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盛衰两极
19世纪初叶的中国，是一个伟大而繁荣的帝国。到了世纪末，中国进入了衰败的最后阶段。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末叶从事撰述的中国大历史学家司马迁，从本国的历史中总结出盛极必衰、否极泰来的规律。早在司马迁的时代，这就是一个反复了多次的过程。另一位中国名人欧阳修在公元11世纪从事著述，感叹人类大业的荣衰，往往被称为天意，实际上却是人为。19世纪的中国正是进入了这样一个衰落的周期。这是一个悲剧的时代，一个王朝解体时总是如此。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在垂死挣扎。它能苟延残喘地活过那个世纪，真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主要是由少数伟大人物的英勇努力所创造的，他们当中就有本书的主人公左宗棠将军。
大清王朝凭借阴谋和武力于1644年诞生在分裂式微的中国，这是明朝的软弱和失策导致的结果。新的王朝得益于几代精力旺盛、卓有才干的统治者的治理，中国再次成为伟大强盛的帝国，在满人乾隆大帝的统治下达到辉煌的巅峰。乾隆于1736年登基，于1796年逊位，不愿比他那位杰出的祖父康熙在位更久。他的儿子嘉庆从他手里接过皇权，但乾隆实际上仍然控制着帝国，直到他于1799年去世。乾隆的谢世结束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真正辉煌的时代。乾隆开创性的治国之才奠定了强大的大清帝国，但他的继承者们跟这位伟大的统治者属于不同的类型。征服者在被征服的土地上丧失活力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结局，而这个过程如今已经完结。后来的满人继承了皇位，但未能继承乾隆那份特有的精神遗产，以及他非同寻常的坚忍。
乾隆去世时，中华帝国拥有最广阔的版图。它包括我们如今在地图上看到的中国所有的区域，其中有满洲、蒙古、新疆以及西藏。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有一片地区属于中国，它的面积相当于或大于满洲。新疆向西延伸到巴尔喀什湖，而浩罕国或费尔干纳承认中国的分封。尼泊尔、缅甸、安南、暹罗和高丽承认中国的宗主国地位，虽然北京对于西南亚和高丽的事务在当时更多的是名义上的影响。这个强大的帝国大致是一个等边三角形的形状，它的底边是一条海岸线，从南边的印度支那延伸到北边的鄂霍茨克海，它的顶角在中亚的浩罕。中国是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财富最丰的帝国。
嘉庆皇帝继承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国家。在国内一些遥远的区域存在不安定的因素，甚至在政府从来未能有效控制的土著部落中，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些土著部落分布在四川、贵州、云南和广西等省。但是就一个幅员如此广大、人口如此众多的帝国而言，总体来说还是一个全面安定的局面。尽管乾隆发动过征战，国库仍然充盈，没有欠下公债。中国人享有很高的物质繁荣，生活水平高于那个时期的所有其他国度。政府机器结构严密，同19世纪初叶世界上的任何国家一样有效地运转。
中华帝国在海外享有很高的声望。欧洲人那时对中国的看法，跟半个世纪之后完全不同。欧洲通过早期天主教传教士的著作熟悉了中国文化。这些传教士对中国人取得的成就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们的著作在18世纪已经流传颇广，因此直到下一个世纪的早期，中国的事物在欧洲得到了高度的评价。早期的这些著作者训练有素，能够记载并讲解中华文明的文化和精神特质。就物质文明而言，欧洲人较之中国人没有明显的优越性。机器时代的迅猛发展在这个时期还没有在欧洲与中国的工业效率和军事力量之间拉开很长的距离。随着欧洲与中国在19世纪日益频繁的接触，两种文明之间的差距才逐渐明显起来。而且，审视中国的这些后来的观察家，与那些学者型的耶稣会会员属于不同的类型。他们是头脑精明的生意人，把这个国家描绘成一幅不同的图画。不过，公允地说，在1800年，两者军事力量之间的差距并非很大，当时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不可能成功地发动对华战争。
然而，西方国家正在创造性活动中享受极大的刺激，在机械生产线上尤其兴奋，而中国人却满足于他们的现状。结果西方国家在这些对于战争至关重要的领域里很快就把中国人甩在了身后。随着与西方交往的日益频繁，产生了绝对不利于中国的后果。中华帝国的力量开始急遽衰退，不完全是因为受到西方的影响，同时还有一些综合因素。中国人的夜郎自大使他们不愿承认帝国力量的衰减，是一个不小的原因。
嘉庆皇帝不具备他那位著名的父亲因以备享尊荣的才干。他是一个软弱的男人，耽溺于宫廷的享乐，心胸狭窄，容不下批评言论，花费很多心思去处罚令他不愉快的官员，忽略了治理帝国的大业。不久，这个国家之内相距遥远的一些局部地区开始爆发动乱。汉人当中存在大量与清朝统治无法和谐的因素。
人口的显著增长使事态进一步复杂化。在乾隆皇帝登基的1736年，中国的人口统计为1亿2千5百万，1812年的人口统计为3亿6千2百万。我们对这两个统计数字的精确度无妨置疑，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增长异常迅猛。上个世纪欧洲国家的工业革命伴随有显著的人口增长，这种趋势得到了供应增长的补偿，但是中国没有。在这个国家里，看不到任何新的生产领域，足以维持增长出来的那一部分人口的生存。人口对于有效生存资料的压力，一直是与国家的安定和秩序密切相关的头等重要的问题。饥荒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动乱和盗抢随之而起。
人口压力一轮更比一轮猛烈地挑战有效耕地的生产能力，每年粮食收成的变化，在中国的某些地区导致极度的匮乏，甚至饥荒。这种情况在许多地区引发了大规模的盗抢和违法乱纪。这必然不利于那些大型水利设施的运行，而这些设施的功能实际上覆盖了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整个中国。其中一些设施处于帝国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例如黄河的管理机构。其他设施由省级政府控制，还有无数小设施由当地人合作管理。这些设施的设计目标是防洪排涝和大面积灌溉。几千年来，中国制订了十分周密的整体水利计划，目的是让农民尽可能不为降雨量的改变所牵制。为了水利设施的正常运转，农民需要和平的环境，而人口所需的粮食供应量，则取决于水利设施能否正常运转。国内和平的维护必需一个强大的政府，如果一系列自然灾害给人民带来饥饿与不幸，中国人一定会归咎于他们的统治者。
中国人非常热衷于秘密结社。会党孳衍在这里超过其他任何国家，而且往往跟朝廷作对。乾隆这样的铁腕统治者能够把会党压得不敢冒头，但在嘉庆时期，会党在全国纷纷崛起。他们两次试图刺杀皇帝。一次是在守卫森严的紫禁城内，由于嘉庆的皇子及时赶到并用鸟枪射杀刺客头子而被挫败。这些企图从上消灭君主的行动，据说是某个秘密会党所为，他们的能量足以收买一些满人——皇帝的贴身侍卫。嘉庆在1820年去世，他留在身后的帝国领土完整，但全国都有国力皇威严重削弱的大量征兆。
嘉庆的继承者以“道光”名号治理国家。此人有几分才干，但不足以再现乾隆传下来的统治力量。在上一代皇帝治下积聚了能量的造反势力，开始在全国各地爆发出来。只要列举一些比较重要的造反运动，就能看出当时的动荡不安和对当局的漠视。就在道光登基的1820年，广西发生了暴动，这个省份直到现代都是造反的焦点。山西在1822年和1835年发生了暴动，同样的事情于1836年发生于贵州，1826年和1830年发生在云南和台湾，1831年发生于江西，1832年发生于江苏与湖北，1834年在四川，1836年在广东东部和湖南，1832年至1836年在两广和湖南交界处爆发了非常严重的事件，造反领袖黄袍加身，自称“黄龙王”。［1］
不过，帝国颜面蒙受的最大打击，是1839年至1842年与英国的鸦片战争。英国派出一支并不强大的军队，居然多次击败中国人所能召集的武装力量，迫使他们赎回帝国人口最多的城市，封锁了海岸线，切断了大运河，中断了首都北京的粮食水运，强迫中国人签署了历朝大清皇帝从未批准过的条约。如此的屈辱激起了反应，给当时已经大范围开展的农民运动充注了动力。当道光于1850年驾崩时，造反的风暴席卷帝国，这是中国在大约4000年的漫长历史中从未有过的情况。
农民运动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叫做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总的来说，它在中国的学生中享有最大的声望，因为一些欧美国家与之发生过紧密的联系，并且对这个运动的镇压起了不小的作用。云南的杜文秀造反从1855年延续到1873年，使云南的人口大为减少。捻军从1853年到1868年肆掠山东、安徽、河南与直隶等省，有时堪称羽翼丰满。西北的回民运动从1861年延续到1877年，深刻影响了陕西、甘肃和新疆，以及蒙古相当大的一部分。这一系列运动中生命与财产的损失在全世界历史的任何一个25年间无疑都是无可比拟的。有人估计，太平天国运动使中国的人口减少了1亿。［2］这个数字或许过于夸大了，不过，就1850年到1875年之间的整个战争时期而言，这个估计似乎并不非常离谱。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像清朝这样在经历了1/4个世纪的一系列动乱之后还能存活下来。除了国内的动乱，中国还进行了第二次遭到破坏的对外战争，从1856年打到1860年，这就是中国反抗英法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清王朝正在各个方面走向崩溃，只有一样东西十分坚挺，那就是它的虚骄——“临终前的骄傲”。这在不小的程度上归因于两次对外战争导致的麻木不仁的优越感。中国人认为国家之间的平等是不存在的，全世界不可能存在与北京皇位上的“天子”具有同等尊严的君主。满人不是这种观念的发明者。这个观念和中国一样古老，满人只是将它与帝国一起从明朝夺取过来。满人应负的责任是，他们未能在战场上成功地捍卫这种观念，未能在这场争论中胜出。在与西方人斗争的整个过程中，满人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比汉人官员表现得更为坚定。
事实上，已有证据表明，几名受到西方国家影响的满人高官，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比他们的汉人同僚要清醒得多，特别是在这场斗争的较早阶段。坐在“龙椅”上面的任何王朝所站的立场，都会与跟西方国家打交道时的满人一样。最终结果的差异，都只能由用于支持这种观点的武力所决定。这个古老的中国理念从根本上说并没有错误，那么错在哪里？错在不能够对他们所能召集的武力做出正确的评估。毕竟，没有任何理由说4亿人民不能就他们的对外关系制订若干规则。然而，只有占有优势的人才能成为规则制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