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州委讨论之后，我们决定动用手上一切的宣传资源，对工人们灌输您刚才所说的这些概念。
但这个宣传策略在实行上出现了一些困难，成效也不是太好。主要还是因为我们没有实际的例子，证明他们的劳动和战况有直接的关系，也不能有力地证明怠工对战争带来的负面影响。
除了缺乏例子以外，这还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宣传方针出现问题，但我看来，宣传和灌输概念其实是不够的，同时还要做好监督工作。
但是在监督上，怠工的标准并不统一，大型工厂的生产标准也很难在个人层面进行量化，部分领导干部为了避免人才的流失，避免冤枉好人，破坏领导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就采用了较为宽松的标准。
而现在的工厂，大部分都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制定的生产目标，达到了数量上的要求，这就给了一些领导干部们提供了放宽监督标准的理由，也为部分懒惰的工人提供了怠工的理由。”
曼图洛夫露出了欣赏的笑容，这个克拉斯诺亚斯克边疆区党委书记也是有点水平的嘛，毕竟在斯大林的时代能混到这些位置的，都不是一般的人了。
实际上，这个库拉科夫根本就不是一般的人。
他和曼图洛夫一样，都是在1938年，以二十多岁的年龄，当上了地方党委的第一把手，成为了克拉斯诺亚斯克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是全苏联最年轻的的边疆区委第一书记。
本来，按照历史发展的话，库拉科夫会是联共（布）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里，第二年轻的中央委员（最年轻的的是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党委第二书记斯托雷哲夫，27岁）。
但在这个时空里，随着曼图洛夫和契尔年科的加入，库拉科夫的排名就掉到了第四。算上卡蒂娅这个候补委员的话，那就跌到第六了。
也正是因为曼图洛夫的出现，使得中央过分关注新西伯利亚这边的蓬勃发展和优秀政绩，重点派人观察新西伯利亚这边年轻有为的干部，而忽略了对隔壁克拉斯诺亚斯克边疆区的考察。
如此一来，使得库拉科夫没能被中央选为监察人民委员部的一个主任，而是把新西伯利亚州党委第二书记提拔了上去，既让一个新西伯利亚出身的地方干部升到了中央，也保住了库拉科夫作为一方诸侯的地位。
“库拉科夫同志，我觉得我们在媒体和宣传上，应该多点报导前线战士的英勇作战事迹，最好指出这些战士使用了哪款装备，或者驾驶哪款坦克，哪款飞机，将这些事在生产相关装备的工厂里传播开来，让工人们知道自己生产的这些产品所具备的价值在哪。
同时，也要报导一下一些部队因为装备和弹药不足的关系，而被击退，甚至是被消灭的事情，让工人们知道装备和弹药数量不足的后果，督促他们积极生产，否则就会导致更多的部队因为装备或弹药不足的缘故而被消灭。”
曼图洛夫说得倒是轻巧，但这又带出了另一个问题。
其实，库拉科夫早就想过这一点：“曼图洛夫同志，您说的这些我们克拉斯诺亚斯克边疆区党委的同志也提及过，但我们缺乏相关的材料，所以最后并没有得到落实。”
“放心吧，库拉科夫同志。我们红军总政治部会尽量给你们提供足够的相关材料。当然，这些材料不能涉及包括我军部署在内的军事机密，所以大部分能提供材料都不是最新的，当中调到的故事都不是最近这段时间发生的，希望你们能够理解。”
库拉科夫这才想起了曼图洛夫还兼任着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如果红军那边肯帮忙提供材料的话，这宣传灌输的工作就更加好办了，但监督方面的问题怎么解决？“感谢红军总政治部对我们提供的帮助，那么，监督上存在的问题应该怎么应对？”
“库拉科夫同志，刚才您也说了，现在监督不力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监督和惩罚标准不统一，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将监察机制和惩罚机制统一化。
但将标准统一了，将监察和惩罚机制统一了，那是不是代表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了呢？在我看来，这是否定的。
因为监督不力的根本原因，其实就是在于负责监管的领导身上。正如您刚才所说的，部分领导因为担心人才流失，担心领导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受到影响，于是都采用了较为宽松的标准。
如果将标准统一化了，领导惩罚的时候就会有根有据，按照既定的标准，将发现怠工的工人进行惩罚，这就不存在什么标准宽松的问题了。
但如果某些工厂的问题根源是在于领导懒惰，不愿意去监察，甚至是故意包庇某些怠工工人呢？即使标准有了，这些领导会不会故意包庇某些人，故意看不到有怠工现象的存在。会不会看见之后故意不处理？”
“的确有这种可能性，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要相信自己的同志。”
“没错，我们是要相信自己的同志。但有一些人背着共产党员的身份，掌握着一些权力，却不想着为人民做事，心里根本就没有党。这些人能算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吗？
对于这些人，我们必须要严惩，如果我们能够百分之百地肯定所有工厂的领导都不是这样的人，那当然最好，但如果真有这样的人，那该怎么办？
所以，我们应该不定期地派人到工厂里进行巡查，而且这些人也要以另一个身份进入工厂，以保证巡查具有突击性和隐秘性。但这个方法的成效，还有待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