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俊足足观察了佐尔格5秒，佐尔格也一样，当他得知苏联副统帅要召见他，走进内务人民委员在统帅部的办公室时注意力立刻集中在亚历山大身边的副统帅身上。
笔挺的元帅制服，形象和资料里的一样——完完全全的苏维埃统帅形象，只是那些宣传照虽然形象，但根本无法同真人散发出的那种气势相比！
看得出元帅同志非常疲劳，但眼神似乎能看透一切，身上有世界在我脚下的气势。但又不是那些曾经接触的日本年轻军官的狂妄，而是自信：信仰与他身后强大苏维埃祖国赋予的完全自信！
也就是一瞬间，佐尔格感觉自己并不是在看人，眼前的是一处光辉、共产主义的光辉！
抵达莫斯科已有段时间，职业的习惯已经让自己很快适应这座曾经熟悉的城市；也正因为职业的原因，他还需要做一个隐形人，身边真正了解他身份的人不超过10个：这都不是困难，做为一名二十几年生活在黑暗中的人，这都是小意思，至少来到了莫斯科，再不用担心半夜有人冲进自己的卧室。
时刻有着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准备，佐尔格不怕牺牲，担心的是也许有一天再不能为共产主义奋斗，而现在个人的一切危机已经过去——亚历山大在第一次召见他时，就明确的告诉佐尔格：是副统帅的直接命令和干预下，他和他的小组才奉命撤离、安全的抵达苏联。
作为一名情报员，佐尔格曾经见过别尔津，当时就是一种仰望的心态去对待别尔津，而现在自己受到的是副统帅的接见，内务人民委员完全把他当自己人，这对于抵达莫斯科前地自己而言是根本没想到的。
一名情报员。抵达莫斯科就被赋予重任，这是何等的信任！虽然早在25年就加入苏联国籍，成为苏共党员，但作为一名常年在敌对势力国家潜伏的情报员，上面的信任算是无可附加了！
到了莫斯科，见过亚历山大这位苏联两大情报强力系统（内务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原来的国家安全总局。亚历山大一方面是内务人民委员，另一方面是国家安全总政委。两头他“老大”。）的掌权人，佐尔格才明白为了自己，苏联动用了无数人力物力，才有惊无险的将自己送抵莫斯科。
但佐尔格怎么也没想到：副统帅开口地第一句话竟然是关于自己的奖章！他不是不想佩戴，情报员最大的愿望之一就是有一天能光明正大的走在人群中，光明与坦荡，只是这样的愿望也许要终生都压在心底最深处。而在苏联，一枚金星奖章就是自己忠于苏维埃、正直、光明的最好证明！
但现在还不合适。所以按照中央的安排，将暂时使用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洛克索夫斯基的化名，连档案都做好了，“以前一直在遥远地雅库特共和国工作”，今年才调往莫斯科。每天上下班专车接送。不去公共场所，因为自己在西方世界还是有一定知名度，更要避开日本使馆，万一照面问题不小——只是在现在的莫斯科这样的几率几乎没有。
原本自己希望去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工作。一是为了避嫌（终究在外面这么多年。），二也是为了避免在莫斯科暴露身份，但亚历山大不同意，还明确的告诉他：用不了多久，会授予他苏联国家安全三级政委地军衔（苏联国家安全系统、内务人民委员部系统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军衔体系。国家安全总局的最高军衔为国家安全总政委，对应的是苏联元帅，其下有国家安全一级政委、二级政委等。）。
无比地信任，而根据亚历山大的暗示——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副统帅的操纵！
虽然身在日本。但对于这位高速崛起的普伦雅科夫同志，佐尔格知道的并不少，因为在世界各大国新闻体系和情报系统，对他的关注度能排进“个人前十”：板上钉钉的苏联权力接班人、苏联第二号人物、坚定地共产主义战士、斯大林无条件信任的左膀右臂，挽救了大批优秀红军高级指挥员、“肃反”中后期的幕后实际执行者，半个红军指挥体系都在其掌控之中！
从佐尔格的看来，普伦雅科夫元帅就是一个传奇，更是一个谜！神话一般的迷！在其他国家。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存在的。最高权力掌控者在交班前绝不会允许这样的人存在，但他就在自己眼前！
“您好。副统帅。”佐尔格露出了真挚地笑容。
林俊是一肚子地话，但这会有点不知道说什么好，一指边上的沙发：“坐，生活工作环境还能适应吗？有什么困难就和亚历山大同志提。”
有点怪异，一个二十多岁地年轻人对46岁的佐尔格用的是长辈式的口吻，因为林俊已经习惯了。
“一切都好，副统帅。”
“不用这样客气，叫我安德烈就行。”林俊坐到沙发上后说。
“是，元帅同志。”佐尔格很聪明的退了一步。
亚历山大就坐在林俊另一边：“佐尔格同志，副统帅为了你可花了30架轰炸机！”
佐尔格点点头，“当时我借口要采访在中国的日本占领军，了解汪伪政府，这样才和小组分开上的船。到上海后，我正担心如何到中国上海后抵达后方，但没想到已经有中国方面的特工在码头接待，连租借都没住几天就离开上海。以前离开中国是转道符拉迪沃斯托克，但这次实在没想到是重庆。”
“在中国我还有点关系，只不知道中国国民政府的特工体系保密程度如何，但都无所谓了，只要你安全抵达莫斯科就一切值得。”
工作人员送了咖啡和绿茶进来，林俊习惯性的拿了绿茶：“我和他们的蒋委员长还有点交情，30架轰炸机换你的安全值。现在日本大体控制着中国东南部，要安全的突破封锁抵达后方只能倚靠两股力量，相对而言还是找中国国民政府比较方便。”
林俊有自己的考虑：找中国共产党也可以，但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就会面临很大风险。而且不可否认，中统和军统在这会在上海还是很有点本事的，老蒋看在当年的交情和军援的面子上，还是乐意帮这个忙的。当然，是不是军统的戴老板直接指挥护送行动就不得而知了。
当时亚历山大的部下同国民政府接触，说的是直截了当，将名单一交：希望你们的特工系统将这几个人从上海直接护送至兰州，交由我们的人。还加上了额外的三十架轰炸机作为回报。
这件事当然会汇报给老蒋，三十架快速轰炸机换一个人的安全，这会极大的刺激所有知情者的好奇心！甚至老蒋还亲自过问此事，在暗示中得知此人是林俊非常重视的情报员，老蒋不得不帮忙，还要绝对安全。
国民政府当然知道苏联会在日本安插有间谍，而这样大张旗鼓的撤离表明这个情报组面临着暴露的危险，已经不在乎让第三方知道。这些都可以理解，只是没想到这次撤离的情报小组的领导者竟然是名德国著名记者！
谁能想到呢，这位纳粹新闻协会会员、毕业干柏林大学和基尔大学的博士，在东京德国使馆内有单独办公室并与使馆官员亲密无间的著名记者竟是为莫斯科工作的！
这会在中国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在上海失踪几个西方人也不奇怪，就让日本的特高科去头疼吧！
“你对于日本的了解对我们而言非常宝贵，对于中国你也非常熟悉，将来你的工作主要盯着日本的动作。其实这些亚历山大同志都会做安排，我是个外行，工作直接向亚历山大负责就行。这次途径中国有什么新感觉？”
佐尔格熟悉中国，曾经是宋庆龄和鲁迅的朋友（1932年下半年，佐尔格被召回莫斯科，提前结束了他的中国之行。按佐尔格的说法：“如果不是为了崇高的事业，我将在中国一直呆下去，我已深深地迷恋上这个国家。”），“民生凋敝，占领区的人民更是处于困境之中。在日本，很多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战争真正意味着什么，他们有极端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连士兵的家书都要经过极其严格的审查。”
“岛国寡民，热衷于冒险。”林俊放下茶杯，“日本何时会向南进军？”
“最晚今年年底，他们的战略经济已经快撑不下去了。一旦同西方的贸易被切断，日本无法继续进行在中国战争。”
战略眼光，佐尔格能同任何一名战略家相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