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事前打好了招呼，经过进城关口的时候，刘飞的同学已经在路口等候，并没有接受检查，两人闲聊了几句家常就顺利回了县城。
安康县城的房子还在装修，受疫情的影响，什么时候能够装好成了未知数。不过安康对此倒不担心，单位帮着租了公租房，有三十个平方，卫生间、厨房等一应俱全，一个人住很安逸。
安康住的地方与刘飞的房子是一南一北两个方向，并不同路。安康让刘飞将他放到县城路口，县城不大，他走回去差不多十分钟。
安康说要走回去，刘飞并没有反对，将安康放到路口，约好了明天去村里的时间两人就分开了。
从空调车里出来走入冷空气里，黑夜更加冷了。安康双手放入兜里，带上帽子，朝家里走去。这是疫情蔓延以来安康第一次到县城，往年这个时候县城到处是灯火通明，街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是每年最热闹的时候。反观现在，路上除了路灯其他的地方全是暗的，各个路口都设置了路障，六车道成了两车道，路上偶尔有警车和救护车疾驰而过，行人完全看不到。
公租房处在城乡结合部的地方，进入公租房大门要通过村口，此时的村口处堆满了土，这是封村最常见的方式，一旁有个临时搭建的帐篷，里面空荡荡的。回到住处，安康赶紧去洗了澡，将所以的衣服都换下扔进了洗衣机。
疫情来得很突然，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碰上这种事。安康刚收拾结束手机就响了，是家里人的电话，问了一些情况，安康将工作的情况简单的说了一下，至于华山的事自然是隐瞒不提，不然父母又该担心了。挂掉电话，亲友群里一群亲戚向安康打听目前的情况，安康是家里唯一的公职人员，大家都希望通过安康能得到一些小道消息，安康将知道的说了一些，不知道的避而不谈而言其他，聊了一会也没什么意思就关掉了手机看电视去了。电视里全是关于疫情的新闻，看来眼下的情况比预想的还要严重。
谁也不知道下一秒将会发生什么事，安康关掉电视，又刷了会手机，迷迷糊糊睡下了。
自封城以来，县里制发了通行证，以便于更好的管控车辆，控制人流。通行证有两种，一种是临时通行证，只能通行一次，这些专用于送菜等与防疫物资有关的车辆；另一种是永久通行证，这种通行证不多，只发给防疫部门使用，大约一个单位也就那么两、三张。另外还制发了加油卡，拥有加油卡的车辆每次可以在加油站加200元的汽油。通过这些方式确实有效的控制了出行车辆的数量。
但是办法总比困难多的，永久通行证一般人弄不到，但是临时通行证就不一样，临时通行证管控并不严格，县里并没有做到通行证和车牌号一并登记备案且互联查询，大多是车主将通行证拿回去填写，大家很快意识到了这个空子，于是不少人通过各种关系渠道弄到了临时通行证，甚至一段时间后市面上还出现了买卖临时通行证的现象。
加油卡虽然难以弄到，但是街上突然出现了几个流动黑加油站，油价比正规加油站的还要便宜且不需要加油卡就能加满一箱油，很快大家就摸到了这条渠道，纷纷寻找这种加油点，一些“能人”还专门制作了寻找加油点的攻略流传于各种微信群。
永久通行证虽少，也不是铁板一块，永久通行证需要登记车牌号，想在上面动手脚很难，但一般拥有永久通行证的车都是免检放行，于是很多人四处找拥有永久通行证的人借车使用，小县城都是人情关系，借车又成了另外一道“风景线”。
封城三四天后，城区的车子不减反增，虽然抓了一批与防疫无关的人，拉走了一些与防疫无关的车，但抓到的人顶多批评教育就放了，车拉走多了交警大队也没地方放，最后也只能让人开走。**越是抓，越是管控，路上铤而走险的人越多，形成了一个怪圈。
防疫指挥部的一个同事事后和安康专门吐槽过这个现象。他说很多人上街其实并没有事，也没有什么需求，商店全部关门了也没地方逛更没有物品买，大家就是在家里呆着无聊，想到街上来转转。一些人玩心作怪，知道不会有大的处罚故意为之，有甚者还在家里打赌谁出去会不会被抓到，没被抓到的到处吹牛，被抓到也不以为耻，这些极端个例还不少。
安康很清楚，在村里也存在这样的现象，除了关在家里确实无聊之外，还有一些人有逆反心理和侥幸心理，认为新冠不可怕，防疫部门越是三令五申要求不要出门，他们越是不听，越是反对越要出门。拿周华垓的话说，那些wang八dan说东偏跑西，上个厕所都恨不得开车。
封城之初，刘飞通过自己的关系，办了一个永久通行证，又担心影响不好，所以除了进城，基本上不会拿出来示人，因此知道他有通行证的人很少。从安康参与防疫的第三天开始，进城入口开始实行登记制，刘飞的同学并不是一直在路口守着，所以有时候回城必须出示证件，慢慢开始严格后，有通行证也要登记，从第六天开始，出城也实行登记，到了第七天，县里将应急响应调整为一级，也就在调整应急响应登记后的一个小时，防疫指挥部发布最严封城令，要求全县一天之内清理通行证，对无证、冒名顶替、与防疫无关上路的人一律拘留教育八小时再由村社干部领回去，并要求写检讨在村内粘贴和村民群里视频公示亮相。
同时，为了规范通行证管理，开始施行新的通行证，原有的通行证全部作废，制发新的临时通行证和永久通行证，换了证的颜色，要求在证的后面写上行驶区间和路线，并填上了车牌号和驾驶人身份证信息。为了进一步强化管理，还给每一个拥有通行证的人发了防疫工作证，证上要求贴照片，写名字，注明防疫职责和岗位。对各个路口增派工作人员，加强检查力量，巡逻车每一个小时巡查一次，凡是路上发现与防疫无关的车辆一律就地处罚，查到通行证、工作证、本人不一致的，一律就地扣车扣人。
新规施行之后，到处都在扣车抓人，形势极其严峻，严刑峻法很快就有了效果，一天后路上彻底安静了下来。
防疫指挥部在从严管控出行人员的同时，对所有防疫工作队也强化了管理，先是要求各单位强制收回防疫工作队办理过的通行证，同时要求纪委每天不打招呼，不分时段全县各村暗访督察，只要发现不在岗的，一律就地免职。消息一出，所有工作队闻风而动，自觉上交了证件，一个个的开始安心驻村。
刘飞意识到县里这下是动真格了，也乖乖的上交了通行证。
不能回家，村里住宿成了大问题，县里把所有工作队一下子按在了村里，但没有提供住宿的解决方案，而是让大家自行克服困难，找办法解决困难。官大一级压死人，强有力的问责环境下，谁也不敢有反驳声，当然，私下里问候县领导祖宗的事另说。
平时工作队租住的是村里农户的房子，这种房子基本上都是一家人平时在外务工，春节才会回来。现在所有农户都回家了，大家再去农户家里住，一是没有多余的地方安置，二是人家农户也不放心，工作队天天村里到处跑，染上病传染给租住的农户一家子，那就真的得不偿失了。
安康他们不可能再去农户家里住，只能另外想办法。又因单位缺人，沈庆平被安排到社区值守，防疫工作队只剩下了刘飞和安康两人。
周华垓一直邀请刘飞和安康住他家里，但刘飞考虑防控的形势，出于安全考虑，防止传染风险，婉拒了周华垓的好意。最后决定就住在村部，村部的房子是两层的楼房，楼上楼下各有一间小办公室，楼下的办公室是村干部办公的地方，楼上的一直没用，里面堆了一些杂物。刚好村部和农户家各有张折叠床，收拾一下拿过来正好用上。
说干就干，大家一起将办公室收拾了一下，放进去了床，又将放在农户家的床上用品和洗漱用品拿了过来，简单的布置了一下，有了房间的样子。
楼下有空调，安康让刘飞住到了楼下，刘飞没有拒绝，坦然接受了安康的安排。楼上虽然没有空调，但几乎没有人上去，很是安静，晚上绝不会有人打扰，这是安康最满意的地方。农村办公不比城区有时间观念，凌晨五六点就会有群众过来敲门，晚上八九点也会有村民过来坐坐，只要灯亮着村部永远不会“打烊”。
住的地方解决了，吃又成了问题，平时住村是在租住的农户家做饭，现在没了这个条件。安康考虑去镇**吃饭，镇里有食堂，当知道一顿饭要25元时，刘飞和安康都却步了。县里还没有明确有补贴，单位也不会报销这笔费用，一天如果花费至少五十元的饭钱，最后搞防疫还搭上自己的工资实在不划算。
让刘飞他们住村部周华垓很过意不去，所以又极力邀请刘飞和安康两人去他家吃饭，但刘飞又没有同意，缘由是目前封村了，买菜很不容易，而且周华垓儿子、侄子都回来了，一大家子在一起吃饭已经开销很大，再加两个人会让这一家子更加困难。刘飞决定自己开火做饭，简单一点吃，不饿着就行。
没有住他家里周华垓就觉得自己没有把县领导安排好，这下吃饭的问题他下定决心要帮着解决，纵使刘飞拒绝，他也不死心。他私下找安康让他说服刘飞，又让村长华秋波找了刘飞说了吃饭的事。
安康和周华垓很熟悉，心里是倾向去周华垓家里吃饭的，刘飞说是自己开火做饭，其实最后做饭的活全部落在他自己的头上，他打心底不愿意。安康想了个办法，找刘飞商量了一下，最后刘飞同意了安康的建议。
这个方法算是一种折中法，具体是安康从租房那里拿来米和电饭锅，米饭他们自己做，熟菜由周华垓提供，每天送两顿，早饭安康他们自己解决。菜也不白吃，按照每天每人20元的标准做菜给钱。这样既解决了做菜和饭钱贵的问题，又避免了去周华垓家里打扰。
刘飞让安康去和周华垓谈给伙食费的事，周华垓大喊大叫死活不要，非说安康看不起他，嚷嚷着给钱就打一架。安康无奈，只好偷偷的塞给了周华垓老婆1000元，算是预支的伙食费。安康十分清楚周华垓怕老婆这个优良品质，就算知道了也只会乖乖闭嘴。
虽然约定的是二十元每人每天的标准，可周华垓一家子每天换着花样送菜，不是鱼就是肉，偶尔还有海鲜，刘飞天天嘴上说标准超标了，但是吃的比谁都开心。
一番折腾，吃住是解决了，总算是可以正儿八经的安心住在村里开展防疫工作了。刚安定下来，麻烦事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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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九点，接县防疫指挥部通知，全村按组、按墩台设障，分区域封闭，所有人禁止出门，所有生活物资采购全部安排专人集中采购，逐户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