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七八月份的时候，深圳就像被抢滩登陆的诺曼底，迎接着一波又一波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的高校毕业生。
二叔给我打来电话，先是问了问近况，然后告诉我堂妹上个月毕业了，吵着闹着要来闯深圳，问我有没有什么好建议。
我正想着怎么用金融海啸下的恐怖数据来劝消这个念头，突然电话那头换了个声音，一个疯丫头大叫：“哥我后天下午三点到深圳！多买些好吃好喝的准备接待，不准唧唧歪歪！拜拜！”
这个疯丫头名叫萧晨。我的堂兄弟一共五六个，我是老大，萧晨是唯一的女孩，排第二，所以她自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身份，对小弟弟们吆喝指示，唯独对大哥我言听计从。
她从小跟着我们这些男孩子四处游荡，学得一身好本领——打游戏机，翻院墙，扎车胎，上蹿下跳，无恶不作。一直野到了中学，二叔终于着急，强迫把她送到少年宫学跳舞，又限定她只准跟女孩儿交往，使出浑身解数，这才逐渐把她的男孩子气消磨掉一些。
堂妹从小与我最亲，没事就黏着我。上一次见她还是两年前，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春节回家，萧晨见我第一句话就是讨压岁钱，说老哥去深圳淘金得多给些战利品，好让小的们有动力前仆后继。
转眼两年就过，这边我还没仆，她就急着继过来了。
火车站里一轮广播响过，出站口顿时喧哗起来，一大批手扛肩挑的大学生东张西望地涌了出来。三年前我也跟他们一样兴奋地来，觉得自己兜里揣着无穷无尽的青春。
“哥！哥……”
我还没反应过来，一个重重的旅行包已经丢进我怀里，随即一个背着大背包的马尾女孩一蹦一跳奔到广场上，兴奋地转了一圈，双臂高挥，口里大呼：“深圳，我来啦！我来啦……”
我将旅行包挂上肩膀，正待开口，疯丫头又跑回来挽住我胳膊，一个劲问道：“哥，前面那个香格里拉是几星级的呀，是不是很有名？旁边那个玻璃房子下面是不是地铁，你是坐这个来的吗？香港离这里有多远，我听说过个桥就到，桥在哪里呀？”
一对大眼睛精光四射，脑后的马尾辫不知疲倦的左右摇摆，身穿英格兰的七号球衣，背后永远都不忘印一个BECKHAM。
这就是我的堂妹萧晨。
就是坐上了公交车，她一边四处张望街景，一边也不忘唧唧歪歪，不停怨道：“哥你真抠门，不买辆小车来接我也就算了，连出租都不让打。”
“你懂啥，两张公交小票能办到的事情，干吗还花二十多块打的。”我说。
“瞧你这小气劲，我肯定没有嫂子了，看来我之前还高估你了！”丫头吐了吐舌头。
“你干嘛非要来深圳，既然在湖大学设计，留在武汉不好吗？”
“那儿工资太低了。”她使劲摇头。
“你怎么就觉得深圳工资高呢？”我问。
丫头眨了眨大眼睛，说：“深圳是设计之都啊，联合国不久前刚评的！我有好几个师兄都在深圳，做得好的两年就开了自己的设计公司，做得最次的也能拿八千一月！”
我听了直皱眉，说：“你别什么话都信，很多人都是胡吹的，打肿脸充胖子。”
她做了个鬼脸，将我泼去的冷水瞬间化为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