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上大学后，我和正宏的信写得越来越少了，而即使是假期也难得在老家碰上一回面，要么是我没回去要么是他没有。
到这时我才知道正宏并不是新疆人，他其实来自河下游的一个镇。他爸长年在新疆做生意，于是在他很小的时候，他家就搬了过去。正宏家里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他是家里的老大。他二娃身材魁梧，在他家搬回来后就一直在汽修厂当修车工，有时候也操操社会打点群架什么的。三娃身材单薄，专心读书。还有个小妹据说以前得过一场病，身体一直有些状况就长期在家里休息。正宏爸在新疆做生意的时候赚了些钱，有些积蓄，但因为年轻的时候过于操劳，回乡以后也是在家休养。除了以前的积蓄外就靠正宏妈开了个小日杂品门市来保持些固定收入。
正宏家和他本人一样，也始终给人一种有些与众不同的感觉，但又说不上怎么个与众不同法。直到我读大二上半学期的那个春夏之交，正宏家里出事了。
朋友从老家到省城办事，找到我所在的学校。在我的寝室床边坐下递上一支烟就说：
“二娃走了。”
“去哪儿了？”
“死了。”
“？”
“……”
正宏的两个弟弟不知什么原因在家里打架，他的三弟用一把水果刀捅进了二弟的太阳穴。父母闻讯赶回家里的时候二娃已经断了气。身材单薄，一心读书的三娃，捅死了身材魁梧操社会的二娃，这多少有点黑色幽默的情节，却在正宏家里真实的上演了。
据说二娃死后，正宏沉默了很多。他家依然住在西门市场楼上，他住的也还是以前的房间，甚至床头墙壁上帖的姜育恒和伊能静都还是老样子没变过，但他却很少和大家联系。
大三开学的那个秋天，狗三也到了省城的艺校读书。我们坐在街边用塑料布围起来的的火锅摊上喝着啤酒吃狗肉。酒过三巡，狗三拎起公用电话拨了正宏的call机，几分钟以后电话回了过来。
“正宏啊，我是狗三。”
“哦。”
“你狗日在忙些啥嘛，好久没球联系了！”
“在学校。”
“我和来豆在一起，在吃火锅喝啤酒。”
“哦”
“……”
再后来我和正宏完全失去了联系，偶尔打他的call机也再没收到过回复。
毕业以后，我去了遥远的南方。找工作——辞职，再找工作——再辞职，我在中国版图上以逆时针的方式画着一个大大的圆圈。我淡忘了很多事情，相信正宏也一样。
再次得到正宏的消息是十年以后，我在南方的出租屋里接到了麻杆儿的电话：
“正宏走了。”
“去哪了？”
“死了。”
“？”
“……”
正宏死了，在他三十三岁生日的前几天。
后来听说自从二娃死后，正宏一直很消沉，直到他大学毕业进入一家卫视工作之后，才完全恢复了元气。工作后的几年里正宏经常回家。他长发过肩满面笑容，张口就是普通话。每次回来都带来不同的漂亮女孩儿，颇有艺术家衣锦还乡的感觉。然而他的春风得意却在一阵头晕目眩后戛然而止。正宏去了医院，第二天检查报告出来了——脑瘤。
手术后，正宏辞去了工作回到家养病。但他的所谓养病，又再一次表现了他与众不同的个人作风。在东门码头的茶座上，酒吧里，或者烧烤摊上，人们时常都看到一个似曾熟悉又有点陌生的身影。有人疑惑的盯着他的光脑袋看了半天，然后绕到前面才认出来，走过去和他嘻嘻哈哈打个招呼。正宏一手端着酒杯，一手夹着烟笑着点头回应着。一段时间以来，他的病情似乎既没有好转，也没有恶化，在一些不明就里的人看来，正宏不过是剪了头发刮了个光头而已，而他自己也越来越不把这病当回事了。
六月的一天中午，正宏一个人去街上的饭馆炒了一盘回锅肉，又要了二两高粱酒。吃完后就到西门城门洞旁边的茶馆里找几个老头子割大二，老头们都劝他说：
“你娃儿现在做了手术保命要紧，别这么抽烟喝酒打牌的不要命，年纪轻轻的你不要命，命就不要你呀！”
正宏把腿搭在条凳上，咧嘴笑说没事儿，反正我只能活到三十几岁。正宏打着打着牌头就耷拉下去了，众人惊恐地赶紧起身闪开。等医院来人的时候，正宏已经倒在地下紧闭双眼身体卷曲成一团不停的抽搐，打翻的茶水湿了半个身子。被送到医院的时候瞳孔就已经放大了。闻讯赶到的朋友们又七手八脚的把他抬上了殡仪馆的车。两天以后，正宏就变成了房顶的一缕白烟和一个小小的黑盒子。
在外漂泊多年以后我回到了老家。我和朋友们商量着去看望正宏妈。自从正宏死后，他们家就从西门搬到了东门。就在搬到东门后不久，正宏爸也去世了。我和七八个朋友提着礼物找到正宏妈在东门市场拐角处的门市。我们一群人慢慢的走上去围住小卖部，我在正中间提着礼物有些不知所措。几秒钟的沉默后，正宏妈终于“哇”地痛哭出来。
正宏和他爸、他二娃一起埋在他老家。我们买了香烛纸钱，提着烟酒背着吉他，租了面包车从东门出城。车子扬起巨大的灰尘，一路颠簸着沿河而下。下车后我们提着东西继续走山道逶迤而上，绕过他家荒废的祖屋，再穿过一片苦竹林，最后在河边的坡地上找到了一个土堆，那就是正宏的坟。我们点上香烛烧起纸钱，把酒倒在坟前，把烟点上插在坟头，最后抱起吉他唱起了正宏最喜欢的新疆民谣：
“姑娘姑娘我真爱你呀，你像天上的弯月亮呀……哎 赛给那西卡 赛给那西卡……”
“是什么祸害庄稼呀？蚂蚱！为什么不抓他呀？蹦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