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曹真假黄钺这“非人臣常器”，能戮节将（注37），看似是主帅，不过从《伐吴诏》（注18）中“征南进运，以围江陵，多获舟船，斩首执俘，降者盈路，牛酒日至。”的一句，以及《文聘传》中的“与夏侯尚围江陵”一句来看，主帅是都督南方军事、与曹丕关系极为亲密的夏侯尚，因为若只写上一个名字的话，只能是写上主帅的名字。
至于曹真的都督中外诸军事，不是一般人望文生义的都督中央与地方的意思，实际上是仅指京师中央军：中，谓中军；外，谓城（指洛阳城）外诸营兵，这情况直至东晋也是这样（注38）。也正因如此，所以曹真有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权，《吴主传》记录“曹真分军据江陵中州”；曹真这上军大将军开府，以侍中辛毗行他的府属之军师（这也是《辛毗传》提及曹真之因，因为他不是行征南大将军的军师）。
再辅以久征沙场的两个魏五子张郃与徐晃，其中徐晃还是曾与曹仁守过江陵的，以及久守江夏的文聘相助，或许再包括如前述分析的满宠，这一路是最多曹魏名将参与的。
吴军方面，主将是吕蒙眼中的替任者、“临急胆定”的朱然镇江陵，以前从征多次，夷陵之战负责断刘备的后道，再加上江陵乃天下闻名坚城，曹仁能以此在无援军的情况下面对周瑜军死守一年；陆抗能以一副将守住羊祜军的攻势，而抽身破以西陵降晋的步阐。这就注定了魏军要破江陵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孙权下令救援江陵的潘璋、诸葛瑾、杨粲等人中，军事不是诸葛瑾其所长；杨粲只是个历史过客，连个附传也没有，实力不明，所以救援大任就落在潘璋手中。
潘璋其人不但嗜酒、粗猛，更立军市谋利，个人素质实在没甚么好说，不过孙权需要人才便因功忘过，因为他打仗还是有一手的。合肥之战前主要功绩就是讨山贼，亮点不多，但合肥之战时张辽突袭，陈武阵亡，宋谦和徐盛败走，潘璋这时斩杀逃军使还战，情形有点像于禁于淯水之败斩已无军纪的青州军、后明辩是非先应付张绣追军，为曹操赏析。荆州之战和夷陵之战，其所部又成功生擒关羽和杀刘备护军冯习。在这之前主要体现出是一个猛将，在当时吴的老一代名将多亡的情况下算是较理想的人选。三海在城东北。江陵以水为险。孙吴时引诸湖及沮、漳水浸江陵以北地，以拒魏兵，号为北海。赤乌十三年，魏将王昶向江陵，引竹戆为桥，渡水来侵，朱绩因退入江陵。孙皓时，陆抗以江陵之北道路平易，敕江陵督张咸作大堰遏水，渐渍平土，以绝寇叛。凤凰元年，羊祜以西陵降附，自襄阳引兵向江陵，欲因所遏水以船运粮，扬声将破堰以通步军。抗闻之，使咸急破之。祜至当阳，闻堰败，乃改船以车运，大费功力。《读史方舆纪要》卷78湖广四
再引同卷，荆州府（江陵）北至襄阳府为470里，清每量地尺为34.5厘米；三国每尺为24.2厘米，也就是三国时代约为670里。再根据历代名将、兵书的总结，军队的普通行军速度为每天三十里（注39），这代表二十天左右就能从襄阳直抵江陵。正如前述襄阳至江陵之间基本已成无人的真空地带，魏军历次战争中也很轻易直抵江陵城下，因此陆抗鉴于孙皓时吴的国力，引水造北海是对的，名将羊祜也花了不少时间才能渡湖，但魏是次围江陵，北海还没出现，只有沮、漳水在江陵城北。浮桥就这样顺理成章的出现，也成为日后导致魏军退兵的主因之一。
曹丕身在宛城“为其势援”，夏侯尚等连屯围江陵，孙权便于黄初三年十二月遣孙盛率万人立围坞于江陵中洲，以为犄角之势。江陵中洲，又名百里洲，顾名思义方圆百里，在江陵西南长江中。这岛能耕种，日后还能成为枝江县县治可见一斑（注40），确实可以作为久屯之地，对魏军的威胁不可谓不大。
所以明年正月，曹真遣张郃进攻，破孙盛后张郃据州上围守，把朱然进一步孤立起来。孙权马上令在**的诸葛瑾等人救援，他们与夏侯尚军对江相隔，诸葛瑾渡入江中渚（即江陵中洲），而分水军于江中。夏侯尚于晚上让部分士兵乘油船，将步骑万余人于下流潜渡，夜袭诸葛瑾诸军，夹江烧其舟船，水陆并攻成功击破之。**的援军也被成功隔断。这战显示出诸葛瑾“性弘缓”，让他“推道理，任计画”倒是可以的，但战场讯息万变，他根本“无应卒倚伏之术”，所以迟迟也无法解围（注41）。
另一方面，江夏太守文聘也成功断绝沔口（即夏口北岸）以东的吴军增援，“止石梵（当在今湖北天门东南，汉水北），自当一队，御贼有功”。参考建安十三年孙权讨黄祖的战例，《董袭传》云：“祖横两蒙冲挟守沔口，以栟闾大绁系石为碇，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飞矢雨下，军不得前。”汉水只需少量水军就可以担任阻隔的任务。孙权在二月老远从彭蠡水（今鄱阳湖一带）（注42）而千里迢迢“城江夏山”（即黄鹄山，今蛇山，与夏口对望），原因应该就是江陵形势告急，那应该会遣援军，何况孙权也断不可能容许魏军继续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屯于“己之心喉”（注43）的夏口，所以《文聘传》这条记录当是事实。考《吴书》诸将没有吴将成功突破文聘的防线，当然，孙权也可能认为在南郡附近的吴军已有力解围而不增军，但文聘应该至少打败了在他南面的吴江夏太守孙奂。孙奂于建安二十四年后就接替其兄孙皎的江夏太守一职，直至死后由其子孙承“代统兵，领郡”，可见他是一直任江夏太守一职。孙权于曹丕死后率五万围文聘于石阳，《孙奂传》也有提及其出兵助战一事；文聘杀至江夏境内的沔口孙奂也不反击，执行不抵抗政策吗？
江陵形势告急，就算孙权不让他领部曲赶至江陵救援，助战也是不可能不发生的。因此孙权筑城于江夏山时不论是亲征还是遣将击文聘，是否此时才遣将往江陵增援，孙奂这江夏太守根本不可能没战事，但其本传只字没有提及黄初三、四年的事，故原因之有一个：战败，所以本传不写。
另外，老将韩当在江陵之役时“保东南。在外为帅，厉将士同心固守，又敬望督司，奉遵法令”，为孙权所善。他的保东南按字面是解作江陵东南，但文聘军既止石梵、屯沔口，解围之援军未必只有沔口以东的吴军，也可能来自南郡附近的吴军，韩当也正正是有此可能。
现在科技发达，还能用卫星作定位，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两地皆不是江陵的东南方向，但直到清代，中国的地图还谈不上完全的精确，参照一下清人江士铎所绘的《水经图注》就会明白，古人在绘太长的河流时只能是随便的画，若河流本从东南方向流，慢慢转弯绕向东北方，古人也未必定能知道。夏水穿越云梦大泽后与汉水汇合，然后就是流向沔口，夏水正正是在江陵之东南；西汉时期在江陵东方也有扬（阳）水，此水正好向东流，也与汉水相通。虽然杜预日后才再次疏通扬水，扬水与汉水的汇合点就是扬口（今天门县以南），但至少三国时期，也已经有零星的流域。
长江以南的油江口是诸葛瑾的守卫区，所以在江陵东南的夏水、扬水，应该就是韩当所保之“东南”了。当然，这仅仅是停留在推测当中，因为还找不到更有力的证据证明韩当与文聘交战。
回到主战场江陵，城中守兵很多都患了肿病，尚有战斗能力的只余下五千人。曹真等人筑起土山，开凿地道，建立楼橹逼近城墙，箭如雨下，将士们都惊恐失色，朱然晏然无惧意，激励士卒，趁敌军出现战术漏洞时攻破敌军两个军营。魏军围攻江陵有六个月的时间，还没有退军。江陵令姚泰率领军队守备北门，发现城外敌军众多，城中守兵少，谷物粮草将尽，趁机
与敌军勾结，图谋作为内应。准备要发事的时候，奸计被发现，于是朱然按军法处斩了姚泰。孙资日后追述曹丕的评语：“江陵被围历月，权裁以千数百兵住东门，而其土地无崩解者。是有法禁，上下相奉持之明验也（注28）。”
魏军退兵的转捩点发生在黄初四年三月，当时江水（即今天的长江）浅狭，夏侯尚分前部三万人作浮桥渡百里洲上，欲乘船将步骑入渚中安屯（正如前述百里洲能耕种，确可为久屯之地），结果魏军日渡不绝、南北往来，很多人多以为江陵必可拔。可惜吴军的潘璋鉴于魏军势盛，而江水又浅暂不交战，领军到魏军的上流五十里，因为他已看出胜负的关键：“伐苇数百万束，缚作大筏，欲顺流放火烧败浮桥”。
正当上万魏军也许改姓孙之际，幸好魏军也有人看出这祸害，这人就是董昭了。他上疏曹丕说：“武皇帝智勇过人，用兵却很谨慎，从不敢像今天这样轻视敌人。打仗时进兵容易退兵难，这是最平常的道理。平原地带没有险阻，退兵都困难，即使要深入进军，还要考虑撤退的便利。军队前进与后退，不能只按自己的意图行事。如今在中洲驻扎军队，是最深入的进军；在江上架设浮桥往来，是最危险的事；只有一条道路可以通行，是狭隘的道路。这三者，都是军事行动的大忌，而我们却正在做。如果敌人集中力量攻击浮桥，我军稍有疏漏，中洲的精税部队将不再属于魏，而为吴所有。臣对这件事非常忧虑，寝食不安，而谋划此事的人却很坦然，毫不担忧，真令人困惑不解！加之江水水位正在上升，一旦暴涨，我军将如何防御？就算无法破敌，因应保全自己，为什么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下，不感到恐惧呢？事将危矣，希望陛下认真考虑！”
正如前述，曹丕至少还能看中出刘备于夷陵的问题所在，还不是军事白痴，醒悟后马上下诏令夏侯尚等人迅速退出百里洲。此时吴军已两面并进，魏军大队人马只从一条通道退却，挤在一起，一时很难退出，魏将石建、高迁仅得自免，最后勉强撤回北岸。潘璋本来已制好芦苇筏子，准备烧魏军的浮桥，恰巧夏侯尚率兵退回，未得实施，周瑜于赤壁的一幕无法让潘璋重演。十天过后，江水暴涨，曹丕便赞董昭预料得真准确。再加上此时又传来了大司马曹仁兵败濡须的消息，就以瘟疫为由，曹丕遂命令各军全线撤退。朱然在外无援，内有谋叛，地道、楼橹猛攻，加上瘟疫，有战斗力的己军不满五千员的情况下，也能死守江陵达六个月之长，由此名震魏国。
这战双方的总伤亡数字，史料交代得太少，很难像前两战那样分辩出谁是胜利的一方，假如没有董昭，或许是魏败北告终，这就不能不说夏侯尚与一众身在江陵的魏军，运气比攻濡须的曹仁军好了。
张郃破孙盛万人而杀敌的数字史书没有记录，唯一可以参考的数字只有《魏书》所引曹丕的《丙午诏》：“左将军张郃等舳舻直渡，击其南渚，贼赴水溺死者数千人。”相对于前述的洞浦和濡须，这次倒靠谱很多，因为其后吴军攻屯于百里洲的魏军，魏军仅能从浮桥退兵，挤在一起，魏将石建、高迁仅得自免；张郃破孙盛于此孤岛，战败而来不及登船，一万吴军中溺死者数千（应该也包括了战败的吴军），比较接近事实。但反过来说，驻于百里洲的夏侯尚军损折人数也许也有数千。
夏侯尚和文聘击破解围的吴军，到底杀伤了多少？不知道。正如围城的曹真和守城的朱然，各自的伤亡数字也是无法得知。卫觊当年认为关中诸将无争雄天下之志，只需加爵号、得其所志，宜为后图；不应遣张鲁今他们自忧而反。但这需时太长且内容较为空洞之议，不为曹操所纳，继续实行他的伐虢取虞之计（注44），关中之战就算是曹操胜了十万关中联军，但还是云死者万计（注45）。因为卫觊当初认为别出兵，所以本传就强调其负面结果，所以《贾诩传》所说的“后兴江陵之役，士卒多死”也是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因为贾诩不赞成曹丕出兵。至于蒋钦之子蒋壹到底是在百里洲、夏侯尚绝诸葛瑾、还是曹真围江陵期间战死，史料不详故无法确定。
至于退兵之因，魏廷当年公报的官方答案是这样写的：“又为地道攻城，城中外雀鼠不得出入，此几上肉耳！而贼中疠气疾病，夹江涂地，恐相染污。昔周武伐殷，旋师孟津，汉祖征隗嚣，还军高平，皆知天时而度贼情也。且成汤解三面之网，天下归仁。今开江陵之围，以缓成死之禽。且休力役，罢省繇戍，畜养士民，咸使安息。”因为曹丕心肠好所以才放你一马......废话连篇，不是曹丕不想取江陵，只是取不了。
是否如《夏侯尚传》所讲的“会大疫”呢？合肥之战也是有大疫，但吴军退兵主因在《张辽传》已交代得很清楚，被张辽的冲阵弄至“吴人夺气”，士气低迷、破城无望才被迫放了曹操大军远在汉中无法救援这夺合肥的大好良机。
瘟疫确实会造成士兵战斗力下降，但也是双向的，魏军有此问题，吴军一样会有，病毒是无差别的侵袭人体。这又不是像以后英法百年战争中的黑死病这么厉害，可以迫使交战双方被迫停战，曹操更把赤壁之败说成：“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注46）。”所以瘟疫不是退兵主因。
也许有人会认为曹丕不想承受魏军因瘟疫而有较多的阵亡人数才退兵，但我也可以抬杠说曹丕愿意忍受这结果也要围城直至城破，不愿放弃辛辛苦苦才造成的陷百里洲、隔夏口这样的有利条件，反正根本没有史料表达出曹丕当时心中想甚么。研究历史切忌把自己代入成主人翁，我们所想的未必是当时主人翁心中所想！
潘璋的火攻也不会是最终的主因，因为还没有实行过，魏军的主力仍在，还有交战的能力。江水其后暴涨，也不是冲毁了魏军驻营。当时江陵不像襄樊之战时下暴雨，于禁之事重演的机率不太大。在江陵战场没有粮草补给困难的史料，主力仍在，魏军是有条件继续围城的。
其实主因就是朱然才让围城的曹真无计可施，有造反者也让朱然发现。再加上主力被击退导致其他各路退兵，这样的例子有：诸葛亮第五次北伐邀得孙权起兵响应，但曹睿救合肥新城，加上满宠的杰出表现让孙权退兵，结果向广陵的孙韶、攻襄阳的陆逊一同退兵；《建康实录》压根没有提及江陵之战，只有濡须之战；以及江陵初定，经济、人力等等因素还是以三吴地区为主，所以曹仁军这打算直插三吴的利剑才是魏军的主攻部队，历代北灭南的都是以从历阳至采石为主（注29），故曹仁战败曹丕也只好下令夏侯尚、曹真等退兵。
三路伐吴最终以无功而返告终。曹植日后在《与司马仲达书》中总结了吴国充分发挥江淮、江汉间不利于魏国骑兵的地理优势：“以洲渚为营垒，以江淮为城堑。”（注47）
历史谜团
实陆逊应该才是东吴名义上的主帅，只是坚守江陵的朱然实际上长时间迎战魏军，才是魏军的主要敌将，用抗战国军的战区司令官与敌前总指挥来形容陆逊和朱然，可能会容易理解一点；孙权当然有权在全国作出任何的军队调动，因为他就好比是蒋介石，但由于前述文聘的阻隔（以及没有吴军突破文聘防线而增援的记录），加上孙权可能应付多线作战，也不会把所有精力放在江陵之役上。
为甚么说陆逊是江陵之役的主帅？因为目前为止，有文献记录和出土实物，互相印证了这事。《建康实录》在提及了曹休等来犯后就接著写：“权令吕范、诸葛瑾等缘江守备，拜陆逊为辅国大将军、郢州牧，封江陵侯、假黄钺，渡江拒魏，以将军朱桓为濡须督，封新亭侯。”这段话虽然在陆逊升职时间和职位与《三国志》有出入，但孙权在安排将领迎战魏军方面，各人也有自己所负的责任，陆逊“渡江拒魏”这句是因为句子前后倒置才出现在这段的可能性是基本没有，而且根本提也没有提及镇江陵的朱然，仅有督**的诸葛瑾，可见江陵之役是由陆逊作主帅。
文物方面，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馆，在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于陕西西安市南郊
出土的《曹真碑》有一句话：“□冬霜于陆议，奋雷霆于朱然”，曹真之前大部份的征战皆是发生于西方，这次南征才是其第一次与吴交战。围朱然于江陵记作“奋雷霆于朱然”，那“□冬霜于陆议”呢？所以只能理解成陆逊是这次吴方的主帅，否则《曹真碑》不可能提及不是交战对象的陆逊。
《曹真碑》也有主帅在后方有功的逻辑思维，例子是苏则和张既的平河西，因为曹真是镇西将军，都督雍、凉诸军事，所以曹真也能沾点功劳：“张掖张进”这四个字以后说甚么，因为碑是残碑所以不得而知，但肯定是指苏则讨斩张进一事，因为曹真曾遣费曜，尽管《文帝纪》和《通鉴》把平定叛乱的主帅记为苏则；“羌胡诳之□□□张罗设陷阱之坑网”发生于讨斩张进之后，这里的羌胡应是指凉州卢水胡。张既在这战先用声东击西之法占武威，然后诱敌深入破敌，这应该就是如《曹真碑》所讲的设陷阱，由于是役张既遣曹真属下费曜征战，极可能是曹真遣费曜让张既节度，所以曹真也能沾光。
《明帝纪》也有“右将军张郃击亮于街亭，大破之”一句，但实际上只是张郃击破诸葛亮的马谡，击破敌军某部也可以被写成打败后方的敌主帅，因此曹真到底是打败陆逊还是打朱然军连同后方的陆逊也被写上，必须要弄清陆逊到底是否真的没有亲至江陵，因为上述的两条资料只能证明陆逊间接参战，像双方君主曹丕和孙权一样，虽是出征，但只是在后方。
其实最重要的证据就是来自成书于唐的《元和郡县志》。尽管当中的山南道一，也就是讲述夷陵的那一卷已散佚，不过成书于南宋的《舆地纪胜》，其中的峡州条引录了《元和郡县志》的记录，证明陆逊在破刘备后是还屯夷陵的：“西陵峡，在夷陵西北二十五里。《吴志》云：‘陆逊破刘备，还屯夷陵，守峡口以备蜀’，即此也。”
可能有人还不认同这条史料，并质疑此乃王象之的误记，但陆逊还屯夷陵的记录亦同样为《通鉴地理通释》所引录，见卷十二。至于李吉甫记录唐时的《三国志》更为接近事实本貌，之前评论臧霸攻徐陵实乃“烧攻城堑”，即为一例。
古藉因年代旧远，传抄的人间中抄错一两个字、脱句，时有发生。《旧五代史》散佚后还要靠《永乐大典》，再引用《册府元龟》、《资治通鉴考异》等书所引用的《旧五代史》材料作补充，才大致恢复了原来面貌的十分之七八，所以根本没理由怀疑八百多年前王象之等人所看见的《三国志》不是更接近陈寿的原文，何况陆逊还屯夷陵还能从现存《三国志》的版本中作推测。
《陆逊传》云：“（黄武）七年，权使鄱阳太守周鲂谲魏大司马曹休，休果举众入皖，乃召逊假黄钺，为大都督，逆休......遣还西陵。”陆逊于石亭之战破曹休后写的不是“遣督西陵”，而是“遣还西陵”，那分别就大了，前者的话就代表陆逊之前不是在西陵而后者标示陆逊在石亭之战时身在西陵。再加上《步骘传》在其后一年指出：“是岁，都督西陵，代陆逊抚二境”，可见陆逊以前就是都督西陵。
而两年前在《吴主传》记录了“陆逊以所在少谷，表令诸将增广农亩”一句，正如前述，江汉平原以及附近的云梦大泽是荆州农业区的核心，若陆逊在江陵或**的话，军屯后不太可能还“所在少谷”；相反，若是身在非江汉平原的西陵，就比较合情理。再鉴于东吴是实行部曲制，以及督某地的将领，死后通常也由子孙所继任（注48），鉴于《陆逊传》从来没有提及他何时都督西陵，但可以肯定建安二十四年他这宜都太守身在县治夷道（今湖北宜昌），而不是夷陵（注49）。
追溯到黄初三年，刘备闻魏军出兵后书与陆逊云：“贼今已在江陵，吾将复东，将军谓其能然不？”（注50）；《先主传》还云当年十月：“孙权闻先主住白帝，甚惧，遣使请和。”陈寿正文和裴注让我们知道刘备虽然败走至白帝，但不能说等同对吴再无任何威胁，就算日后郑泉和宗玮互相往来，吴汉已复通。
还有，正如前述孙权因扬越蛮夷而影响江边兵力，以及步骘在夷陵之战后还要讨平“零、桂诸郡犹相惊扰，处处阻兵”，这时开始督“国之西门”的西陵不是不合情理的。若史书没有明确指出某地之督移屯或参战，他应该是仍然留督；因此综合来说，夏侯尚围朱然于江陵时，若陆逊如《建康实录》所说有拒魏的责任，陆逊渡江至夷陵，既可防蜀汉，又能随时增援己军，这个应该才是事情的真相。
既不与《建康实录》相冲，若应用《明帝纪》张郃破亮于街亭的逻辑，《曹真碑》的话和陆逊还屯夷陵是可以共存。《曹真碑》与一般碑文一样，尽可能把所有功劳都加于主人翁身上。当然，孙权也可能仅仅是给予他拒刘备的任务。反过来说，若陆逊亲自到前线而败北，可以说是只字不提之因，但问题是输得更惨的吕范，一样有记录见于《三国志》。就算陆逊曾吃败仗，但吴军最终还是防卫江陵成功，已亲至前线的陆逊也算有功，但何解没有记录？正如前述曹操和曹丕的南征，一样会有蛛丝马迹留下，魏军诸将的本传何解根本没有曾破陆逊这一回事？
就算拥有政治压力强如已登基的李世民，想把自己的帝位来个名正言顺，结果从起兵反隋的首谋开始，让史官修改史实，不断借各人对话、行事来证明他是合法的继承人、受命于天，但结果呢？不止官修的《旧唐书》也有其他传志透露出起兵反隋首谋是李渊，连唐太宗、唐高宗时人所写的《大唐创业起居注》也透露了，那宋代所重修的《新唐书》也就见怪不怪。
当然，严可均在《全唐文》也辑录了这样的资料（注51）。所以就算陈寿受了陆逊子孙的压力而不得不替其先祖有所隐瞒，本人已很难把所有证据也从整本《三国志》中抽离。同时期其他史家所写的《魏略》等等，裴松之也收录过，就算没有被收录的，《通典》、《太平御览》、《全三国文》等呢？后代人所翻写的史书如《建康实录》、《续后汉书》等呢？这机率也未免低得更乎不可能了吧。
因此从文献记录、陆逊驻守地分析的佐证和假设真有其事而逆向搜索，也没有任何实则证据证实陆逊曾吃败仗，所以江陵之役时陆逊镇夷陵，没有实际参战。
后话
撕破脸皮后孙权也不再有所顾忌，先找一些叛将开刀：前戏口守将晋宗杀王直并以众奔魏，魏任命其为蕲春太守，之后一直侵扰边境。魏军退兵的三个月后，即六月，令贺齐出兵，生虏晋宗，蕲春郡复为孙权所得。
三家从此起了微妙的变化，首先是正如前述，两家已经开始遣使，蜀吴复交，但魏吴暂时还未绝交。曹丕退兵后的一个月，刘备也于黄初四年四月病逝。刘禅虽然继位，但“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政由葛氏，祭则寡人”。由于汉嘉太守黄元、南中诸郡反，诸葛亮急需应付夷陵战后的内忧外患；孙权也需要蜀汉以为犄角之援，结果邓芝的出使，重新巩固了双方在刘备死后仍然连合。孙权响应蜀汉，遂自绝魏，自此蜀吴“聘使往来以为常”、“信使不绝”。
另一方面，曹丕自从黄初四年的无功而还后，明年御驾亲征，兵出广陵。孙权遣徐盛于京城迎敌。徐盛用疑兵计：“植木衣苇，为疑城假楼，自石头至于江乘（今江苏句容），联绵相接数百里，一夕而成；又大浮舟舰于江”。曹丕便叹：“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之，未可图也。”途中还遇上暴风，几至覆没。后年再次出兵，期间讨平了利城兵变，军至广陵故城，但面对吴军严阵以待，水面结冰，船只不得入江，哀叹：“嗟呼，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退兵时还被吴兵截杀，数千战船搁浅动弹不得，幸蒋济献计遏断湖水，船只才得以驶入淮中得脱。也许曹丕如田余庆先生所推断只是为了彻底解决青、徐豪霸的问题才频频军至青、徐（注13），但亲征的用兵效果极差还是事实。黄初七年（公元226年）曹丕回到洛阳不久就病逝了，魏的战略进攻也随著期后诸葛亮的北伐而改变为战略防御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