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天辟地
马克思主义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世界劳工万岁！中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后，代表们低沉有力呐喊道
影片档案
年份：1991年
黑白/彩色：彩色
出品：上海电影制片厂
编剧：黄亚洲、汪天云
导演：李歇浦
制片：柴益新
摄影：沈妙荣、朱永德
作曲：杨矛
剪辑：陈慧芳、钱丽丽
主演：邵宏来 饰演 陈独秀 佟瑞欣 饰演 许德珩
孙继堂 饰演 李大钊 孙 滨 饰演 孙中山
王 霙 饰演 毛泽东 翟万臣 饰演 戴季陶
夏正兴 饰演 邓中夏 宋忆宁 饰演 宋庆龄
啜二勇 饰演 张国焘 郭华伟 饰演 周恩来
侯天来 饰演 李汉俊 苏 克 饰演 蒋介石
荣耀
本片是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而拍摄。这部电影史诗化全方位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的伟大历史事件；以恢弘磅礴的气势、丰富深邃的内涵，描绘了一幅绚丽的历史画卷，是新中国银幕上第一次展现七十年前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雄伟画卷。
本片荣获中宣部第一届“五个一工程”优秀故事片奖，广电部1991年优秀影片奖，第十二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故事片特别奖和最佳剧本奖。
人物：陈独秀·李大钊
陈独秀
陈独秀（1879—1942）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原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十里堡人。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1918年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1919年领导五四爱国运动，成为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人。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与李大钊酝酿组建中国共产党。1920年2月到上海，陈独秀深入工人群众开展建党活动，6月创建上海早期共产党组织，任书记，并推动各地建立党组织。
1921年7月份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陈独秀发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
李大钊
李大钊（1889—1927）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原名耆年，字守常，直隶乐亭（今属河北）人。1913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4年去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
1916年5月回国，李大钊任北京《晨钟报》总编辑、《甲寅》日刊编剧，参加新文化运动。1918年人北京大学经济、历史等系教授，兼北大图书馆主任，并参加《新青年》编辑部工作。
1920年与陈独秀开始酝酿组建中国共产党，3月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见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商讨并筹建中国共产党，负责领导共产党在北方地区的全面工作。
历史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英、法、美、日、意等国家于1919年1月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北洋政府在人民的压力下向和会提出希望帝国主义放弃在华特权，要求取消“二十一条”，收回被日本夺去的原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但遭到与会的帝国主义国家拒绝，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竟准备在这个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消息一经传出，举国一片哗然。
1919年5月4日，五四爱国运动爆发。6月28日，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就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
光影故事
一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史是一段悲壮而沉重的历史，她背负着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榨下的无穷无尽的苦难,也记载着勇敢顽强的中华儿女一次又一次血洒华夏大地的英勇抗争。然而腐败的封建王朝和帝国主义相勾结，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国破人亡，民族垂危，中国向何处去？谁能救中国？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面对混沌的苍穹发出这样悲怆的呐喊!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战败而宣告结束，作为协约国成员的中国也沉浸在欢庆当中。德国列强强加在中国土地上的耻辱标志克林德碑被推倒了。亿万中国人民，祈求公理胜利，强权失败。然而公理没有真正的战胜强权。
1919年1月18日，协约国首脑聚首巴黎，召开和会。帝国主义不顾中国人民的再三呼号，于4月30日悍然决议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而北洋政府竟然准在这份不公正和约上签字。1919年的5月，四万万中国同胞对北洋政府祸国殃民的不满已经到了极点。
月色下的北京大学广场上，一群学生聚集在一起。当黄凌霜把中国巴黎和会失利的消息公布时，群情激昂，同学们振臂高呼：“不做亡国奴！还我青岛！还我山东！”人民对帝国主义愤恨的口号回荡在广场上经久不散。
北京大学法科礼堂汇集着着千余名学生，邓中夏、张国焘分别在讲台上做了激昂的演讲。接着张太雷满含热泪地站在长板椅上：“决不能做亡国奴！要是中国真的亡了，我，我宁愿去死！”学生们高呼：“对，决不能做亡国奴！”这时场内一片哭泣声。
谢绍敏忍着哭，跳到长椅上，大喊一声：“哭有什么用！”说着，“哗啦”一声，撕裂长衫，咬破中指，在衣襟上书上“还我青岛”四个大字。人群中，罗家伦振臂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顿时会场里口号声响成一片。黄凌霜举起血书，大声疾呼：“还我青岛，示威去，游行去，我们赶快行动！”
刘仁静激动地站在台上说道：“同学们，为筹备明日游行，请大家捐助。”顷刻，人群拥向主席台边，银元、钞票、铜板纷纷扔到台上。这时，戴着金丝边眼镜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步入会场，目睹这情景深深感动。他伸手入怀，掏出镀金怀表，交给了邓中夏。邓中夏忍住泪水，深深鞠躬：“谢谢李先生。”李大钊的眼眶似乎也湿润了，深情地说：“谢谢你们，谢谢同学们！”
1919年5月4日。三千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抗议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把山东从德国手中转让给日本的强权统治。高呼“外争国权，内惩旧贼”、“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而此时总统府宴会厅内，大总统徐世昌正忙着宴请驻日公使章宗祥。交通总长曹汝霖、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也在座。
学生示威队伍来到了赵家楼，火烧了国贼曹汝霖的住宅。学生们高呼：“打倒卖国贼，交出曹汝霖！”这时，军警和骑兵从前后两方将游行队伍围住。顿时，学生和军警扭成一团。势单力薄的学生多人受伤，吴炳湘率领的军警当场抓走许德珩等各校学生32名。
当得知这一悲惨消息后，社会各界纷纷通电强烈要求北洋政府释放被捕学生。以蔡元培为首的北京各大院校的校长们也四处奔走，全力营救。北洋政府被迫释放了32名学生。为了声援被捕的学生，北京各院校于5月19日实行总罢课。北京大学学生奔赴全国演讲，广泛动员民众。
上海沪南公共体育场内，数千名群众在此集会。写有“声援北京”、“欢迎北京大学南下学生来沪”的横幅和各种标语不断挥动。台下人山人海，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也在场。
许德珩高呼：“同胞们！同学们！我们要御外侮救中国，靠谁？当然不能靠腐败的卖国的军阀政府，要靠我们民众自己……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不算是彻底，我们要做彻底的革命！”话音刚落。站在台下的孙中山带头鼓掌。众人回头，发现孙中山。许德珩看到场下的孙中山时，顿时愣住了。孙中山笑着说道：“我们领导的革命，倘若早有这样的同志参加，就一定能成功。”众人为孙中山的宽容大度钦佩不已，大家不由自主地鼓起掌来。
一辆汽车快速地在上海街头行驶着，孙中山和戴季陶在车上谈着这次南下遇到的事情。孙中山对戴季陶说他很喜欢那些热血青年，并嘱咐戴季陶替自己约个时间和他们谈谈。就在这时前方忽然一阵骚乱，交通阻塞。沿街挂着“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巨幅标语。
原来，从6月初开始，上海举行了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声势浩大的政治罢工，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首次以独立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
陈独秀来到李大钊家内与他商量营救学生的事情。此时，陈独秀坐在屋子一边抽着雪茄，满面愁容。李大钊与他商量着采用发放《北京市民宣言》方法，用舆论迫使北洋政府释放被抓的学生，陈独秀表示非常赞同。李大钊顺势提出了让陈独秀试着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张，但是陈独秀却淡淡地说：“以后再说吧！”
第二天，李大钊、王星拱、陈独秀、高一涵分头行动，发放传单。陈独秀在新世界游乐场顶层，撒下大把传单。一时间传单如雪花飘落，众人争抢。陈独秀像孩子般兴奋、得意，不想却因此被早就守候在游乐场外边的警察将他抓了起来。
1919年6月11日晚，新文化运动的首倡者和主将、《新青年》杂志的主编陈独秀在北京新世界游乐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捕。第二天，北大诸位教员，新文化运动的倡议者们聚集在一起，商议怎么解救陈独秀。胡适积极托关系救人。李大钊提议，在全国造势，靠社会舆论营救陈独秀。紧接着，各省主要报纸相继评论。教育界、舆论界纷纷谴责政府破坏学术思想之自由。在上海，孙中山召见徐世昌驻上海代表徐世英，这次会面让孙中山很失望，二人不欢而散。
李大钊看到每周评论上胡适写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后，很是气愤，决定写文章回应。李大钊跟着妻儿回到了乐亭乡下，在昌黎五峰山，写下了著名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反驳胡适。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出现的第一次思想论战。
二
1919年9月16日，北洋军阀慑于全国的抗议浪潮，在囚禁陈独秀三个月后，被迫将他释放，但仍将他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蔡元培、李大钊、胡适及众师生到监狱门口迎接。陈独秀向蔡元培请辞文科校长一职，他说：“我请辞文科学长一职，我对不起北大，给校长和大伙儿添了麻烦。”
蔡元培说：“我不怕麻烦，你怕什么？北大，为由有陈仲甫而光荣。”蔡元培的一席话引起众人一片掌声。
回去路上，陈独秀对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十分钦佩。陈独秀对于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文章感到非常不满，他告诉胡适说：“你和守常（李大钊的字）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他宣扬马克思学说；你鼓吹实验主义。这好比是一面鼓，鼓面也敲，鼓帮也敲，混乱不堪！年轻人将无所适从。”于是他并决定以后《新青年》以后由他一人主编。
为了继续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陈独秀和大家一起商量《新青年》的编辑方针。他决定从第七卷开始，《新青年》不再轮流主编，由他自己一个人编辑，这样就可以更好地向广大青年学生和有志之士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先进学说。
在五四运动后的新文化运动中，出现了宣传社会主义的热潮。与社会主义思潮相关联的社会团体大量涌现，天津的觉悟社和以山东济南第一师范的进步学生为基础的励新学会，都是当时很活跃的团体。
在天津三戒里4号觉悟社的会议上，周恩来神情严肃地告诉大家：“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是什么？这是封建符号，生命一降世，便有家族、宗法的绳索套上来，这无疑是悲哀的！我们觉悟社的全体成员作为新世纪的创造者，首先要具有反叛精神。今天，我们就来废除姓氏，互相以秘密代号相称。”说完之后，他就将一大把纸阄扔进铜盆里。
这时马俊给众人分发竹筷，拿到竹筷的同学纷纷将筷子伸进铜盆里夹出一张纸阄。邓颖超幸运地抓到1号，她高高兴兴地把抽到的纸阄展示给大家。周恩来则抽到5号，他高兴地对大家说道：“我是5号，今后以代号相称，大家都叫我伍豪吧。”
紧接着，他们请李大钊到南开学校礼堂作演讲。李大钊慷慨激昂地说道：“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切痛心疾首的中国人，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谁不在苦苦的寻找救国救民之道路？而政府又是如何回答我们的呢？刺刀，刺刀，还是刺刀！”坐在讲台下的同学们听了之后，纷纷表示要与反动的北洋政府斗争到底。
看着台下的群情激奋的人群，李大钊继续说道：“你要爱国，他要卖国，你要救国，他要卖国！那些军阀，那些官吏，那些文物豺狼，哪个不是忙着和外国人相互勾结。他们卖土地，卖资源，卖主权，卖良心中饱私囊。百姓在呻吟！山河在破败！国土在沦丧！我们再不奋起去救国救民，怎么对得起我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又怎么对得起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
李大钊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感动了在场所有人，包括被派来监视他的军警。这个被派来监视李大钊的军警痛哭流涕地说道：“先生，你今天唤醒了我，我也是爱国的呀！”听到这里，周恩来率先站起来鼓掌，大家被这个迷途知返的军警的话所感动，全场一下子掌声如雷。
李大钊继续演说道：“我很受这位青年的感动，在座的青年同学们只要有满腔的热血，何愁没有民族振兴的一天那？”这时，南开大学校长边鼓掌边走到讲台前：“李先生，能不能请您换个地方演讲？”李大钊跟着校长来到阳台前，俯身下看，阳台下面密密麻麻挤着几千学生。李大钊激动不已，他又开始了激情的演讲。
在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努力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民主革命运动在激烈地运行，人民在不断地觉醒。全国各地的民众大规模地开展了抵制日货运动。1919年11月16爆发了震惊全国的福州惨案；11月23日上海三万民众集会声援抵制日货；11月24日，天津千名学生游行；11月29日，北京五千名学生示威游行……这一系列爱国行动再次引起军阀政府的恐惧。
1919年12月，数以千计的群众聚集在长沙市教育会坪，焚烧日货。张敬尧下令，加大力度镇压烧毁日货的民众。残忍的参谋张敬汤带人抓走示威群众，并将人活活烧死在地牢中。
以毛泽东为首的湖南驱张请愿团代表们来到京城，请求政府罢免张敬尧。毛泽东义愤填膺地说道：“张毒不除，湖南无望。张毒暴行又引起
了全国的瞩目！只要我们联络各界，奔走呼号，北洋政府就不得不挥泪斩马谡。到那时，张敬尧滚出湖南的日子绝不会远了。”大家高兴地欢呼起来。
已经过了几个月了，湖南请愿团的代表们还在等待徐世昌政府的回话。没有炭的雪天，冷清、破落的庙宇内，请愿团的人心灰意冷。这时，李大钊带着两车炭和一筐辣椒来看望请愿团的人，并鼓励他们说：“我已经联络好了，明天北京八所学校要联合举办慰问驱张代表团大会，你们要推选代表发言呀！”毛泽东一怔，异常感动，他侧过脸去不让泪水掉落在地上。为了掩饰自己的眼泪，他招呼代表团的成员们与李大钊见面，并将木炭从车上搬下来。
一队军警正在对陈独秀家进行严密的监视。焦急的高君曼（陈独秀的夫人）在街上找到了赵纫兰（李大钊的夫人），告知她陈独秀下午要回来，可军警此时正在搜捕他。赵纫兰赶紧跑去找李大钊商量对策。此时的李大钊正与毛泽东促膝长谈，他认为经济基础问题的解决必须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才能解决。谈到中途，高一涵跑了进来，告知陈独秀之事，李大钊听后匆忙离开。
军警早已经在火车站内戒严，这时旅客们纷纷出站。李大钊用钱买通军警，进入车站。化装好的陈独秀在李大钊和高一涵的掩护下，安全出了火车站。为安全起见，李大钊安排陈独秀暂避在王星拱家里。并建议陈独秀从天津乘船前往上海暂避。
深夜，赵纫兰在灯下缝补衣服，李大钊在满屋子翻找着什么东西。赵纫兰担心地问道：“你一定得自己去吗？”李大钊郑重地点点头，缓缓坐到床边说道：“纫兰，再过几天就是腊月二十八了吧？我算计着，咱们俩在一起，整整十一年了。”
赵纫兰瞥了他一眼：“葆华都九岁了。”李大钊继续说道：“说了多少回要陪你去趟八达岭，可到今天也没去成，不怨我吧？”赵纫兰放下针线，望着他，默默不语地将一盒胃药放进包裹说道：“腊月二十八，我包好饺子等你，你自己路上多保重。”李大钊点头答应着，收拾好东西后，连夜将陈独秀送出了北京城。
在杨家四合院里，毛泽东与杨开慧讨论着李大钊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并表示出了他对马克思主义极大的兴趣与向往。毛泽东高兴地说道：“刚开始，我觉得工读主义、巴古宁的团体无政府主义，克鲁鲍特金的互助论很好，后来我又觉得马克思主义学说不错，俄罗斯革命有理。胡适先生说烧炭注意多研究问题，而我又跟着排列中国的问题。”杨开慧用佩服的眼神望着毛泽东。
毛泽东接着说：“我现在对于种种主义、学说，实在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现在感觉非常苦恼。”说完，痛苦地闭上眼睛。他告诉杨开慧，在别人面前，自己从不说这些话。
听完毛泽东的诉说，杨开慧说道：“润之，我听说你在长沙一师读书的时候有个外号叫毛奇，爸爸在世的时候也常说，润之是个奇才，奇才大略，将来必建奇功。”杨开慧接着告诉毛泽东，自己父亲反对他们俩结婚主要是因为自己年龄太小。
杨开慧又问毛泽东下过跪没有，毛泽东愣了愣说，自己从不跪人。杨开慧深情地说道：“如果为了我父亲的缘故呢？”她用期待的目光望着毛泽东。毛泽东郑重地走到杨昌济（杨开慧的父亲）遗像前深情地叫了声“老师”后屈膝跪下。杨开慧也跟着跪在父亲的遗像前。这时，杨开慧的母亲出现在门口，她激动地哭了起来，良久，才扶起毛泽东，欣慰地看着他。
路上的李大钊与陈独秀虽然遭遇危险，但很快被一个叫陶二娃的工人所救，顺利出城。皑皑白雪覆盖着大地，原野上点缀着几颗枯树，骡车在缓缓走着。陈独秀忧郁地说道：“唉，穿这身行当，实在不是滋味。”李大钊乐观地说道：“据说列宁回国时，也是化了装的。”陈独秀笑着说道：“是啊，看来，走俄式道路，都得化装呢！”他们两人笑起来。
李大钊接着说：“组建一个强固而精密的党，是中国走俄式道路的必经之路，你说呢？”陈独秀赞同道：“是啊，孙中山先生已经在上海重新改组了国民党。”
李大钊继续诉说：“依孙先生那个建国大纲，并不能叫工农阶级坐天下，靠他那个国民党的方针策略，也无法发动俄式革命。我们必须要筹建自己的政党，一个真正劳动者的党。”陈独秀激动地说道：“守常，我是一个敢于行动的人……”他表示一定要行动起来，建立一个工农自己的政党。
李大钊赞许地说道：“仲甫，你牵个头，抓点紧，国家形势如此，已经时不我待了。”
陈独秀自信地告诉李大钊说：“上海是中国产业工人聚居之地，可以大有作为，我极有信心。就这样吧，我到上海发动南方，你在北京发动北方。”李大钊高兴地说道：“好，一言为定。”于是他驾驶着骡车在雪野中渐渐远去。
三
1920年2月，在李大钊的鼎力相助下，陈独秀安全离开北京，从天津乘船，南下上海。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一个尽速在中国组建工人阶级政党的宏伟战略，开始付诸实践。
为了欢送第二批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同时也为了联络驱张力量，1920年5月，毛泽东从北京抵达上海。上海外白渡桥，行人济济。毛泽东穿着白色长衫，手中挟一把油伞，走在上海的街头。只见码头上的苦力们抬着煤筐，沿着山上上下下。他们一边叫着号子，一边走着，脸上刻着常年劳作的烙印。这一幕中国劳苦工人的悲惨劳作的场面清晰地展现在毛泽东面前。
毛泽东顺路来到老同学李中所在的造船厂，向他询问关于陈独秀先生的消息。李中向毛泽东讲述了关于陈独秀在上海发动工人阶级的详情，并告诉毛泽东：“陈先生这几个月特别关心工人运动，并且已经开了好几个会了，下午还有个演讲会，在沪西翻砂厂。”他表示会带毛泽东去见陈独秀。
到了沪西翻砂厂的车间，只见几百个工人聚集在那里聆听陈独秀的演讲。陈独秀意气风发地说道：“诸位工人师傅们，我们大家都知道自己的力量吗？平时我们聊天的时候，总是说我们自己不过是小小的工人，能有什么力量。我看不对，史上最有用最尊贵的不是皇帝，不是做官的。而是你们，”工人们被陈独秀慷慨激昂的演讲所鼓舞，激动热烈地鼓起掌。
陈独秀又继续说：“你们想想，大家吃的、穿的、住的、用的、哪样不是我们做工的种田的做出来的？你们是社会的栋梁、台柱子！没有你们，便没有世界。”这时，大批军警突然涌进车间，意欲逮捕陈独秀和工会代表。在工人们的掩护下，陈独秀得以安全离开。
老渔阳里陈独秀宅内，陈独秀斜靠在躺椅上。《星期评论》主编戴季陶和李汉俊，默然坐在靠背椅上，两人对望一下，戴用眼色示意李汉俊开始说话。
李汉俊缓缓开口：“仲甫，我依旧提这个意见，我们时下主要精力，还是应该放在该社会主义的实实在在的研究上，过分鼓吹民众，徒然暴露自己，反而不利。”戴季陶附和着说：“是啊，我觉得工农起来了，会吓跑资产阶级的。”
陈独秀放下烟，眼一瞪：“你们都是些半截子革命，革命党的深厚基础在于工农，如鱼之于水，水波不兴，鱼何为焉？不是鱼死，就是网破。”话音一落，三人都默不作声。不一会，戴季陶、李汉俊两人便告辞离开。
上海高昌庙路半沪园，一群来自湘江岸畔的赴法新民学会会员们在这处风景园林聚会。萧子璋困惑地说：“润之，明天跟我们上船一同去法国，大家说怎么样啊？”众人呼应道：“对，就是嘛！”毛泽东摇摇头，坚定地说道：“我不去，我不去。”萧子璋疑惑地问道：“名单上本来就有你嘛！”
毛泽东坐下轻轻说道：“第一，毛泽东不懂洋文，怕学不到东西；第二，你们大家都走了，我留下来也不是说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那你干什么？”众人问道。看着众人疑惑的眼神，毛泽东幽默地回答道：“我向泥腿子学习，我们湖南还是农民多嘛，我们中国也是农民多嘛。”大家在湖南，学习很诚恳，到了法兰西，好学风务必要保持，我有个建议，无论到什么地方，只要有三名以上的会员，就要组织起学术谈话会，交换知识，养成好学的风气。”众人点头答应。随后，赴法新民学会会员与毛泽东等人一起合影留念。
毛泽东在李中的帮助下很快便见到了在印刷厂的陈独秀。陈独秀介绍陈望道给毛泽东认识，并告诉他陈望道刚刚翻译出《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就要排版了。毛泽东感到非常高兴，当他看到《共产党宣言》红色封面的时候，好像看到了革命的烈火已经熊熊燃烧起来了。
毛泽东和陈独秀一见如故，他们热烈地商谈共产主义理想。陈独秀的一番谈话激起了毛泽东的革命热情，他表示愿意接受陈独秀的嘱托，在长沙筹组一个俄罗斯研究会。当毛泽东得知《共产党宣言》已经翻译校对完成的时候，他以求知若渴的热情向陈独秀请求将《共产党宣言》“连夜借读，明日归还”。陈独秀爽快地说道：“何言借字，我们这儿有好几份校对稿，拿一份去就是了。”于是，他交给毛泽东一份校对稿。
深夜，伴随着萧子璋的呼噜声，毛泽东在灯下如饥似渴地研读着《共产党宣言》中文译稿。他实在是忍受不了肖子璋那“惊天地，泣鬼神”的呼噜声，于是他调皮地将肖子璋弄醒，和他畅谈起来。他告诉肖子璋，自己看了《共产党宣言》之后，才明白了过去所说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不是劳动人民的民主。毛泽东难掩激动地告诉肖子璋，只有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产阶级，才能从他们手里夺得政权。他憧憬着中国革命的未来，并且坚信农民将是革命的主力军。
1920年春，受列宁和第三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的魏金斯基到达了中国，并就建党的问题与李大钊进行了多次会谈。紧接着，魏金斯基会见了孙中山，与之讨论了中国革命之事。
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陈独秀宅内，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人坐在一起。陈独秀首先说道：“关于党的名称，究竟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我写信和李大钊、张申府商量过了，决定叫共产党。守常负责北方建党工作，至于，南方的建党工作，上海自然是责无旁贷了。今后大家注意加强和各地同志的联络。今天已经是第三次商议了，诸位还有什么想法？”见众人没有异议，陈独秀站起来举起手，众人紧跟着举起手表示同意他的提议。
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诞生。成员有李达、李汉俊、陈望道、俞秀松、赵世炎、邵力子、林伯渠等，并选举陈独秀为书记。
9月，李大钊、张国焘、张申府三人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后又发展黄凌霜、罗章龙、刘仁静等加入，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书记李大钊。
11月份，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在董必武寓所宣告成立，大家一致推选包惠僧为书记。
毛泽东、何叔衡等4、5人坐在一艘小船上，泛舟于湘江江面上商量建党问题。毛泽东说道：“走俄式道路，在全国建立共产党已势在必行。陈独秀、李大钊已先后在上海、北京成立了党组织，我们湖南也要尽快行动起来。”刚说完，从远处的江面上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鼓声，只见江面上数十条渔船与岸上数千盏火把汇成一片灯市。毛泽东让船老大将船划过去看个究竟。
当船到了岸边之后，毛泽东等人上岸一探究竟。只见当地的农民们手擎火把，面戴面具在吟唱舞蹈。一队队年轻人挥舞着“巨龙”在人群中穿梭，老年人吹奏着唢呐。妇女和小孩虔诚的跪在地上，祈求龙王、菩萨取走魔鬼，保佑来年五谷丰登。
毛泽东、何叔衡等人被灯市的一幕深深震撼了。何叔衡感慨地说道：“润之啊，农民年年求龙王，拜菩萨，真不知道哪一天能感动龙王爷，替他们驱走妖魔鬼怪？”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道：“会有这么一天的。但是驱走妖魔鬼怪的靠的不是龙王爷，而是共产党。共产党一旦把农民发动起来，就一定能翻江倒海！”
过了不久，在1921年的11月，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建立了湘南共产主义小组。尔后，广州、山东共产主义小组以及共产党旅日、旅法小组也先后成立。由此，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发动和领导下，席卷大江南北，声势日益浩大。
与此同时，旅法共产主义小组，一边勤工俭学学习马克思主义，一边密切关注着国内的斗争形势，进行广泛宣传发动工作。探求中国革命的道路，这些活动为以后建立中国共产党，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重要干部。
各地的共产小组犹如一支支革命的火把，在黑沉沉的中国大地上燃烧了起来，它们将驱赶走几千年来封建腐朽专制统治的黑暗，为普通劳动阶级点亮一片希望的天空。
四
巴黎市内一座建筑物内，中国旅法各学生团体二十余人在这里聚会。壁炉前，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等人围坐，赵世炎摆摆手：“诸位，开会了。现在请周恩来同志将调查的情况向大家报告一下。”
周恩来向大家扬了扬手中的一叠材料：“据调查，这次北洋军阀准备向法国借三亿法郎，其中，一亿为军阀中饱私囊，两亿为购买军火打内战。其担保条件是：第一，出卖国家印花税；第二，出让滇渝铁路修筑权。”
陈毅激动地从沙发上站起：“决不能让他们得逞，我们要采取行动！”赵世炎接着说道：“驻法公使说，他们已经得电撤回此案。哼！骗什么小孩子，这是他们的缓兵之计。”
蔡和森说：“我建议马上成立拒款委员会，把真相告诉法国民众，让中法民众联合一致，坚决反对此项借款。”周恩来立即站起来说道：“同意此项建议的，请举手。”
众人一致举手。周恩来高兴地说：“好，此项决议通过，大家分头行动吧。”
这时，邓小平手捧着一大叠印刷好的传单走进客厅。大家接过传单开始分头行动。邓小平告诉周恩来，国内许多地方都组织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周恩来高兴地说道：“我们应该在巴黎也尽快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团。”邓小平高兴地表示要报名。
大雨如注，北京长辛店厂区的一间简易平房门口挂着“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木牌。这时门打开了，陶二娃和另一个工人用雨衣裹着一包东西奔出门。只见不远处的铁路上，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三个人搀扶而来。
陶二娃看到李大钊冒雨前来，很是感动。他跑到李大钊面前从怀里取出用雨衣裹着的东西，只见一条鲜艳的横幅赫然写着：“欢迎李大钊教授来演讲。”
李大钊深深感动，握住陶二娃的手，激动地说：“谢谢。”在邓中夏的提议下，大家唱起了激荡人心的劳工歌曲。在“劳工，劳工，硬座世界的主人翁”的歌曲声中，他们豪气冈发地一起向
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走去。
1920年8月，孙中山令粤军总司令陈炯明讨伐桂系。同年11月，以社会主义将军自诩的陈炯明，进攻盘踞在广州的桂系军阀。广州城郊枪声大作，陈炯明率领骁勇的粤军向桂军发起最后的冲锋，很快就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并重组了军政府。
徐世昌站在北京故宫太和殿广场的检阅台检阅部队。他居高临下地注视着衣甲鲜明的将士们，老气横秋地说道：“诸位将校，诸位士兵！大家都知道，孙文（孙中山）又回到广州去了。他还在做着当总统的美梦。听说还要加个非常的大总统的头衔。”台下军官们一起呼喊着“为国尽忠”的口号。听到军官们效忠自己的口号，徐世昌感到非常满意。
接着，徐世昌告诉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南方军政府，本总统自有对策。可眼皮底下那个长辛店，你就再不要让他们给我眼里揉沙子了。”王怀庆答应立即去办。
次日，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惨遭焚毁，邓中夏在陶二娃等人的护送下匆忙逃走。以王怀庆为首的“劫匪”们惨无人道的杀害厂区工人，陶二娃遭到残忍杀害。工人们不屈地挣扎着，鲜血染红了铁轨和枕木。
陈独秀得知长辛店工人被屠杀的消息后，气愤地从牙缝中迸出四个字：“暗无天日！”
可惜，“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偏遇打头风”，以黄凌霜为首的五人向李大钊提出退出共产党的请求。李大钊震惊得默然不语。黄凌霜坦诚他们几个并不是因为害怕反动派的屠刀而退出，而是因为他们信奉巴古宁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主张。而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无法共容的。
听闻此言，李大钊急切地说道：“我们之间能否把彼此的分歧都抛开一些？比如说，我们不都是为了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而奋斗吗？我希望你们能够……”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黄凌霜打断了，黄凌霜坚决地说道：“主张不一样，实在勉强不得。”说完之后，他们五个人低垂着脸，退出门去。刘仁静愤愤地骂道：“可耻！”李大钊悄然坐下，双手抱头，一语不发。
过了一会儿，李大钊才缓缓说道：“我们的队伍会扩大的。现在要尽快去宣传和发动工友，把他们都吸引过来。”
取得军事上胜利后，陈炯明通电陈独秀，希望陈独秀能来广州共图大计。数日后，陈独秀应邀来粤。到达广州的陈独秀，积极创办革命报刊。然而，他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广州封建势力的惊恐和围剿，当初盛情邀请陈独秀来广州的陈炯明态度也日益暧昧起来。最终，陈独秀与这些顽固分子分道扬镳。
寓所内，陈独秀与陈公博默默地坐着。陈公博递过一支烟，陈独秀摆摆手说：“北京的无政府主义分子退党，广东又来唱双簧。形势越来越紧了，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统一全国共产党人的行动，确实已经刻不容缓了！”陈公博激动地说道：“仲甫，下决心吧。”
陈独秀胸有成竹地说道：“决心我已经下了，七月，上海。”
陈公博用疑惑的表情看着陈独秀问道：“上……上海开会？”
陈独秀站起来：“对！我已经请李达向各地共产党组织正式发出会议通知。考虑到国际的援助，这个决定要尽快通知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陈公博点头。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取道欧洲，到达上海，先期到达的远东书记处代表兼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前来迎接。早有戒备的法租借巡捕房密切注视着他的行踪。
广州陈独秀寓所，包惠僧坐在陈独秀一旁。陈独秀缓缓开口：“陈炯明他们容不得我，巴不得我早点离开广州，我偏不走。上海的会议，你代我参加。”说着，端起茶杯走向包惠僧。
包惠僧接过递过来的茶杯：“可是，开会的代表，都希望您去呀！”陈独秀坚决地说道：“没关系，会议该怎么开，我已经给李达写了一封信。另外，关于组织和政策，我拟就了四点意见，务请代表们认真研究。”包惠僧将信收好之后，就立即动身去上海了。
李大钊等人准备赴上海开会之际，北京再次发生了流血惨案。由于徐世昌政府长期拖欠教工的薪金，北京八所高等学校的代表去请愿，遭到当局的残酷镇压，李大钊受伤住院。李大钊躺在病床上，头上包了层层纱布，隐隐渗着血。张国焘、刘仁静侍立一旁。
张国焘关切地说道：“李先生，别太激动，您的伤口还在流血……”李大钊控制了一下自己的情绪：“你们去上海吧，我作为八校教工代表联席会议的代理主席，值此，实在无法离开北京啊！你们一定要谦虚，要尊重共产国际的同志，代我向同志们问好。”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陆续抵达上海。他们齐聚上海法租界白尔路的博文女校，武汉、湖南、广州等地代表纷纷入住。
淞沪警察厅厅长徐辅洲正在给部下训话，他说：“据北京方面密报，全国各地的过激分子均蠢蠢欲动，很有可能汇集上海，密谋进一步的过激行动。所以你们务必加强监视。”接着，他让人尽快去公董局、工部局和洋人商量共同加强监视的协调工作。但法国巡捕房奇琼总巡查却不以为然，将徐辅洲派去的人撵了出去。
夜，万籁俱寂，街上空无一人。博文女校的二楼亮着灯。屋内，周佛海、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等人侃侃而谈。刘仁静兴奋地问大家中间谁最有可能成为中国的列宁·托洛斯基。这时，外面突然传来了警笛声，燕来时法国巡捕房又在抓人了，于是大家只好熄灯休息。
李大钊终于带着妻子儿女来到八达岭长城。站在长城上，李大钊眺望远方，久久不语。而此时远在千里之外的广州寓所内陈独秀推开窗门，望着远方，也是默然不语。他们虽然没有能够亲自参加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但是历史却会永远记住“南陈北李”这两位先驱人物为筹备共产党所做的种种努力。
1921年7月23日晚上8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李汉俊之兄——李书城寓所内，庄严开幕。来自长沙、武汉、上海、济南、北京等地的毛泽东、何权衡、董必武、陈潭秋、李达、李俊汉、王尽美、邓恩铭等13名代表参加了会议。此次会议大家推选北京代表张国焘主持会议，会议正式开始，由毛泽东负责做会议记录。将要离开的王会悟（李达夫人）提醒厨房里的老师傅多留点神，提防陌生人。老人点点头，她轻轻拉开后门，慢慢离开。
客厅里正在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张国焘站起身，说道：“诸位同志，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非常关心，为帮助尽快建立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党，特地派来了驻中国的代表马林同志和尼科尔斯基同志。”大家鼓掌欢迎国际友人的到来。
会议结束后，老厨师为马林同志和尼科尔斯基同志引来两辆人力车。这时，对面的房子里，安南巡捕看到了这一幕，于是他派出包打听（旧上海的警察密探）对马林等人进行跟踪。
7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了本地区党团组织成立的经过，以及进行工作的方法和经验。在经过25、26日的两天休会之后，《中国共产党纲领》、《中国共产党决议》等会议文件起草完毕。在这之后的三天里，大会集中讨论了这些文件的草案。在党的组织原则以及如何对待同盟军的问题上，代表们各抒己见，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这几天的会议，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均来参加。安南巡捕房的人还在继续监视这两位的行踪。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第六次会议上，张国焘慷慨发言：“同志们，这次的主要议程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决议，在正式审议前，我们先请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同志发表意见。”众人鼓掌。
这时，忽然响起一阵敲门声，巡捕房的包打听扮成迷路的人来探虚实。心肠好的老厨师把门打开，包打听闯进来，直冲客厅。代表们紧张不安地看着包打听。包打听地用眼睛扫视了一遍所有人之后，盯着马林说道：“我是来找社联王主席。对不起，我找错地方了，”说完，赶紧离开，去通风报信了。
待赶走包打听，众人仍是胆战心惊。马林同志建议马上休会。李汉俊俯身问张国焘：“你看呢？”张国焘思索了一下：“休会。”
夜色沉沉，突然一阵警报传来，两辆警车飞驰而至，其中有一辆停在了树德里弄口。法国巡捕房总巡奇琼带人来到了李家门前。一阵搜查，没有搜到什么实质性的证据。不甘心的奇琼一番问话后，带着巡捕们悻悻离去。
与会代表们一起聚在法租界李达寓所内，商量着会议在哪里继续召开。这时，李达妻子王会悟提议在浙江嘉兴举行，那里环境优美，民风淳厚。嘉兴南湖，这个季节游船较多，一边游湖一边开会，非常安全。陈公博由于隔壁一队男女殉情自杀而惊吓过度，借口有病没有出席会议，剩下的12为代表悉数出席嘉兴湖上的闭幕会议。
嘉兴南湖，天色阴沉，湖面烟雨迷蒙，一艘漂亮的画舫悄然起航。湖面上大小船只悠然飘过。船头摆着一张小凳子，坐着王会悟，她静观四周景色，目光机警。画舫舱内，代表们围小桌而坐。张国焘主持会议，正色说道：“现在，我们就请书记员毛泽东同志宣读中国共产党党纲。”
毛泽东宣读：“《中国共产党党纲》全文：一、我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二、我党纲领如下……凡接受我党的纲领和政策，愿意效忠于党，不分性别、国籍，经过一名党员的介绍，均可成为我们的同志。”
这时阴云弥漫之处，突然大片灿烂的阳光穿云而过。画舫在波光的湖面上行驶着，王会悟在船头机警地观察着四周的可疑情况。确认没有可疑情况后，张国焘朗声宣布：“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构为中央局，中央局负责领导党的工作。本次代表大会一致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选举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船内响起一片掌声。
董必武激情难抑地对大家说道：“同志们，咱们呼几句口号吧！”张国焘手扶桌子站起：“请代表们起立。”12位肩负着中华民族革命重任的代表神情庄重地站了起来。小心谨慎的李达提醒大家说：“同志们，小声点。”董必武率先举起手喊出了“马克思主义万岁”这一激动人心的口号，其他代表应和着喊道：“马克思主义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世界劳工万岁！中国万岁!”
誓言低沉却又震撼寰宇。
坐在船头的王会悟回头睁大眼睛谛听众代表喊出的伟大口号，脸上流露出欢喜的表情。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当时，她只是一个由57人组成的很小的党，但她充满信心地以改造中国为己任，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
在严酷的血与火的考验面前，共产党初创时期的党员，有的忠贞不渝，英勇奋斗；有的意志动摇，畏缩叛变。李大钊同志于1927年不幸被捕，他不畏惧反动军阀的威逼利诱慷慨从容地英勇赴难，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上书写了一篇璀璨的篇章。共产党早期的另外一位创始人陈独秀在1927年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于1927年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
就在共产党面临重大挫折，中国劳苦大众面临再一次被奴役压迫的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如今，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有5000万党员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她正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继续奋斗！
点击点评
历史巨片·鲜明的人物形象
影片以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史实为依据，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进程，成功地将李大钊、毛泽东、陈独秀等重要历史先驱人物再现于银幕，并表现出他们的鲜明性格。
影片叙事流畅，情节有起有落，令观众较为直观的重新体会到这段历史，认识到共产党创立过程所遭遇的艰难险阻。
与其它重大题材相比,《开天辟地》有自身的特点，它不同于描写历史人物的传记片，也不同于描写某一具体事件的故事片，它描绘的是一个群体，一个政党的诞生，这个政党的诞生又决定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题材本身决定了未来影片的总体艺术风格：史诗式、全景式、纪实性的历史画卷。
片尾定格在嘉兴南湖的红船上，抒情的画面外增加了一段旁白，简要交待了中共一大代表的情况；同时表达对这一伟大政党的敬意，可谓曲终奏雅。
回望精彩
影片做到了在符合历史真实前提下追求艺术真实，做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有机结合。该片毕竟不是纪录片，造出真实感人的艺术形象，还要依照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大胆进行艺术创造。
如影片中“陈独秀父子狱中相见”、“毛泽东和杨开慧拜堂”、“毛泽东、陈独秀相会印刷厂”……这些戏也许在时间地点上和史实对不上号或史实中并无出处，但是并不违背大的史实，相反还增加了影片的艺术感染力。
星光：李歇浦
李歇浦，著名导演。1942年出生于上海，江苏泗阳人。上海电影专科学校导演系毕业。1963年毕业进上海电影制片厂任导演助理、导演，并曾担任创作室主任、副厂长。
革命历史片《开天辟地》以精湛的艺术创造，把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这一重大事件成功地搬上银幕，赢得了电影界、史学界及广大观众的高度赞誉。导演李歇浦颇具匠心，一开始就明确要求，要把这部影片拍成史诗式、全景式、纪实性的历史巨片。李歇浦说：
如果我们把这理解为一种对革命历史片特殊风格样式的探索，那么这种追求无疑是合理而富有创造的。“全景式”指对所描写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其所处时代，有一种宏观的、总体的考察和表现。“史诗式”，则要求为重大事件及其所处的时代传神写照，既有“史”可征，用为历史的形象化教材，同时又洋溢着时代的激越诗情，给人以情绪的激奋和感染。
《开天辟地》显示出导演处理影像的娴熟技巧，以及透过故事表达某种思想情感的努力：“这部影片必须有强烈的凝重感、悲怆感和历史纵横感。”
拍摄这样一部重大历史题材的电影，尊重历史，保证其真实性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它毕竟不是纪录片，还要遵循故事片的特性和创作规律，要在情节中突出历史人物的形象和个性，而且要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作些大胆的符合逻辑的虚构。这些导演全做到了，他借鉴了前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和美国电影《巴顿将军》的创作手法，突出人物个性，注重刻画细节，决不让人物淹没在重大事件当中，由此打造出了一部有艺术个性和感染力的历史巨片。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