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胡思乱想了，不过我没有质疑掏钱对一个陌生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不是值得？我为何会帮助一个与我萍水相逢的陌生人，这跟我帮助朋友的独特原则有关：我喜欢把所有的朋友想象成讲信用之人，如果有机会的话再从中随机筛选，筛选的标准就是被骗一次。
也就是说，如果别人说借我的钱，我感觉他人可以，会不假思索地借给他。我算了下，即使他骗了我，最多只能骗我一次，就算被骗，也骗不了几个钱，我的资金很有限。
你想啊，我又不是傻子，不可能被同一个人骗两次。很多人倒是因为我被同一个人骗过一次而说我是疯子。
我最傻的一次是在小学五年级，那时候怪我瞎了眼，借钱给一个连饭也吃不起还经常被揍的家伙。
一天，那家伙偷了别人的东西，被校外的“狼狗帮”给狠狠揍了一顿，衣服被扯烂了，身上仅有的几毛钱被抢光了，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晃晃悠悠地支撑到班级门口，然后栽倒在地，一动不动。
十分钟过去了，他还是不动，跟死人一模一样。同学们理所当然地以为他死了，我认为他只是饿了，没力气了，所以爬不起来了。
我拍了他一下，果然不出我所料，他一息尚存。他张嘴张了半天没说出一句话，口水留了一地，同学们像期待一个人的临终遗言一样，期待着他能说点儿什么，个个紧张地大气不敢喘一下。
我鼓起勇气，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一身伤的他扶了起来，他站稳后，揪住我的上衣，很不客气地说，妈的！我没钱吃面包了，你说怎么办？
他可能是被揍的意识模糊了，要不怎么敢那么不客气地跟我说话呢？我看他可怜，大发慈悲，当众借给了他六块钱，后来他不守承诺，说还不还。
小学即将毕业，我急了，心想，张口要钱吧，不好意思；要是不要吧，又太亏了。同桌说了，借钱容易要钱难，最好的就是不借，再好的朋友、亲戚如果和钱挂了钩关系就得破裂。
在那个冰棍一毛钱一根的年代，六块钱对于农村子弟而言可是一大笔钱，要积攒好几个月才能攒够，攒钱期间可能被父亲揍几顿。
要账不易，后来我急中生智，花费了一晚上的功夫，想出一个妙计，我再次找到正在被一群人围揍的他，冒着被群殴的危险，挺身而出打跑了那些揍他的人。
他当时尚未被揍倒在地，右眼已经肿了，鼻血出来了，我拍拍他一身灰尘，说我再借给你四块吧，到时候你直接还我十块，你感觉怎么样？
我说话的语气很客气，也很虚伪，小小年纪的我已经意识到了要债是一件尴尬又伤和气的事儿。
他听了我的话愣了足足一分钟，擦了擦满嘴的鼻血，感激涕零，一把握住我的手说，兄弟！在这个冷酷无情的学校里，只有你对我好，等我有本事了一定认你做老大，你放心，我就是把我卖了也一定把钱还给你，只要我不死就少不了你一分钱！
他哭的泪流满面，我心想，他一定是对我感激的不行，我果断地把身上最后的四块钱很放心地掏给了他。
结果，他没有把自己卖了还我钱，而是把我给卖了。
接下来的三四天里他消失了，我发动所有的人脉，到处找他也不见他的踪影，他妈/的！难道他死了？他说过只要不死就还我钱的。
后来，他同镇的一个同学对我说，他辍学了，跟他妈一块跑了，跑的连他爹都不找不到。
再后来，也就是几年之后，听说他傍了富婆，发了大财，移民去了美国……当时我很为吃惊，出路不仅上学这一条啊，傍富婆也能飞黄腾达啊！
我回忆了一路童年往事，心情好了很多，一会儿的功夫我们就到地方了。苏晨在租的住处拿了钱包，说带我去他们食堂吃一顿，我们点了六个菜，四瓶啤酒，买了两包软中华。
我们很能聊的来，在文学方面的话题更是聊的层出不穷。我们都是不可救药的、最自恋的文字狂、我们都梦想着做文坛的领军人物、我们都梦想着自己的一本书能卖一千万。
苏晨夹了块猪肘子，吃的满嘴流油，含糊不清地说：“枫兄，你抽烟多久了？”
我喝了口啤酒，道：“刚加入庞大的烟民队伍，准备给中国的烟草事业贡献自己一份微薄的力量。”
苏晨说：“你还年轻，为什么不戒烟呢？”
我对此的回答是：“穷人即使一辈子不抽中华也买不起一辆宝马，二十年不抽中华能买得起宝马是富人才能做到的事。”
苏晨说：“穷人一辈子不抽中华也买不起宝马的一个轮胎，所以没必要戒烟。枫兄，那你觉得什么样的人生才有意义、才自由呢？”
我说：“最有意义、最自由的人生是一辈子做着自己喜欢的事。人只有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才是自由的，你所谓的梦想，无非就是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人生应为自由而战。”
苏晨重重地点点头，道：“你对人生还有什么看法，包括学业。”
我说：“人一生只做两件事，一件是工作，一件是学习。人一生只有两个班，进级和上班。在学校不要做学业的奴隶，在社会上不要做生活的奴隶。”
苏晨拍案而起，道：“枫兄，干！今天算是遇到知己了。”
我举杯，道：“干！”
把酒杯放下，我说：“我小时候有个梦想，希望当一名电影演员，像李连杰一样，路见不平，说干就干，后来听说李连杰只在电影里才打架，我也就梦想破灭了。再后来，我有个作家梦，但是上学这么多年只顾学课本知识，至今梦想也未实现，这么多年活的跟他妈奴隶一样。”
苏晨惊讶道：“你说的是真的？”
我说：“如假包换。”
苏晨站起来，道：“你看我像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