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永昌亲眼看到，有的装火车扛袋子的脚夫，因吃橡面，吃得面黄饥瘦，肚中无有抗硬的食物，当扛袋子装火车时，一个二百来斤重的大麻袋压在身上，压趴下就再也没有起来的，这样事是常发生。而车站上脚行说了算的把头们都只给一领秫秆席子卷上，整出去就算拉倒了事。那惨景真使人不堪入目。这些国耻民受辱的事情，更加激起了孙永昌的民族感，激起了他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仇恨。他听说关内有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经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的到达了陕北的延安，又改编成了八路军，专打小日本。他还听说在东北的长白山里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他多么希望这样的队伍能打过来，他好去参加，将小日本打出中国去，洗去这国耻！要不叫他有着这沉重的家庭负担，他早就去找抗日联军去了。
当孙永昌在火车站马车会里当了有四年来的会计时。由于日本侵略者又加紧了向我们中国的关内进行继续侵略，这样也加剧了对东北沦陷区的资财和物质的强征和暴掠，使东北的中国老百姓们都处于极度的贫困和饥寒交迫之中。就在这一年的冬季里。因他在心中积满了对小日本侵略者的无比强烈仇恨，因为一件事情，竟闯下了一场几乎杀身的祸事。
这一天。他去上班，傍晌午左右，有两个他们家的老亲到家中来找他。郭玉洁因早没见过，经一番盘唠，还是听说过的，就问他们找永昌有什么事？他们说：要找永昌给帮下忙，从火车站上往四平发运几桶猪油，去四平换些衣物。郭玉洁告诉他们：如要着忙，你们就去车站马车会去找他。因家中是两顿饭，他中午一般的是不回来。
孙永昌的这两个亲戚便来到了火车站的马车会。这时别人都下班回家去吃中午饭去了。只剩下孙永昌一个人，从站台上捡来一些麻袋漏撒的黄豆粒，正放在办公屋子的炉盖上炒着吃。来作为他的午餐。他见多年没见的两个乡下的亲戚跑到上班的地方找他来了，心想：一定是来找有事？但他没有马上问，这两个亲戚也都没有马上说。孙永昌因不抽烟，当然身上是没有烟的，只得给他们每人倒一碗白开水，让他们吃炉盖上炒的黄豆粒，算是来款待他们。然后，才问来有啥事？这两亲戚开始倒没有直接说，先是对孙永昌诉起一番苦来，说这个世道可不了得呵，粮食都叫警察狗子同保长们一起下去，生打硬要的给要去了。也吃不饱肚子。还没有衣裳穿，街里连好一点抗穿的布都没有卖的，竟是些和麻袋片一样的更绳线的布，几天就穿坏，一点也不结实……小日本也太不把中国老百姓们当人看了……
孙永昌一听这两位亲戚的诉说，心就酸了。这不但是城镇上的老百姓们在受着贫穷和饥饿，就连乡下种地的农民也都是如此，这可真是国破民遭殃，亡国奴的生活令人不可容忍！他见这两个亲戚光顾和他诉苦了，还没有说来找他有啥事呢，他考虑一会儿等有别人来上班说话该不方便了，便问这两个亲戚来有啥事？这两个亲戚说：他们在乡下不但缺吃的，特别是还缺穿的。他们听说用猪油到四平可换些好一点的布和衣物很好换，所以他们就将原准备过年的年猪提前杀了，都熬了油，装到方形的洋油桶里。来求给帮下忙，在车站上给发运到四平去。孙永昌因考虑和车站上办理货物的人几年来都相处得不错，另外考虑乡下的亲戚年辈的也不来求他一回，也没想到这两个亲戚能发运太多，就很干脆的答应了说：“行，你们明天就整来吧，我今天得和人家办理货物的先去说一下。”
这两个亲戚见孙永昌很干脆的答应了，就都很高兴的回去了。
可到了第二天。这两个亲戚是用马车一下子就弄到车站上十多桶，每桶约都有二三十斤左右。孙永昌有些一惊的问这两个亲戚：“你们两人怎么弄来这老些呢？”
这两个亲戚说：“我们回去一说要发运，我们的一些亲戚也都非要跟着借借光不可，我们怎好说不行？这些是七、八家子的呢。如多了实在不行，就再拉回去，能给发多少就算多少。”
孙永昌见一就都整来了，哪能说还让拉回去呢，于是他和办理货物的熟人一说，也就都给办理发运了。
几天后。这十多桶猪油都装上了零担车。可却被一名查车的警察发现了，就全部的给卸下来扣了下。
这名警察又去报告给车站上的日本人副站长说：“报告太君，有人往四平发运了十多桶猪油，现已扣下。”
日本人副站长说：“这是经济犯的干活！给我追查一下发运人。”
一追查，就追查到了孙永昌的头上。孙永昌正在班上，还不知道呢，一名警察来传他说：“太君叫你到站长室去一下。”
孙永昌当时就猜疑到在心里说：“难道可能是给乡下亲戚发运猪油犯了说道？算个屁事，去就去！”
孙永昌被警察带到车站的由日本人担任的副站长办公室。屋里除副站长外还有三名日本人，一名中国翻译。这名警察进屋先给日本人副站长来了个立正敬礼后，说：“报告太君，将该经济犯孙永昌带来了。”报告完转身就出去了。
别看孙永昌在车站上呆了四年来的，可他和车站上的日本人是从来没打过交道，这还算是头一回。只见翻译向这日本人副站长嘟噜了几句。这名日本人副站长就离开了他的办公桌了，来到孙永昌面前先用生硬又不流利的中国话说：“你在车站上作事，为什么不守法？你不是良民的，你是经济犯的干活！八格牙路！山宾的给！”然后上前“啪、啪”就给孙永昌左右开弓两个大耳光。
打得孙永昌两只耳朵里嗡嗡乱响，满脸都火辣辣的疼痛。愤怒的火焰，立时胀满了他的胸膛，他想：一个小小的东洋鬼子，竟在中国的领土上横行霸道，随便的欺负人。压抑和充满他胸中已久的这民族仇恨，再也控制不住了，他没有考虑事情的严重后果，把对日本侵略者刻骨的仇恨，都暗暗的集中到他的右拳上，趁这名日本人副站长在他面前耀武扬威的用生硬的中国话训骂他之际，便冷不防，“砰”的一拳，向面前这个日本侵略者的胸口猛的击去，并愤怒的脱口而去的骂道：“今我送回你东洋小日本老家去！”
这名日本人副站长被孙永昌这出其不意的一拳，马上就被击倒在地上。脑袋都钻到办公桌子底下去了，用双手捂着胸口，好一会儿没有动弹。其他三名日本人和那名中国人汉奸翻译，立即都向他扑来。他一个人哪能抵住四个人一齐上，就被脸朝上按倒在地上，头嗡的一下子重重的碰撞在屋地中间的砖炉子墙上。三名日本人和那名中国汉奸翻译，有的按他的胳膊，有的按他的腿。其中有一名日本人上来骑在他的肚子上，他觉得腰下有个什么硬东西硌着好疼。由于按他右胳膊的一名日本人见他被骑上了，就放松了警惕性，松开了他的这只右手。孙永昌趁机紧忙用这只右手去腰下一摸，原来是一把劈拌子的小斧头。他摸到手后便猛的向骑在他身上的这名日本人砍去。这名日本人急忙歪身子躲闪，被他一斧子砍在腰胯上，便“嗷”的一声从他身上滚了下去。斧头虽没有刃不快，可这一斧子也够这小日本一受的。就在他将骑在他身上的日本人砍滚下去的一霎间，旁边的另一名日本人便猛的蹿上来死死的掐住了他的脖子，他失去了反抗能力，被掐昏死过去了。
当孙永昌醒过来时，已躺在车站警务队拘押人的小黑屋的地上，双手被用绳子紧紧的给捆绑上了。他的头部、鼻子和嘴角都还在流淌着鲜血，并觉得腰部、两腿与大胯，稍一动弹都很疼。看来他被掐昏过去后，人家是又痛揍他了。他昏昏沉沉的倒在地上，也不知过了有多久，突然听到门外有人说话：“把门开开，车来了！把他送到郑家屯政治犯监狱去！他用拳头和斧子竟敢消本日太君，这是反满抗日。这回就让他去变狗粪！”
一会儿门开了，进来两名警察，将孙永昌架了出去，整到一辆铁路巡道的轻油车上，送往郑家屯。他知道，此去就没好了，因他早就听说过，凡是进到郑家屯政治犯监狱里的人，全都是有去无回，一个是送到细菌站去被搞细菌试验，另一个是折腾够了就都扔到日本人养的狼狗圈里去喂狼狗。先头他在小黑屋里听到外边警察狗子说的变狗粪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可他到这个地步并不后悔，他考虑：人早晚都是一死，没什么了不得的。
这天下午五点钟左右。郭玉洁和每天一样将饭桌子在炕上放好，碗筷也都捡到了桌子上，预备丈夫孙永昌回来吃晚饭。因每天一到这个时候，孙永昌是一定回来的。如要有点什么特殊事，一时回不来的话，也是要找人给家告诉信儿的。可这天，郭玉洁是左等右等也不见丈夫孙永昌回来，她想：这个人今天有什么特殊事呢？怎不找个人告诉家一个信呢？天黑后，孩子们都躺下睡觉了，她一个人坐在炕头上静听着门外的动静，等着孙永昌回来。她等啊，等啊，等到他们家的座钟都打九点了，三个孩子都已进入了梦乡，可孙永昌还没有回来。
这时郭玉洁的心里开始有些不安起来，因从永昌上班的地方，火车站要走到街里的家中大约有二里左右地远。并且从火车站往街里来有挺长的一段路，一面是很深、很宽、很立陡的，经长年累月水打成的大沟。另一面就是空矿无人的大野地，所以这段路上是挺背的。她听人们说过，就这段路上，在黑天时常出现有劫道背死狗的。这背死狗的挺厌物，他是不管你有没有钱和啥东西，是先勒住再说。郭玉洁是很怕丈夫孙永昌别再被这背死狗的坏蛋们给勒住。另外她还担心怕丈夫晚上走黑道，别再稍不留意走到大深沟里去。虽说冬天沟里没水不会淹死人，可要掉下去摔不了个实死，也得摔个半死。她以前就听说过，有时晚上下火车的人，因赶上夜黑头的天头，就有走到大深沟里去摔坏的……当她想了这么多后，在家里就再也静等不下去了。她看看三个孩子都睡得正香。就下地穿上棉鞋、棉旗袍，围上了毛围脖，又将她做活用的剪子带在身上，用来作件防身的武器。他考虑怕两个大孩子醒了**，将洋油灯不吹，又往高挂了挂，省得孩子不注意碰掉了下来。然后她将屋门锁上，就去火车站找丈夫孙永昌。
郭玉洁因挂念着丈夫心切，不顾去火车站的道黑路险，就一个女人家大着胆子跑到了火车站。
她直接到马车会的办公室一看，门紧锁着，趴窗子往屋里看看，屋里是黑洞洞的，看来是早就没人了。“那永昌上哪去了呢？”她寻视着这个没落在黑夜之中的寂静的小车站，见只有运转室里有灯亮，便朝运转室走去。
进了运转室，屋里有三个人，一人正坐在放有几架电话的工作台上，另外两人坐在一条和门正对着的大长条椅上。郭玉洁站在门口一打量，一个也不认识，便问：“请问三位先生，你们知道这里马车会的孙会计干啥去了吗？”
坐在工作台前的那人侧过身子细打量了下郭玉洁说：“你可能是孙会计的家里的吧？”
“对呀。你们知道孙会计干啥去了吗？”
坐在工作台上的那人没有马上回答。坐在长椅的那两个人也都没有吱声。这一时没人吱声，将郭玉洁给闹得迷惑不解，心想，可能是永昌出啥事了？便又问道：“你们不都认识孙会计吗？知道他到哪去了吗？”
这回坐在长凳上的哪两个人中有一个说：“大嫂，我们是都认识孙会计的，不过孙会计他今天摊上点事，这事倒不大，请你听了先别受不了。我们听说孙会计今天不知是和谁打架了，现在被整到郑家屯去蹲拘留去了，可能得蹲个些天才能回来。因为我们那时都不当班，所以太详细的情况就不太知道了。你明天上午坐客车去郑家屯看看他去，就详细知道是怎回事了。请大嫂不要为这事太往心里去。”
郭玉洁一听说丈夫孙永昌因为和别人打架被整到郑家屯拘留去了，眼泪马上就涌流出来。不过她考虑蹲个些天拘留也算不啥大事，也就遭个些天罪到头。可她又想到，在郑家屯蹲拘留也得有个详细地方呵，不然明天要去了郑家屯得上哪去找呵？于是她又问：“你们知道他在郑家屯的什么地方蹲拘留吗？”
这回坐在长凳上的那个一直没吱声的人说：“说是暂时将他整到郑家屯的政治犯监狱去蹲几天。事不大，几天就能回来。”
原来这三个人是都怕将事情的实情告诉给郭玉洁，心思一个妇女人家在精神上一时会受不了的，所以他们是谁也不愿意将孙永昌所闯下的这杀身之祸的实情告诉给她。坐在长凳上的那两个人是因考虑既然知道这事，人家黑灯瞎火的跑来打听，要不告诉也不是回事，就都较策略的将事情给往轻说了一下，并对郭玉洁给予了安慰。
郭玉洁因是个不常出门的家庭妇女，几年来在家里叫有两个孩子给缠得是啥闲心也没有了。一天只知道做饭、哄孩子稀里糊涂的过春秋，对于社会上的一些事知道得很少，所以人家对她说孙永昌是因和人打架被抓到郑家屯去拘留她就信以为真是那样。
在人家告诉她孙永昌是在郑家屯的政治犯监狱里蹲拘留，她一时也没有考虑到事情的严重性。知道了丈夫孙永昌在郑家屯拘押的地址后，谢了下运转室屋里的这三个人。就又个人大着胆子回了家。
郭玉洁回到家里。三个孩子还都在睡觉，她因考虑身上带有凉气，就先坐到了屋地柜跟前的一只方木凳上。边不时的哀声叹着气，边在暗自的流泪，她恨丈夫孙永昌“都快半辈子的人了，怎能和人家说打架就打架？有什么大不了过不去的事？弄得被抓起来去蹲拘留，家里的人都跟着糟心，这何苦来的呢？……”文学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