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弗鲁先生带着李玉龙和詹姆斯·狄斯累利继续在古籍陈列室里面溜达，他们走到了一处存放古印度古籍的陈列台前面。
伦弗鲁先生看到了这些古印度古籍的时候，非常骄傲的对李玉龙说道：
“李，我们学院的古籍陈列室里面的这个地方，是世界上存世的印度古代典籍涵盖最全面和保存状态最好的博物馆，没有之一！
从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两个大城市遗址之中的印章图案，到雅利安人的吠陀文献，再到佛陀时代的贝叶佛经，我们这里应有尽有。
可以这么说，古代印度的历史全都在我们这里面了啊，就连印度本土的博物馆都没有我们这里的全面，可以说是我们英国人发现了古印度文明，拯救了古印度文化！
我们不但拯救了古印度文化，我们还拯救了古埃及文化，古希腊文化。
就连你们中华文化，号称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你们的万园之园圆明园的大量文物还是因为在我们联合王国的各个博物馆里面妥善保存着，才免于毁于你们自己的战火和内乱之中。
联合王国过去不单单是日不落帝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赞助者和艺术保护人。
世界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和古文明都应该感谢我们为他们保存了自己的古代文献和文物，让他们可以一窥自己祖先的荣光！”
李玉龙虽然表面上表现出来了一脸的恭顺和艳羡，但是其实他的内心里面是极其鄙视这位伦弗鲁先生所说的论调的。
他知道这些英国本土的历史学家所显摆的这些印度古代的古籍文献，其实全都是他们的祖先在殖民时代从英属印度殖民地里面掠夺过来的。
就像当年英法联军在万园之园圆明园里面，烧杀抢掠的强盗罪行之中，抢掠华夏国宝是一个样子的！
而这些英国佬儿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把从别人的国土和家乡抢过来的文物瑰宝，还要加以公开展览和发布研究成果，这其实就是一种强盗公开炫耀赃物的流氓行为。
恐怕说“殖民主义”是一种强盗行为的逻辑根源，就体现在这种是非颠倒的考古学研究之中了。
李玉龙认真听着伦弗鲁先生的介绍，他知道了这里大概就是他要替阿什丽·曼森寻找的《摩诃利莫德萨诃》的贝叶经书的所在地了。
伦弗鲁先生指着展览柜玻璃板下面储存的一部部贝叶经说道：
“你们看，这就是珍贵的贝叶经，这些经书不光是佛教经典，还有很多记录古代印度文明历史的吠陀经典的古籍，还有一部分其它类型的梵文文献。
李，你知道古代印度人是怎么制作贝叶经的吗？”
李玉龙正看得起劲的时候，突然听到伦弗鲁先生的这种问话，知道是这个老家伙在给自己出考题，要考察自己的学养。
詹姆斯·狄斯累利在一旁偷笑，他也想看看李玉龙对于这种非常偏门的历史考题的了解程度，因为贝叶经的制作方式对于非古印度古籍的研究者来说，一般都是他们知识结构之中的空白。
就拿詹姆斯·狄斯累利自己来说吧，他只是知道贝叶经是由一种大树叶制作而成的，但是对于如何制作贝叶经，他则是一无所知。
李玉龙心想，既然你想要考考我，那么老子就给你露两手吧，杀一杀你这脑子里面有根深蒂固的殖民主义优越感和西方中心论的，傲慢无礼的老头子的威风，让你知道知道我们华夏学者的渊博！
于是李玉龙便开始用从语言学校里面学到的伦敦腔，开口讲解道：
“哦，伦弗鲁先生，您问的这个问题我还正好有所了解，那我就献丑讲一讲了。
贝叶经实际上是贝多罗树的叶子，它是一种大叶棕榈，它的叶型颀长宽广，它的颜色光洁润泽。
制作贝叶经要先把贝叶从贝多罗树上砍下叶片，用锋利的裁刀，将贝叶按照同一规格，一般是等长的矩形，一片一片的手工修割整齐。
再把三片到五片的矩形贝叶片卷成一卷捆好，放入沸水锅中煮制。煮制的时候要加入酸角或柠檬等天然酸剂，使贝叶表面上的蜡质叶皮脱落，这其实是一种原始的酸洗工艺。
这一煮制过程一般要持续半天的时间，直到贝叶片由淡绿色变成白色，才能从锅里取出来。
再把煮制和酸洗好的半成品拿到河边用细沙子搓洗干净，然后使用平整的恒河或者印度河的沉积岩石片将贝叶片压平，榨出多余水分，然后在柔和的阳光下晾晒。
再把晒干之后的贝叶片架在寺院的长廊上面风干，让贝叶片通风一段时间之后，再订成所谓的‘匣’。
制作贝叶经匣以硬木材料或者金属材料为宜，一般为前后两片，均刻有精美花纹。
贝叶经匣一般长约一市尺半，宽约四寸，距贝叶经匣两端约半市尺处各钻一个小孔。
然后把一片片晒干压平经过透风处理的贝叶紧紧夹在两片经匣中间，两头用绳子绑紧，然后用专门的钉子沿经匣两边的小孔将贝叶钻通，再穿上搓好的线绳，按五百至六百片贝叶订为一匣。
订好以后，用刀刃轻轻把贝叶匣两边露出的头寸修光滑，并用专制的墨线弓，按照刻写格式，把墨线轻轻打在贝叶上，留待以后刻写。”
讲到这里的时候，伦弗鲁先生和詹姆斯·狄斯累利已经开始明白了面前的这位年轻的华夏国学者绝对是一个满腹经纶的牛人。
而他们俩人一个想难为他，一个想看他的笑话的初衷看来是无法实现了，而且说不定自己还得接受一次来自古老东方的再教育。
李玉龙已经看到了这两位各怀鬼胎，优越感满满的白人学者的眼神开始变得顺服了，于是他继续炫技似的讲述道，
“在刻写的时候讲究使用不同种类的工具。
最初在印度，只有婆罗门僧侣和祭司才有刻写贝叶经的特权，他们使用的是一种特制的铁笔。
这种铁笔所使用的铸造技术是德里的阿育王铁柱的铸造技术的鼻祖，铸造成型之后，这种铁笔可以保证不生锈。
铁笔的尖端就像现在的雕刻刀一样锋利，用它在墨线的格式之间刻写上梵文天城体，然后再用不易褪色的天然植物染料在刻痕上涂抹，留下清晰可见的字体痕迹。
贝叶经的制作方法通过南方的身毒之路传到了华夏国的彩云之南地区之后，当地的傣泰民族则因地制宜改成了用铁簪子刻写。刻写好以后，用植物果油掺锅底的黑烟，涂于刻好字的贝叶上，再用湿布擦拭一道，贝叶上的字迹就清晰显现了。
而贝叶经在跨过喜马拉雅山脉之后，进入到了青藏高原地区，藏区的各种宗教僧侣却很好的保留了古代印度的这种铁笔刻写方式。所以我们现在才能知晓铁画银钩的刻写方式。
刻写好的经书会在装订成册以后，在四周边沿涂上一层金工精细，规格统一的彩漆，然后抹上金粉，因而给人一种精湛、古朴、大方、美观之感。
因它是用铁笔或者铁簪将文字刻写在贝叶上的，并涂以颜料或者炭黑，所以不但字迹清晰，而且擦不掉抹不去，适于长期保存，字迹经久不灭。
而贝叶的载体材质经过酸洗、水煮、压制、风干等工艺特殊的处理，所以可以防虫、防水、防变形，经久耐用。
字体和载体二者全都是经久耐用的，这就是贝叶经可以保存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真正原因。
伦弗鲁先生，其实对于贝叶经的制作工艺的研究，在我们的国家里面不只是考古学研究的对象。
在我们华夏国的彩云之南地区和青藏高原地区，贝叶经的制作程序至今仍旧在寺院僧侣和宗教学者之间流传着。
而据我所知，詹姆斯·乔治瓦特先生就是通过向藏区喇嘛学习才懂得了贝叶经的制作方法的！
贝叶经的制作和记录是一门大学问，我想光在这里用三言两语是断然无法说清楚的。
不过我在华夏国的论文集里有一篇文章就是专门论述这个题目的，伦弗鲁先生，您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上网去搜索一下子。
呵呵……”
当李玉龙讲解完了有关贝叶经的一系列的知识之后，伦弗鲁先生和詹姆斯·狄斯累利在一旁全部都目瞪口呆了。
尤其是那个伦弗鲁先生对李玉龙的才学终于有了一个冲击性的认识，他也知道自己刚才是在班门弄斧了，没考住李玉龙，反倒让他露了一个大脸，张了一把面子。
虽然有些赧然，但是伦弗鲁先生还不能表现出来，但是他对于眼前的这位来自华夏国的青年留学生的渊博学识，他还是从内心升出一股赞叹。
因为在伦弗鲁先生的思想之中，有色人种的留学生都是来剑桥大学偷师学艺的。
在学养上，伦弗鲁先生一直认为有色人种要比盎格鲁-撒克逊人差得很远，所以他提出这个有关贝叶经的问题也有难为一下李玉龙的考虑。
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面前的这位年轻的华夏国学者，不但回答了他的问题，而且还居然写过一篇论文，他分明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专家嘛！
伦弗鲁先生觉得为了让自己不至于在李玉龙和詹姆斯·狄斯累利面前太丢面子，后面的介绍过程中他还是少提问题的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