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哲：米高扬来访
师哲，时任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同时也是毛泽东的俄语翻译。
1949年1月，米高扬秘密来西柏坡时，师哲负责了接待、翻译及记录工作。以下文字是他回忆当时米高扬来华的一些事情。
会见米高扬是毛主席、党中央在西柏坡的一件大事。
1948年5月，斯大林致电毛泽东，准备派一位有威望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前来听取我方的意见，这位代表于1949年1月31日到达平山县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就是我们早已知其名的米高扬。
……
米高扬化名为安德列夫。在他抵达石家庄之前若干天，我和汪东兴持任弼时的亲笔信，奉命到石家庄附近找聂荣臻，说明中央要使用石家庄的飞机场，请他派部队打扫，清理，并派部队守护，警戒。
米高扬从大连苏军机场起飞，直抵石家庄。我和汪东兴到机场迎接，并陪他去西柏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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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高扬在西柏坡逗留了一月，住在后沟。当时朱老总也住在后沟。后沟和西柏坡有一山洞相通。
米高扬同我党中央书记处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五位同志一共会谈了三个整天。其余时间或是个人会晤、个别交谈，或是休息、游览。
来高扬一行于31日午后一时许抵达西柏坡。毛主席在门口迎接了他们——米高扬和随员伊万·瓦西利基·柯瓦廖夫，叶夫根尼·尼古拉维奇·柯瓦廖夫及其警卫员。伊万·瓦西利基·柯瓦廖夫是苏联铁道部副部长，在我东北帮助进行铁路恢复工作。叶夫根尼·尼古拉维奇·柯瓦廖夫是研究中国问题的汉学家，担任米高扬的翻译，我们称他为小柯瓦廖夫。他们到达西柏坡后，毛主席在会客室接见了他们，并把他们介绍给其他几位书记。
首先，米高扬转达了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问候，祝愿我们尽快取得胜利，彻底解放全中国，接着呈上斯大林赠送毛主席的礼品——一块毛料。
米高扬介绍了自己的来意，他说：中国革命形势发展迅猛异常，在这关键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不能离开指挥岗位；再者，中国境内交通不便，还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也要考虑到安全问题：到苏联往返的时间太长；怕影响毛泽东同志的身体健康。因而，斯大林不主张毛泽东到苏联去。斯大林十分关心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派我代表他到中国来听取你们的意见。你们所讲的话我回国后向斯大林汇报。任何事都由斯大林决定，然后，双方开始各自介绍本国的一般情况和世界各大洲的局势，并对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进行分析和估计，彼此交换了看法。
开始交谈时，米高扬想按照国际惯例行事
，由小柯瓦廖夫负责俄译中，我负责中译俄，遗憾的是小柯瓦廖夫中文的口语不行，讲不出来，于是改让他担任中译俄，但他几乎听不懂一句中国话，更听不懂主席讲的湖南口音，米高扬又再三再四地催促，急得他满脸发烧，汗流浃背，慌乱之中，更加讲不出汉语来。
米高扬不了解实际情况，不懂事由，只是一味地着急，催促说：“叶夫根尼·柯瓦廖夫，你怎么成了哑巴？”并有些生气地说，“要是在别的场合，今天我定要捶你一顿了。”
我只好替小柯瓦廖夫解围，说：“他可能听不懂湖南口音。方言难懂些，这是可以原谅的。”只好由我担任会谈中的全部翻译工作，米高扬感谢中国人帮他完成了使命。
这次谈话时间虽然不算短，但只是一般地海阔天空地交谈和闲聊。
第二天，双方举行正式会谈，主要是毛主席一人讲话。恩来，弼时偶尔插几句话，作些解释。主席一连谈了三个整天，即2月1日、2日、3日。
……
一天傍晚七八点钟时，毛主席到米高扬的住处拜会他，在闲聊时讲了下面一段话：
我们党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各个阶段执行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政策。事实证明我们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步骤是牢靠的，虽然遇到的困难不少，而且在前进的道路上将要遇到的坎坷不平或许还会更多。尽管如此，我们仍是充满信心、稳步地朝着我们的既定目标前进，不达胜利，誓不罢休。这是我们党的决心和信心，也是全国人民的决心和信心。
这是绝对不可动摇的，我们认为我们的解放战争越胜利地向前发展，也就越需要更多的朋友，这里说的是真正的朋友，同时也更需要朋友对我们的同情和支持。朋友是有真朋友和假朋友之分的，真朋友对我们是同情、支持和帮助的，是真心诚意地友好，假朋友是表面上的友好，他们口是心非或者还出些坏主意，使人上当受骗，然后他们幸灾乐祸。我们会警惕这点的。
当时米高扬在注意地听，好似忐忑不安，对主席的话似乎觉得高深莫测、不明所以。他没有插话，也没有表态。
在和我的闲谈中，米高扬认为毛主席有远大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
米高扬离开西柏坡的前一天（2月6日）中午时分，毛主席又到米高扬的住处去了一次。这回完全是为了告别、送行，也是为了驱散前一段的某些窘迫或不和谐的气氛。他们泛泛地高谈阔论了一番，天上地下，不着边际，但双方都感到轻松愉快。
接着，大家在院子里拍了几张相，是米高扬的警卫员拍摄的，后来不知经过什么途径从莫斯科寄来了若干份（主席和我们每人都存一份，每份若干张）。别
人的形象我已不记得了，总之，我们都是穿着臃肿肥大的厚棉衣，而我又面黄肌瘦，活像当年流窜各地的白毛子（白俄）。这些照片在“**”中全都被打砸抢分子抄出抢走，付之一炬了。
2月4日上午，任弼时专门来到米高扬的住处访问。寒暄之后，双方还谈了几个实质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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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客人们上山游览。散步时，米高扬对我说，任弼时的谈话给他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他觉得弼时是一个成熟的共产主义者，一位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修养的领导者，一位很有涵养、有政治修养、有丰富工作经验的难得的领导人。这说明，你们党的领导是最强的，党内人才济济，这是取得胜利的第一个保证。
任弼时、米高扬谈话后的第二天上午即2月6日，周恩来到米高扬住处谈话，谈话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更好地做好后勤工作，保证前方有力地支援前线；二是新政权的组成形式与各主要部门（政府各部委）及其职能。
米高扬极其谨慎地回答说，这都是些带有极大灵活性的问题，而且也是必须依实际情况来确定的问题。例如：
（1）苏德战争的规模、进展速度及前方形势的变化都是非常迅速的，因而后勤工作的进展和转变速度也是很迅速的，否则两者就会脱节。进攻柏林时，苏军集中了一万多门大炮，其后勤供应与运输的紧张程度可想而知。如果后勤工作跟不上，配合不好，那一万多门大炮又有何用呢？概括地说，我们的经验主要有两条，一是物资——军火与给养——的筹集，二是运输。要做好这两方面的工作，显然需要军队后勤与地方行政部门良好的协作。中国情况不同。但也无非是要做好这两方面的事情。
（2）将来成立中央政府时，究竟应由哪些部委组成，这是应该及早考虑的问题。但这又是灵活机动的问题，绝非一成不变的。从原则上说，中央政府各部门只在十分必要的情况下才设立。否则，政府部门的臃肿庞大、重叠、复杂，几乎不是人的意志可以转移或控制的。我们数十年来，政府机构每年都在变化，着力于压缩、精简，但结果是，机构一年比一年庞杂、臃肿、笨重、不灵活，工作效率提高不快。卡冈诺维奇曾经说过，机构重叠，不务正业，于是一个部门在解疙瘩，另一个部门却在结疙瘩。表面上看来，他们的工作很紧张，但实际上是无效劳动。这个现象必须防止。我们苏联在这方面的经验很值得参考。总的说来，新政府一成立，无非是要先抓好内政与外交两方面的工作。
……
2月7日凌晨，米高扬由朱德、任弼时陪同抵石家庄，顺便乘车游览了市容，随后就登机回国了。
——摘自《在历史巨人身边》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