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院住院住了一个半月，在此期间葛海燕两次来监狱看我，每次给我存个几百元钱。我着急出院，因为刑期短、需要抓紧挣分减刑。老乡李永戈劝我说：“安心养病吧，你有这种病，也就能减一次刑，如果减两次刑只有拼命干活，但身体不行，再说，像你累犯要六个月后才能考核给分。”
我说：“现在省局统一要求，集训三个月后就给考核加分了，这个地方怎么还这么执行政策？”
李永戈说：“就别说那么多了，犯人谁能改变得了。”
在病房的同室病友说：“牛屯监狱哪年都有打死人，泰兴监狱有吗？”
我摇摇头，确实监狱太落后，三监区有个菊书亮的犯人，实际年龄才15、16岁，一看就是小孩，听说只是户口写着18岁，按理监区应请示监狱给做骨髓鉴定，然后送未成年人管教所、把他放到成人监狱是违法的。
我出院的第三天，监区就让我出工劳动了，监区和分监区干部一直把我当有钱主看待，曾多次用话点我，可以让我干什么干什么？现在我已经没有经历去花钱改造了，再说，就算让我去值班或当犯人教师，一个月只能给个三等4分、五年刑期还是减不了两次刑，何不宽松地，怎么干都稳当地减一次刑呢？
连续地出工我又病倒了，把我送到监狱卫生院，进行了抢救，随后又住了半个月的院。出院后我找分监区干警谈，说我的病熬不了夜，一熬夜肯定犯病、分监区干部说我装病，消极怠工。我无言以对，社会主义监狱本该是个人性化的改造处所、而牛监狱是这么个地方。和我一个分监区的汪学权，是回族，判六年刑，在监狱呆三年多了，每次开饭的时候，他只是用白开水往下咽馒头，连日来胸疼发烧。我问他：“你这三年多就这么过来的？”
汪学权说：“啊，一直是白开水，馒头。”
我说：“你的病十有八九是结核病，常期营养不良造成的，让你家找一找监狱？”
他说：“谁明白啊。”
“我和你说，咱们省监狱局在西部地区，泰来监狱统一定点关押少数民族的监狱，食堂设有回民灶。这地方没有，按理说监狱应把你转走，你让家里人去找你们协会出头找省局，一定会把你转走的，你再这样下去会没命的。”
他听后悄悄地向我要了省监狱局的地址。
晚饭后，我的心脏病又犯了，分监区组织犯人把我送到卫生院，当时值班的干警姓沈，他让犯护给我挂上氧气，口里含上硝酸甘油，但始终缓解不了疼痛。满头冒汗。
沈大夫说：“宋振岭，不行，给你吃两片去痛片？”
我一听急了，去痛片怎么能治心脏病，再说容易误诊啊。我说：“我疼的实在受不了。不行给我注射点吗啡，能缓解缓解，如果非要给我吃去痛片，我就找狱长。”说着，我拔掉氧气管、往外爬，要找狱长。
沈大夫一看，他给李狱长打了电话，这时监区主抓改造的郑副监长也来了。我在门诊室躺着的时候，几名犯护进屋对我说：“宋振岭，咱们都是改造的犯人，能过去就过吧，我们理解你，你说你把事情弄僵了，你还在这里要呆几年，你这病能离开卫生院吗？”
两名犯护一说，打消了我撕破脸皮的想法。李狱长来时，我只要求给我用药，。但沈大夫背后对狱长说我是装病。郑副监区长还请示给我带上了手铐子和脚镣子。留院观察。
真是有理无处说。我气得用头直碰墙。
我住了四天院，就把我弄回监区了，加带械具带15天才解下来，解下来那天监区还让我写保证书，以后不许闹了。宋振岭心里有屈叫不出来，我在泰兴监狱改造十几年，没违过纪，没押过禁闭，一直是改造积极的犯人，到了牛屯监狱，只因为有心脏病却弄个装病泡病号的人。
解除械具没几天，汪学权死了。这是事先预料的，监狱每年上头给一定的死亡率，但牛屯监狱严重超标，一年死29人之多。如果把这项做为考核监狱领导内容来讲，也许会引起重视，我心里想，一个短刑监狱每年的死亡率远远高于长刑监狱的死亡率，这是怎么也解释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