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8日晚，专案组再度举行案情分析会，对面临的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侦查员殷贤铭提出了一个观点：当初，如张少珍那类少有文化、追求虚荣的妓女，获得一个自己非常满意的从良机会，能够嫁给一个有钱人，那应该是一桩天大的喜事，所以，她肯定会对“雅秋馆”的其他关系较好的妓女说到这件事。
我们何不去找当时在“雅秋馆”的妓女了解一下？这个观点获得了众人的一致认同。
于是，次日，侦查员根据民政局那本册子上的记载，分头寻找以前在“雅秋馆”待过，现因妓院被取缔而由**安置谋生的那些前妓女，向她们了解关于张少珍从良嫁人之事。
这一步走成功了。受访对象中，有三人是张少珍以前的小姐妹，她们都知道张少珍从良的情况：她并非属于那种明媒正娶的嫁人做小，而是给一个姓辛的有钱商人做地下情人。
那个商人给了她一套房子，让她待在里面，平时的吃穿打扮零花钱什么的都由辛某提供，辛某则时不时去那里过个夜什么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张少珍是做了辛某的“金丝鸟”。
那么，这只“金丝鸟”的窝筑在哪里呢？
这个，那三位谁也没去过，只听说在台东区洮南路一带。这也好办，通过派出所去查摸就行了。
当天下午四点，专案组获得信息：张少珍独自住在洮南路的一幢公寓楼内。于是，五名侦查员立刻一齐出动。
赶到那里一问公寓门房老戴，说有这样一个业主，是一个单身女人，好像没有工作，有时一连几天待在屋里不出门，有时忙忙碌碌一天要出出进进多次，还时不时有人来访。不过，最近已有多日没见过她了。
侦查员稍一商量，决定进入张少珍的住所去查看。门房是没有业主住所钥匙的，于是就请来一个锁匠将房门打开了。进门一看室内景象，侦查员心里顿起疑窦：厨房里的一个小铝锅里，剩下的半锅米饭已经发霉；卧室桌上的1951年台历，停留在8月3日上。
卧室的床头柜上，一盒已经开封的上海“冠生园”生产的“燕子太妃”奶糖赫然入目，打开盖子，里面的糖果包装纸跟刘巧玲交给专案组的那六张属于一种式样。
侦查员于是就让锁匠打开了所有的抽斗、橱门锁具，检查下来，发现主人的金银首饰、现钞存折、贵重衣物之类均未动过。于是问题就出现了：从饭菜发霉、台历未翻动过的情况看来，张少珍已经出门多日未归了。她去了哪里？为什么如此匆匆忙忙地出门？
从掌握的证据看，她在8月3日下午是去太平路应家往中药里投毒的。她的投毒行为当时根本没有人发现，警方也是这两天才掌握的，所以她在下手之后应当是没有必要惊慌失措地立刻扔下一切逃窜的。
这个女人在其住所留下的痕迹似乎透露着一种不祥的预兆!专案组长汪风帆想了想说：“看来现在我们要对这里进行正式搜查，小宋你下去一趟，给派出所打个电话，请他们过来一两位同志，如果有需要带走的东西，可以先封存到派出所。另外，要他们带一些盖上公章的封条过来。”
事后想来，幸亏汪风帆有这个念头，否则专案组接下去的工作将会变得非常麻烦和艰难，因为马上就要出现打草惊蛇的后果了。
这幢公寓装有一部电话机，就在底楼门房间里。小宋下了楼，在楼梯口拐弯处看见从外面来了一个男子，走进门房间，向门房老戴询问着什么。老戴还没回答，看见小宋刚好下楼，就向他招手。
小宋当时还不知运气来了，快步走过去问有什么事。老戴指着那人说，这位同志是张小姐的表兄，说张小姐把钥匙交给他让他来拿一点儿东西。小宋定睛一看，那人大约三十三四岁，戴着一副眼镜，穿一件中式对襟丝棉袄，一副文弱书生打扮，看样子很像一个教书先生。对方见小宋打量他，遂开口询问：“这位同志是···”
小宋说：“我是公安局的……”底下的话还没说出来，就发现对方眼里掠过一丝惊慌的神色!
对方定定神，说：“我是张少珍的表兄，她委托我过来拿点儿东西。您是公安局的？是来公寓楼执行公务啊？”
小宋点头：“我们奉命来查看张少珍的住所!”
对方神色倏变，稍一愣怔后马上欲往外走，嘴里说着：“哦!既然你们在执行公务，那我就不打扰了。”
这人当然已经没法离开了，被小宋一把揪住：“别走!跟我上楼去!”
其他侦查员没想到小宋去打电话竟然揪了一个人上来，汪风帆一听情由立刻伸手：“钥匙呢？”
接过对方颤颤巍巍交出的钥匙，一声令下，“铐起来!”
从这个倒霉鬼身上搜出一个工作证，表明这人名叫袁昱，是台东区“红星小学”的老师。他再三声称自己是好人，至于跟张少珍的关系···汪风帆打断说，既是好人，那你就说一下自己住在哪里吧。
袁昱只好说出了住处。其时，汪风帆已经断定这一幕的背后肯定隐藏着什么问题，于是，立刻给市局打电话要求派车过来，押着袁昱前往其住所进行搜查。
这一搜查，整个专案组为之震惊。在袁昱家的阁楼上，竟然搜出了美国制造的收发报机一部和一支****、五十发子弹。
随即将袁昱押往市局突击讯问，袁昱交代自己是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第113潜伏组”成员，负责报务，兼带干一些组长交办的杂差。
至于该组的其他成员，他不清楚，向他直接下达指令的是“113潜伏组”少校组长牛汉峰。牛汉峰的公开身份是“雄山粮行”的老板，地址是市北区海泊路22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