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堂乡及时召开了当年计生工作会议，我熬更守夜准备了一套会务材料，包括书记讲话稿和年度意见。这是一次雪耻升位的会议。全县两个乡遭到一票否决，草堂乡就是其中的一个。这对书记乡长和分管领导是极不光彩的。在会议工作餐席桌上，我听到了文副书记和计生办原负责人老文一唱一和，对县局老李局长大加诋毁，接近于谩骂的程度， 我越听心里越不是滋味，于是就暂时离席加以回避，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让我听的，他们早就知道我跟老李局长的私交。我不解老文这位分管领导为什么对老李有这么大的意见。那天老李局长来草堂区研究后进乡镇的转化工作时，我得到他的解释，才解除了内心深处的谜团。
几年前老文是前河区计生办主任，很红火的一个人。他是全县基层中有名的笔杆子，之前还是一位乡上电影队的放映员，每当下大队开映前，总是要利用几分钟宣传一些政策。起初是写稿子或是念文件，后来就干脆脱稿演讲，或是临场发挥，把口头表达能力锻炼成一副好口才。放映队将解体时，区上把他调到了乡计生办当主任，再后来就提拔为区主任。他有个特点，就是桃花运好，本来在农村老家就早已有女人，还有两个孩子，可一位计生办一位招聘女干部看上了他，他也有那个意思，便产生了暧昧关系。老文在老家的女人一天突然来到区计生办，发现了他与那位招聘女干部有一腿，便找他大吵大闹，影响极坏。他没有更好的办法，便摊牌：你如果再闹，我就跟你离婚，你如果不再闹，我们就相安无事。这样一来，女的果然想通了，就这样睁只眼闭只眼。只要家庭不破裂，就退一步算了。但区上和局里对他生活作风上的问题，早有耳闻。但觉得他抓计生工作是把好手，便脱眼皮算了。
人的运气也不是什么时候都那么好。不知怎么回事，一个周末，他所在执掌的区计生办发生了档案室火灾事故，把里面的执法文书、统计报表和财务账目全都化为灰烬，他无疑要负责领导责任，县上对他给予降级调离处分，调到草堂乡任副书记，分管计划生育工作。他从此便对县局心存不满。这次一票否决，老文对我也有不满，还以为我做了手脚，他也太高看我了，我哪有那么大的能量与本事嘛。他确实是误会了。他们一个分管一个负责人都不去找自身工作不力的原因，把这股火发到人家老李身上，实属不该。
一个赶场天，专干来办公，在晚饭时，我们对四村干部进行答谢。老文他指桑骂槐地说了一些过激言论，老覃怎么劝都没有止住。我实在忍不住了，便跟他轻言细语谈心，没有想到他跟我吵架了。这上我来草堂乡以来，第一次将心情弄到了冰点。
我觉得太冤枉了，思前想后，便去县上找领导，谈到与老文争执的事，并请求换一个地方工作。就是不当这负责人也无所谓。我不希望因为工作而树立对头，导致心情不好。
县局领导很重视化解矛盾，通过给我们双方做思想工作，让事态降温。我对老文的工作还是佩服的，只是他对我个人存有偏见，总觉得是我来，让他失去了负责人的职位。
三月末的风，裹着油菜花的香气，却吹不散我心头的郁气。和老文的争执像根刺扎在心里——他坚持要把史家的罚款挪作还借款，我拍着桌子说"必须先上解后，再专款专用"，最后他摔门而去，搪瓷缸子在桌上震得叮当作响。
回汉城家中时，铁锁挂在门环上，朱玲带着孩子去串门了。巷子里的槐花开得正盛，落了一地白花花的瓣子，像场没下透的雪。我踩着花瓣往老幺家走，他正蹲在院坝里修那辆总出故障的二手摩托，油污沾满了手指缝。
"哥，你咋来了？"他往我手里塞了瓶冰汽水，气泡在喉咙里炸开，"你怎么看起来，气色不那么好，怎么回事呀？"我摇摇头，不便说，蹲在他旁边看他拆链条和护壳，零件摆了一地，像摊拆散的骨头。
凌晨五点，区乡的紧急通知来了，电话里的声音带着电流的沙沙声："所有干部到乡上集合，春播突击。"我拽上平儿，骑着他刚学会摆弄的二手摩托往草堂乡赶，车座上的螺丝硌得屁股生疼，平儿在后座紧紧抓着我的衣角，"小叔，这摩托会不会散架？"
乡政府的院子里挤满了人，史乡长举着铁皮喇叭喊："三月末到四月初，所有业务部门停工，去二村三村公路沿线，帮农户栽地膜玉米！"他手里挥着张图纸，红笔圈出的地块像片补丁，"谁也不能偷懒，这是草堂乡的老规矩！"
三月最后一天的太阳，亮得晃眼。二村公路边的承包地里，农户们早把土地翻得松软，黑油油的土块里嵌着碎草。我学着乡干部的样子，把裤脚卷到膝盖，接过老农递来的铁铲时，手心被磨得发烫。"先拉线，再铺膜，膜边要用土压牢。"老农的手指在地里戳着，"不然风一吹就掀了。"
白色的地膜在田埂上铺开，像条长长的哈达。我蹲在地上，把膜边往土里按，指甲缝里很快塞满了泥。平儿跟在后面栽玉米苗，嫩绿的苗叶沾着他的手心汗，歪歪扭扭插在膜上戳出的洞里。一个上午下来，地里铺了白茫茫一片，风过处，地膜哗啦啦响，真像落了场春雪。
中午在队长家吃"上工饭"，大铁锅焖的糙米饭，就着腌萝卜和炒青菜。史乡长端着粗瓷碗蹲在门槛上，裤腿上的泥还没干："小姚，你这栽苗的手艺，不如平儿。"平儿在旁边笑，嘴角沾着米粒，"我在马伏山帮爷爷栽过红薯。"
想起马伏山的父母，我心里发虚。他们总说"读书是为了不再刨土"，要是看见我蹲在地里栽玉米，怕是要举着拐杖骂"白念了书"。可看着田埂上忙碌的乡干部，老覃的拐杖往膜边的土里戳，江主任的新皮鞋沾满了泥，忽然觉得这或许就是草堂乡的本分——干部和泥土，原就该搅在一块儿。
傍晚回到计生办，办公室的灯昏黄如豆。我趴在桌上赶计生报表，统计册上的数字在眼前晃，像地里刚栽的玉米苗。老文不知啥时候回来的，往我桌上放了杯热茶，水汽模糊了他的脸："史家的款，我没动。"我嗯了一声，笔尖在"已征收"那栏打了个勾，他转身时，我看见他后颈沾着片地膜的碎屑。
眼睛实在睁不开时，回宿舍倒头就睡。梦里全是白茫茫的地膜，在风里翻卷着，像要把人裹进去。凌晨被冻醒，窗外的月光落在床脚，摸了摸额头，烧得滚烫——许是白天晒狠了。
四月的第一天，天公就变了脸。雨淅淅沥沥下起来，丝线似的缠在人身上。我们披着塑料布往地里去，鞋陷在泥里，拔出来时带着串泥疙瘩。地膜被雨水泡得发滑，按在土里总往下溜，史乡长的头发湿成了绺，贴在脑门上像片海带："压住！不然苗要烂根！"
我的外衣湿透了，冷得像层冰壳，贴在背上直打寒颤。平儿的头发早成了一绺一绺的，往下滴水，他却笑得欢："小叔，这像不像落水的鸡毛？"远处的油菜花被雨打得低垂，金黄的瓣子落在地膜上，像撒了把碎金子。
中午躲在农户的草棚里避雨，老覃掏出个酒葫芦，给每人倒了口烧酒。辣液顺着喉咙往下滑，胃里总算暖了些。"马伏山的老人常说，春雨贵如油。"他抹了把胡子上的水珠，"这雨下透了，玉米苗能蹿半尺高。"
我望着棚外的雨帘，忽然想起马伏山的春播。父亲总在这样的雨天披着蓑衣下地，母亲站在屋檐下喊"慢点"，而我趴在窗台上看雨打湿书页。那时怎会想到，多年后自己也会站在雨里，为别人家的玉米苗跟春雨较劲。
傍晚雨停时，地里的地膜泛着水光，像铺了层碎镜子。玉米苗在膜下挺着嫩绿的腰杆，沾着的雨珠在夕阳下闪，像挂了串水晶。史乡长拍着我的肩膀笑："你看，这苗多精神。"他的指甲缝里嵌着泥，却亮得很，"咱干部干的活，就得像这苗，得扎在土里。"
回办公室的路上，平儿踩着水洼走，溅起的泥点沾在裤腿上。"四叔，你明天还来吗？"我点点头，忽然觉得和老文的争执也没那么要紧了——在这片被春雨浸软的土地上，许多事都会像地膜下的玉米苗，慢慢舒展开来。
夜里的计生办，灯亮到很晚。我一边整理被雨水打湿的报表，一边想：马伏山的父母要是知道我在栽玉米，或许不会骂吧。他们总说"庄稼人要对得起土地"，或许这就是另一种对得起土地的方式。窗外的月光落在地膜样品上，泛着淡淡的银辉，像片未融的雪，盖着即将破土的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