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潜意识中总是有着‘喜新厌旧’的心理，李广毕竟是死了千年的人了，不知道被翻来覆去炒作了多少遍，却依然是些陈词滥调，尤其是那种充满悲戚色彩的‘负能量’文章很容易让人厌烦。可现实的英雄就在身边，也许其就曾是同村的乡亲，隔壁的邻居，看得见摸得着，有血有肉的，尚大有文章可作。
从前其可能就是乡间泼皮，可从军后却变成了英雄，那么就可以来个浪子回头金不换，军队就是大熔炉，不仅能将坏人教育成好人，还能将其培养成英雄；至于其过去就是好人，现在成了英雄，那文章更好做了，起码可以表明军队没有把人教坏，告诉大家尽可放心交给军队，不必担心学坏。
说蹭热度也好，跟风炒作也好，反正没用几天便将那股影射皇帝的‘歪风邪气’打压下去，在城乡大地上树立起了‘学英雄、做英雄’的良好风气，掀起从军报国、无限光荣的热潮。而赵昺也成功利用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舆论工具，再次挫败了某些人的阴谋，将一场可能发生的‘公车上书’恶性事件消灭于萌芽状态。在热闹了几天后，人们的视线又转向帝国最大的一场赛事——殿试。
殿试在放榜十天后正式开始，不过今年的殿试还是与往年有些不同，首先此次参加殿试的不仅是进士科，而是加入了明法和明经两支队伍，同台竞技，参与争夺魁首。此外还给算学开了分会场，但是他们却是单独排名，另榜公布。
再有就是皇帝除了亲自监场外，觉得主考们出的试题不合意，也是出于防止考题泄露，还亲拟了考题。文科考题是一论一策，论题是‘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而策则是一道实例题，而非是大家猜测的有关对蒙元政策的时事题，这让许多人的准备落空。
实例是一日汉文帝出行，经过长安城北的中渭桥时，有一个人突然从桥下跑出来，导致拉皇舆的马受惊，文帝也差点受了伤。于是皇帝命令侍卫将那人擒住，交给汉朝的首席大法官（廷尉）张释之审讯。经讯问，原来那人是长安县的乡下人，因为听到开路禁行的喝道声，便躲到桥下，过了许久，以为皇帝的乘舆车骑已过，便跑了出来，谁知就冲撞了皇舆（在当时，这叫做“犯跸”）。问题是若汝是张释之当如何处理此案？
至于算学，由于报考的人数本就不多，所以入选者也就三十多个人。但是赵昺确是极为重视，因为他十分清楚数学是现代科学的最基础学科，适用于各行各业及学科。不过他也清楚，当下的数学水平还很低，所以只出了十道应用题，放到现在也就是初中二年级小测验的题目，想看看代表大宋最高数学水准的一帮士子们的真实能力。
因为考生众多，计有进士科三百人、明法科二百一十人、明经科一百二十人，北宫没有一所宫殿能放得下这六百多人，因此主考场设置在殿前广场上。这里早已布置好了桌几和矮凳，由于时间要从卯时直至午时结束，还预备了茶水和点心。
赵昺作为主考自然不能坐在露天地里，而是在中门洞下落座。他看看考场忽然有了前世在大操场上参加期末考试的感觉，只是现在监场的换成了朝臣，巡场的则是侍卫营官兵，而他作为主考忽然有了种成就感，终于轮到自己扬眉吐气，不必趴在板凳上答题了。
试题一挂出，赵昺则发现身边的几位总裁、副总裁脸色便不对了，不过这也不出自己所料，因为这两道题在课本上是没有现成答案的。尤其是那道论述题，在当前只怕还没有人听说过这种观点，且在他们看来更是离经叛道。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句话是出自明代心学的创建者王阳明，其孔子、孟子、朱熹并称为儒学孔、孟、朱、王四大家。他的学说思想王学是明代影响最大，不仅在中国，在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也影响甚广。对于这位还待二三百年后才会出现的儒学大家，大宋朝的人当然不会晓得，更不会知道其学说。
王阳明对于思与行的关系则这样认为:意在强调知与行的统一。所谓知，便是对事情各方面的思考与了解，只有思考明白、了解清楚了才能开始行动;所谓行，便是将那些思考明白、了解清楚的东西付诺实践，如此才能有所成就。王阳明指出，圣人之学乃身心之学，其要领在于体悟实行，不可将其当作纯粹的知识，仅仅流于口耳之间。
所以在知与行的关系上，王明阳从“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出发，反对朱熹的“先知后行”之说。其认为既然知道这个道理，就要去实行这个道理。如果只是自称为知道，而不去实行，那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知道，真正的知识是离不开实践的。
当下盛行的是理学，而赵昺弄出这么一个与理学相驳的问题来让士子们论述，那么在几位监考的大臣们看来皇帝是不是睡糊涂了，这简直就是要推翻过去已成公论的学说。可当下谁也弄不清皇帝的意图，是在考验士子们，还是在标新立异，因此也不敢多言。
而那道策论题也是让众臣觉得小皇帝太坏了，其实这道题应该说古今多有争论，没有对错。而对错皆在小皇帝心中，一旦与其想法相驳，肯定就被排出在外了。而猜对了小皇帝心思的，则无论文章再烂，也会入其法眼，不仅可以金榜夺魁，将来也是官运享通。
大家都清楚“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共也”，这其实是儒者们的共同愿望。而皇帝出法例结果也几乎人所共知，张释之向文帝报告了案情，然后提出处罚意见：“依大汉朝的法律，一人犯跸，当课罚金。”汉文帝听后大怒，说：“此人惊了我的马，幸亏这马儿驯良，要是换了别的马，说不定就将我摔伤了。廷尉你竟然只判处他罚金？”
张释之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律如此规定，当依法执行。陛下如欲加重惩罚，则法不信于民也。那人犯跸之时，陛下你若将他杀了也就罢了，但现在已交到我廷尉这里，我身为廷尉，自当公正执法，若有偏差，则天下的法官都会任意轻重，那老百姓岂不是要手足无措？望陛下明察。”文帝思之良久，承认张释之是正确的。
根据史书的记载，显然法官张释之所秉持的司法理念是，一个案子进入司法程序后，应由法官依法裁决，皇帝也不可干预。张释之的那一句“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也多次为后世的司法官引述，用来对抗君主徇私枉法的意图。
但宋代的学者、法官提起这起“犯跸”案例时，还是对张释之很不满意，因为张释之还说了一句“那人犯跸之时，陛下你若将他杀了也就罢了”。他们认为，作为负责司法的廷尉，实在不应该说出这种违背法理的昏话，如洪迈批评张释之此言无异是“启人主径杀人之端”。
大儒陆九渊更是从一个刁钻的角度发出诘问：假设汉朝的法律规定“犯跸者杀无赦”，那廷尉是不是也应该坚定地按照法条办案，将那个倒霉而无辜的乡下人处死呢？陆九渊的答案是：也不可以处死。他追溯到《尚书》记载的一项古老的司法原则：如果有人犯了大罪，但属偶犯、出于过失而非故意，而且坦白了自己的罪行，那么他就不可被判死刑。
根据这项古老的司法原则，陆九渊认为，“犯跸案”中的那个乡下人，只是偶尔的过失，不存在犯罪故意，即使他使汉文帝受了伤，也应该从轻发落，何况文帝并未受伤。如果当时的法律条文违背了这样的司法原则，法官应提请皇上修订法律，使法条合乎正义。因此，张释之应该向文帝解释清楚法理所在，而不是以“今法律如此规定”相敷衍。
想想本朝的大儒们见解都不统一，那么对于士子们来说便更为艰难，简单的以案论案只怕难以令人满意，而‘妄加阐述’怕又不知道得罪了那位主考。可要是坚持‘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的观点，只怕皇帝又不高兴，谁知道这是不是其在试探他们对君王的态度呢！
其实赵昺的想法很简单，希望能通过考试选出与自己理念相似者，为进一步的推行新政做储才准备。另一方面，他希望能从中挑选出些实用性人才，而非那些只会死记硬背条文，却不通应用的书呆子，其即便笔下文章能写出花来，可对公务一窍不通，那其在赵昺眼中还不如一个种地的文盲有用，起码他还能种出粮食，为国家缴纳赋税。而其却不过是一个浪费粮食和国孥的废物。
此外，自从赵昺掌握权力的同时，三思而行已经成为朝臣们时时挂在嘴边的话，他们以为这是对冲动气盛的年轻人最好的劝谏，而他也知道后世这句话依然倍受世人的推崇。因为人们相信，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才是最好的，经过反复思量的行动才能顺利地进行。
对于三思而行，赵昺觉得也没有错，思考与行动，对于一个正常人而言，是人生至关重要的一件事，如人之生老病死，难以避免。小到处理家庭琐事，大到掌握国家命脉，不假思索地行动和多番思虑却不见行动的人，轻则败家，重则亡国。思与行，不可偏其一，这亦是中国千多年的历史积淀下来的沉痛教训。
赵昺厌恶的只是不幸由此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重思考而轻行动的风气。或许是过于谨慎，过于追求万无一失，人们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用在了无限的沉思之中，结果越想越觉得准备不够充分，越想越觉得存在很大的问题，想着想着，本可以尝试的想法变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无疾而终。
而赵昺却明白由于人的四维空间是无限宽广的，不受客观事物与能力的强行束缚，因此，想着想着便偏离正轨、越想越远而找不到重点的。当人们在思想的海洋中畅游太久而迟迟不上岸来付诸实践，结果无疑是窒息于其中，彻底失去付诸实践的机会与能力，此也是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观点所在。
赵昺是实用主义者，他并不能领会王阳明的所有观点，也参不透其所谓的心学，但他以为只要助于维护自己的统治就可以拿来用。而这点儿正与自己秉承的‘实践出真知’观点相合，也有助于改变当前的风气，至于是否与朱熹的理念向冲突，那都是次要的，他要的只是实干家，却不是空想家。
另外赵昺两世为人，也看清楚了一些事情的本质，世界上就没有一种完美和正确的学说，其不过也是因时而生，在这种环境下是正确的，换个时间和地点那就错误的，就像朱熹和王阳明同时儒家的大师级别的人，脱离了现实能说出谁是谁非吗？
所以赵昺认定饿了吃饭、困了睡觉就是最大的理，强者永远认为拳头大才是世界公理。而当下灭了蒙元，恢复中原才是正理，一切都是要围绕着这个目标来做，至于是否是什么离经叛道，奇谈怪论等待后世去评说，或是待自己完成了大业，再去反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