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凯旋
我国读者对于东欧文学也许并不算太陌生。早在半个世纪前，鲁迅先生及其同人就对这块与我们相似土壤上的文学尤为关注，并在《小说月报》的《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上作了大量翻译介绍。裴多菲，显克微支，密茨凯维奇，哈谢克，恰佩克这些东欧作家的作品在过去岁月也早巳成为我们精神上的良师益友。这里还不算出生在布拉格的现代派文学的两位大师卡夫卡和里尔克，他们尽管属于德语系统，但无疑却是东欧这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是这片土地培养了他们最初的文学情愫。然而时过境迁，这十年来我们在向世界文学的开放过程中，对当代东欧文学的介绍和研究相对来说却冷落了不少。这里的个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点似乎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当代一些东欧作家的作品中有着某种我们怯于正视的东西。
捷克当代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作品便是如此。这不仅在于作者那特殊的经历：他1929年出生于捷克的布尔诺，参加过捷共，当过工人，爵士音乐者，布拉格高级电影学院的教授，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后，他的作品遭到禁止，遂于1975年移居法国；更重要的是在于，他的作品表现了直面真实人生的勇气和良知，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精神，以及对人的本性和处境的深刻思考。昆德拉的另外两部小说，《为了告别的聚会》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已经在国内出版。《生活在别处》是他的又一重要作品，这部作品使他于1973年首次获得一项重要的外国文学奖——法国梅迪西斯奖。诚然，获奖本身从来不是街量作品艺术高下的标准，但却无疑是一个作家文学影响和名声的标志。
《生活在别处》是一个年轻艺术家的肖像画。昆德拉以其独到的笔触塑造出雅罗米尔这样一个形象，描绘了这个年轻诗人充满激情而又短暂的一生，具有“发展小说”的许多特点。就其题材而言，表现一个艺术家（或知识分子）是本世纪文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因为展示我们这个复杂的时代也只有复杂的人物才能承担。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对诗人创作过程的分析是微妙而精细的。创作过程当然不仅指下笔写作的过程，而且更广义地指一个诗人的全部成长过程。用作者自己的话说，这部小说是“对我所称之为抒情态度的一个分析。”正是在这样的创作意图下，这部书最初曾被题名为《抒情时代》。作者所要表现和所要探究的是，人的心灵所具有的激情，它的产生和它的结果。因而这本书又是一本现代心理小说，表现了一个诗人的艺术感觉的成长。书中每一章 节的名称都展示了诗人生命历程的一个阶段。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他怎样读书，怎样恋爱，以及怎样做梦等等。关于时代的全貌和他人的活动都迟到了远处，一切观察的焦点都集中在主人公身上，并且与他的内心活动有关。有如激情的涧水，在时间的乱山碎石中流过，两岸的景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溪流将流向沃野还是沙漠。换句话说，作者在这里所关心的是诗人心理和精神上的发育。为了潜入到人物意识中最隐秘的角落，作者采用了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客观意识流的叙述方式：时间与空间交织（不同时期不同地点所发生的事常常出现在同一段叙述中），现实与梦幻交织（第二章 《泽维尔》完全是一个梦套一个梦），情节的跳宏，思考的猝然与不连贯，故意模糊主语的陈述，这些都使此书更接近于诗歌而不是小说。假如我们把书中这些抒情性的因素去掉，这部作品的内容就剩不下什么了。这种形式使我们更能切近诗人的内心活动，感触到诗人的激情是怎样产生和燃烧的。
在一个诗人的心目中，最使他交织着复杂感情的是什么？是母亲。母亲与诗情之间似乎有着某种最神秘的联系。诗人们常常把他心中最神怪的东西比作母亲（尽管这已是一个用滥的比喻），而母亲对幼小诗人的成长又往往起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在本书中，主人公雅罗米尔与他母亲玛曼之间的关系便是全书最主要的关系。他们一个是遭逢了爱情不幸，把全部爱都转移到儿子身上的母亲，一个是生性敏感，渴望着母爱的儿子。自雅罗米尔呱呱坠地起，他就被置于玛曼无所不在的监护眼光下。她把他幻想成古希腊英俊的神祗阿波罗，把他呀呀学语的每句话都记在笔记本上，她带他去富有浪漫情调的温泉疗养地旅游，在夜里一道坐在户外倾听远处河水的喧声，她第一个欣喜地发现了他的诗歌天赋，始终鼓励他成为一个诗人。她把所有的感情都押在了儿子身上，当她发现儿子有了情人后，隐伏在她心中的激情便暴发为强烈的忌妒和颇费心思的计谋，极力要把儿子拉回到自己身边。玛曼这种的占有性的母爱，自然合影响到雅罗米尔的性格，他的羞怯、感伤、虚荣、脆弱、专横都和母亲身上这种最隐秘的激情有关。显然在这点上，这部小说具有弗洛伊德学说的色彩。正如本书作者在《为了告别的聚合》中借主人公雅库布的口所表达的，“弗洛伊德发现了婴儿的，告诉我们关于俄狄浦斯的事。只有伊俄卡斯卡（即俄狄浦斯的母亲——笔者注）还保持着神秘，没有人敢扯下她的面纱。母亲的身份是最后和最大的禁忌，也正是在这里，掩盖了最大的灾难。”在天性敏感的孩子心里，母亲就是他生活的纽带与轴心，唯有母亲是真实的存在，他爱她，恨她，可又无法从她那里逃脱。在劳伦斯的名著《儿子与情人》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母与子之间的这种微妙战斗。保罗之所以不能进入其他女人的世界，恰恰是因为他不能摆脱母亲莫瑞尔大大的感情桎梏。同保罗一样，雅罗米尔也始终渴望着在与其他女人的关系中，摆脱童贞，摆脱母爱，从而跨过生活的门槛，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但无论他进到哪里，他都感到母亲的灵魂始终和他在一起，阻碍着他进入生活。所不同的是，保罗的母亲最后死了，这位他有可能重新进入生活，而雅罗米尔直到在他母亲身边死去时，他一直都没有真正长大成人。
然而，如果我们把这部小说视为一部弗洛伊德学说来阐释母子关系的作品，那又未免太概念化了。自从弗洛伊德揭示了人性中的“恋母”情结，在西方现代文学中，母予冲突的题材已经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这种主题有着明显的狭隘性。把一切都归于既不可靠，也不可信。昆德拉在这部小说中所要表现的当然不仅在此，正如我们前面所说，他所要探讨的是人身上深刻的激情，而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时代的若干事件正是由这些激情所产生的。
对于雅罗米尔来说，母亲代表看身边狭窄的世界，他所要逃离的不仅是母爱的桎梏，而且也是平庸实在的日常生活。青春、爱情、革命，是小说中贯穿始终的三个声部，作者象一个钢琴家，摸索着手找这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试图弹出一个和谐的主题音乐（作者在小说中就经常出面直接加以评述）。这一主题在书名《生活在别处》中得到了最好的概括。“生活在别处”是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兰波的一句名言，对于一个充满憧憬的年轻人来说，周围是没有生活的，真正的生活总是在别处。这正是青春的特色。在青春时代，谁没有对荣誉的渴望？谁没有对家庭的反抗？谁没有对未知世界的向往？举目四望，我们周围的生活平庸狭窄，枯燥乏味，一成不变，每天的日子都被衣食住行所填满，毫无色彩，毫无光亮。正是为了逃脱这一恼人的生存现实，人们才赋予自己激情和想象。对青年人来说，没有梦想的生活是可怕的，那是老年人日暮黄昏的平静和死寂，青年人拒绝承认生活的本质就是平庸实在，总是向往着动荡的生活，火热的斗争。这就是青春、爱情和革命之所以激荡着一代代年轻的心灵的原因。显然，三者之间有着共同的特点，它们都富于诗意和崇高感。为了表现这些，作者采用了类似电影中闪回的手法，在描写雅罗米尔渴望逃脱自我，走向广阔世界的《诗人在逃跑》一章 中。穿插描写了诗人雪莱，兰波，菜蒙托夫，马雅可夫斯基，沃尔克，哈拉斯的故事或诗歌。兰波为了逃离家庭，从家乡跑到巴黎；莱蒙托夫为了逃避上流社会，投身军旅来到高加索；雪莱为了宣传自由解放，带着传单前往爱尔兰。他们对现实的反抗，对爱情的追求，对战斗的幢保，对荣誉的渴望，无不表现出在本质上令人惊异的一致。“我必须死吗？那就让我死于烈火吧。”熟悉这些诗人和他们诗歌的主人公雅罗米尔写道。他满腔热忱地投入到新的生活中，不久他爱上了一个红头发姑娘，他很快就体验到爱情给他带来的占有的激情；他参加集会，参加五一游行，辩论，呼口号，他的诗歌发表在杂志上，没有比这些更令人激动的了，革命似乎张开双臂在欢迎他。因而当他面对眼前的爱情与历史运动时，他象所有的浪漫诗人，象1968年巴黎大学造反的学生，象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充满豪情地喊出：“要么一切，要么全无！”
如果说我们为了超越自身的生存状况必须具有对崇高的感受的话，那么我们就还应当记住，崇高往往也会导致绝对和。这是一个存在的悖论，心灵中没有崇高的东西，人会显得卑微渺小，感到自己无所归依，所以千百年来人们总是以追求崇高为荣。然而悲剧也就在这里，反抗与，崇高与残酷，这是一个事物的两极，它们往往同时存在于一个人或一个事物身上。历史上无数成功的反抗和充满激情的爱情无不如此。雅罗米尔对崇高的热烈追求最终变成了对情人的无情告发。当红头发姑娘由于误了约会，为了平息他的愤怒，遂编造了一个她兄弟企图背叛祖国的荒唐借口时，雅罗米尔毫不迟疑地就告发了他们。她为什么要编造这样的谎话，我们不得而知，这也许是根于捷克民族那种随便的天性，有时候任何严肃的问题都会被他们变成一场玩笑，但在我们看来，这样的玩笑却是愚蠢的，不负责任的。不管怎样，她和她的兄弟都因此而被捕入狱，从而毁掉了他们的一生。
尽管如此，悲剧的主人公仍然是雅罗米尔。他自认为是在维护一个崇高的事业，结果却使他的女友无辜地身陷囹圄。对他来说，这样的结果意味着理想与现实之间永恒的悲剧冲突。从美学的角度看（美学在康德那里正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桥梁），真正的生活应当永远在别处。当生活在别处时，那是梦，是艺术，是诗，而当别处一旦变为此处，崇高感随即便变为生活的另一面：残酷。犹如惊涛骇浪中的小舟，可远观而不可亵玩。雅罗米尔的悲剧就在于，他还年轻，他不知道他生活在一个梦想已成为现实，现实已成为永恒的时代，身边的世界已经没有战壕和街垒，只有开会和秩序；他不知道文学和现实是不能相容的，过去不可能，现在不可能，将来也不可能，因为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他不知道人对崇高感的激情中同时也包合了残酷的成分，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是生活的别处还是此处。一句话，他不知道蝴蝶与蛹之间在美学上有质的不同，在已经没有诗歌的时代，却以为他还可以象兰波、雪莱、菜蒙托夫那样扮演一个诗人的角色，结果时代只给了他一个表演残忍而不是表演崇高的机会，最终导致了情人的毁灭，也导致了自己的毁灭，他的死不禁使我们联想到当年的红卫兵的命运。
雅罗米尔无疑是一个悲剧人物，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值得我们同情。他心灵丰富且敏感，也很有才华。同唐吉诃德，哈姆雷特，欧根-奥涅金，毕巧林，安德列公爵，拉斯科尔尼科夫，莫索尔一样，他身上也同样怀有一种对于绝对的激情。他之成为告密者和迫害者，不是出于对秩序和自身利益的维护，而是出于对崇高的追求。然而不幸的是，这种激情并没有使他成为反抗现实的人，而是成为了现实的合作者，这使他的悲剧失去了崇高的意味。为了迎合时代追求荣誉，他可以转过头来痛诋曾经热烈崇奉的现代主义艺术；甚至还可以告发他的女友。如果说我们对他的这个行为还觉得情有可原的话（他毫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那么他在出卖女友后为自己所作的一番内心辩解却使我们顿生反感，“他并不是因为爱情对他无足轻重才使他的女友面临危险——恰恰相反，他想实现一个人们会比以前更加相爱的世界。”我们甚至都很难判断这一切到底是卑鄙还是幼稚！但是，这句话却显然表明了一种为人熟知的逻辑。它在黑格尔的历史必然论下已显露理论端倪，而在二十世纪则大放实践光彩。它的实质就在于：当历史法则与道德法则发生冲突时，必须牺牲道德法则：为了将来几百万人的幸福，牺牲今天几百人的幸福是值得的；为了历史的前进，牺牲人这一历史的主体是值得的。但令人百思不解的是，既然如此，那么历史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要前进？它的终点又在哪里？
困扰着二十世纪许多知识分子的正是对历史发展的这一崇高激情。这是一个最没有思想而人们却普遍声称获得了最正确思想的时代。似乎经过几千年的蒙昧期，人们终于走出了历史的宿命论，一劳永逸地掌握了客观的必然规律，从此一切都变得简单和明快了。在一次文学授奖会上，昆德拉曾引用过一句犹太谚语：“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这句闪烁着智慧的民间谚语倒是比许多大部头的文人著作更有力地表明了，在人们自诩找到了终极真理的背后，在人们声称最完整最深刻地认识了这个世界的背后，事实上却掩藏着思想上的多少狂妄和无知，绝对和专横，尽管它们往往还是拾前人的牙慧。说到底，这不过是一种思想的愚昧，一种现代的愚昧罢了：小说中有一个绝妙的象征更为清楚地表明了这种思想的实质，在幼年的雅罗米尔画笔下，出现在画面上的人一个个都顶着狗头。这也许是尚属天真的孩子继皇帝的新衣之后又一个最伟大的发现。对于这种类似于超现实主义画家笔下的狗头人身形象，我们在十年文革满街走着的游行人群中已经司空见惯了，只有上帝和孩子才会忍不住笑起来。
毋庸置疑，《生活在别处》不是一部纯然写实主义的作品。昆德拉在这部小说中灌注了他对人类激情的怀疑和对现代愚昧的探索。他所感兴趣的不是人物的个性，而是人物的共性。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这是一部“诗歌批评”的小说。他的目的在于总结各个时代诗人们的表演和作用（包括象诗人一样怀有激情的所有知识分子），为他们写照，为兰波、雪莱、莱蒙托夫、马雅可夫斯基、艾吕雅、叶赛宁以及现代许多捷克诗人写照。因而书中很少有对人物个性的着意刻划，甚至全书中除了诗人雅罗米尔（意谓“他爱春天”）和他的母亲玛曼（音同“妈妈”），没有一个人物是有名有姓的，我们看到的只是“红头发姑娘”，“拍片姑娘”’“画家”，“看门人的儿子”等等人称谓，即使两个主人公，母亲和儿子，也只是一个象征，一个符号，代表着任何时代的任何一个诗人和他的母亲。从这个意义上讲，作者的思考的确是从现实扩展到了历史，从一个社会扩展到了整个人类。更确切他说，他是想借助于时代这个实验室，研究人性的崇高与邪恶，透视人身上最黑暗最深刻的激情，以及揭示这种激情可能导致的悲剧，浪漫主义的悲剧，毫无价值可又深刻的悲剧。
《生活在别处》完成于1969年，当时正是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二年，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这部小说出版命运是可想而知的。有意思的是，这一年也正是中国广大知青开始下乡插队的年头。对他们来说，“生活在别处”已不是出于激情，而是出于无奈了。从当年反抗苏联入侵到后来承认现实的捷克青年，也和从当年的红卫兵到后来的知青一样，他们的命运都好象总是在激情和无奈这两种悲剧之间的摇摆。
这部小说第一次问世是在1973年，以法文版的形式刊行，第二年又在美国出了英文版。译者彼得-库西是一位翻译家，作家和斯拉夫文学研究者。《为了告别的聚会》英译本也是他翻译的。他的译笔忠实地传达了原作的精神和语言特点。多年后他又对《生活在别处》的译本重新作了修改。昆德拉本人亲自为这个修订本作了序。本书即是根据《企鹅丛书》1986年版的这个修订本翻译的。英译本对原书中引用的人名没有作注，为了帮助读者理解，书中许多人名系由译者注出。
1988年5月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