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封信

三封信(纪实小说)

第一封信 江竹筠致谭正伦

“我叫江竹筠,是老彭现在的妻子。我们两人就要离开重庆,去下川东工作。孩子彭云还不到一岁,我和老彭商量,盼望幺姐能来重庆看护---详情见面再谈。”短信的最后署名“江竹筠”,字迹很工整。

1947年3月的一个晚上,接到弟弟谭竹安从重庆捎的一个未谋过面的女人的短信,谭正伦心中五味杂陈:丈夫的女人竟要自己为她看护和丈夫的孩子!“凭什么这么欺负我,我要找他们理论理论。” 一股怒气氤氲在心头,谭正伦恨不得飞到重庆,脸上的表情也木然了。

正在吃饭的谭竹安忙放下筷子:“姐姐,别生气,姐夫和江姐都是好人,我就是和他们一起工作的。江姐对我说过,解放后,如果需要,要把姐夫还给姐姐。他们这次受我党组织的派遣,要到下面工作,现在可能已经不在重庆了。姐夫派我回来时行李都收拾好了。”

望望埋头只顾吃饭的儿子彭炳忠,谭正伦的心又软了下来:“毕竟也是自己和老彭的孩子。”她对弟弟缓缓说:“唉,我也知道老彭是个好人,为革命东奔西走,多年不回云阳了,要怪就怪姐姐没文化,不识字,帮不了忙。”在家乡-四川云阳县红狮乡的这个小山村,姐弟二人围灯夜谈,山坳里风声嗖嗖。

从弟弟口中得知,老彭现在是重庆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原来做地下工作,组织为掩护他的身份,多年不要他对外通信,还安排他和江竹筠假扮夫妻,两人在共同的奋斗中产生感情,就走到了一起。谭正伦回想起和老彭新婚的短暂团聚,心理就暖洋洋的,长久分离不免牵肠挂肚,情思绵绵,但她明白丈夫和弟弟一样,都是干“大事、正事”的。善良的她不叫苦比不叫累,伺候公婆,一个人抚养炳忠长大,为维持生活,还借钱开了个纺织作坊。几年下来,不到40岁的她背妥了,腰弯了,头发白了。没想到,丈夫在外边又成家了。

弟弟看着姐姐,一股怜惜的滋味用爱上心头。弟弟:“姐,你真不想抚养,我也理解,我回去给他们说,相信他们也能理解。”姐姐:“弟弟,算了,我去重庆吧,就是得把炳忠带去,父母年纪大了,家里无人照顾。还得把这个作坊处理了,不然,到了重庆,吃什么呀。你得给我几个月时间。”弟弟:“好姐姐,我知道你会答应的。让我捎信时,江姐还担心呢,姐夫就说你是个大好人,一定会答应的。现在小彭云在江姐的一个同学那里,你到了重庆后我带你领回来。”山风呼呼,姐弟在微弱的煤油灯下谈了好久,好久。

此时,姐弟俩不知道,姐夫已经牺牲了,头颅被反动派高挂在奉节县城城门上“示众”。瓢泼大雨中,江姐看着丈夫的头颅,泪水夺眶而出--

第二封信 老彭致谭正伦

“--请速来重庆,我到车站或者码头接你和孩子--”信的最后署名是“彭咏梧”。

1943年的3月初接到丈夫的来信,谭正伦高兴的请人念了一遍又一遍。这是结婚三年来丈夫唯一的一封信。抱着小炳忠,想着丈夫第一次见到孩子的欣喜,她的心早飞走了。可是看看身体不好,常年卧床的公婆,看看刚刚借钱办起的纺织作坊,谭正伦又犹豫了:“这一走家里怎么办?”因为弟弟告诉她,姐夫的工作很“特殊”,信里连具体住址都不能写,更不能带父母等更多的人了。“你去找咏梧吧,我们能坚持,家里的作坊雇人干。”公婆咳嗽着苦劝媳妇走,谭正伦越发放不下心了,一咬牙,对弟弟说:“竹安,跟姐夫回话,等一段时间我再去。”这一等,就是几年。

谭正伦不知道,此时,老彭的工作更重要、更隐蔽了,对外是邮政局的员工,还住进了单位的集体宿舍。因为给妻子的一封信,还受到组织批评,认为不安全,有可能暴露行踪。为此,组织还安排《挺进报》的“记者”,年轻的共产党员江雪琴和他假扮“夫妻”。

第三封信 谭正伦致老彭和江姐(没有发出的信件)

“老彭、江姐,你们放心吧,我一定把彭云养大,让他继承你们的遗志,为国家做更多的贡献--”

1950年初,谭正伦得知了江姐牺牲的消息,特意感到歌乐山烈士纪念的现场,站在江姐和老彭的遗像前,心中发出的誓言,也是一封情泪聚下的信,虽然已经永远无法寄出。此时的老彭、江姐已经不可能知道过去和将来发生的一切。

1948年3月,谭正伦终于来到了重庆,接到了才1岁多的彭云,和弟弟挤住在一起。一天,弟弟吞吞吐吐:“姐,我隐瞒了好长时间了,姐夫已经牺牲了。”谭正伦一口饭吐了出来,“哇”的一声失声痛哭,床上的彭云不明就里,也跟着哭起来。彭炳忠也哭喊起了“爸爸”,谭正伦匆忙抱起彭云,停止了哭泣,也慌忙阻止了大儿子的哭泣。因为此时重庆的严峻形势不容她们暴露。弟弟说:“姐,你才40多岁,别苦了自己,再找一家生活吧。”姐姐斩金截铁:“不,弟,姐就一人生活了。再走一家,别人会怎么看彭云呢,不能让孩子受委屈。”不久,谭正伦就搬离了弟弟家,因为已经有特务几次来搜查、盘问彭云的事。她还不知道,江姐因叛徒出卖被逮捕了。反动派因为要逼江姐就范,要捉拿她的儿子。弟弟已经接到江姐从渣滓洞传来的遗书,但一直没告诉姐姐,只在暗中多次帮助姐姐化险为夷。

解放了,但开始生活并不好过,谭正伦一人带着两个孩子更难了,小彭云经常饿的大哭。一天早上,她抹着眼泪,把还在熟睡的炳忠让别人抱走,叮嘱要好好照顾,“孩子学习很好”。傍晚,弟弟却领了炳忠回来,埋怨:“姐,咋能干这事。那人正好是我同事,我听到孩子大哭就问清楚了怎么回事,领回来了。再难跟我说呀,怎么也不能卖孩子呀。”谭正伦抱着炳忠,母子哭成一团。

从此,在弟弟的帮助下,政府也树立了江姐的光辉形象,也给与谭正伦以资助,还帮她找了固定的工作-在一家工厂当勤杂工。在新中国的阳光雨露里,两个孩子茁壮成长。大儿子彭炳忠考入了四川大学,彭云考入了哈尔滨工程学院。1976年,彭云的儿子出生,兴奋异常的奶奶谭正伦要去北京探望,万没想到,出发的前一天,谭正伦突发脑溢血,不治而亡。

10多年后,在美国一所大学任终身计算机教授的彭云对采访的记者说:“我有两个妈妈。亲妈妈牺牲时还没印象,最感谢的是谭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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