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与南唐社会命运
李煜是李璟的第六子，出生南唐皇宫，自小心灵聪颖，体态俊美，深得皇宫亲眷、宫人爱宠。青少年时代度过一段靡华豪奢的享乐生活，且看其宫中摆设：“尝于宫中以销金红罗幕其壁,以白银钉、玳瑁押之,又以绿钿刷隔眼,糊以红罗,种梅花于其外。”佚名：《五国故事》卷上，台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李后主每春盛时，梁栋窗壁柱栱阶砌，并作隔筒密插杂花，榜日锦泪天。”〔宋〕陶榖：《清异录》，《说郛》卷61，中国书店1986版。后代在对李煜的记录时也多讲其“性骄侈、好声色”。李煜本与王位无缘，但李璟晚年南唐宫廷内部的一场变故，却将这个“生于宫廷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王子推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心。王国维：《人间词话》，引自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版，第4242页。
这位生长于帝王之家、过着钟鸣鼎食生活的后主，书、画、诗、文、词、音乐、佛学样样精通，尤以灿烂的词章彪炳词坛。他购藏锺王真迹至多，得笔于柳公权，特为遒劲。所为“书评”，称欧虞褚薛、李、颜诸家，各得右军之一体，尤称特识。他善写墨竹，尤工翎毛，凡署“锺隐笔”者，皆其自画。锺隐即其别唬“锺峰隐居”之省称。其诗颇饶情韵，全唐诗录十八首。文笃好文学。末嗣位时，开崇文馆。即位后，置澄心堂，多引能文之士。所为文集凡三十卷，惜今不传。词可分前后两期。前期据有江南，寄情声色，笔意自成馨逸，能于花间集外，自立一格，亦时有放逸之致。后期则为归宋二三年间，名虽封侯，实为俘虏，题材加广，感慨益深，喜用赋体，工于白描，而文外曲致，翫之弥远。谭复堂称其“雄奇幽怨，妙兼二难”，遂为百世不眺之祖。对于音乐，徐铉称其洞晓音律，精别雅郑，穷先王制作之意，审风俗淳薄之原，为文谕之，以续乐记。喜研佛学内典，崇修佛寺，尝改宝公院为开喜道场，围城之时为近臣所蔽，犹听沙门德明讲楞严经。另著杂说百篇，多所称引，时人以为可继曹丕典论，今皆一传。
近代学者王国维在其《人间词话》中这样评价道：“李重光之词，神秀也。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我国文学史尊李白为诗仙，杜甫为诗圣，而称赞李煜为词魂，应为中肯之论。
对李煜评论，长期以贬居多，有人认为他虽承统即位却拙于治国，荒淫酒色自亡其国。清代袁牧《随园诗话补遗》则引郭麐《南唐杂咏》云:“作个才子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清]袁枚：《随园诗话补遗》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几乎一直左右着史界的评论。在某网站博客上，一则短文里的评价文字写得昪常绚丽精彩：
本以为你会走进百姓，仁政惠民，谁想你停留在征歌逐舞：“凤箫吹断水云间，重按《霓裳》歌遍彻。”本以为你会走进士兵，患难同共，谁想你停留在幽欢密会：“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本以为你会走进文武，殚精国事，谁想你停留在相思别离：“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
终于兵临城下，四面悲歌，举手间君王阶下囚。只剩下让人心惊的“最是仓皇辞庙日，垂泪对宫娥”；只剩下让人痛楚的“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只剩下让人沉郁的“多少恨，昨夜梦魂中”；只剩下让人肠断的“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作个才子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李煜走出励精图治的江山，停留在纸醉金迷的深宫，于是绣口一吐，就是一个亡唐。（[url]http://blog.sina.com.cn/u/49d689ce010003zi[/url]）
像此等认为李煜是荒淫酒色、懦弱无能、只懂屈辱伏降的昏君的文字，比比皆是。李煜作为一国之君，虽然没能逃脱亡国的命运，但这并不代表其昏庸无能，其在国家管理上的作为只是常常被其在文学上的辉煌所掩盖而已。此前，不少有识之士已经对李煜做出了相反而中肯的评论，关立勋：《论李煜其人》，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第35-39页；许春在：《为李后主一辩》，载《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2年3月第18卷第1期，第58-63页；赵梦昭：《文德君王—李后主新评》，载《湖南大学学报》1997年第I1卷第4期，第54-58页；等等。因此给李煜一个全新评价的时机已经成熟。本节权引学者们已经刊出的有关文字并结合个人看法，对李煜作一番评述。鉴于其文献词章成就将在文化篇里专门叙述，这里仅涉及其治国方面的绩效评价。
作者：格羅索2009-4-506:29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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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转]后主是个有为之君，惜乎时不我予，乃至身死国亡
一、道义层面：具仁信之德
徐铉《徐骑省集》是了解南唐评析李煜的重要史书。
徐铉曾挥洒如椽之笔，奉命撰写李煜《吴王陇西公墓志铭》，对李后主一生功过事迹秉笔直书、盖棺论定:
“……王以世嫡嗣服，以古道驭民，钦若彝伦，率循先志。奉蒸尝、恭色养，必以孝；事耇老、宾大臣，必以礼。居处服御必以节，言动施舍必以时。至于荷全济之恩，谨藩国之度，勤修九贡，府无虚月，祗奉百役，知无不为。十五年间，天眷弥渥。然而果于自信，怠于周防。西邻起衅，南箕构祸。投杼致慈亲之惑，乞火无里妇之辞。始劳因垒之师，终后涂山之会。……
“惟王天骨秀昪，神气清粹，言动有则，容止可观。精究六经，旁综百氏。常以周孔之道不可暂离，经国化民，发号施令，造次于是，始终不渝。酷好文辞，多所述作。一游一豫，必以颂宣。载笑载言，不忘经义。洞晓音律，精别雅郑；穷先王制作之意，审风俗淳薄之原，为文论之，以续《乐记》。所著文集三十卷，杂说百篇，味其文、知其道矣。至于弧矢之善，笔札之工，天纵多能，必造精绝。本以恻隐之性，仍好竺干之教。草木不杀，禽鱼咸遂。赏人之善，常若不及；掩人之过，惟恐其闻。以至法不胜奸，威不克爱。以厌兵之俗当用武之世，孔明罕应变之略，不成近功；偃王躬仁义之行，终于亡国。道有所在，复何愧欤！……”（徐铉：《骑省集》，卷29，四部丛刊本。）
徐铉笔下的李后主施周公仁政，以王道治国，以孔子纲常道德处世，始终如一从不背离。徐铉另附“序文”赞扬李煜精心研究“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旁通先秦诸子百家:撰着文史华章，必造精惊。煞尾收结—称誉后主如日月光辉普照，功德名垂青史。这篇流传千古的墓志铭文，即使阴施“牵机药”毒杀李烃的太宗赵光义，读后也深为感叹，告诫臣下，赞赏徐铉是不忘旧主的骨耿忠臣。
作为据有“三千里地山河”的南唐国主，李煜的仁信在是突出的。他对臣下的“宽宏”，对百姓的“仁爱”，应该说难能可贵。他“以民为本”，“施善政”，则应当受到公正的品评。
李煜继位为第三代国主时，南唐已经国土被蚕食，北面称臣于宋，随时可能被吞并而亡国。面对江山残破、国库日空、朝不虑夕的国家形势，李煜没有穷极搜刮、转嫁于民；国危民乱则多滥施酷刑，其结果反而加速政权灭亡，这已成一种规律。李煜对此有一定的认识，所以他对刑狱相当慎重，每每亲自过问，极力反对酷刑。这恐怕不能仅仅以李煜尊崇佛门、乐行善事来做解释的。史称:“后主天性喜学问，……其论国事，每以富民为务，好生戒杀本其天性。”（史虚白：《钓矶立谈》，中华书局1991年版。）陆游《南唐书》亦载:“论决死刑,多从末减,有司固争,乃得少正,犹垂泣而后许之。常猎于青山,还如大理寺亲录系囚,多所原释。”这种以皇帝国君身分直接问刑狱，甚至亲自去监狱释放在押囚犯的做法，招来大臣非议，中书侍郎韩熙载即面奏:“中书侍郎韩熙载奏,狱讼有司之事,囚圄非车驾所宜临幸,请罚内库钱三百万以资国用。”[宋]陆游：《南唐书》卷3，《后主本纪》，中华书局1985年版，丛书集成初编本。大臣敢于提出给皇帝处以罚款，这本身也说明了李煜运刑宽松。
正因为李煜力挽国势、实施“善政”，所以南唐国才在宋朝已经建立之后，仍能以金陵(南京)为都城，维持十五年之久。对此，历代学者儿有定论。距李煜仅三十年的欧阳修在其《新五代史》中称赞李煜“天资纯孝”。清代王夫之在他的《读通鉴论》中也称赞李璟父子“无殃兆民，绝彝伦淫虐之巨惹。……生聚完，文教兴，犹然彼都人士之余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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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转]后主是个有为之君，惜乎时不我予，乃至身死国亡
李煜对待臣下宽宏平和，“南唐主颇留情乐府，监察御史张宪上疏曰：‘道路皆言以户部侍郎孟拱宸宅与教坊使袁承进。昔高祖欲拜舞人安叱奴为散骑侍郎，举朝皆笑。今虽不拜承进为侍郎，而赐以侍郎居宅，事亦相类矣。’南唐主赐帛旌其敢言。”李煜立小周后时，“燕群臣，韩熙载等皆赋诗以风，南唐主亦不之谴也。”[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第五，《宋纪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还称赞韩熙载“尽忠，能直言，欲用为相”。[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62，《南唐世家第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史料载，李煜为杀潘佑之事，曾多次自责。李煜怒杀了潘佑并监禁了附议潘佑的李平后，很快查明潘佑忠心，即刻痛恨不已，于是不但厚抚其家，而且语及潘佑之事往往停食投馈，并作感伤之文。
李璟曾几次更换继承人，并未打算立李煜。但依次递补而继位的李煜却能“事元宗尽子道,居丧哀毁,杖而后起”。继位后没有出现宫廷斗争，与他能努力团结兄弟、不计前嫌、以德报怨的“宽怀仁厚”有关。七弟李从善曾与大臣钟漠在李璟面前诬李煜“器轻志放,无人君之度”。“元宗殂,未御梓宫,从善辄从徐游求遗诏,游厉色拒之,至金陵,具以事闻,后主素友爱,略不以介意.愈加辑睦,进封韩王”。[宋]陆游：《南唐书》卷3，《后主本纪》，中华书局1985年版，丛书集成初编本。后李从善出使宋朝，被宋太祖扣为人质，“煜手疏求从善还国,太祖皇帝不许”。[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62，《南唐世家第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而“后主愈悲思，每凭高远望，泣下沾襟，左右不敢仰视”。“后主愈悲思,每凭高北望,泣下沾襟,左右不敢仰视。”并作《却登高文》,内有“怆家难之如毁,萦离绪之郁陶。陟彼冈兮跂予足,望复关兮睇予目”之句。马令的《南唐书》及《新五代史》等都有记载。此后，他又写《谢新恩》等词怀念从善。李煜身为帝王而有着某些普通人的“善良”品德，这是很多人所未能理解的，其实，文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就是“善”字，李煜词作达到辉煌的程度，恰恰有他的善的一面深深打动着读者。
这里要说到一个问题，人们多指责李煜大肆理佛，花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是南唐灭亡的原因之一，还以“宫中造佛有十余，出余钱募民及道士为僧，都城至万僧。悉取给县官”[宋]陆游：《南唐书》卷18，《浮图、契丹、高丽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丛书集成初编本。等为例，举出劳民伤财之处。然而凡是都有双面，正是由于他大力崇尚佛教，重纲常伦理，才使得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14，《唐家人传·:序》，中华书局1974年版。之称的五代十国时期中，南唐成了例外。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得李煜获得了民众一定的支持，南唐老臣而后退隐的名士史虚白，在《钓矶立谈》中谓后主：“好生戒杀，本其天性”。温和的执政方式正适合了五代十国时期人民渴望安定生活的愿望，符合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以致在金陵被围之时，军民上下一心，誓死保卫。军校马承信、马承俊兄弟坚守东西二城门，奋战三昼夜，英勇壮烈牺牲。而坚守南城门的将士也是力战抗敌，直到最后一人一马，全身血污不成人形，倒卧血泊，壮烈殉国。除黄甫继勋外其它无一人叛国投敌。如果李煜只是一个只顾大肆崇佛的无能昏庸之辈，那就不可能会有那么多的军民为其誓死效忠呢？
二、政治层面：有御臣之能
如果说能力的话，李煜无论政治外交，可能无法与其祖李昪相比，然而却绝不是昏庸之辈。李煜继承南唐国主之位时，只是一个经济财政匮乏而又正面对着一代雄才赵匡胤统一全国之际，而正是他李煜在这种宋太祖“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言论下，仍安稳地做了15年的君主，这本身就是一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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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即位之初，由于淮南战败和中主的去世，南唐朝野充斥着一种悲观颓丧的气氛，而李煜希望借助这些老臣的威望来重振人心，另一方面也是欲得到他们的支持，以确立自己的威信，因而礼下老臣，稳定了高层重心。
何敬洙军功累累，被授予“右卫上将军”之衔，封芮国公。“致仕,给全俸,第门列戟”。他去世时，“废朝三日，命枢密使中书侍郎朱巩持节，册赠鄂州大都督左卫上将军，谥威烈。”[宋]陆游：《南唐书》卷6，《列传第三》，中华书局1985年版，丛书集成初编本。李煜下令废朝三日。以示哀悼。而对于在淮南战事中弃扬州化装逃跑的冯延鲁，李煜也重新给予礼遇，“尝宴内殿，后主亲酌酒赐之，饮固不尽，咏诗及索琴自鼓以侑之”[宋]陆游：《南唐书》卷11，《冯延鲁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丛书集成初编本。在南唐朝臣新旧交替之际，给予老臣足够的尊重，稳定了统治，安定了人心。
李煜启用在杨吴时代就投奔江南的韩熙载，是一大妙笔。在李煜即位后，其担任了吏部侍郎之职，后任中书侍郎，百胜军节度使。闽将林仁肇，也历任南唐镇南军节度使，宁国军节度使，南都留守及南昌尹等职。还重用皇甫赟之子皇甫继勋，官至神武统军都指挥使，担负了守护金陵的重任。
李煜不拘一格地任用人才，许多流落到南唐的人才纷纷发挥各自的才干，积极参与国政，对南唐的发展壮大无疑使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而在另一方面，李煜又注重当时土著势力的发展，臣中相当部分都是饱读经书的土著人。
潘佑“生而狷洁,闭门苦学,不交人事,文章议论,见推流辈,陈乔辈荐于元宗,起家秘书省正字,后主在东宫,开崇文馆以招贤,佑预其间。及嗣位,迁虞部员外郎,史馆修撰”。（[宋]陆游：《南唐书》卷13，《潘佑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丛书集成初编本。）
张洎，在中主时代就引起李璟的注意，而任清晖殿学士。徐铉、徐锴兄弟学识广博，在南唐久负盛名。
在革除党争方面，李煜为政时一手扶北一手扶南，相互牵制，并以善纳谏稳定朝纲，其在位时还将为抑制相权设立澄心堂。到后主后期，澄心堂已经成为南唐统治中枢。
三、经济层面：显济世之愿
李煜即位后，经济压力十分沉重。由于李璟时期多次战争连绵，，南唐经济遭到破坏。李煜即位后首先抓经济，主要措施有：
（一）打击贪官、减免赋税他“大赦境内”，“罢诸路屯田使，委所属令佐与常赋俱征”。[宋]马令：《南唐书》卷5，中华书局1985年版，墨海金壶本。“郡屯田归州县,委所属宰簿与常赋俱征.随所租入十分锡一,谓之‘率分’,以为禄廪,诸朱胶牙税亦然.由是公无遗利,而屯田佃民绝公吏之挠刻,获安业焉”。这种打击贪官、减免赋税的政策，使南唐“公无遗利，而屯田佃民绝公吏之扰，刻获安业焉”。[宋]龙衮：《江南野史》卷3，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二）“李平改制”为了改变经济窘境，一个叫李平的人出现在南唐的史册上。“李平，本姓名曰杨讷，少为嵩山道士”，他“请复井田法，造民籍，复造牛籍，课民种桑”，后主本好古务农，“甚悦其言，使判司农寺”，但是，李平在新法实行中急于成功，“施设无渐，人不以为便，后主亦中悔，罢之”。（[宋]陆游：《南唐书》卷13，《列传第十》，中华书局1985年版，丛书集成初编本。）这是一次不成功的改制，在复井田之法过程中，出现了强行买田者归还土地、制止土地买卖等一系列现象，在土地私有制业已深化和稳固、土地买卖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早已成为一种正常现象的情况下，这种逆历史发展潮流而动的做法，体现了封建政权与地主之间争夺土地和人口的斗争。潘佑抑制兼并，令买者归还土地，首先是触犯了官僚地主的利益，因而遭到以“大臣与握兵者”为代表的官僚地主集团的激烈抵制与反对，“为众所排”。[元]脱脱：《宋史》卷478，《南唐世家》，中华书局,1974年版。在土地买卖、土地兼并中获得最大利益和起着主导作用的正是这些官僚地主。“由是群情纷纷，以为坏法殃民者皆由平使。乃先取平下大理，使收（潘）佑。佑自刭，平缢于狱。”[宋]陆游：《南唐书》卷13，《列传第十》，中华书局1985年版，丛书集成初编本。这一事件反映出，南唐时期土地买卖十分频繁，以致土地兼并日趋激烈，到后主时已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需要理解的是，这件事本质上仍然反映了李煜的改革愿望，李煜是想通过重新调整土地、户口关系以扩大赋税来源，只是南唐的经济已经江河日下，企图重组经济关系以缓解国难，再高明的经济学家恐怕也难以改变。
作者：格羅索2009-4-506:29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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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货币政策南唐后期通货膨胀，钱荒严重，原因除了铜荒，大户人家大量窖藏铜钱也是重要因素。为使货币流通良性循环，李煜铸铁钱，民间就纷纷藏匿铜钱，商人们用十枚铢钱换一铜钱，出现劣币驱逐好币的现象。此事记载在陆游的《南唐书》中：“干德二年春三月，行铁钱，每十钱以铁钱六，权铜钱四而行，其后铜钱遂废，民间止用铁钱。末年，铜钱一直铁钱十。比国亡，诸郡所积铜钱六十七万缗。”[宋]陆游：《南唐书》卷3，《后主本纪》，中华书局1985年版，丛书集成初编本。
在有关南唐的史料中，正面记载李煜经济上成就的内容不多，但很多侧面却也反映了李煜的治绩。
譬如在手工业方面，南唐的纺织业、印染业、制茶、造纸、晒盐、金银陶瓷、文具制造等，均有突出成就。不仅产量高，而且工艺精细，涌现出许多名产上品。如：澄心堂纸，龙尾砚，李廷珪墨等等，各具特色，为世人所喜爱。大都在李煜时期形成品牌效应。
虽然战争还存在，但经济来往却始终还是存在的，其它国如此，南唐更如此，南唐出产茶叶、丝绸、瓷器这些都是我国传统的出国商品，对海外商人有相当大的吸引力。李煜次子仲宣年仅四岁时，“一日戏佛像前，有大琉璃为猫触坠地，划然作声，仲宣因惊得疾，竟卒”。[宋]陆游：《南唐书》卷16，《后妃诸王传·:仲宣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丛书集成初编本。这种大宝珠，或称琉璃灯，就有可能是来自海外的玻璃制品。由此可见，南唐人日常生活，特别是宫廷显贵的生活与正常的海外贸易有着密切的联系。
北宋发兵进攻时，南唐能够抵抗一年多，就说明南唐经过长期的经济发展，国家还是有相当强大的实力，如果李煜不是励精图治，尽量发展南唐经济，南唐就不会只抵抗一年就落个国亡君被俘的惨痛结局。此外，宋初江淮漕运额骤增至每年400万石，比唐代最高年额增加近一倍，比唐代后期增加近十倍。说明李煜管理下的江淮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不仅使南唐农业丰收而兵食有余，对宋代的经济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应当指出，李煜处于南唐最困难的时期，许多历史记载反映了赋税加重、社会凋敝的事实，过分拔高李煜在经济上的所为，显然是不客观也是不正确的。
（四）拒宋层面：行抵抗之实
说到李煜面对北宋的军事进攻时，几乎是众口一辞地说他困守金陵束手无策，兵临城下还全然不知，城破之时尚在听僧人讲经，终至肉袒出降，其情景与隋灭陈之日陈后主坐以待毙惊人相似。
对此，我们赞同许春在先生在《为李后主一辩》载《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2年3月第18卷，第1期，第58-63页。一文中从两个方面所作的反驳：
首先，从战略上看。《续资治通鉴》说:“初,陈乔、张洎为江南国主谋,请所在坚壁以老宋师。宋师入其境,国主弗忧也”。[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第八，《宋纪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页。这表明李煜是以坚壁固守城池来拖垮长途奔袭的宋军作为这场战争的指导思想的。这从当时宋与南唐的兵力强弱悬殊来看，既是不得已的选择，也是唯一可行的策略。因为对宋军来说利在速决，对南唐来说则是利在持久。既然无法阻止宋军渡江南下，.又无实力全而防御与之捉对抗衡，因而采取“坚壁以老宋师”的谋略是正确的也是取得了一定实效的。正是李煜有了这样的总体谋划并有所布置，所以宋军入境时他并不惊慌失措，这与“事先全不知道”完全是两回事。我们更不能因为南唐未曾大规模出击就论定它一点抵抗也没有。应该承认，固守也是抵抗，而且是弱者的有效抵抗手段。
作者：格羅索2009-4-506:29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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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转]后主是个有为之君，惜乎时不我予，乃至身死国亡
其次，从战争过程看。宋军于开宝七年(974)冬十月正式出兵，直到开宝八年(975)冬十一月二十七日攻破金陵迫李煜投降，前后历时一年有余。这与当年隋军仅用三个月就攻破建康俘获陈后主的灭陈之战相去甚远，而且宋军初期进展甚速，曹彬等于开宝七年十月乙亥“自蕲阳(今湖北蕲春)过江，破峡口寨”,[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第八，《宋纪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34天后的闰十月己酉就攻入池州，接着下当涂，占采石，到十二月就己进兵到金陵的近郊白鹭洲。然而，宋军屯兵金陵城下达一年之久，这表明战场形势曾有过逆转，至少是有过相持不下反复拉锯的情形。据《续资治通鉴》记载，开宝七年十二月，“己酉，曹彬败江南军于白鹭洲。”开宝八年二月“癸丑，曹彬等败江南兵于白鹭洲”。[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第八，《宋纪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7页。
从十二月的己酉到次年二月的癸丑，中间相隔64天，曹彬等在白鹭洲先后两次击败南唐兵，这表明即使不是白鹭洲曾经易手，至少也是南唐兵曾经发动过反攻。类似的情形还有池州之战和武昌之战。关于两次池州之战的记载:开宝七年闰十月“己酉，曹彬等入池州”；到相隔86天的开宝“八年春正月丙子，权知池州樊若水败江南兵四千人于州界”。两次武昌(今湖北鄂城)之战的记载:开宝八年正月“辛己，(黄州刺史王)明遣兵马都监武守谦等渡江，败江南兵于武昌，拔樊山寨”；[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第八，《宋纪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7页。到相隔四个月的五月“丁酉，王明破江南兵于武昌”。[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第八，《宋纪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页。史书里之所以看不到宋军所占之地被南唐夺回的记载，是因为记述北宋灭南唐的原始史料大多出自宋人之手，不管作者的真实想法如何，都难免要为北宋统治者夸胜讳败，因而史料呈现的便是同一地点的重复占领。为了避免后人误解，作者不仅把年月日排比得清清楚楚，而且行文用词也尽量予以区别来提醒读者。至于明确记载南唐反攻的则是采石矶浮桥争夺战:开宝八年正月，“江南兵水陆十余万，背城而阵。时舟楫未具，潘美率所部先济，大兵随之，江南兵大败。江南复出兵将沂(溯)流夺采石浮梁，美旋击破之。”[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第八，《宋纪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7页。此外，南唐方而还在鄂州(今湖北武汉)、溧水(今南京溧水)、袁州(今江西宜春)、宣州(今安徽宣城)等地以及长江中与宋军作战。正是这些地方的反复争战，牵制了宋军的力量，导致久围金陵而不能下，甚至使赵匡胤产生动摇打算撤军休整。《续资治通鉴》卷八开宝八年秋七月辛未朔条说:“时金陵未拔，帝以南土卑湿，秋暑军多疫，议令曹彬等退屯广陵(今江苏扬州)，体士马，为后图。(卢)多逊争不能得。”后来此议未行，则是因为当时任左司员外郎权知扬州的侯涉因受贿不法为部下所讼，他向参加政事卢多逊求助，卢多逊也就利用他“教令上急变，言江南事，陟时被病，帝令皇城李掖入见，即大言江南平在旦夕，陛下奈何欲罢兵?愿急取之。臣若误陛下，愿夷三族。帝屏左右，召升殿问状，遽寝前议。赦陟罪不治”。[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第八，《宋纪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页。另外，南唐曾于宋军攻占金陵关城的开宝八年二月举行了南唐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录取进士张确等三十人。这表明南唐方面有可能一度收复了关城，至少当时战局曾有缓和，否则哪有闲功夫来举行科举考试呢?
今天，关于李煜亲自过问战事的史料，读来仍栩栩如生，兹举数例：
李煜曾亲自致书吴越王钱俶，离间吴越与北宋的关系。《续资治通鉴》记述道:“戊子，吴越王俶遣使修贡，谢招抚制置之命也。并上江南国主所遗书，其略云‘今日无我，明日岂有君?明天子一旦易地酬勋，王亦大梁一布衣耳！”[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第八，《宋纪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7页。李煜不仅派兵西去应战，并且还采取措施以图瓦解宋与吴越的联盟!这一措施无疑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话也说到了要害处，结果是钱俶出卖了他，把他的信交给了越匡胤，未能摆脱遭受东西夹击的窘境。
作者：格羅索2009-4-506:29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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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转]后主是个有为之君，惜乎时不我予，乃至身死国亡
又，“十二月，金陵始戒严，下令去开宝之号，公私记籍但称甲戌岁，益募民为兵，民以财及粟献者官爵之。”[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第八，《宋纪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7页。
这条史料虽未直接提及李煜,但下令不用北宋的开宝年号，这是何等大事，定是李煜无疑。可知此令是李煜得知宋军渡江进攻并占领池州后所采取的措施。时间早在金陵城陷落的一年以前，这怎么能说象后主自己事前全然不知道呢?《续资治通鉴》开宝八年五月记载道:“是月，国主自出巡城，见宋师列栅城外，旌旗满野，知为左右所蔽，始惊惧。”[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第八，《宋纪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页。然而这“惊惧”的是被围的严重程度，而不是于战事一无所知，况且他随即追究责任杀了神卫统军都指挥使皇甫继勋等，并作了一系列部署。从这时到十一月城破.时间长达半年这又怎么能说李煜到城破前夕尚全然不知呢?
的确，在强宋面前，李煜一直表现的不卑不亢。《宋史》说，李煜“虽外示畏服，修藩臣之礼，而内实缮甲募兵，潜为备战”。[元]脱脱：《宋史》卷478，列传第237，中华书局1977年版。
宋太祖对此也有察觉和防范，两次派人召李煜入宋，李煜深知其阴谋，以病推辞，坚决不去。直至南唐国灭被俘，他始终未离南唐一步。
在其与宋兵戎相见的时候，他也与宋朝断绝邦交而交战，他一方面命大将朱令赟率15万军队沿长江布防，迎战宋军。一方面也展开积极的外交，向邻邦斥之以唇亡齿寒之理希望可以得到它国的援兵。在朱令赟战死后，李煜又一方面急命张洎作蜡丸帛书求救于契丹，张洎“因出帛书示之,乃围城日洎所草诏,召上江救兵蜡丸书也。”[元]脱脱：《宋史》卷267，《张洎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一方面积柴宫中，准备一旦都城失守，则与宫殿俱焚，作最后的战争总动员，而作战时也亲自处置了叛国的皇甫继勋以鼓舞军心，正是因为这些措施才使得金陵在重重围困之下坚持了那么久。即使在他被俘之后，李煜也没有像刘阿斗那样乐不思蜀，而是时时知耻守至志，以词抒怀。被俘之后的李煜时时追求觉醒，悔恨自己的过失，无奈时世变化，现在的李煜只能借助其非凡的诗词才华抒发自己心中的苦闷和悔恨。然上天也是公平的，现实中的李煜虽做了亡国之君，但却促使其成了词中之帝王，流传千古。
历史上建都金陵的亡国之君，多遭到后世非议。三国吴后主孙皓，“一片降幡出石头”，白棺素服，自缚出降；南朝梁武帝崇信佛，终起侯景之乱，被囚饿死于景阳楼；陈朝后主陈叔宝，金陵城破时，同宠妃张丽华藏于胭脂井中，后被隋将吊出处死。这三位末代君王，亡国起因各不相同，但却都亡于虎踞龙盘的金陵石头城。李煜也是亡于金陵的末代君王，难免要遭到后世的斥责非议。
但是，就其南唐亡国的原因应该具体分析，就南唐国来讲，其不亡是不可能的。理论上，当时整个中国的形势和历史发展趋势要求南唐灭亡，北宋统一；事实上，南唐国势已败，李煜虽有能力但已经无力回天了，更何况国策早有失误，在李煜继位的前一年，其父李璟已经因国势衰危而称臣于宋，减制纳贡了。宋朝灭南唐的形势已定，李煜继位，也只能采取消极守业的政策了。但是，尽管李煜时的南唐面临着这样那样的困难，其毕竟维持政权达15年之久，而且在他被俘的日子中始终时时不忘故国，心系故土，从未心归宋朝，以致于其最后被毒杀。正所谓：词中之帝难为君王，有心振国，无力回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