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sterdayOnceMore（昨日重来）
像华浩杰离开宿舍的时候说的，第一节课是高数好看的小说。上课的老师是年轻帅气，又很严厉的章老师。他每堂课必点名，而且冷峻的眼光会从他的无框眼镜里穿过来，核对答“到”的人是不是他正在点的同学。可能是搞数学养成的习惯，他还设有一个下课前的“校验位”下课前他会把全教室的同学默数一遍，然后把总数同他上课前点到的总数对比——下课时的必须是大于等于课前的，否则就要重点。所以他的课，连华浩杰都得打破每天睡到午餐时间的生物钟，赶早到教室抢个靠后的角落——好在上课的时候把缺失的睡眠补回来。
华浩杰看到雷迪庆进来后，左顾右盼了一下就往教室后面走来。他大惑不解——因为雷迪庆这家伙不管上什么课总是挑第一排的位置坐的。于是他做出了一个见到怪物的表情对雷迪庆说“不是吧？你今天想坐后面啦？”
其实雷迪庆也记得自己上大学时总是在第一排上课好看的小说。可是今天他不想让上课的老师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任何的异样，所以想躲在后面偷偷地观察一下这个久违了的环境，和适应一下“年轻人”的交流方式和那时的流行话题。
罗绮倒是没觉得雷迪庆今天有什么不一样。他进来后路过坐在第二排的罗绮时，用眼神同她打了个招呼，然后指了指后面，表示今天不坐前排了。这个可能就是罗绮觉得跟雷迪庆在一起觉得很自然的原因雷迪庆不做作，不刻意，不掩饰。想同她坐就坐了，不想同她坐就不坐了；像昨天晚上，想跳舞就跳了，想聊天就聊了。一切都挺自然，挺顺理成章的，让人没其他想法，没压力。
这一堂课雷迪庆上得真是昏昏欲睡。大学毕业后，高数的那点东西雷迪庆就再也没有接触过。当初学的时候，也都是学得似懂非懂，过了二十多年，当然也就忘得差不多了。
中国学生的数学是世界公认的优秀。加拿大的小孩上高中还未见得会乘法口诀，两位数的加减法必须要用计算器。绝大多数中国高中学生的数学知识都超过加拿大的大学生的水平，可是国内绝大多数大学生的动手能力却低过加拿大、美国大多数的小学生！加拿大卖工具的homedepot超市里，每个月都有免费教幼儿园小朋友了解各种工具的活动，小学七八年级的小男孩就开始跟着爸爸、哥哥们修房子修车了！
因材施教在中国的教育界已经说了很多年了，可是直到现在，中国的大学还在要求未来的工程管理者与未来的科学家一起学深奥的数学理论，中国的高中还在让将来的电视电影导演学习如何解多元方程和求微积分。
雷迪庆在心里想，当年在大学里时，与其花时间学懂这些复杂的的理论和公式，还不如让当年的他学会看资产负债表，培养他组织小组讨论和做演讲的能力，可能对他从事的工作会更加有用。
后面一堂的英语课大大地振作了雷迪庆上高数课时的沮丧心情。
刚进校时，根据高考的英文成绩，新生被分成了一级班和二级班全文字小说。雷迪庆分在二级班。可是因为他在武汉高中学英文时完全不考虑口语和听力——因为那时候的高考只考察语法，词汇，阅读和写作。老师上课生怕学生听不明白，所以几乎都是用中文上课，再加一点英文注解。到了上海情况完全不一样了。一百年多年前开埠的上海滩的租界文化，十里洋场的西风西雨，加上领先内地的开放开发，很多上海同学都是从小就浸yin在英文歌、英语角、英文原版电影的环境里。雷迪庆与同在二级班的上海同学的听说能力根本就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后来考国家四、六级时，他研究出了一套对付考试的秘技主攻阅读部分。这个在当时的四、六级考试中占了总分的百分之四十的部分，雷迪庆确保他几乎全部拿到；语法和词汇部分的二十分，他再拿个差不多十五分。剩下来写作部分的二十分，他拿个十分左右——这就六十五分啦！听力部分的二十分他完全放弃，abcd随便看着哪个像就选哪个，按照概率，这个部分他也能拿个五分到十分。所以四、六级的考试，他总能拿个七十分左右的成绩——不算好，但是能保证通过。但是全英文授课的时候，他就只能云里雾里听天书了。
当然，那是二十年前的雷迪庆。
大学毕业后，雷迪庆在他工作的第一家软件公司里参加了上外梅教授到公司来上的高级口译培训课——全国统考的高级口译的教材就是出自梅教授之手。那时候梅教授上课的时候还开玩笑地说“我不明白你们国企为什么要培养年轻工程师这么高的英文水平，难道是为外企输送人才吗？”梅教授不幸言中参加口译培训的二十多个年轻工程师几年时间内，全部去了外企，或者出国了。
后来的二十年，雷迪庆要么是混在外企的洋人堆里，要么索性就是身在海外。英文几乎成了他的第一工作语言。
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的雷迪庆当然对英文课的内容不会再有任何问题，特别是上课中间放的那首美国六十年代的流行歌《yesterdayoncemore（昨日重来）》更是让雷迪庆感同身受，情不自禁地跟着这首他在另一个时空里耳熟能详的音乐，轻轻地唱了起来全文字小说。
与雷迪庆同在二级英文班里的方致远、华浩杰、罗绮都注意到这个前几天说英文还疙疙瘩瘩的家伙居然这么投入和字正腔圆地唱起了英文歌，于是趁机起哄要让雷迪庆单独唱一遍。
注意到雷迪庆变化的还有方致远后来的女朋友、老婆和孩儿他妈——那时候也分在二级班的向珊。
向珊是个瘦瘦的女孩，个子不高，相貌也不算出众。她爸爸妈妈支内的时候去了重庆的一个三线企业，按照**的要求献了青春，然后献完青春献终生，现在怎么也不肯献子孙了。所以，等向珊考大学的时候，所有的志愿，从一本到专科，全部填的是上海的学校。等向珊如愿以偿拿到这个大学的通知书、启程来上海的时候，她爸妈又千叮万嘱地告诉她，到了上海后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做学生干部，争取入党，争取做优秀毕业生——目的只有一个毕业后留在上海。
从向珊在大学报到的第一天开始，她就开始一步步地向父母给她定下的留在上海的目标迈进——虽然生在重庆的她还讲不了流利的上海话，虽然她上海的外婆在苏州河边上的那间房又黑又小，还比不上他们重庆那个三居室的书房的面积——可这是他们一家人回归上海的起点。
对向珊来说，四年的大学生活其实就是一场争夺有限的上海户口分配名额的战争；这个陌生又从小耳熟能详的城市就是战场；这些揣着各种梦想、而且大多数似乎懵懂尚未觉醒的同学们，就是她的战友和对手。也许对于这个十八岁女孩瘦弱的肩膀，家族使命的这个担子太过沉重了。
她小心翼翼地处理着同每一个人的关系。在老师眼里，她学习认真，成绩优异，热心公共事务；在同学面前，她又总是扮演着一个代表着公平公正，与学校上层关系复杂、交际网络广且有用的实权派人物的形象。周末，她会尽量回到外婆的那个小屋，用她实际的居住声明着她（以及她的家庭）对这个小屋的权利——外婆是迟早要过世的；而这个苏州河边上的小屋的居住权，可能就会在她的一家，和她舅舅一家之间作出一个非此即彼的重新分配。因为这个小屋实在太小，完全不可能容下他们两家一共七口人全文字小说。
她舅舅一家三口到现在也没有自己的住房，只是腆着脸挤在他老婆的娘家。而他老婆的弟弟也已经开始上班了，所以可能很快就要交女朋友、成家生子的——那里对向珊舅舅一家也不是长久之计。舅舅因为从小受着他的姐姐、向珊的妈妈的照顾，一直没有对向珊回上海读书这件事情表示过任何的不快。而舅妈和向珊自己心里却是一直都清楚，她们两家对这个小屋居住权的争议，总有一天会爆发出来。现在开始暗自发力，为将来的事情未雨绸缪，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当然表面上，一大家子人还都是客客气气的。
这个星期五的晚上，向珊没有回她外婆家，而是留在学校，与同宿舍的罗绮一起，约了雷迪庆和另外两个男生，一起到主教楼对面的茶室去唱卡拉ok。
在这个看似随意的活动后面，她有一个特别的打算。
像华浩杰离开宿舍的时候说的，第一节课是高数。上课的老师是年轻帅气，又很严厉的章老师。他每堂课必点名，而且冷峻的眼光会从他的无框眼镜里穿过来，核对答“到”的人是不是他正在点的同学。可能是搞数学养成的习惯，他还设有一个下课前的“校验位”下课前他会把全教室的同学默数一遍，然后把总数同他上课前点到的总数对比——下课时的必须是大于等于课前的，否则就要重点。所以他的课，连华浩杰都得打破每天睡到午餐时间的生物钟，赶早到教室抢个靠后的角落——好在上课的时候把缺失的睡眠补回来。
华浩杰看到雷迪庆进来后，左顾右盼了一下就往教室后面走来。他大惑不解——因为雷迪庆这家伙不管上什么课总是挑第一排的位置坐的。于是他做出了一个见到怪物的表情对雷迪庆说“不是吧？你今天想坐后面啦？”
其实雷迪庆也记得自己上大学时总是在第一排上课。可是今天他不想让上课的老师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任何的异样，所以想躲在后面偷偷地观察一下这个久违了的环境，和适应一下“年轻人”的交流方式和那时的流行话题。
罗绮倒是没觉得雷迪庆今天有什么不一样好看的小说。他进来后路过坐在第二排的罗绮时，用眼神同她打了个招呼，然后指了指后面，表示今天不坐前排了。这个可能就是罗绮觉得跟雷迪庆在一起觉得很自然的原因雷迪庆不做作，不刻意，不掩饰。想同她坐就坐了，不想同她坐就不坐了；像昨天晚上，想跳舞就跳了，想聊天就聊了。一切都挺自然，挺顺理成章的，让人没其他想法，没压力。
这一堂课雷迪庆上得真是昏昏欲睡。大学毕业后，高数的那点东西雷迪庆就再也没有接触过。当初学的时候，也都是学得似懂非懂，过了二十多年，当然也就忘得差不多了。
中国学生的数学是世界公认的优秀。加拿大的小孩上高中还未见得会乘法口诀，两位数的加减法必须要用计算器。绝大多数中国高中学生的数学知识都超过加拿大的大学生的水平，可是国内绝大多数大学生的动手能力却低过加拿大、美国大多数的小学生！加拿大卖工具的homedepot超市里，每个月都有免费教幼儿园小朋友了解各种工具的活动，小学七八年级的小男孩就开始跟着爸爸、哥哥们修房子修车了！
因材施教在中国的教育界已经说了很多年了，可是直到现在，中国的大学还在要求未来的工程管理者与未来的科学家一起学深奥的数学理论，中国的高中还在让将来的电视电影导演学习如何解多元方程和求微积分。
雷迪庆在心里想，当年在大学里时，与其花时间学懂这些复杂的的理论和公式，还不如让当年的他学会看资产负债表，培养他组织小组讨论和做演讲的能力，可能对他从事的工作会更加有用。
后面一堂的英语课大大地振作了雷迪庆上高数课时的沮丧心情。
刚进校时，根据高考的英文成绩，新生被分成了一级班和二级班。雷迪庆分在二级班。可是因为他在武汉高中学英文时完全不考虑口语和听力——因为那时候的高考只考察语法，词汇，阅读和写作。老师上课生怕学生听不明白，所以几乎都是用中文上课，再加一点英文注解。到了上海情况完全不一样了。一百年多年前开埠的上海滩的租界文化，十里洋场的西风西雨，加上领先内地的开放开发，很多上海同学都是从小就浸yin在英文歌、英语角、英文原版电影的环境里好看的小说。雷迪庆与同在二级班的上海同学的听说能力根本就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后来考国家四、六级时，他研究出了一套对付考试的秘技主攻阅读部分。这个在当时的四、六级考试中占了总分的百分之四十的部分，雷迪庆确保他几乎全部拿到；语法和词汇部分的二十分，他再拿个差不多十五分。剩下来写作部分的二十分，他拿个十分左右——这就六十五分啦！听力部分的二十分他完全放弃，abcd随便看着哪个像就选哪个，按照概率，这个部分他也能拿个五分到十分。所以四、六级的考试，他总能拿个七十分左右的成绩——不算好，但是能保证通过。但是全英文授课的时候，他就只能云里雾里听天书了。
当然，那是二十年前的雷迪庆。
大学毕业后，雷迪庆在他工作的第一家软件公司里参加了上外梅教授到公司来上的高级口译培训课——全国统考的高级口译的教材就是出自梅教授之手。那时候梅教授上课的时候还开玩笑地说“我不明白你们国企为什么要培养年轻工程师这么高的英文水平，难道是为外企输送人才吗？”梅教授不幸言中参加口译培训的二十多个年轻工程师几年时间内，全部去了外企，或者出国了。
后来的二十年，雷迪庆要么是混在外企的洋人堆里，要么索性就是身在海外。英文几乎成了他的第一工作语言。
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的雷迪庆当然对英文课的内容不会再有任何问题，特别是上课中间放的那首美国六十年代的流行歌《yesterdayoncemore（昨日重来）》更是让雷迪庆感同身受，情不自禁地跟着这首他在另一个时空里耳熟能详的音乐，轻轻地唱了起来。
与雷迪庆同在二级英文班里的方致远、华浩杰、罗绮都注意到这个前几天说英文还疙疙瘩瘩的家伙居然这么投入和字正腔圆地唱起了英文歌，于是趁机起哄要让雷迪庆单独唱一遍。
注意到雷迪庆变化的还有方致远后来的女朋友、老婆和孩儿他妈——那时候也分在二级班的向珊全文字小说。
向珊是个瘦瘦的女孩，个子不高，相貌也不算出众。她爸爸妈妈支内的时候去了重庆的一个三线企业，按照**的要求献了青春，然后献完青春献终生，现在怎么也不肯献子孙了。所以，等向珊考大学的时候，所有的志愿，从一本到专科，全部填的是上海的学校。等向珊如愿以偿拿到这个大学的通知书、启程来上海的时候，她爸妈又千叮万嘱地告诉她，到了上海后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做学生干部，争取入党，争取做优秀毕业生——目的只有一个毕业后留在上海。
从向珊在大学报到的第一天开始，她就开始一步步地向父母给她定下的留在上海的目标迈进——虽然生在重庆的她还讲不了流利的上海话，虽然她上海的外婆在苏州河边上的那间房又黑又小，还比不上他们重庆那个三居室的书房的面积——可这是他们一家人回归上海的起点。
对向珊来说，四年的大学生活其实就是一场争夺有限的上海户口分配名额的战争；这个陌生又从小耳熟能详的城市就是战场；这些揣着各种梦想、而且大多数似乎懵懂尚未觉醒的同学们，就是她的战友和对手。也许对于这个十八岁女孩瘦弱的肩膀，家族使命的这个担子太过沉重了。
她小心翼翼地处理着同每一个人的关系。在老师眼里，她学习认真，成绩优异，热心公共事务；在同学面前，她又总是扮演着一个代表着公平公正，与学校上层关系复杂、交际网络广且有用的实权派人物的形象。周末，她会尽量回到外婆的那个小屋，用她实际的居住声明着她（以及她的家庭）对这个小屋的权利——外婆是迟早要过世的；而这个苏州河边上的小屋的居住权，可能就会在她的一家，和她舅舅一家之间作出一个非此即彼的重新分配。因为这个小屋实在太小，完全不可能容下他们两家一共七口人。
她舅舅一家三口到现在也没有自己的住房，只是腆着脸挤在他老婆的娘家。而他老婆的弟弟也已经开始上班了，所以可能很快就要交女朋友、成家生子的——那里对向珊舅舅一家也不是长久之计。舅舅因为从小受着他的姐姐、向珊的妈妈的照顾，一直没有对向珊回上海读书这件事情表示过任何的不快好看的小说。而舅妈和向珊自己心里却是一直都清楚，她们两家对这个小屋居住权的争议，总有一天会爆发出来。现在开始暗自发力，为将来的事情未雨绸缪，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当然表面上，一大家子人还都是客客气气的。
这个星期五的晚上，向珊没有回她外婆家，而是留在学校，与同宿舍的罗绮一起，约了雷迪庆和另外两个男生，一起到主教楼对面的茶室去唱卡拉ok。
在这个看似随意的活动后面，她有一个特别的打算。
像华浩杰离开宿舍的时候说的，第一节课是高数。上课的老师是年轻帅气，又很严厉的章老师。他每堂课必点名，而且冷峻的眼光会从他的无框眼镜里穿过来，核对答“到”的人是不是他正在点的同学。可能是搞数学养成的习惯，他还设有一个下课前的“校验位”下课前他会把全教室的同学默数一遍，然后把总数同他上课前点到的总数对比——下课时的必须是大于等于课前的，否则就要重点。所以他的课，连华浩杰都得打破每天睡到午餐时间的生物钟，赶早到教室抢个靠后的角落——好在上课的时候把缺失的睡眠补回来。
华浩杰看到雷迪庆进来后，左顾右盼了一下就往教室后面走来。他大惑不解——因为雷迪庆这家伙不管上什么课总是挑第一排的位置坐的。于是他做出了一个见到怪物的表情对雷迪庆说“不是吧？你今天想坐后面啦？”
其实雷迪庆也记得自己上大学时总是在第一排上课。可是今天他不想让上课的老师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任何的异样，所以想躲在后面偷偷地观察一下这个久违了的环境，和适应一下“年轻人”的交流方式和那时的流行话题。
罗绮倒是没觉得雷迪庆今天有什么不一样。他进来后路过坐在第二排的罗绮时，用眼神同她打了个招呼，然后指了指后面，表示今天不坐前排了。这个可能就是罗绮觉得跟雷迪庆在一起觉得很自然的原因雷迪庆不做作，不刻意，不掩饰。想同她坐就坐了，不想同她坐就不坐了；像昨天晚上，想跳舞就跳了，想聊天就聊了。一切都挺自然，挺顺理成章的，让人没其他想法，没压力好看的小说。
这一堂课雷迪庆上得真是昏昏欲睡。大学毕业后，高数的那点东西雷迪庆就再也没有接触过。当初学的时候，也都是学得似懂非懂，过了二十多年，当然也就忘得差不多了。
中国学生的数学是世界公认的优秀。加拿大的小孩上高中还未见得会乘法口诀，两位数的加减法必须要用计算器。绝大多数中国高中学生的数学知识都超过加拿大的大学生的水平，可是国内绝大多数大学生的动手能力却低过加拿大、美国大多数的小学生！加拿大卖工具的homedepot超市里，每个月都有免费教幼儿园小朋友了解各种工具的活动，小学七八年级的小男孩就开始跟着爸爸、哥哥们修房子修车了！
因材施教在中国的教育界已经说了很多年了，可是直到现在，中国的大学还在要求未来的工程管理者与未来的科学家一起学深奥的数学理论，中国的高中还在让将来的电视电影导演学习如何解多元方程和求微积分。
雷迪庆在心里想，当年在大学里时，与其花时间学懂这些复杂的的理论和公式，还不如让当年的他学会看资产负债表，培养他组织小组讨论和做演讲的能力，可能对他从事的工作会更加有用。
后面一堂的英语课大大地振作了雷迪庆上高数课时的沮丧心情。
刚进校时，根据高考的英文成绩，新生被分成了一级班和二级班。雷迪庆分在二级班。可是因为他在武汉高中学英文时完全不考虑口语和听力——因为那时候的高考只考察语法，词汇，阅读和写作。老师上课生怕学生听不明白，所以几乎都是用中文上课，再加一点英文注解。到了上海情况完全不一样了。一百年多年前开埠的上海滩的租界文化，十里洋场的西风西雨，加上领先内地的开放开发，很多上海同学都是从小就浸yin在英文歌、英语角、英文原版电影的环境里。雷迪庆与同在二级班的上海同学的听说能力根本就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后来考国家四、六级时，他研究出了一套对付考试的秘技主攻阅读部分好看的小说。这个在当时的四、六级考试中占了总分的百分之四十的部分，雷迪庆确保他几乎全部拿到；语法和词汇部分的二十分，他再拿个差不多十五分。剩下来写作部分的二十分，他拿个十分左右——这就六十五分啦！听力部分的二十分他完全放弃，abcd随便看着哪个像就选哪个，按照概率，这个部分他也能拿个五分到十分。所以四、六级的考试，他总能拿个七十分左右的成绩——不算好，但是能保证通过。但是全英文授课的时候，他就只能云里雾里听天书了。
当然，那是二十年前的雷迪庆。
大学毕业后，雷迪庆在他工作的第一家软件公司里参加了上外梅教授到公司来上的高级口译培训课——全国统考的高级口译的教材就是出自梅教授之手。那时候梅教授上课的时候还开玩笑地说“我不明白你们国企为什么要培养年轻工程师这么高的英文水平，难道是为外企输送人才吗？”梅教授不幸言中参加口译培训的二十多个年轻工程师几年时间内，全部去了外企，或者出国了。
后来的二十年，雷迪庆要么是混在外企的洋人堆里，要么索性就是身在海外。英文几乎成了他的第一工作语言。
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的雷迪庆当然对英文课的内容不会再有任何问题，特别是上课中间放的那首美国六十年代的流行歌《yesterdayoncemore（昨日重来）》更是让雷迪庆感同身受，情不自禁地跟着这首他在另一个时空里耳熟能详的音乐，轻轻地唱了起来。
与雷迪庆同在二级英文班里的方致远、华浩杰、罗绮都注意到这个前几天说英文还疙疙瘩瘩的家伙居然这么投入和字正腔圆地唱起了英文歌，于是趁机起哄要让雷迪庆单独唱一遍。
注意到雷迪庆变化的还有方致远后来的女朋友、老婆和孩儿他妈——那时候也分在二级班的向珊。
向珊是个瘦瘦的女孩，个子不高，相貌也不算出众。她爸爸妈妈支内的时候去了重庆的一个三线企业，按照**的要求献了青春，然后献完青春献终生，现在怎么也不肯献子孙了好看的小说。所以，等向珊考大学的时候，所有的志愿，从一本到专科，全部填的是上海的学校。等向珊如愿以偿拿到这个大学的通知书、启程来上海的时候，她爸妈又千叮万嘱地告诉她，到了上海后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做学生干部，争取入党，争取做优秀毕业生——目的只有一个毕业后留在上海。
从向珊在大学报到的第一天开始，她就开始一步步地向父母给她定下的留在上海的目标迈进——虽然生在重庆的她还讲不了流利的上海话，虽然她上海的外婆在苏州河边上的那间房又黑又小，还比不上他们重庆那个三居室的书房的面积——可这是他们一家人回归上海的起点。
对向珊来说，四年的大学生活其实就是一场争夺有限的上海户口分配名额的战争；这个陌生又从小耳熟能详的城市就是战场；这些揣着各种梦想、而且大多数似乎懵懂尚未觉醒的同学们，就是她的战友和对手。也许对于这个十八岁女孩瘦弱的肩膀，家族使命的这个担子太过沉重了。
她小心翼翼地处理着同每一个人的关系。在老师眼里，她学习认真，成绩优异，热心公共事务；在同学面前，她又总是扮演着一个代表着公平公正，与学校上层关系复杂、交际网络广且有用的实权派人物的形象。周末，她会尽量回到外婆的那个小屋，用她实际的居住声明着她（以及她的家庭）对这个小屋的权利——外婆是迟早要过世的；而这个苏州河边上的小屋的居住权，可能就会在她的一家，和她舅舅一家之间作出一个非此即彼的重新分配。因为这个小屋实在太小，完全不可能容下他们两家一共七口人。
她舅舅一家三口到现在也没有自己的住房，只是腆着脸挤在他老婆的娘家。而他老婆的弟弟也已经开始上班了，所以可能很快就要交女朋友、成家生子的——那里对向珊舅舅一家也不是长久之计。舅舅因为从小受着他的姐姐、向珊的妈妈的照顾，一直没有对向珊回上海读书这件事情表示过任何的不快。而舅妈和向珊自己心里却是一直都清楚，她们两家对这个小屋居住权的争议，总有一天会爆发出来。现在开始暗自发力，为将来的事情未雨绸缪，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当然表面上，一大家子人还都是客客气气的。
这个星期五的晚上，向珊没有回她外婆家，而是留在学校，与同宿舍的罗绮一起，约了雷迪庆和另外两个男生，一起到主教楼对面的茶室去唱卡拉ok好看的小说。
在这个看似随意的活动后面，她有一个特别的打算。
像华浩杰离开宿舍的时候说的，第一节课是高数。上课的老师是年轻帅气，又很严厉的章老师。他每堂课必点名，而且冷峻的眼光会从他的无框眼镜里穿过来，核对答“到”的人是不是他正在点的同学。可能是搞数学养成的习惯，他还设有一个下课前的“校验位”下课前他会把全教室的同学默数一遍，然后把总数同他上课前点到的总数对比——下课时的必须是大于等于课前的，否则就要重点。所以他的课，连华浩杰都得打破每天睡到午餐时间的生物钟，赶早到教室抢个靠后的角落——好在上课的时候把缺失的睡眠补回来。
华浩杰看到雷迪庆进来后，左顾右盼了一下就往教室后面走来。他大惑不解——因为雷迪庆这家伙不管上什么课总是挑第一排的位置坐的。于是他做出了一个见到怪物的表情对雷迪庆说“不是吧？你今天想坐后面啦？”
其实雷迪庆也记得自己上大学时总是在第一排上课。可是今天他不想让上课的老师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任何的异样，所以想躲在后面偷偷地观察一下这个久违了的环境，和适应一下“年轻人”的交流方式和那时的流行话题。
罗绮倒是没觉得雷迪庆今天有什么不一样。他进来后路过坐在第二排的罗绮时，用眼神同她打了个招呼，然后指了指后面，表示今天不坐前排了。这个可能就是罗绮觉得跟雷迪庆在一起觉得很自然的原因雷迪庆不做作，不刻意，不掩饰。想同她坐就坐了，不想同她坐就不坐了；像昨天晚上，想跳舞就跳了，想聊天就聊了。一切都挺自然，挺顺理成章的，让人没其他想法，没压力。
这一堂课雷迪庆上得真是昏昏欲睡。大学毕业后，高数的那点东西雷迪庆就再也没有接触过。当初学的时候，也都是学得似懂非懂，过了二十多年，当然也就忘得差不多了。
中国学生的数学是世界公认的优秀好看的小说。加拿大的小孩上高中还未见得会乘法口诀，两位数的加减法必须要用计算器。绝大多数中国高中学生的数学知识都超过加拿大的大学生的水平，可是国内绝大多数大学生的动手能力却低过加拿大、美国大多数的小学生！加拿大卖工具的homedepot超市里，每个月都有免费教幼儿园小朋友了解各种工具的活动，小学七八年级的小男孩就开始跟着爸爸、哥哥们修房子修车了！
因材施教在中国的教育界已经说了很多年了，可是直到现在，中国的大学还在要求未来的工程管理者与未来的科学家一起学深奥的数学理论，中国的高中还在让将来的电视电影导演学习如何解多元方程和求微积分。
雷迪庆在心里想，当年在大学里时，与其花时间学懂这些复杂的的理论和公式，还不如让当年的他学会看资产负债表，培养他组织小组讨论和做演讲的能力，可能对他从事的工作会更加有用。
后面一堂的英语课大大地振作了雷迪庆上高数课时的沮丧心情。
刚进校时，根据高考的英文成绩，新生被分成了一级班和二级班。雷迪庆分在二级班。可是因为他在武汉高中学英文时完全不考虑口语和听力——因为那时候的高考只考察语法，词汇，阅读和写作。老师上课生怕学生听不明白，所以几乎都是用中文上课，再加一点英文注解。到了上海情况完全不一样了。一百年多年前开埠的上海滩的租界文化，十里洋场的西风西雨，加上领先内地的开放开发，很多上海同学都是从小就浸yin在英文歌、英语角、英文原版电影的环境里。雷迪庆与同在二级班的上海同学的听说能力根本就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后来考国家四、六级时，他研究出了一套对付考试的秘技主攻阅读部分。这个在当时的四、六级考试中占了总分的百分之四十的部分，雷迪庆确保他几乎全部拿到；语法和词汇部分的二十分，他再拿个差不多十五分。剩下来写作部分的二十分，他拿个十分左右——这就六十五分啦！听力部分的二十分他完全放弃，abcd随便看着哪个像就选哪个，按照概率，这个部分他也能拿个五分到十分全文字小说。所以四、六级的考试，他总能拿个七十分左右的成绩——不算好，但是能保证通过。但是全英文授课的时候，他就只能云里雾里听天书了。
当然，那是二十年前的雷迪庆。
大学毕业后，雷迪庆在他工作的第一家软件公司里参加了上外梅教授到公司来上的高级口译培训课——全国统考的高级口译的教材就是出自梅教授之手。那时候梅教授上课的时候还开玩笑地说“我不明白你们国企为什么要培养年轻工程师这么高的英文水平，难道是为外企输送人才吗？”梅教授不幸言中参加口译培训的二十多个年轻工程师几年时间内，全部去了外企，或者出国了。
后来的二十年，雷迪庆要么是混在外企的洋人堆里，要么索性就是身在海外。英文几乎成了他的第一工作语言。
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的雷迪庆当然对英文课的内容不会再有任何问题，特别是上课中间放的那首美国六十年代的流行歌《yesterdayoncemore（昨日重来）》更是让雷迪庆感同身受，情不自禁地跟着这首他在另一个时空里耳熟能详的音乐，轻轻地唱了起来。
与雷迪庆同在二级英文班里的方致远、华浩杰、罗绮都注意到这个前几天说英文还疙疙瘩瘩的家伙居然这么投入和字正腔圆地唱起了英文歌，于是趁机起哄要让雷迪庆单独唱一遍。
注意到雷迪庆变化的还有方致远后来的女朋友、老婆和孩儿他妈——那时候也分在二级班的向珊。
向珊是个瘦瘦的女孩，个子不高，相貌也不算出众。她爸爸妈妈支内的时候去了重庆的一个三线企业，按照**的要求献了青春，然后献完青春献终生，现在怎么也不肯献子孙了。所以，等向珊考大学的时候，所有的志愿，从一本到专科，全部填的是上海的学校。等向珊如愿以偿拿到这个大学的通知书、启程来上海的时候，她爸妈又千叮万嘱地告诉她，到了上海后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做学生干部，争取入党，争取做优秀毕业生——目的只有一个毕业后留在上海。
从向珊在大学报到的第一天开始，她就开始一步步地向父母给她定下的留在上海的目标迈进——虽然生在重庆的她还讲不了流利的上海话，虽然她上海的外婆在苏州河边上的那间房又黑又小，还比不上他们重庆那个三居室的书房的面积——可这是他们一家人回归上海的起点好看的小说。
对向珊来说，四年的大学生活其实就是一场争夺有限的上海户口分配名额的战争；这个陌生又从小耳熟能详的城市就是战场；这些揣着各种梦想、而且大多数似乎懵懂尚未觉醒的同学们，就是她的战友和对手。也许对于这个十八岁女孩瘦弱的肩膀，家族使命的这个担子太过沉重了。
她小心翼翼地处理着同每一个人的关系。在老师眼里，她学习认真，成绩优异，热心公共事务；在同学面前，她又总是扮演着一个代表着公平公正，与学校上层关系复杂、交际网络广且有用的实权派人物的形象。周末，她会尽量回到外婆的那个小屋，用她实际的居住声明着她（以及她的家庭）对这个小屋的权利——外婆是迟早要过世的；而这个苏州河边上的小屋的居住权，可能就会在她的一家，和她舅舅一家之间作出一个非此即彼的重新分配。因为这个小屋实在太小，完全不可能容下他们两家一共七口人。
她舅舅一家三口到现在也没有自己的住房，只是腆着脸挤在他老婆的娘家。而他老婆的弟弟也已经开始上班了，所以可能很快就要交女朋友、成家生子的——那里对向珊舅舅一家也不是长久之计。舅舅因为从小受着他的姐姐、向珊的妈妈的照顾，一直没有对向珊回上海读书这件事情表示过任何的不快。而舅妈和向珊自己心里却是一直都清楚，她们两家对这个小屋居住权的争议，总有一天会爆发出来。现在开始暗自发力，为将来的事情未雨绸缪，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当然表面上，一大家子人还都是客客气气的。
这个星期五的晚上，向珊没有回她外婆家，而是留在学校，与同宿舍的罗绮一起，约了雷迪庆和另外两个男生，一起到主教楼对面的茶室去唱卡拉ok。
在这个看似随意的活动后面，她有一个特别的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