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和周比利乘坐飞艇回到了沈阳，这段时间两人一直在河套根据地组织大明境内的各项工作。
目前大明各地的行动开展的非常顺利，他们就把工作交代一番，然后回到了沈阳。接下来的工作将由西北军司令员宋涛和情报部中原情报站周卫凡负责，继续组织大明各地的行动。
两人下了飞艇就来到了军委会，此时军委会也分外忙碌，各个部门都在为明年开始的即将南下中原的行动做准备。
他们来到高建国的办公室，发现军委会的几个常委都在，屋子里烟雾缭绕，不知道他们抽了多少烟。
大家看到了他们，都站起来与他们握手。高建国笑着道：“李明，大明的情况进展得怎么样？”
李明找了个椅子坐了下来，然后点了点头说道：“一切都很顺利，具体情况还是让老周来说吧。”
周比利笑了下，然后将大明各地行动的情况，向大家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包括十几路归附远东的流民军武装、中原情报站特勤队、各个根据地游击支队和军委会派往各地的特战小队在大明各地的情况。
石明峰听了不禁皱着眉头说道：“你们的动作有些大了吧，会不会对公司造成什么恶劣的影响。”
旁边的李玉坤也点头道：“那些归附我们的流民军首领，他们应该了解公司的意图，以后会留下隐患啊。”
周比利笑了下道：“能有什么隐患，只要是他们带领流贼军做下的事情，无论他们怎么说也洗不白。反正我们掌握着传媒，今后的历史也是我们来写。”
“我觉得没什么，满清入关屠杀、剃发、圈地和文字狱等暴行做了多少，最后怎么了？直到我们来之前，还依然有人在为他们洗地，弄得老百姓只知道“康乾盛世”、“千古大帝”，丝毫不知道数万万汉人只是满人奴才的事实。”
大家听了高建国的话，都没有再说什么。大家心里清楚，一旦公司南下中原，如果这些事情让远东军来做，确实不合适。
乔海鹏苦笑了一下道：“问题是现在时间不够啊，大明北方这么大，在我们南下之前，几个月的时间哪来不及。到时候我们还要与大明地方势力做斗争啊。”
李明笑了下道：“其实也简单，只要我们做好基层工作，让底层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高建国哈哈大笑道：“李明这句话概括的好，说白了就是这么回事。汉唐是皇帝与贵族豪强共治天下，宋以后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自宋朝开始，士大夫阶层都是维护中原王朝传统统治的坚定支柱，他们心怀天下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可北宋名臣文彦博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却直指问题的本质，那就是“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呵呵……
每个王朝的末期，士绅阶层都会变得空前强大，他们在地方上是乡绅，在朝堂上是大臣，在舆论界是清流领袖，说白了他们才是中国的实际统治者。明朝末年农税重，商税却还是三十分之一，但是仍然没有人加商税，因为加商税是“与民争利”，其实就是与士族争利，从朝至野，再到清流，舆论一片反对，可是加农税就没事，因为士族不用纳税。
像大明这样的儒家社会最讲究的是道德洁癖，认为道德好的官就是好官，做的都是好事，贪污的，敢巴结太监的再能干都是贪官。为什么明朝的士大夫对阉党深恶痛绝，政治斗争虽然是主要原因，还有就是阉党在大明各地大肆收商税、矿税，触动了士大夫阶层的根本利益。至少在某些方面也可以这么说，士大夫剥削的是底层普通百姓，而阉党剥削的却是士大夫阶层。”
李明也点了点头，沉声道：“阉党、武将、文官是明朝的三个政治平衡点。土木堡之变，明朝武将勋贵系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使得朝廷的政治势力仅剩了文官和阉党，这样政治平衡势力就被打破，也大大加深了阉党和文官的斗争程度。
明朝末年，东林党势力太大，皇帝不得不赋予阉党很大的权利来维持政治平衡，史书上说阉党对东林党人的大肆迫害，其实这也是皇帝一手推动的结果。可是崇祯皇帝却办了一件蠢事，那就是一下子把阉党连根拔除，这样东林党就失去了掣肘，造成了大明朝廷以东林党为首的东林党一家独大，东林党人对皇命的阳奉阴违，皇权因此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东林党人虽然人才辈出，但这个集团太过庞大，大部分人都是只会满口文章，脱离实际的清流，明朝的灭亡很大方面是因为“文人误国”造成的。长期上层的奢华生活，使得很多东林党人不知道民间的疾苦。讲起大道理有一套，真的实际行动没有，对整个国家的挽救政策一个都没有，可笑的是，他们却掌握着整个国家的权利。
明朝的科举制度，尤其是八股文，使得士大夫在社会的地位抬得过高，就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极端观念。士大夫集团对于手工艺者、商人态度尤为鄙视，他们在享有这些下等人劳动成果同时，又鄙视这些人，大大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可以这么说，大明的士大夫阶层从根子上就烂掉了，至少我们远东公司是指望不上这些大明的文人。”
周比利也点了点头，深以为然的说道：“因为工作的关系，我经常深入大明境内，所以对大明的士绅文人我接触的比较多。远东不说，就说卢象升吧，他在沈阳的那几天，我专门领他去了沈阳郊外一个农户家借宿，让我对这个时代的文人，彻底的失望了。
当然，卢象升的品行无可挑剔，至少在这个时代是这样，忠君爱国，足以名留青史。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终究还是一个读书人，是大明广大士绅阶层的一员，本质上和我们格格不入。这种情况不怪他，是时代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