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总部、61军军部及其所属警卫部队、炮兵部队、新编部队与115师继续在阜平一带休整训练，待日军攻下济南、安阳、菏泽时115师以迅猛动作连续攻击保定、沧州、德州，收拢溃兵、收缴武器、夺取物资。留下小股部队分散发动群众、惩处汉奸，主力伺机过河开辟山东抗日根据地。
随着日军投入兵力越来越多，战争规模不断扩大，敌人对我军日益重视，孤军敌后的八路军生存环境将更加恶劣，物资的补给除了缴获只有自己解决。因此河套产粮区、包头工业区、草原畜牧区的控制与发展将至关重要。中央应选派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少数民族干部和有蒙区工作经验的汉族干部参加绥远民主政府，研究摸索少数民族地区党领导下的民族自治政策和方法，强调平等、团结、合作，逐步改变封建落后的社会组织形式，解放底层牧民，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
对目前政府中的日伪官员的改造应本着团结、教育、监督、引导的原则发挥其在蒙古民众中的影响力，尊重历史、大胆使用、通过学习转变其思想，生活上关心、思想上把关、工作上放手、
调派大批技术干部参加包头工业建设，部分学校专业可以向河套转移，边学习边锻炼，有专业技术的干部尽量不进入军队，集中力量建造自己的工业基地、培养经济建设人才。
苏联依然是我党需要依靠的外部力量，针对斯大林担忧两面受敌的心理，利用我军在抗日战场上的出色表现，转变苏联的援助政策、加大对我党我军的物质支持。从党的事业整体发展来考虑，应把苏联援助的重点放在技术人员的培养、工业基地的实际需要上，武器弹药尽量自行生产。为实现物资采购计划，付款方式可以灵活多样，但绝不许出卖国家民族利益。
对于苏联政府要求我党在军事上加大对日本军队的打击力度，我们应视战场形势的变化和我军实力而定，在坚持有利的原则基础上适时组织较大规模的战役，实现双重目的。当前可以着手冀察热辽根据地的创建、恢复中央与东北抗联的联系，使这支党领导的最早的抗日武装完全纳入我军序列，改变长期听命于共产国际的不正常的隶属关系。责成冀察热辽军区负责抗联的联络、重组、训练、作战。
随着我军根据地面积不断扩大，相隔遥远，为方便作战指挥，在八路军总部之下设立晋绥军区、晋察冀军区、冀察热辽军区、晋东南军区、晋西军区、山东军区、黄淮军区，负责发展巩固扩大敌后根据地，依托根据地打击周围日伪势力。着手组建东北军区。
第四天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延安民主政府副主席张国焘、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何畏来到病房看望陈海松，昔日指点江山、英姿勃发的老领导们此刻明显消沉、衰老了许多，让陈海松心中很是不忍，却也很无奈，要知道由于自己的介入，此时的党内气氛比较民主、宽松，没有发生大范围路线斗争。对于历史旧帐没有深究细查，为了来之不易的团结局面大家都有意无意地淡化矛盾，他们的生存环境改善了许多。
可自负高傲的张国焘并不知道自己前世的凄凉，对眼下自己被边缘化很是不平。如今自己过去的手下散落到各大战场，都受到了重用，尤其是当初不起眼的陈海松竟成了四方面军里最出色的将领，受到党内外、国内外的关注，现在病倒了，虽然他对自己有成见，自己作为老领导还是应该去看望一下，以此联络战友感情，所以叫上还留在延安养伤的陈海松的老领导何畏一起来到医院。
已经能够下地的陈海松向老领导们敬礼问好，请他们坐下，招呼勤务员倒茶。很愉快地和他们回忆起鄂豫皖、川北、陕南一同战斗的革命历程。让张国焘很开心，觉得陈海松还是很念旧的，对自己是尊重的。应该愿意帮助自己摆脱眼前的不愉快。
“海松，当年你在红四方面军是最年轻的军级干部，为了促进你的成长，我和昌浩同志对你的要求严了些，有时甚至显得苛责，你不会怪罪我吧？”
“海松能有今天，离不开四方面军各级领导的指点和帮助，其中也有您与何军长的心血。你们坚定的革命理想、忘我的工作态度、硬朗的指挥风格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我也在努力这样去做。”
“可我听说你在西路军对昌浩、李特、黄超等人态度很不好，对我张某人也是颇多微词。”
“张主席，我做事一向是对事不对人，我对你们的尊重是战友之情，对你们的不满是思想路线之争。我对四方面军中长期存在的家长制独断专行、不切实际的教条主义作风、军事上的大兵团死打硬拼、党内的肃反扩大化等问题很有意见。终于在张掖形势危急的时刻爆发出来，因为不改变就要失败就会死亡，我真是不甘心一万多忠心耿耿地革命者被错误路线带进死亡。”
“你也认为我们红四方面军一直执行的错误路线？”
“不能说都是，但在许多问题上存在严重错误，否则也不会有后来的失败。”
“可你似乎忘了我们是三大主力红军里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战果最大、缴获最丰富的红军主力。”
“我不否认这里有您个人的重要贡献，但您也不能否认这是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们拼死拼活打出来的，是贫苦的根据地人民渴望翻身追求革命创造出来的。本来四方面军有了良好的基础应该有更大的发展，对整个红军做出更大的贡献，可在您的私心影响下却成了要挟中央谋求更大权力的资本，与中央对抗，明知南下危险，仍然带着十万红军攻击天全、芦山，蒙受了重大损失。
大好的川北根据地被迫放弃，剩余的三万红军还是踏上了北上的道路。至今我还记得与中央分裂后南下大小金川的血战、几过草地的无谓牺牲、川西高原上犹豫徘徊、留在根据地的伤员绝望的眼神。这不能不说是您的过错。”
“北上就有利于红军的发展了吗？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根本就不是革命所需要的土壤，百姓愚昧落后、粮食产量低、交通不发达、根本无法和鄂豫皖、陕南、川北的人民相比。”
“作为一个革命领袖，首先考虑的应该是率领部队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去稳定发展。西北军阀林立、国民党势力较弱、人民贫穷更有革命的愿望，经济落后却资源丰富，只要我们安稳下来，抛弃不切实际的教条、调整打击面过大的政策，团结社会各界的爱国力量努力发展民生，革命的形势就会越来越好，张掖不就是个例子吗？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张主席的战略眼光和对革命规律的把握与同志是有差距的，如果当初一起北上，中国革命的实力要大很多。哎，可惜了！”
“我们当初南下也是想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的，如果中央支持合兵一处或许也会成功呀。”
“这种战略相当主观，没有考虑到南边是敌人的统治中心、有敌人重兵云集，之所以选择南下，更多的原因其实是想逼迫中央接受四方面军的领导，斗气的成分更大一些。高层的争权夺利却让几万红军，几十万百姓成了牺牲品，这也是我对张主席您有意见的地方。”
何畏作为亲身生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物，还拔枪打过、周恩来，他对那段时期的不堪回首的记忆痛心疾首可也很无奈，转移话题说：“我听说了你在张掖的政策，陈主席带领的西路军在那里发展得很快。部队战斗力有了很大提升、工商业、现代工业、教育医疗都得到了发展，群众生活改善很多，大批的粮食送到了延安。
我们很为你们高兴，你的做法起初我们也很不满，但快一年了，实际效果却证明了他的正确。让我们也在思考为什么你的做法能取得好的效果，而我们坚持的却带来的是失败？”
“两位老领导，中国的革命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政策可以借鉴，以前咱们奉苏联经验为金科玉律，以为在苏联成功的做法在中国一定能行。可事实证明中国有中国的现实矛盾，与苏联的环境有很大差别。照搬硬套当然不会有好的结果，水土不服呀。”
“政策都改变了，还叫革命吗？”
“领导们好像还是没有弄明白我们是为了革命而革命，还是为了实现自己强国富民的理想而革命？”
“这有区别吗？”
“革命的目的决定着革命的策略，当我们以实现苏联革命为目的时，革命的方法自然就是模仿苏联的革命方式，消灭一切私有制、无情打击革命的对立面，搞城市暴动、搞阵地战、攻坚战、肃反扩大化。以至于得不到中国主流社会的认可，陷入孤立。”
“你是说我们前面的革命都是错的？”
“革命的愿望是对的，可采取的方法没有结合中国的客观实际，一些具体的做法不仅无益于革命的发展，有些还损害了革命，比如说肃反咱们四方面军真有上万的反革命吗？包括许继慎、曾中生同志在内的高级领导干部真的是有罪的吗？徐向前总指挥提倡的运动战、游击战真的不好吗？随意镇压手工业者、小商人、富裕农民、地方乡绅对吗？”
“苏联革命就是这样做的嘛。”
“所以说，中国革命的开始阶段是相当幼稚、相当盲目的，完全为了实现苏联式的革命而革命，好与不好、适合不适合、能否推动中国革命缺乏研究和总结，这样的革命难免会带来各种各样的不适应，必然要遭致失败。”
“所以你就开始改变革命的策略、推翻原来的政策？”
“这种改变不是从我开始的，早期的中央红军在、朱德领导下就没有按照苏联革命的模式去发展，军事上经济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力量最为强大，否则也不会成为中央红军。可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情况就变了，最后不得不战略转移。因此，同志的领导地位是艰难探索中的革命者总结经验后的理性选择，是历史的选择。”
“你就觉得现在的政策很正确吗？”
“政策没有绝对的正确，只是要适合革命的需要。最起码现在的政策是围绕着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提出的。当我们以实现中国社会进步、人民解放、国家独立为目的时，我们就能够站在中国社会各阶层老百姓的立场去考虑我们的政策，就主动去团结引导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一起去团结抗战、把精力放在发展经济、增强国力、提高实力上。我们在张掖、在包头做的就是这种政策的具体实践。主张这种政策的同志无疑具有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威望和能力。”
“你话里话外都在为张目，你就不担心他会因为我们过去的矛盾而轻视冷落我们？王明、康生前几天找我谈话，就态度很恶劣，说我是军阀主义、逃跑主义、分裂红军的总头子、是托派，而且已经镇压了我的分裂干将黄超。他们就是要置我于死地，去向老毛请功，换取自己的荣华富贵。”
“两位领导，你们都是坚定地革命者，革命者除了坚定地理想、高昂的斗志还应该有敏锐的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顾全大局的胸怀。王明一伙不代表中央，他们的所作所为中央也很反感，我已经就他们随意上纲上线、残杀同志的行为向中央提出抗议，要求正确评价党的干部和历史问题，维护党的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