙、纸张也很差，但是他的防伪技术在不断变化，而且有编号，需要掌握编号的规则。很好的是刚好军统控制的一名日本特高课的高级特务是负责查禁中储券伪钞的机关，关于中储券的一切情报，都会从他手中经过。这名特务名叫林顶立，他虽然是日籍台湾人，但是心怀爱国之心，从一到大陆开始就跟军统达上了线，成为了军统埋伏下的一枚棋子。
现在这枚棋子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利用自己身份的便利，把中储券每一批货币的形态和防伪方法第一时间通知了重庆。他传回来消息的时候，往往是这批钞票还没投放市场的时候。在美国技术和设备的支持下，伪钞很快印出来，而日本国内物资较为匮乏，所以印刷速度较慢。于是伪钞甚至比真钞投放到市场上的时间更早。
山本宪藏登户研究所也拿到了缴获的假钞，但是他们都没有任何办法分辨那些是自己印刷的，那些是伪造的，所以根本没有任何办法阻止。
山本宪藏仿制法币的工作也陷入了困境，因为他了解到，自从一些假的法币在日战区流动后，国民政府已经更换了法币的面额，并限定了原来的法币的流通，印制法币的机器和纸张也实现了本国化，他没有找到任何头绪。
至于仿制含金量更高的空军券，山本宪藏更是没有任何办法，因为空军卷使用了含有多种金属的合金金箔在纸张中，并有光学防伪和热感应防伪的技术，这些技术是登户研究所所没有掌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