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传授学术和对民族的热情
那个笔记本
杨振宁在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时候，当即写信给他在联大时期的导师吴大猷，表达感谢。杨振宁后来对我说：
西南联大老师有学问的人很多，同时他们对于教书的态度非常认真。当时中国大学的教授，不只是联大，浙大也好，中央大学也好，华西大学也好，这些学校的教师对于教学的认真的态度都很好，比起美国今天最好的大学的老师，教本科生的态度，都是比较好的。结果是，一个好的学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学到很坚实、很深入的、很广博的知识。
西南联大最强的是本科。由于战时研究大半停顿，一流大师们把精力都放到了学生身上。杨振宁举了一个例子，量子力学，他是跟王竹溪教授念的。他至今保存着那个笔记本。
这个笔记本我现在还有。笔记本是用一种最粗的纸，抗战的时候厕所用的手纸一类的。今天它对我还非常有用处，因为王先生教得非常详细、非常透彻，很多公式我今天有时候还要翻看的。
杨振宁后来到美国去念博士学位，很快就发现他的美国同学的量子力学没有他念得透彻。
西南联大因为有很多老师，有各种方向上的学问，那么，这些学问使得我对物理学等当时前沿相当广的面，都有了一些接触，其中对我有最重要影响的一个是王先生指导我作硕士论文，是关于一个叫统计力学的题目。另外我写的一篇学士论文，在1942年，是我跟吴大猷教授作的。吴先生当时研究的是分子物理学，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对称”。对称的观念在分子物理学中非常有用处。他指导我作的学士论文，就是关于这方面的。
王竹溪先生指导他作了统计力学的工作，吴大猷先生指导他作了对称性的工作，这两件事情对于杨振宁一生有决定性的影响，他后来的工作主要就是在这两个领域里。
“通过从他们两位学到的东西，我走到了这两个领域，对于我后来的研究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两个领域今天还是物理学主流，这是我很幸运的地方。”杨振宁说，他的基础确立“确实是西南联大那前后六年”。“我先念了四年学士的学位，又念了两年，得了一个硕士学位，这六年对我一生的学术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
教授按自己的理解讲课
当时的教授讲课并不是照本宣科。在西南联大，同一个课程，一样的名称，可能教的内容会不一样。这位教授是这样教的，那位教授是那样教的，侧重点也可以不一样。但是从培养人才来讲，结果是一样的。
本来这个课程的内容没有那么死板的，什么必须讲、多少个知识点，其实并不符合教育规律。老师把主要东西讲了，另外的东西，只能说你从老师那里学他的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精华的东西学到以后，你自己去往下学。
联大老师讲课，讲的是比较简洁的，他并不是讲那么细。但学生下来要看书，各看各的书，而不是大学要有个统一教科书。沈克琦说：
一个课程怎么教？教什么？每个教授允许他按他自己的理解来讲，不是一定的。在这个教学中，也发挥了教授的一些专长，不给他一些限制——你就按你的专长讲。
我上电学的时候，是吴大猷老师教的。他教的时候，就非常重视静电学里的一些内容，他就照一本电学书讲。这样挺好，我们学了都挺有收获。后来因为轰炸误了课，后头就缺了一点。缺了一点就自己补，没有关系。没有说有一个死板的教学大纲，你必须按这个教。都由教授自己定。观点上也可以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这么教，有人那么教。所以看法都不一样。特别是文科。
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上过王竹溪先生的热学课。王竹溪先生就看了很多热学的教科书。他讲一段东西的时候，不是哪一本书上都有的，他也不是完全照哪一本书讲的。但是学生要看书。
所以，他讲了以后，我们就做笔记，记下来。他同时说明，每一节的后头你可以参考哪一本书。比如某某著的热学书第几页，那本书第几页，他每一个观点的后头，有好几本教科书，你都可以注上。
吴大猷先生教我的近代物理，他就说，这段你去看某某的一本书，这段你看谁谁的一本书，那段你看另一个人的一本书。他讲一门课，你得看好多本书。这些书都是当时国际上比较成熟的、比较有名的著作。
这样的“本科教学”，已达现在研究生的水平。导师指出一个求知的方向，学生沿着这个方向去学习相关的著述。
都是这么学的。没有说学生抱着一本教科书学，老师抱着一本书教。而且，真有那本书你可能买不着，当时没有。图书馆同样的书只有一本或者两本，要借这本书，没有，借出去了。那我另外拿一本，拿起来就看。当时就是这么学的。
“百年陈酒”
郑敏讲闻一多，令人耳目一新。关于闻一多先生，人们都知道他富有才华与激情。后世所关注的大多都是他最后壮烈的惨死，以及和他英勇行为能印证的那些诗篇，如《红烛》、如《七子之歌》。
其实闻一多对于文化艺术多方面的素养与才华，造就了他与众不同的泛文化观。郑敏的这段话含有丰富的信息：
我还上过闻一多的课，那时候师生距离很近，就像我们这么近一样。闻一多那时候讲《楚辞》。他让我非常惊讶的是，他说分析、考证什么的，不是那种考证非常绵密精确，不是很死板的，而有很多他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在里面。在讲古典诗词的考证时，他的阐释充满了自己的想象力，让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也能做，就是每个人念古典诗词的时候，也可以打开自己的想象力。
我们那时候不知道，现当代的阅读理论就是说，每个读者可以把自己的东西带进课本，带到文本里去。事实上，闻一多先生就是在做这个事，他没有搬出很多考证的
东西，他讲的让我产生非常丰富的联想，这都在他的解释里面。
我曾经读过，闻先生发现《楚辞》中若干古字的读音与云南某些地方的土话相通。当时我也产生了如同郑敏这样的惊异。
闻一多是率先用自己的生命与古典对话的人。“所有联大的教授让你感觉到，他们是几百年的陈酒，不是一朝一夕你可以达到的。现在比起那个时候，陈酒少了一点。”
闻一多先生的讲课，曾经受到刘文典的贬斥。刘文典为人狷介，世人钦佩他有骨气。但他过于看重自己的学术，而拒绝接受别人的创意，尤其是在人际上不能尊重同仁。西南联大当时却能够包容如刘文典这样的古董式的学者，又有闻一多这样勇于探索发现的、具备“新人文观”的教授，这的确秉承了昔日北大蔡元培先生之“兼容并包”。
而郑敏“百年陈酒”的感慨，遍及学界。现在的教师常常只是“信息传声筒”，缺少个人对专业的热爱与理解。学府的魅力与醇香何在？
叶公超上语音课
2009年，我赴台采访。两岸阻隔六十年，弹指一挥间，在我与联大老学长之间产生了一种被历史穿透的奇妙效应。那一部“民国史”在这些联大老人们的生命中依然延续。回忆离他们是那样切近，有一种活色生香之美。
在刘长兰学长的身上，一股由人生、历史与艺术酿成的气息尤其浓郁。刘长兰是英文系学生，讲起叶公超上课情景，仿佛又再现当年教室里老师与学生间的一幕幕：
叶先生刚从美国回来，又是英语很好的，照说应该很神气。但是他不。他穿着北平常见的中国大褂。那大褂有点重量，往下垂，他的衣服也垂下来，袖子也垂下来，他的手背在后头，拿着一个小本摇头晃脑地就进来了。大伙儿说，这就是叶公超啊，出名的叶公超就这个样子啊。他来了，上课也不开场白，也不自我介绍。
叶公超风度随和，而又出乎人的意料。而更新异的是他的授课方式：
看了看，就开始教第一排第一个学生，你把我这个书的第一行念一下。那个同学就拿过来，一看是个剧本，对话的。他就念一句。“好了，你坐到那边去”。把这个书给第二个人：你从第二句念，念好你坐到那边去。每个人都让你念几句，都规定你坐这里、坐那里，反正不是你原来的位置。只有一个同学坐中间的。他摇头晃脑看了一会儿，说：好，你不要念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正当同学们充满疑问时，叶公超破题了。
然后他就说：你们这一组人都是江苏人对不对？大伙儿一愣，是啊，我们都是江苏啊。你们是河北是不是？你们那个角上干脆是天津人对不对？也没错！每一个角落是哪个地方的人他都给你定出来了！大伙儿心里头想，这位还真有一套。
学习语音，首先要纠正的是方言所带来的口音。所以叶公超要同学们都有自我敏感的意识。
但是对中间那个人叶公超皱眉头，说：你是哪里人？“我是蒙古人。”所以他的发音特别。这样一来，大家觉得这个教授不错，没有人反对他。
叶公超教语音课可谓匠心独具，他不说“你的英语带有地方口音”，他用一个识别，把学生的这个问题指出来了。这种后发制人的方法，在课堂上非常吸引学生。这就是语音课和英语课的区别吧。
刘长兰说：考试的时候，写完卷子，助教来了，说叶先生说的，卷子你们不要交到课堂，拿到办公室交给他本人。学生们拿着卷子，三三两两、沿途商量：你那道题怎么样，我那道题怎么样。根本就是“大混卷”。一起到了办公室，办公室大门开着。助教出来叫多少号学生，这个学生就进去了。一会儿出来了，笑眯眯的。
你进去以后，叶先生把你的卷子往旁边一丢，根本不看。答卷根本不看。然后他给你一本书，你念一下。这不是一般的英文，发音比较关键的。让你念个三句五句的，顶多念到五句，就可以了。他就在你的本上给你的分数打上。就是用口试测验你对语音学的了解，给你的发音打分。那些考卷，他知道没有一个是真的。他比谁都清楚，就丢到一边啦。
对于英文语音课的成绩，叶公超不纠缠于卷面上的考试，他重学生的实际掌握。“这就是叶公超先生。叶先生很少给‘及格’，但是你想得到A，是不可能的。”这样给分数，对学生的学习带有鼓励的性质。
他真教得不错，我们对那些符号、对那些用语，我现在稍微想一下都记得起来。他给你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从他那个测定我们是哪一省的人，能够从你念英文知道你是中国哪一省的人，他听的能力真是第一等的。
90年代，大陆兴起“恶补”英语等种种疯狂方式，被视为教育时尚。这一幕叶公超先生教授英文语音课的情景，或可以给我们今天一点启示。
吴宓讲英国文学史
吴宓教授备课极其认真。他在长沙时期，每天早上上课之前，都要在住所前来回踱步，思考，并准备许多小条子。对于一部英国文学史，内容不是现成的吗？吴宓如此费神和认真地备课，他讲课必有奥妙。但今不见传。
台北刘长兰学长的讲述，非常难得。吴宓先生的授课，博学、兼容、独创，可谓开创中外文学比较风尚，当今无人可及。
有一位吴宓，他是讲英国文学史的。这位吴教授的英文发音不是太好。可是，他讲到19世纪，他就背一段19世纪的诗给你听。讲到英国的古诗，他甚至能背几句古诗给你听。讲到现代英语，他就把现代英语的特征拿出来，跟古英文对比。他的英文实在是太精深了。
而且他翻译。他要是翻译19世纪的英文，他就采取中国19世纪的中文来对翻；他要是讲现在的英文，他就是完全是用现代汉语。
他说，你怎么可以拿一个古代的文字跟另外一个现代的文字对照翻译？翻译不好的，含义也不同。某
一个字在19世纪是这个意思，到了现在它已经不是了。所以诗人用字非常之精确。你的翻译也不能马虎。
他很好。这个吴宓，他所有的诗不带书的，全都是背下来。
这就是翻译家、文学史家吴宓，他也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开山之人。能够意识到语言的时代感，现在没有理解到这个程度，也没有这样的水平。这必须是“知己知彼”，中西两方面都是专家的大师才能做到。
钱穆讲中国史
当年，刘长兰是英文系的学生，她也听钱穆的中国历史课。
那时候的英文系，梁实秋、吴宓、钱锺书等人，国学也都是不错的。刘长兰的性格与才情，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学风下长成的。采访她时，令人得到一种陶醉，她的一番自然而然的话，含有丰富的信息和优美的情操。刘长兰学长这样描述钱穆：
那个时候的教授，没有名气是不大容易到这几个大学来教书的，所以校内都是名教授。我们也很尊敬他们。但是他们也不光是靠名气，他们确实讲的东西很多。像钱穆，在那里讲书，他是绍兴人讲的浙江话，不太清楚。我因为在南京住很久，所以我对南方话还可以懂，好多同学下课我要给他们翻译一下。但是钱穆上课讲书的时候，大家听懂听不懂，都是很认真地听。
钱穆讲书非常热情，他矮矮的，他在大教室上课。大教室是有阶梯的，阶梯一层层上去，他在下面是一个讲台，好像一个小舞台。他说中国历史没有几个人有资格讲，我也没有资格。我为什么要讲？我爱这个历史。他说到“我爱这个历史”就跳起来了。他人跳起来讲：所以我要讲这个历史。我是教了多少遍，但是我还希望再讲一遍，因为中国的历史实在包含太多，不像外国历史换了一个朝、一个皇帝就算了。中国不是。中国一开始的文化就不简单，像周朝那个时候的历史、那个时候的文化，别的国家还没有开始呢，还没有影子呢。但是中国已经能够把人事、天地之间、宇宙之间种种的关系，都能够有个交代。那很不容易。中国的文化那个时候就已经这样讲：人在整个地球上，人是占一个什么地位，人之来源是什么。人从哪个时候转变成为一种文化的，本来也是跟其他动物一样，人是怎么转变过来，而中国是第一个转变过来的。马上中国就开始了一个高级的文化，所以中国文化讲起来太深远。我们这个地方，大家上几堂课绝对不够。所以我喜欢讲，一遍再讲一遍都没有关系。这是钱穆的话。
钱穆教授，在他那矮小的身躯里，蕴藏着的是中国历史的巨大力量与智慧。钱穆更大影响的行为发生在台湾。以他为首所倡导的“国学运动”，和魏建功倡导的“国语运动”，对于刚刚从日据时代走出来的台湾人民，如同是一道重新迈回祖国母亲怀抱的门槛。
罗膺中讲杜诗
诗歌的魅力是永恒的，而青年时代对此尤其难忘。在台北，易君博学长回忆联大时期听诗歌课的情景：
其中就有一位，他叫罗膺中。他讲授杜诗，很多人都去听。旁听的人比选课的人还多，那一个小教室是不大的。教室坐满了，还是不够坐。罗先生讲杜诗，他每讲一段，就念一段，解释这首诗的背景，什么样的环境之下写成的，什么样的心情之下写成的，然后他讲他的思想。有一首诗，“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他就讲，他说这个是中国人的宇宙观。这个我印象很深。
易学长的这段回顾，我思索了很久。为什么这样两句闲淡的诗句会是中国人的宇宙观呢？难道中国人的宇宙就这么微观吗？花鸟鱼虫在中国文化中都是有灵性的，都有着与人一般的风格，甚至人从它们那里得到一种风格。观察自然，历来是中国文化人的一个灵感的源泉。
自然的一切都是合理的，这是中国古人根深蒂固的思想。“法自然”是中国人的最高准则。
马约翰教女生体育
李佩学长很有艺术气息，家中的摆设也别有格局。李佩说：
后来女生搬家，搬到师范学院，就在那条街口上。我记得我们住的是比较大的房间，进了一个大院，这个大院有的时候还用做操场。那时候上体育就在那个大院里面跑步的。女生体育，马约翰是抓得比较紧的。女生体育常常都是他在教，他要我们都得跟着做。他教我们怎么打垒球。后来各种的球类，我们都要学一学。另外就是跳远、跳高。他还弄了一个桩子，我们得要走这个木头桩子，就是你得要平衡，很窄，我们都得走过去。你必须得训练走过去。他说，这样你走路就可以姿势好。他说，女生走路一定要像女生走路的样子，老是用这个桩子训练，就一定姿势很优美。
马约翰要求女生走的这个桩，其实是他自制的平衡木。
他经常中文和英文夹杂，一定要怎么迈这个步。还有一个五尺台，我们得要跳下来。他要上体操锻炼，他非常重视健美。当时我们上体育，都觉得是一个享受。我记得我自己跳高不行，后来我在那儿拼命地练了很长时间，要不就不及格。
马约翰在联大发扬了清华的传统，同时还为女生的风度着想。
联大人的“校花”郝诒纯，当年是球场上的健将：
我篮球、排球当时都在校队，我是打后卫的。联大有球场，但是是很简陋的，底下都是沙子。
联大培养的是通才，德才体全面培养，这个我觉得学校做得还是不错的。最主要的一个就是体力，第二个就是意志，还有就是机智勇敢。打球你就要赢人家，你不能退缩，你要拼搏。
我从小学、中学就爱好运动。我的小学是北平的师范大学附小，就是现在的师大附小，中学是附中。差不多的体育活动我都喜欢，像田径什么的我也参加。
轰炸的时候没办法打球，跑警报也是锻炼，因为你一跑就要跑十几里地。
体育锻炼，给这位后来的地质学家准备了坚韧意志、体力和机智勇敢精神。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