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勒将军是那天早上从柏林飞到巴伐利亚的，并带来了元首总理府地下避弹所内不确切的消息。
对鲍曼来说，现在激起希特勒对戈林的疑心应该不是一件什么难事。戈林后来给里宾特洛甫发了第二份电报，召他去讨论有关事宜，这进一步使希特勒相信戈林是在进行彻头彻尾的叛国行为。鲍曼起草了一份答复件，对戈林进行了措辞严厉的指责，并解除了他所有职务、头衔和指挥权力。不过，他还有另外一个选择方案，他可以借健康为由辞去所有的职位，这可使他免于受进一步的指控。戈林没有任何办法，只有同意。尽管如此，根据鲍曼的命令，一个党卫军卫队包围了伯格霍夫，戈林事实上成了一名囚犯。使戈林备受侮辱的是，厨房被锁起来了，以防止这位不体面的帝国空军元帅服毒自尽。
这场闹剧过去后，施佩尔去探望了戈培尔夫人。他发现，她正在一间水泥房间的床上躺着，由于心绞痛发作而面色苍白。戈培尔很少有时间陪她。后来大约在午夜，在希特勒休息了以后。一名勤务兵来了，告诉施佩尔说爱娃?布劳恩邀请他去她那儿一趟。
爱娃下令准备了香槟酒和蛋糕，然后两人聊起了过去的事情：慕尼黑、大家一起度过的滑雪假日以及伯格霍夫的生活。施佩尔一直喜欢爱娃?布劳恩，面对着爱娃，施佩尔坦然道：“你是一个来自慕尼黑的女孩，一个默默无闻的人，我承认，我非常仰慕你，因为你知道此刻仍然保持着一种尊严和几乎是那种欢快的平静！”
爱娃却是淡淡的笑道：“他，是因为他的存在！”
施佩尔清楚知道爱娃的他只得是谁。不过此刻两人谁都没有在说话。
勤务兵早上3时回来了，告诉两人希特勒又醒了。施佩尔离开了爱娃，去跟那位曾经使他扬名立万的人最后道别。道别只持续了一会儿。希特勒的态度既粗暴又冷漠——施佩尔，他曾几何时的最好朋友，现在已从他的头脑中彻底消失了。
那天晚上，爱娃?布劳恩给妹妹格雷特?费格莱恩写了最后一封信。
“赫尔曼没有和我们在一起，”她指的是格雷特的丈夫，“赫尔曼去了瑙恩，去组织一个营或是其他什么部队了。”爱娃不知道。费格莱恩去瑙恩事实上是为了同希姆莱进行一次已经流产的秘密会晤，这是他们两人同西方盟国求和计划的一部分。“他想自己奋斗摆脱困境，继续在巴伐利亚进行抵抗行动，不管怎么说可能要在那儿待一段时间。”她显然错了。她的妹夫已爬得太高，已不甘于仅做一名纳粹党徒了。
在自己的单纯世界里，非常实际的爱娃?布劳恩然后开始着手集中处理自己的要务了，她希望格雷特这位自己的妹妹毁掉她所有的私人信件。
“一定不要让别人发现海泽的账单！”爱娃在信中道。
海泽是她的裁缝。爱娃不希望公众知道她在元首的名义下是如何的奢侈浪费。她再一次对首饰处理问题表现出了关注，“不幸的是，我的钻石表正在修理。”她这样写道。她要求格雷特找到党卫军三级突击队中队长施特格曼。很显然，是他负责安排钟表匠修理表的。这名钟表匠无疑是一名在最后几次死亡进军中从奥拉宁堡集中营中“撤离出”的犹太人。
即将面临苏联统治的德国平民们对苏联的现实统治制度根本是一无所知。当战争在街道、房间，甚至是他们藏身的地下室内持续时，他们同样有更重要的问题亟待解决。4月26日是星期六，这一天早上，下了一场雷暴雨，扑灭了一些大火。不过让人奇怪的是，燃烧的气味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似乎增加了。
平民伤亡早就非常巨大了。排队领取食物的妇女们如同拿破仑时代的步兵，当炸弹轰炸使队伍减员时，她们只是在队列中向前移动一下，使队列变得更紧凑。没有人敢失去自己的位置。让人震惊的是，妇女们只是擦掉德国给平民发的‘配给卡’上的血迹然后将它递上。然后像一堵墙一样挺立着，在安娜的日记中写道，“而在不久以前，当听到苏军的三架战斗机正飞临德国中央上空的警报时，她们还会急着冲向掩体，如今却是无视死亡。”
妇女们排队领取的是分发的黄油和干腊肠，而男人们只是领取一份烈酒。这似乎有些象征意味，妇女们只是关心即时的生存问题，而男人们则更需要暂时忘记战争的后果。
居住区内水源的缺乏使许多排队等水的人面临更大的危险。妇女们提着水桶、拿着搪瓷水壶在最近的街道水管处排队等水，耳边不时传来水管把手接合处“吱吱”的金属磨合声。她们发现自己经受炮火的洗礼后已经有了变化。以前她们是从不会说一些脏话和粗俗言语的，现在它们从她们嘴里轻易地就溜了出去。
安娜对于这些同样在日记中写道：“在这些日子，我一次又一次注意到，不仅我而且几乎所有的妇女对男人们的感情已发生了变化。我对这些可怜的男人感到同情，他们看起来如此可怜、力量如此弱小——原来男人也是可以变得脆弱不堪。面对苏军的进攻，柏林妇女们的一种集体不满情绪，似乎正要爆发出来。德国纳粹极力推崇的以强健男人为主导的男性世界正在动摇，笼罩在男人身上的魅力光环也正在消失。”
纳粹政权是从来没想着让妇女们参与战争或其他妨碍她们相夫教子的事情，而现在，孤注一掷的纳粹政权则号召年轻妇女同男人们一道并肩作战了。为数不多的几个还在进行广播的无线电台向妇女和姑娘们发出了呼吁：“捡起伤者和死难者的武器，投入战斗吧。保护你们的自由，保护你们的尊严，保护你们的生命！”那些远离柏林的德国人听到了广播，他们为“这场全面战争带来的最极端恶果”感到震惊。不过，只有少数年轻妇女们拿起了武器，她们大多数都是作为党卫军的后备力量。
在居民房间的地下室内，来自楼上的夫妻们慌乱地避开彼此的眼神默默地吃着东西。他们更像火车车厢内长途旅行的一家人，彼此假做斯文地吃着野餐。不过当有消息称附近的一处兵营已被放弃时，这些人的斯文就一扫而空了。一向遵纪守法的德国平民顿时变成了商店的疯狂抢掠者，一家中的男人、女人和小孩都出动了，见什么抢什么。抱着手中的盒子出了店门后，每个人就会瞅着别人的非法所得品，开始现场物物交换。当然没有固定的黑市比率，主要是根据临时的或特别的需要——一片面包换一瓶白兰地酒，一节手电筒电池换一块干酪。早已关张的店铺也遭了抢，有些人和亲属对柏林1918年冬季的情景仍然记得非常清楚，这是另一代“仓鼠”为一场即将到来的灾难储存食物。
饥饿实际上并不是主要的威胁。不管德国是如何大肆宣传，俄国人的复仇行动将要带来什么样的震撼，一些人仍没有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我们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汉莎航空公司秘书格尔达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道。
在东线战场服兵役的亲人从来没提起过他们是如何对待苏联平民的。甚至即使当德国大肆宣传并时时提醒柏林妇女们要注意强奸的危险时，许多人仍安慰自己说，在农村肯定会有危险，不过这儿是城市，众目睽睽之下这种事不会发生。
格尔达曾从新卡伦的铁路货车上抢回了空军飞行员的麦芽片。她是一位19岁的姑娘，此时正和另外一名岁数相仿的女孩住在同一幢楼里。那个女孩名叫卡尔曼，是希特勒妇女会——一个相当于希特勒青年会妇女组织的成员。卡尔曼崇拜德国空军飞行员，在她卧室的墙壁上贴了许多王牌飞行员的海报，当最著名的王牌飞行员莫尔德斯牺牲时，她还痛哭了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