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深情地说：“河西我军，历时三个月的苦战，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服从**的指挥，英勇顽强，靠灵活机动的游击战运动战结合阵地防御，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的阴谋，摆脱了困境，消灭了敌人，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打出了红军的英雄气概，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的作战。我建议**中央、中央军事委员会、红军总部、中华苏维埃政府向他们发去贺电，对全体官兵给予通令嘉奖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给此次河西战役中屡建奇功的陈海松同志颁发一等红星奖章，给陈昌浩、徐向前等作战有功人员颁发红星奖章。追赠所有牺牲将士为革命烈士，在高台建立烈士墓。”
台下掌声如雷，充分认可他们在艰苦环境下创造的辉煌业绩。
张国焘提议说：“应该要求他们再接再厉，占领整个河西，与新疆连成一体。”
王稼祥反驳道：“当前国内形势是社会各界纷纷呼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我党也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此时建立新的根据地不合时宜。”
“那还把张掖交给蒋介石不成？”张国焘不满地问。
毛主席肯定地说：“是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全面研究了国内外形势后，对河西局势进行了认真分析，提出了以下方案：
一、响应全国人民抗日呼声，呼吁停止全国范围内的所有内战，要求国民政府放弃敌视政策，结束对我各根据地的包围封锁。
二、要求国民政府承认中国**、陕北抗日根据地的合法地位，允许组成社会各界广泛参加的陕甘宁边区地方抗日政府。立即释放在押我党人员。
三、就军队问题国共双方展开谈判，红军加入到国民革命军序列之中。国民政府给予红军五个师的正式番号，每师编制一万五千人，政府检点人数后按国军编制补足所需武器弹药、核发军费装备。一旦战争开始，立即开赴前线，抗击日寇进攻。
四、张掖、酒泉（随时可以出兵占领）交给国民政府管理，西路军我部继续驻守两地，休整训练，派出得力部队前去新疆接收苏联援助，接受技术培训，壮大红军力量，等候政府抗日号令。
五、与青海方面就战俘交换等问题展开单独谈判，在统一战线框架内，考虑青海实际需要，适时放还俘虏，交还一定数量的自卫武器。
六、建议中央军事委员会着手整编部队，精简机构和人员，充实作战部队。展开日军战术编制火力的研究，有针对性地进行山地游击战训练和单兵技术训练。
西路军的同志眼光很远，看到了眼前的时机，想到了未来的需要，很有大局意识。同志们可以对这个方案进行讨论，看看是否合理，有多大成功的可能性。”
台下一时议论纷纷。
“放弃到手的根据地，去给蒋介石当炮灰，放弃红军身份加入国民党军队，这是自毁长城，放弃革命理想，损害党的事业。西路军党委是在犯糊涂，我不赞成。我要求前往张掖，制止他们的错误。”张国焘气急败坏地说。
任弼时说：“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我们及时调整斗争策略，以张掖、酒泉换取对陕北根据地的合法地位，以更换名称换取我军的合法存在，是以退为进，顾全大局，促进革命形势发展，保存发展革命力量的好策略。体现了西路军党委的胸怀和战略眼光，我表示钦佩和赞同。”
邓老说：“西路军的战役胜利，打掉了蒋介石集团的嚣张气焰，为我党我军下一步的谈判创造了良好局面。我们应该把西路军的战果和停战呼吁通告全国，掀起一场全民抗日热潮。逼迫蒋介石接受我党主张，停战谈判，改组政府，释放政治犯，整编全国军队，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形成。我赞成这个方案。”
李富春说：“当前的形势因河西捷报而有利于我军，我们应该抓住时机，促成停战谈判。陕北根据地历来贫瘠，经济落后，工商业规模很小，受到长期封锁的困扰，物资紧张。藉此机会可以休养生息、恢复经济、补充物资，对我们今后的发展有利。我赞成这个方案。”
张国焘不满地说：“陕北实在是贫瘠，连小米饭都吃不饱，怎么发展革命力量。我们不如放弃这里，到河西去，那里是大粮仓，有平原、有河流、土地肥沃。而且靠近苏联，可以得到政策的指导和经济援助。”
毛主席说：“我们是中国**，必须把中国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中国当前的死敌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在华北，我们今后的发展方向在那里。我们当初提出北上就是要投身到抗日洪流中去，怎么能远离前线向西发展呢？全国人民会怎么看我们？
另外，中国革命一定要立足于自身的努力，我们的根基在中国，我们的力量源泉来自于中国人民，我们的行为必须符合中国人民的需要，依赖别人的接济终究不是长远之计。放弃肩负的历史责任，满足自己的利益，不会得到人民的支持。
统一战线建立以后，根据地的封锁就会撤除，我们就能通过正当合法的经济建设获得发展的资金、物资，条件会逐渐改善的。”
张闻天说：“停止内战是大势所趋，大敌当前，我党必须表现出极大地决心和勇气，挺身而出，成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主力军，从而赢得社会各界的理解支持。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停止发展根据地和土地革命是形势的需要，可以帮助我们赢得人民的尊重。共产国际也是这样指示的，我赞成西路军的这个方案。”
朱德说：“河西地域狭小，战略空间有限，两头一堵就是死地。那里是重要通道，是兵家必争之地，小部队临时驻扎蒋介石可以接受。我们整体过去发展，肯定会招致重兵围剿，得不偿失。”
贺龙说：“红军从反围剿开始长期征战，长征艰苦，武器物资损耗极大，训练不足，番号杂乱，层级过多，机关行政人员庞大，严重影响战斗力，急需整编。我看这个方案一旦实现，对红军提高战斗力非常好。我赞成。”
**说：“我军在陕北根据地有三个方面军，十来个军团，二三十个师的番号，而总兵力仅四万多人，的确需要整编。压缩机构、精简机关人员，充实作战部队，加强正规化训练，统一训练内容，统一作战方式很有必要。我赞成这个方案。”
彭德怀说：“针对日军作战特点开展研究，进行针对性训练的建议非常好，主席说过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很多部队战术简单，习惯与虚弱的军阀作战放一排枪就冲锋，到了抗日战场上肯定要吃亏，及早准备，减少伤亡，对我们尤其重要。我也赞成这个方案。”
何克全提出问题：“军队加入国民革命军序列，归谁指挥，谁来领导，党的组织怎么办？还是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吗？”
刘少奇说：“这个我们可以在国共谈判中据理力争，红军改编的国民革命军听从国民政府的作战安排，但必须由我党领导的作战机构负责指挥。
可以是军、也可以是集团军，各级指挥机关从军、师到连配备政治工作人员，可以确保我党对这只军队的完全领导。我认为这个方案是可行的，不会削弱党的领导。”
许多同志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完全或基本赞成这个方案。
毛主席最后发言说：“同志们，四一二以后，我们逐步走上了武装反抗的道路，取得了不错的发展势头。可惜被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给我们的党和军队造成了巨大的损害。我经常在想为什么我们会遭受这么大的损失，几十万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十几块红色根据地完全丧失，几百万根据地的人民遭到摧残迫害。
我们的干部战士那么的勇敢，根据地人民那么支持革命，大好的形势就被挥霍一空，我想了很久才明白这都是党的路线方针、战略战术出了问题。
他们的本意是好的，希望革命尽快取得成功，但他们对中国的实际情况缺乏了解，对中国的阶级构成和社会形态缺乏清晰的认识，完全照搬苏联的经验。苏联的经验是好的，是符合苏联实际情况的，所以在苏联取得了成功，却不一定适用于中国。
把苏联经验绝对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坚信共产主义理想一定会在中国取得胜利，我们就要走好在中国土地上的每一步，要有明确的符合中国实际的指导思想，要有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要有敢于实践，勇于探索的勇气。
国际歌里号召我们让思想冲破牢笼，我们这些党和军队的领导人一定要从中吸取教训，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正确对待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深入分析我们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利用一切有利机会，动员一切革命力量，去谋求党和军队的发展。只有我们拿出符合中国实际的方针政策，创造性地实践马克思主义地观点，我们的革命才能取得成功。
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跑到这里，积蓄了这一点点力量，还很脆弱，这是我们事业发展的宝贵财富，经不起错误路线的折腾。我们一定要把它保存下来，发展下去。只要能够保存自己、发展自己的建议我们都应该认真加以分析研究，补充完善它，提取出其中合理有益的部分，让它成为我党政策的补充。
西路军党委做得很好，很有战略眼光、很有政策水平、很有探索的勇气，我们都应该向他们学习，站在中国革命的立场上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观察、思考、解决问题。如果没有什么大的反对意见，我们接下来就进一步研究具体实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