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铺边上坐了下来。头铺问我：“你姓啥？”
“姓宋。”我瞅瞅他答道。
“是不是五一的，大宋？”头铺的问。
“是。”我说。
头铺说：“你不认识我？”
我侧过头看了看他，随后摇了摇头。
“你上次过失杀人开庭时，是我开车拉的你么。”他说。
“你是法院的？”我问。
“嗯，你这记性！”头铺说。
我说当时根本就没注意。他告诉我他叫王焱，晚上在单位打麻将，他出来买东西，过马路时，有两个小子瞅他，王焱骂了他们两句，他们也出口骂王焱，他一气之下，掏出手枪追上去，给人家打伤致残了。现在给定的故意伤害罪。但他说官司可以重打，这样打的话，按重伤判，没有缓刑。他说，他再提审时就说，用枪把儿打那小子，那小子抢枪时，枪无意走火，伤的他。
我说：“笔录还好改了吗？”
“办案单位已找人了，受伤那小子，外面也找了，同意要点钱，就不追究了。”王焱说。
如果这样的话，按过失伤害定罪，罪就轻了，能判缓刑。我问王焱，：“号里有星子吗？“他说：“烟和火都没有了，这几天他没提审，号里就他一个人能进来烟。
我走到铁栏杆前，听听走廊里没动静。我喊七监房的杨树江，杨树江是鸡西恒山区的，因赌博将他人刺死，定的故意伤害罪。曾和我在一个房里关过，关系处得挺好。我出去后曾托武警给他送过烟和吃的。刚才进来时，我们曾打过招呼。我进号后，他没有吱声，一般的情况下，会传话给临号，让关照一下。但杨树江没这样，也没必要这样做。可以说他了解我，也相信我一进号会解决好的。
杨树江听到我的喊声，他问我什么事儿？我让他给我弄个星子。他告诉我马上办。
好在那个年代没有监控，杨树江通过留所犯人给捎过来一块火石，一盒羚羊烟。我顺手把烟扔给王焱一盒，王焱用铝勺把火石镶上，我俩各点了一支烟，我回身问他们都谁会吸烟？有四个人说会吸。我拿出两支烟，让他们两个人。其实，对于他们这就算挺奢侈了。一般的情况下，一支烟掰四节，然后分给四个人，每人用纸卷上抽。号里人能否抽到烟，完全在头铺的，路子广，进的烟多，号里人也就能借光多抽点。烟的来源多种渠道，一是提审，二是武警，三是拘留号，四是各个监房有朋友。拘留号的人在外面干活带回来的烟多，有熟人可以成盒给你，其他房有关系硬的能成条进烟，也可援助你。在我拘押之后，我基本上垄断了百分之八十的用烟，这都是后话。
号里人分到烟抽，都挺感激我，看得出这帮小子憋够呛了。王焱说已经断烟两天了，随后他问了我的案子的简单经过。
这时，前面几个监房开始和我喊号，六房里押着我叔伯小舅子，五房押着所继生，四房押着二弟振库，二房押着三弟振平和施龙。各号头铺都告诉我，他们在号里挺好的，让我别惦记。
几天来，王焱让我和他睡在一起，晚上盖着他的警大衣。王焱也挺后悔的，他说，那天他不借别人枪，也许出不了事儿。他问我：“后悔不？”我说：“谈不上后悔。当时，我已经拉不开，妻子遭调戏，被我劝解，而后，华宇又穷追不舍，我不可能看着妻子和弟弟受伤害。只是现在挺闹心的。二弟再有一个多月就高考了，去年只差四分。今年这一年的复习，希望最大，但即使他放出去能赶上，恐怕也受影响。”王焱问我：“这次结婚多长时间了？我说：结婚八天。”他说：“上次事听说是差七天结婚出的事儿？”我自嘲道：“不能怨出生的生日、时辰不好，上苍注定让我历经磨难。”
1987年5月6日，大兴安领发生的震惊世界的特大森林火灾，此时，我已经被押四天了，一场大火把山城人烧得人心惶惶。即使火场离加格达奇有近千里的距离，据中国在加拿大防火机构买回来的资料显示，大火正以时速五十公里宽五十公里长的速度漫延，国家正在调集各方面力量控制这场火灾。
果然没有出乎我的预料，公安机关在对本案定性上，态度已经显露出来，根本没有按防卫考虑的意思。5月9日，针对这起案件的当事者以流氓群殴，进行游街示众，凡是参与的双方都定的一个罪，仅有玉玲没被弄出来游街。值得让人费解的是，这场打斗反而能与“5.6”大火牵连上。车上按装的喇叭里播放出的内容在措辞立罪上有些荒唐，说什么：5月6日。我大兴安岭发生的特大森林火灾，无情的大火肆掠着我们的家园，全区人民正在全力以赴地奔向火场，昼夜扑火，而以宋振岭为首等人，不去参加扑火，在区里滋事殴斗，聚集了数十人，大打出手，造成他人死亡，伤残的恶劣后果。”（屁，该事件是5月2日下午发生的，而大火5月6日的事，5月9日说我不去打火，我想去，公安机关让我去吗？）
游街事件之后，玉玲被释放了，前后关押了九天，三弟振平、施龙、所继生被拘留了十五天释放的，而二弟振库和叔伯内弟审查了十九天予与释放的。最后，仅剩我一个人了，我的心情稍稍地轻松了许多。我清楚按流氓殴斗定罪，根本定不住。如果按有罪认定的话，也只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按故意杀人罪定案那就明显地失去法律水准和公正性了。
在预审科提审时，我问办案人，当时在现场后期我听到一声枪响，不知是谁放的？办案人告诉我说是我家邻居陈凤国家孩子二军，我打听是否伤到了人，办案人说：“没伤到，是小孩做的**枪。”另外，我试探地打听被害人华宇其它部位有没有受伤？因为一刀刺伤肚子，死亡性很小。办案人告诉我，刀伤到了肝上，流血过多死亡。
检查机关批捕是按故意伤害罪定的性，批捕前没有提审。无疑人命关天，如果按有罪起诉，就没必要提审了，假如对防卫性质存有争议的话，也应提次审，这足以说明两级机关没有按防卫考虑。因此，在心理上加深了我对诉讼过程中的小心和谨慎。一是每个环节考虑细致；二是伤害罪与杀人罪性质上慎重。两个罪有两个相同的特征：一是主观上故意；二是客观上都造成了对方的死亡。而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于主观上，伤害的故意和杀人的故意。客观上，从刺到的部位等综合分析，我国刑法规定：构成故意杀人罪的，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五年以下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轻微的处十年以下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构成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1983年“严打”期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分子》的有关规定，犯故意伤害罪情节特别恶劣的，可以判处死刑。1997年新刑法才规定，故意伤害罪有死刑，但故意杀人罪的判刑时由高刑（死刑）往下量定的；故意伤害罪的判刑时由低刑（十年）往高量定的，构成故意杀人罪的，首先考虑的就是死刑。因此，杀人罪的性质恶劣，也决定了判刑由重到轻的原则，法律的规定还是比较客观的。
如果说，我刺死的是一般家庭的被害者，我的案件最低可以按防卫过当认定，但由于被害人华宇家的特殊社会关系，不能不让我对这场官司产生高度的重视。
在羁押期间，我通过多种渠道，搞到了《刑法学》、《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等相关书籍。在开庭前，我争取系统地研究一遍。要想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打好这场官司，就必须研究法律，只有自身主观上努力到位了，一但借助外界力量，才能尽最大的限度把官司打好。
我担心的问题是，害怕这起案件速战速决、草率结案，这样对我处理显然会不利。而目前，我的外界因素非常薄弱。我争取把案件往后拖一拖，在最后打这场官司方面，里外都能尽最大能力有个充分的准备。于是，我决定在个别细节上计较起来，阻碍案件进展的速度，不管能否管用，先试一试，但由于人命关天，不能有太大的细节出现变化。否则，容易歪曲事实，按杀人罪定案，二则以投案自首认定的话，就达不到从轻的目的，我等待着提审。
在检查机关提审时，我针对个别细节进行了补充。这样，案件的进度受到了牵制，检查机关将卷案退回预审科补充侦查，每次补充侦查需一个月的时间，而从六月份检查院提审一次后，有四个多月没有提审我，
在整个诉讼过程中，检查机关除了对案件的侦查和审判起到检查监督作用外，重要的一点将代表国家公诉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案件能否诉讼成功，完全取决于诉讼材料的质量。因此，检查机关对材料要求的比较严格，材料越细，公安机关就要下功夫收集证据。假如，检查机关退回几次要求补充侦查，不禁牵制了诉讼的进度，可能对公安机关办案人员产生厌倦和惰性心理，这也是目前我所企盼的结果。因为从迹象表明，司法机关是按有罪追究我的法律责任，那样，我要在提审中，摸一摸所谓能定罪的关键性证词；其二，赢得时间，学习一下法律知识，打官司不能凭感觉去打，掌握了法律知识，才能为诉讼赢得有利的条件；其三，案件的出入性太大，甚至牵扯到罪与非罪的界限，必须尽全力请一位名律师，在省或国家有影响的大律师。虽然从八十年代我国诉讼程序中，恢复了律师制度，律师在审理案件中还起不到关键性的作用，但这起案子，律师的介入多少对案件最终的公正性起到一定的作用。同时，我相信一名好律师也一定会对这类案子感兴趣的。
在这段时间里，我要争取找到一位在省或全国有影响力的律师帮助我。
10月份的一天夜里，号里的人都酣然入睡，我的心情很烦躁。这次出事，可能会改变二弟振库的一生命运。去年高考时，也是最后一次高考机会。为了迎接考试，能安下心来复习，班主任让他担任班干部都没接。结果，临近高考时，不禁家中再摊这么大的事儿，而且把二弟振库也牵扯进来呆了二十来天。前段时间我从看守员口中得知，振库现在在职高读书，可以肯定，振库没有考上大学或放弃了。
正在似睡非睡之际，耳畔听到看守员的脚步声和手里拎着的钥匙串的声音，可能又进新人了，我心里想。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看守员停在了十监房前。“宋振岭，穿衣服。”看守员说。
“夜审”我大脑马上意识到。这是司法机关的一种审问方式，采用夜审，让人联想到案件可能发生突破性的变化或案件的重大性。进行夜审，容易给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带来精神上的压力。突审没有思想准备，很可能一系列的攻势会打开案件的突破口。在看守所羁押长了，这类现象偶尔会遇到。
我慢慢地把衣服穿上，用时间来调整自己的情绪。
我被带到了预审科。仔细环视了周围的人，足有七、八位，是公安机关和检查机关的办案人，还有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另一位是检察院的副检察长。瞧这阵容可不小。如果对一般的案犯会造成很大的压力。不过，我很坦然。因为案件没有出入了，也只是针对我的口供有点想法，用夜审来制造一种心理压力，找点意外收获！
办案人让我坐在审讯凳子上，我犹豫了一下。 10月的夜晚，对于大兴安岭来说，已经很冷了，刚进审讯室就感到一丝丝凉意，袭遍全身，有些发抖。我想一话道破，送我回去，让他们拿证据说话。但一想，不能太冒然行事儿，看清楚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再说。于是，我坐了下来，铁凳子有些冰屁股。忍一下吧，心里想。
主审是检察院的副检察长，给我先讲了一通政策，之后话锋一转说，这几个月他们一直在调查取证，找了许多知情人。今天提审我，是给我一个认罪态度的机会，让我如实交待我刺华宇的经过。
我说我已经交待清楚了。副检察长说：“ 你以前交代的不对，和我们目前掌握的证据不一样。”
“第一，你可以按证据起诉我；第二，你想让我怎么说？现在只能存在这两点。因为该交待的，我已经交待完了。”我回答说。
公安局副局长喊道：“你站起来！”我说：“谢谢！”
预审科的一位办案人员说：“哎，你小子，还不老实呢！”
“凳子太冰屁股，让我站起来，我说谢谢很正常。”
“你能不能老实交待问题？”公安局长说。
“交待完了，但你们不给按防卫认定，是你们的事情。”我答道。
公安局长问我：“你知道什么是正当防卫？正当防卫具备几个条件？“
“正当防卫按法律规定应具备四个条件。“我告诉他。
检查院的办案人插嘴道：“宋振岭，难道你就这么有把握，坚持你的口供？”
“不是坚持我的口供，实际就是这么个过程。”我说。
他又说：“我问你。冯德秀你认识吗？”
“认识。”我随口道。
“你和他是什么关系？”他又问。
“我妻子的表哥。”我答道。
“宋振岭，你是他表妹夫，对吧？他接着问。
“对。”我又回答。
“他不会陷害你吧？”他又问。
“正常的情况下，他不会陷害我。”我答道。
“什么情况下，属于不正常。”他追问。
“譬如，在欺骗，威胁，引诱下，套取的证词，就是不正常。”我回答说。
“宋振岭，我可以告诉你，冯德秀已向我们提供说你曾描述用一只手抓华宇的头发，另一只手刺的华宇，根本就不是在威胁到生命的情况刺的华宇。”检查机关办案人摊出了底牌。我心里想；这是一份没有价值的证词。
“首先，，我对这份材料的由来产生质疑；第二，据我回忆，被害人华宇当时是寸发，而不是长发，冯德秀所描述的一只手抓头发，一只手刺的华宇，显然是他胡编乱造的事实，这一点你们可以查卷宗被害人的照片。因此，冯德秀这番不切实际的描述，一定是受到了威胁或诱骗；第三，更为主要的是，当时我右手伤残未愈，四根肌腱被切断，根本就没有抓力，早晨起床是我爱人帮助穿的衣服，到街里看电影时，所继生用自行车驮的我爱人。我的右手吃不上力，这些事实，你们可以查证。另外，我这有伤口为证；第四，进一步讲，冯德秀的证据，从法律角度讲是间接证据，也就是传来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我可以断定，在取冯德秀的证据中，一定受到了恐吓而出的这份不负责任的证言。
检察院的人又说：“那么，宋振岭，你爱人不会陷害你吧？”
我有些冲动地说：“你们是说，假如我爱人也这么讲，你们可以用两份间接证据定罪，对吗？”
办案人说：“可以。”
我说：“你们不必提审了，可以送我回去了，从今天你们展开的攻势来看，就是一场‘蒙古炸’你们可以不相信我，但我相信法律。”
公安局副局长有些动怒地说：“我们还审不了你了呢？给他戴上镣子！”
“戴就戴，你怎么给戴上，怎么给摘下去!”我气愤地说。
不大一会儿，办案人从看守所取来一个十八斤重的镣子给我戴上了。所有的人撤到另一个房间商量问题去了，仅留下一个人看着我。
约有十几分钟左右，又过来一名预审人员，连同看管我的那位，把我送回了监房。此时，已经是后半夜一点多了。我戴着镣子回监房时，惊醒了很多狱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