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瓷器在工艺上有很大提高，对胎土的要求特别高，所以分量特别重。过去说：行家一上手，就知有没有。康熙青花用手一拎，就比较重。它的釉面也显得非常坚硬，有“紧皮亮釉“之说。这些感觉，要自己去慢慢体会。
天启、崇祯、顺治、康熙，这四朝整整一百零一年。这一个世纪，是西方的资本主义追赶我们的一百年，是我们平稳发展的一百年。我们当时的社会发展在全世界来说，都是空前的、领先的。这一时期的青花，实际上跟社会形态有很大关系。比如过渡期的瓷器，体现出来的思想都比较自由、解放，一切生命的状态都是呈自由倾向的。这里以瓷器上画的鸟为例，作个总结。
万历时期画的鸟，都是头冲前，扇着翅膀，像临终奔命，有点儿说：大明要完了，咱赶紧跑吧！到了天启、崇祯，鸟就不这么直飞了，它做自由飞翔状，上下左右翻舞。它这时候的心态反而轻松了，知道反正大明要完了，索性就这样了，有点儿彻底解脱的意味。到了顺治呢，这鸟立刻做回头状，飞着还要回头，少有落在枯枝上的。玩儿大发了，也得坐下来歇歇，温故而知新，总算找到一个安家落脚的地方。一进入康熙朝，这鸟就肥了。康熙的鸟都是大肚子，按理说那么大的肚子，根本飞不起来，有点儿养尊处优、贪图安逸的意思。
万历、天启、崇祯、顺治、康熙，两代五朝，我们从一只鸟就能看出当时的社会心态。康熙四十年以后，就进入了18世纪，这个世纪就是我们常说的“康乾盛世“。
康熙青花呈一种自由开放的势态，到了雍正，青花风格突变，一反康熙的青翠，变得规范起来。那么，风格突变的原因是什么呢？我猜想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与政治有关。雍正的吏治在清代官场中力度最大。雍正上台以后谣言四起，如篡改遗诏等等，使雍正下决心整治康熙晚期遗留的历史问题，举国上下大规模清查贪污腐败、亏空钱粮、假公济私、结党怀奸等行为，雍正要求一查到底。雍正皇帝曾经对怡亲王说：“尔若不能清查，朕必另遣大臣。若大臣再不能查，朕必亲自查出。“话说得非常重，振聋发聩。雍正这个态度，使清朝吏治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局面。雍正元年正月，雍正皇帝雷厉风行地连续颁发了十一道御旨，进行整顿。这一年，被革职抄家的三品以上的大员数十人，其中曹雪芹家的一个亲戚叫李煦，就是因为经济亏空而被革职抄家。当时雍正不是很讲理，也没有非常确凿的证据证明你受贿，只要你管辖的这块地方经济没搞好，有亏空，你就革职回家。《清史稿》中是这样记载的：“雍正初，整理度支，收入颇增。“康熙晚期的时候，库银有七百万两；到雍正十三年，也就是雍正去世的时候，库银有五千多万两，增加了七八倍。
“雍正“这个名字的来历很有意思：他原来是雍亲王，正位为皇帝，所以叫“雍正“。他强调自己很正，年号代表正统。野史上猜测，说这是他心虚的表现，所以起了这样一个年号。野史一般都说，康熙的遗诏是“传十四子“，不是“传于四子“。其实，这个说法今天很容易解释，因为“于“字当时可不是简化字，是繁体字。另外，皇帝下的诏书都是满汉两种文字，不可能连满文都给改了。
事实上，雍正是清代最为勤勉的皇帝，勤政是雍正区别于其他皇帝的一个显著特征。纵观中国历史，像雍正这样勤政的皇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雍正在位期间，不巡幸，不游猎，跟他的父亲、儿子都不一样。康熙六下江南，乾隆也是六下江南，雍正一次都没出过北京，日理万机，终年不息。他的勤勉是有数据的，我们仅以朱批为例说明。所谓朱批，就是皇帝拿红笔在上面批示过的奏折。雍正朝现存的朱批奏折（不是全部），汉文的有35000余件，满文的有6600余件，加起来有41600余件。他在位十二年零八个月，按天计是4247天，那他平均每天要批10件奏折，最少写一个字“览“，意思是我看过了；最多的，可达万言。
我说过，艺术的表现一定跟当时的政治氛围有关。雍正是一个比较刻板的人，他对瓷器产生的影响，首先就表现在官窑画得很拘谨，很规范。
风格突变的第二点原因，我猜想与他的艺术修养有关。雍正登基的时候45岁，是他一生中的黄金时代，有足够的时间去学习。我们从养心殿造办处的记事档中，可以看出雍正的御批要求得非常具体，一个没有艺术造诣的皇帝是要求不出来的。你自己不高，就没法要求别人。雍正强调的审美非常高，希望这种审美从外表到内涵是一致的，收敛，不张扬，所以他比较喜欢宋代瓷器。唐英在《陶成纪事碑记》中写到景德镇烧造大量仿古瓷器，所谓“仿古“，就是模仿宋代的官窑系统瓷器，比如仿哥窑、汝窑、钧窑等等。
雍正不太喜欢带有民间色彩的瓷器。按照今天的说法，他不怎么亲民。在康雍乾三朝里，两次有明确文件的亲民记录，一次是康熙，一次是乾隆。康熙推广《耕织图》、《棉花图》，瓷器带有强烈的民间色彩，非常亲民。乾隆也推广《耕织图》，以及《陶冶图》，说的是怎么制陶，这些都有历史档案可查。
景德镇御窑厂到了雍正时期，变得非常完备。康熙晚期的督窑官制度的建立，到了雍正元年得到延续。雍正在位的第一年，就迅速对瓷器做出御批，可见重视程度之高。
雍正青花的风格可分为两类，形象地说，是一枚硬币有两个面。第一，雍正青花直追永宣青花。我讲了，雍正上台时，他的修养与艺术造诣已经非常高了。他首先对明朝瓷器了解得透彻至极，知道明朝瓷器中最重要的青花就是永宣青花，所以他一上来就直追永宣，要把本朝的青花仿得跟永宣一模一样。雍正也获得了成功，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可以乱真。我甚至认为，今天世界各大博物馆里，还有一些被视为永宣的青花瓷器，有可能是雍正时期仿造的，只是我们没办法用肉眼分辨。
比如，有一个青花绶带鸟纹的大盘，盘子上画的鸟是倒挂着的，姿态活泼。这件盘子原定为是永乐的，我就很怀疑。它不是永乐的，而是雍正的，为什么呢？有两点。一、这盘子尺寸很大，直径将近60公分。从元代到明初，烧造了很多大盘子，甚至有直径70多公分的，但都有一点儿变形。要知道，盘子尺寸大，一入火，稍微有点儿应力就变形了。但这个盘子非常周正，这是一个工艺上的疑问。二、这只绶带鸟的形态不是一个常态，它倒挂着。瓷器一定会受当时绘画的影响。我们看明代的花鸟画，最有名的画家叫吕纪，他画的鸟都是常态，有的鸟都是呆呆的，比如他画的山鸡，就比较呆；偶尔画点儿奔跑的，但都是常态。那么，这只盘子上的绶带鸟是倒挂在树枝上，在追逐一个虫子。从这个鸟的动势而言，我就怀疑是清代的。为什么呢？清代有一个画家叫华嵒，华新罗，他画的鸟都是这种动势的，非常不常态。后来景德镇出土了一大批永乐时期的大盘子，没有一个是这么画的，鸟都是很正面的形象。
那么，文物鉴定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呢？就是判断事物要从多角度出发，不能就事论事，要从横向、纵向，从各个方向比较，才能做出一个终极判断。
第二，雍正青花的另一风格就是淡描，首先直追成化。雍正淡描青花显然受万历铁线描的影响。“铁线描“就是用细线表现图案画。比如表现大面积颜色的时候，它不平涂，而是一道接一道地画，形成平涂的概念。
为什么不直接画成平涂呢？因为平涂需要大量颜料，那时颜料告缺，就以少充多。雍正追万历，两个人的出发点不一样。万历铁线描的目的是为了省材料。雍正则是为了雅，并非追求节省材料，而是作为一个很细弱的表现形式，用很淡的色彩渲染一种艺术效果，形成一种风格。雍正并不是没有材料，青花材料有的是，他就是不愿意使，一定要把瓷器画得非常雅。他不用色块来表现一大片颜色，就是用细线。这种绘法在雍正青花中非常有特点，在官窑和民窑里都大量出现。
淡描青花所要求的技巧非常高。字写得不好的人，首先不能写笔画少的字，第一难写的就是“人“字。不信你回家试试，笔画越少越难写，笔画比较多的字就好写，容易遮丑。这个道理一样，淡描青花由于笔触非常少，所以对画工要求非常高，因为没有可遮掩的地方。你没有功力，就干不了这件事。
从雍正一朝起，官窑基本形成一个定式。比如赏瓶。赏瓶，顾名思义是赏赉之用，赏人的。赏瓶本来有一个名字，叫“玉堂春瓶“。过去皇上看谁顺眼了，谁有功了，就说：“哎，赏玉堂春瓶一对。“底下太监们就传旨：“传旨，赏玉堂春瓶一对。“到后来呢，太监当着皇帝这么说，一转身就说：“赏瓶一对。“偷懒了，把中间省去了。所以，后来这种专门用来奖掖、赏赉之用的瓶子，就叫赏瓶了。原来的本名“玉堂春“反而不叫了，忘了。原来的名字多富有诗意啊!《清档·雍正记事杂录》中有这样的记载：“雍正八年十月，奉命再将赏用瓷瓶烧造些来。“可见当时赏瓶的用量比较大，雍正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奖掖官员。你想，皇上送你一对瓶子，摆在家里多荣光啊。
雍正时期的赏瓶，目前全国就一例，现存广州文物商店，带有雍正纪年款。雍正以后，赏瓶大规模生产，保留到今天的也非常多。皇上为什么要用青花赏瓶来奖励呢？首先青花表示清廉；瓶子上画的是缠枝莲，也表示清廉。皇上用青花和莲花，暗示“为官要清廉“。赏瓶一对，不仅是奖状，而且是警示。
我在很多年前逛一家商店，看见一个半截的赏瓶，没脖子，呈一个罐状。我那时也没钱，收入很少，就问他：“这个东西多少钱？“他说：“一百二十块钱。“现在听起来，一百二十块钱，不就是吃顿饭的钱吗？但当时这一百二十块钱对我来说挺多的。我一开始真不知道它是个半截的瓶子，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罐，它那口磨得还很平。后来人家告诉我，上面那截没了，这就是一个赏瓶的下半截，我那时是第一次听说“赏瓶“这个词。可我心想：这个东西是半截的，伤残了。我就很犹豫。那人就劝我：“这个机会很难得，少了半截，钱还少很多呢！要有个脖子，就值好几千块了，这不才一百多块吗？“我就是“听人劝，吃饱饭“，把它买了。
后来我在这个赏瓶上看出了意思。我通过它对赏瓶有所了解，就是从根上开始了解。尽管它没有脖子，剩下半截也够我看的。收藏本身是件内心快乐的事，不必强求，随遇而安。你碰到的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尽管它是残的，但它便宜，我买得起；如果真碰上一个完好的，比如雍正的赏瓶，全国就一个，全世界就一个，要好几百万，我也买不起，就是看一眼。这种随遇而安、内心的快乐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瓷器生产为什么在这时形成一个高峰呢？主要跟当时的督陶官制度有关。康熙中期时，中央政府觉得政权已经稳固了，平定了三藩，收复了台湾，开放了海禁，这些都表明国家政权非常稳固，这时就开始有心思烧造瓷器，开始关心这件事了。我们一般把康熙统治的六十年，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二十年是一个时期。
清初景德镇的生产萎靡不振。康熙十三年，三藩之乱开始，对历史有点儿了解的人都知道，这当时对清廷构成了很大的威胁，景德镇也受到严重的破坏。康熙十九年，清廷把这件事情搞定以后，景德镇开始复烧官窑。最早应该就是在康熙十九年，御窑厂恢复。这时，政府陆续派督陶官去景德镇。第一拨人，是康熙二十二年由工部派下去的，这里面最有名的是臧应选。当时臧应选不是专门为督窑这件事去的，他管着好几个省，今天说来是很大的官了，督陶官只是他的一个兼职。但我们可以想象，让管几个省的大官，管一件烧窑的事，那说起来烧窑也不是一件小事了，可见皇上的重视程度。
臧应选被派到景德镇以后，首先明确了中央政府的一个态度，也就是皇上什么态度。当时御窑厂专门给宫廷提供日用瓷以及艺术瓷，首要是日用瓷。只有生活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你才会对艺术品感兴趣；你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时候，肯定对艺术品一丁点儿兴趣都没有。那么，御窑厂首先就提供日用品，比如盘子、碗、杯，各种实用的东西，后来才慢慢加上陈设瓷。
督陶官被派到景德镇以后，立刻就把当地最优秀的工人、最好的工作环境都结合在一起，其推动力量非常大。从康熙十九年起，清廷先后派遣的督陶官不算太少。康熙时期，最有名的就是臧应选、郎廷极。我们将来讲单色釉的时候，会讲到郎窑。雍正时期，最有名的是年希尧、唐英。唐英是雍正、乾隆两朝权力最大的督陶官，而且他是专职的，跟臧应选的兼职有所不同。《清史稿》这样记载：“唐英，字俊公，汉军旗人。官内务府员外郎，直养心殿。雍正六年，命监江西景德镇窑务。“唐英，唐俊公，他是在旗的八旗人，当时在养心殿值任。雍正六年，把他直接派到景德镇去了。
唐英这个人，我们应该对他有所了解。他的出身是内务府包衣，说白了就是皇上的家奴，16岁就进宫服务。他的出身和少年入宫的经历，形成了他唯唯诺诺、谨小慎微的性格。你想，在宫廷里做事，出身又没有那么高贵，所以就形成这样一个性格。唐英是严格按照上方的旨意办事，皇上让他怎么着，他一定怎么着，甚至要做得更好。他挖空心思，要把瓷器烧好，要取悦于皇上。
唐英到景德镇的头三年，就是雍正六年到九年，跟窑工吃喝住都在一起，天天琢磨，终于由一个外行变成内行。乾隆八年，唐英在景德镇主持绘制了《陶冶图》二十开，从采石制泥、淘炼泥土到束草装桶、祈神酬愿，整个过程从头到尾，全部用画稿呈现。唐英给二十幅画都题了字，画不是他画的，字是他题的。《陶冶图》把制瓷工艺做了总结，这个工艺不仅仅有工艺学的特征，还有社会学的特征。比如最后一个章节就叫“祈神酬愿“，其实跟烧造没多大关系了，就是把瓷器都烧好以后，做很多仪式。因为烧窑是件很难的事，有时要靠天吃饭，你刚点上火，这边一下雨，一闷，可能就烧不好了，所以要祈神酬愿。所谓“束草装桶“呢，就是当时的包装，拿草把瓷器缠得紧紧的，装到木桶里，由水路运到北京。今天看，《陶冶图》是陶瓷工艺中最重要的文献。
乾隆是清代最有福气的皇帝，乃至在中国历史上的皇帝里，我觉得他都是最有福气的，生与死都在最好的年份。那么，他的福气体现在哪几点上呢？第一，他是盛年登基。幼主登基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会受很多人的左右，没有办法下判断。乾隆25岁登基，正是人生美好的时光。他一生的体力和精力都非常旺盛，对艺术有所偏好，瓷器尤甚。第二，康熙、雍正两朝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乾隆的祖父和父亲打下的基础，使国家强盛安定，所以他有足够的精力和实力来经营艺术。第三，乾隆皇帝在位最久。他虽然不愿意超过他祖父在位的六十一年，但是他做了四年太上皇，一共加起来是六十四年。同时，他也是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皇帝，活了89岁。还有一点，乾隆是中国历史上花钱最多的皇帝。他在位时间长，国家富足，能大把大把地花钱。
乾隆说自己是“十全老人“，他有十大武功，六次南巡，经营一个硕大的圆明园，称为“万园之园“，觉得自己守住了祖业。乾隆晚年的时候，在故宫召开千叟宴，全国各地70岁以上有德行的老人，都可以来这儿赴宴。最远的一位一年前就启程，为了吃这顿饭，走了一年到北京，吃完饭走回去，又是一年。这是真事儿，当时从海南走过来就得一年。吃饭的时候，乾隆很高兴，看到这么多老年人，说明国家兴旺啊！他对老年人很关心，每人发了一个御赐养老牌，十两白银。这块养老牌是价值连城的文物，但大部分人回去就给使了，花了当银子用了，如果能留到今天，非常有价值。我曾经见过一块，可惜没买。
乾隆当时对百姓的这种养老的态度，跟我们今天很相似。我看新闻里说，国家又给提高了养老金数额。对老年人的态度，表明了中央政府的态度。
那么，反映在瓷器上，乾隆和康熙时期有什么区别呢？到了乾隆盛世，有些改变非常有意思。当时瓷器上最爱画的画面是“渔乐图“。康熙时期渔乐图，一般都画捕鱼，比如撒网，用各种渔具想法出击；而乾隆时期画的渔乐图，一般都是钓鱼，是等待。康熙的时候是享受成果，乾隆的时候是享受过程。
今天很多人也钓鱼，但跟二十年前的钓鱼一点儿都不一样。今天钓鱼，大部分人都不是为了“鱼“，是为了“钓“，为了这个乐趣。二十年前，钓鱼还真是为了“鱼“，都是相声里说的“二儿他妈妈，拿大木盆来“！目的都是要吃鱼。今天不一样，我的朋友钓完鱼就追着我说：“哎呀，我这鱼钓多了，都给你吧！“我说：“那你钓那么多干嘛？钓多了我也吃不了。“朋友就说：“哎，这不是个乐趣嘛。“他是这个态度，不是想要那鱼。历史上也是一样，乾隆盛世的时候，钓鱼的画面反映了当时社会富足的形态。
我早年买过一个康熙“渔乐图“的罐，画面上是很多人站在水里，手里拿着一个筐。当时我不明白，看不懂这些人都站在水里，拿一个筐干什么？我是北方人，没见过南方这种工具。后来我查《三才图会》时才知道那个“筐“叫“罩筌“，就是一个筐，但两头是通的，说白了就是没底的筐。《三才图会》上解释说：“罩则竹编，空其两头。“罩筌是竹编的，逮鱼的时候往水里一扔，把鱼罩在里头，然后用手摸。北方人没见过啊！所以我看着上面画着每个人抱一个筐，不知道要干什么，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捕鱼图。我刚才讲了，这种捕鱼算是出击，跟钓鱼完全不一样，钓鱼的乐趣没办法享受。今天的人都愿意钓鱼，谁也不愿意拿一个没底的筐在水里咣当咣当地抓，那叫减肥。每个人的知识都有局限，比如我，就不知道南方的事，所以要抓紧一切机会去学习。你看不懂的时候，就要想办法查，问问别人。也许你的邻居就是一个南方人，张嘴就说：“这个东西叫罩筌，在我们老家到处都可以见到。“我估计今天南方也不使那玩艺儿逮鱼了，所以每一个人的知识都需要一点一滴积累。
再看动物纹，康熙时期画的动物纹都非常凶猛。比如当时最愿意画的就是一种瑞兽，以麒麟为蓝本。为什么爱画这种瑞兽呢？为的是祈福，祈求天下太平。当时大部分人是从动乱中过来的，都希望社会安定。那么，乾隆时期画的动物都是什么呢？狮子绣球，百子龙灯，动物的形象都是非常喜庆的。
社会形态的改变，迫使艺术形态的改变。同样是狮子，康熙时候画的狮子都张牙舞爪、具有杀伤力；乾隆时候画的狮子，都像哈巴狗，完全不一样。康熙时期的瑞兽，表明了社会的一种担心；而乾隆时期的瑞兽，表明了社会的一种放心，形态上不一样，内心世界也不一样。乾隆时期的心态跟今天的社会非常接近，大家心态都比较放松，早晨、傍晚，街头净有载歌载舞的人，有踢毽子的人，整个社会形态都非常喜庆。而在二三十年前，我们看不到这种社会形态。
乾隆时期的瓷器烧造，达到了一个工艺上的高峰。唐英在《陶成纪事碑记》上记载了在其督陶期间，共仿古、创新五十七种。过去的不说，唐英上任以来，有五十七个品种出现，今天全部都能够得以印证。尽管唐英尽心尽力，但他还是不能完全满足皇上的要求。比如乾隆十三年，《记事档》有这么一档：“十一月二十八日，太监胡世杰传旨与怡亲王、德保：此次唐英呈进瓷器仍系旧样，为何不照所发新样烧造进呈？将这次呈进瓷器钱粮不准报销，着伊赔补。“皇上说，你送来的东西怎么还是跟上回一样，都是旧样子，我给你的新样子，你为什么不烧造呢？这次的钱你自己出。处罚非常严厉。史书上能查到处罚唐英至少有三次，就是让他个人掏腰包。你想，统治一个国家的皇帝，对烧瓷的事还这么费心费力。皇帝什么权力啊？唐英什么权力啊？他只是一个管烧瓷的小官，虽是一个小官，但皇帝给的权力非常大。对于唐英来说，就是“伴君如伴虎“，恐惧啊，生怕什么事情做得让皇上不高兴。
唐英从47岁到景德镇，一直干到75岁。乾隆二十一年正月十九日，乾隆召见唐英，把老爷子接到了北京圆明园。乾隆非常高兴，当着面就赏赐了，说：“你儿子唐寅保学习瓷务，接你的班吧。“唐英肯定是诚惶诚恐啊！乾隆皇帝当时是46岁，唐英75岁，大乾隆一辈人。唐英知道自己老了，但让儿子接班，他也害怕。他心说：我都干了好几十年了，兢兢业业，胆战心惊。你还让我儿子接班，我儿子能不能像我这样扛住了，很难说。当年夏天，七月二十七日，唐英就奏请退职，他写了一个奏本给皇上：“奴才犬马，年齿七十有五，气血日衰，医药不能速效。伏念榷务窑工关系重大，现在虽有奴才儿子寅保随任帮办，唯是寅保究系少年，诸事阅历未久，奴才自顾病事，淹缠一时，猝难痊愈。若不及早奏明，设有贻误，则奴才负罪益深。为此据实奏闻，恭请皇上另择贤员，到关接办。“
他就说，我都75岁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吃药也没什么效果了。我知道我的责任重大，虽然儿子能帮着我，但我觉得他还年轻，阅历不高，我恐怕不能很快痊愈，所以只好及早告诉皇上，我不行了，你另选择别人来接替我的工作吧。八月二十一日，不足一个月，皇上隆恩批准。离职几个月以后，唐英去世。当时退休制度不健全，唐英干到75岁。我们今天有多好的退休制度，60岁就退休了。当时是君臣关系，一个督陶官直接跟皇上对话，得有多大的心理压力啊，但也表明了君王对陶瓷生产的重视。
今天能看到唐英生产的瓷器都有什么呢？比如上海博物馆里有一个“乾隆五年“的大花觚，落款就是“沈阳唐英“。国家博物馆里有“乾隆六年“的大花觚，落款也是“沈阳唐英“。那都是唐英监造的优良瓷器，今天看都是国宝。
瓷器到了乾隆时期，尤其青花，都变成一种熟练制作，工艺上没有难度了，不需要创新了，所谓创新都是在原有框架之内。工艺越娴熟，态度就越中庸，颜色也越中庸。
比如乾隆的六方大瓶，是生产得很多的一种官窑。我们都知道，瓷器是圆器，非常容易生产，能拉坯，在转盘上一转，就拉圆了。但任何一个不是圆的东西，制作起来都比较麻烦，像六方大瓶，就一定要有模具。有一对青花六方大瓶，66公分高，是德国人瓦德西从中国带走的，在他们家搁了一百多年。瓦德西，大家都清楚，就是八国联军总司令，跟赛金花有点儿关系，或者说赛金花跟他有点儿关系。这个瓦德西当年能挑中这样的东西带走，可见它在当时也非常重要。2006年7月12日，这对大瓶在英国伦敦拍卖，拍了70多万英镑，合人民币1000多万元。
这种官窑是有定式的，有很多一模一样的，国内也卖过很多。前几年，北京翰海拍过一个，结果在展览期间，被一个愣头愣脑的人打碎了。那天是展览快结束的时候，事后查看录像，看到那个人急匆匆地进来了，一看这东西，很高兴，大官窑摆在眼前，迫不及待地把脑袋往前一伸，想看仔细点儿。没想到这瓶子放在玻璃柜里，中间还有一层玻璃呢，结果一脑袋把玻璃撞碎了，玻璃又把瓶子切碎了。
我们总结教训：见到好东西的时候，要抑制内心的激动，一定要谨慎小心。你想，这个瓶子都二百五十多年了，您这一脑袋还没直接撞上，要是直接一脑袋把它撞碎了，也算光荣，是吧？可你撞到玻璃上，玻璃把它切碎了，就不怎么光荣。如果不小心，有时一失足成千古恨。
我们所说的清中期，一般是指康熙的晚期一直到乾隆去世，按照西方人的观点，就是整个18世纪，史称“康乾盛世“，也叫“乾隆盛世“。这是中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个盛世，长达一百年。中国历史上多次盛世，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仁宣盛世等等，都不足百年，六七十年就算长的了。仅从青花瓷器上看，这个时期的特点就是由摹古、创新，逐渐演化到形制规范，中规中矩，工艺熟练。最后变成熟能生巧，后来能做到生产任何东西都游刃有余，非常容易。
清中期的官窑，是明清官窑中最规范的时代，所有式样、品种都由宫廷直接把握，直接出样，由督陶官亲自管理。很多艺术瓷都是皇上直接过问，因而质量非常高。今天拍卖场上很多高价位的瓷器，都是这个时期创造的，为什么？工艺水准高。至于民窑，烧造量非常大。我从喜欢瓷器的那天起，就接触到大量这个时期的民窑。这一点跟该时期的社会繁荣有直接关系。如果18世纪不是一个繁荣的社会，就不可能有那么多优良的收藏品存世。我们历经后来的战争，历经“文革“这样惨痛的教训，依然有那么多瓷器存世，可见当时社会的繁荣。这个时期的民窑瓷器的质量也普遍很高，有非常精美的，甚至不亚于官窑。民间有一种说法，说这个东西“气死官窑“，就是说民窑比官窑还精美。
对大众而言，今天收藏市场中大部分官窑的优良品种，老百姓买不起，太贵了。但我们可以考虑当时的民窑瓷器，民窑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生活的乐趣以及收藏的可能。
历史很多时候是轮回的，凡事不能永远在一个高点上，就跟股市一样。到了乾隆后期，陶瓷生产由于宫廷的满足而逐渐僵化。到了嘉庆、道光以后，就完全程式化。下一讲就讲清晚期青花。
我刚开始喜欢瓷器收藏的时候，特别鄙视这个时期。这鄙视怎么来的呢？都是老先生教给我的。我当时20多岁，跟老先生聊，一说到嘉庆以后，他就说：“那不能收藏，没用。我们家吃饭的碗就是道光的，谁留那东西呀。“他特别鄙视这个时期的收藏。他跟我说，这些东西在历史上都是搭售的，比如你在古玩店里，买了一个乾隆的瓶子。店主说：“得了，我这儿还有俩道光盘，您拿回去用吧。“或者说：“我这儿还有一个光绪的盖碗，拿回去喝茶，送给您的。“这些话，在我年轻的时候都有很深的印象。所以那会儿一听说是嘉庆以后的，就不要了，也不想买。
但我现在不这么认为了。每个时期、每个时代都有它的特征，不管这个时代离我们远近，它都要留下一个痕迹。这个痕迹对于我们不一定重要，但对于后人非常重要。今天要了解那个时期的青花，要用证据来说话，一个青花碗，就可以证明当时整体国力在衰竭。如果嘉庆以后所有的瓷器都荡然无存，今天就没有证据来说话。正因为嘉庆以后有很多东西留到今天，所以我们能用证据来告诉你：什么是国家强盛的时候，什么是国家衰败的时候。
时代的烙印由政治及经济，由经济及文化，对后人都有教化作用。艺术品本身有高低之分，但从收藏角度上讲，很多东西并没有高低，它只代表一个文化符号。所有文化的形成，无可争议地跟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所有的东西都有所关联，它不能孤立存在。那么，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就一定导致文化的变化。文化的变化一定要有证据存在，这个证据的存在，正是它的价值所在，也就是收藏的意义。我们为什么要收藏呢？就是拿证据来说话。而博物馆就是用证据告诉你，我们历史上是怎样一个情况。用语言表述都很虚，我说当时的制瓷工艺有多高，那是虚的。只有你亲眼看见那个瓶子，那么精美，叹为观止，你才知道究竟有多高。
先从嘉庆说起。有学者认为，清朝到了这个时期，根本就不需要嘉庆，应该需要另一个雍正出现。嘉庆是个和事佬，除了把和杀了，谁都舍不得杀。和是伤害了他，他多少也算一点儿公报私仇，把和杀了，未能利用和的能量，很可惜。嘉庆的才华显然比不上他的父亲乾隆，不论是政治才华，还是艺术才华，都比不上。他也没有很强的欣赏能力。他自己的个性比较懦弱，所以对臣下都非常宽松。不能说放任，但他确实比较宽容。中国历朝历代，封建社会的特征就是君王一个人说了算，君王的个性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朝代的个性。那么，嘉庆这种软弱的个性，体现到瓷器上是什么呢？也是软弱。
过去的古董行里，瓷器在康雍乾三朝分得很清楚，就是康熙、雍正、乾隆。一到嘉庆、道光，习惯上就不分了，把俩搁一块儿，合称为“嘉道“。那么，“嘉道不分“包含着什么意思呢？第一，说明康乾盛世所代表的优秀陶瓷到此结束。“嘉道的“，听着就是一种轻蔑的口气。嘉道瓷代表着大众的、自由的、很随意的标准盛行。第二，嘉道瓷是陶瓷中因循守旧的产品，过去在古董行里被称为“大路货“。这种东西不是收藏用，是摆放装饰的。外国人喜欢中国文化，不懂，买两个大掸瓶，家里摆着，反正不太贵，摆着好看就行，碎了也不可惜，等级比较低。第三，嘉道的东西过去不作为收藏品，博物馆里也很少有。20世纪80年代编写《中国陶瓷史》的时候，瓷器写到乾隆为止，下面就说“嘉庆、道光以后，江河日下“，完了，连写都不写，比较蔑视。
为什么会形成这个局面呢？首先是国力衰竭。我们看那段历史，嘉庆的问题不是嘉庆时出现的，而是乾隆晚期就开始出现了，因为有和。有一句话叫“和跌倒，嘉庆吃饱“，但和真的跌倒以后，嘉庆并不能因此吃饱-和一个人的财产不能救整个国家。当你没有生产力的时候，和的财产只能解燃眉之急，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衰落的局面。当时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走下坡路，已经无力挽回。
19世纪是中国不堪回首的一个世纪，很多优良的文化遗产都在这个时期毁之殆尽。比如“万园之园“的圆明园，比如永乐时期在南京修造的报恩寺塔，这些著名的中国景观，都在这个时期毁灭。19世纪这个不堪回首的世纪，又导致了20世纪上半叶，就是在1949年以前，中国处在一个兵荒马乱的年月，很多上了年纪的中国人，都能感受那个时代带来的痛苦。今天是一个安定的社会，而战争社会的残酷是和平时代的人不能想象的。那么，祸根是什么时候种下来的呢？就是乾隆晚期到嘉庆。在这个时期，优秀的督陶官制度就此终结。制度没了，剩下的都是“代管“。什么事一代管，就得瞎一半儿。景德镇改成地方官去代管，不是中央派大员来了，那就完全不一样，一看就是官方不重视了。嘉庆以后的官窑，形成一个简单的定式，就照着以前的路子，该怎么烧，你给我烧出来完事，不求创新。
但嘉庆初年的时候，还有一点儿好东西，为什么？乾隆爷还在呢！嘉庆四年，也就是乾隆去世以前，清朝有两个年号。老百姓就知道：嘉庆改元了，称嘉庆元年、嘉庆二年、嘉庆三年、嘉庆四年。那宫里怎么说呢？得叫乾隆六十一年、乾隆六十二年、乾隆六十三年、乾隆六十四年，还要承认乾隆的余威。所以在这个时期，有一模一样的瓷器，但款识写得不一样，一个写“大清乾隆年制“，一个写“大清嘉庆年制“。景德镇所有的信息都是通过中央政府提供，两边都得讨好啊，所以两个款都得写着。一回烧俩瓶子，写爸爸一个款，写儿子一个款，反正谁都不得罪。
嘉庆皇帝在嘉庆四年以前没有权力，杀和珅都是乾隆死后的事。乾隆刚一驾崩，嘉庆几天之内就动手了。按照过去的说法，老爷子尸骨未寒啊，这边就动手了。但是谁都明白，只要乾隆有一口气在，嘉庆都不可能杀掉和珅。
嘉道以后的青花，颜色开始清淡，釉面开始稀薄，质量下降，偷工减料，这是一点一滴积累的结果。鸦片战争爆发以后，景德镇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产品从质量到数量都在下降，技术人员大量流失，青黄不接。这个时期的特点在瓷器纹饰上有所体现，能够看出纹饰开始变得软弱，跟人物性格一样。我讲过，康熙时候的龙纹，都极富有扩张性，极富有杀伤力。到了乾隆，就变得非常平缓，是一个标准的龙纹。到了嘉庆，这龙纹就有意思了，它变得非常妩媚，非常软弱，好像在讨好世人。三个阶段，都能感受出微妙的变化。我老说，嘉庆那龙，就跟刚洗了澡出来似的，特别干净，一看这事就要瞎。
我有一个朋友，跟我去逛市场，他看见一个瓶子，问我：“这个瓶子是什么时候的？“我说：“这是嘉庆的。“他一看，底下没写款，就问：“你怎么知道？“我说：“你看这龙，跟洗了澡似的，特妩媚。“他说：“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我说：“这会儿是时代往下走了，这龙也打不起精神了。“他就说：“那这个东西没款，能不能买？“我说：“从今天的收藏角度看，可以买，它依然能代表那个时期最有价值的瓷器。“我当时告诉他这些特征以后，他就把这瓶子买了。从这件事能看出，鉴定时首先要紧扣大的时代特征，先不要追求细部特征，那些需要你慢慢去体会。要考虑多层因素，不能只考虑一个因素。有时瓷器以外的因素，比瓷器以内的因素还重要。
当时还有个典型的画法叫“勾子莲“。过去老古玩行都说：“那瓶子是勾莲的。“在雍正、乾隆时期，画的最多的一个图案叫“缠枝莲“，跟宗教有关，非常优美的缠枝大莲花。我讲过的青花赏瓶，上面画的都是莲花，谐音“清廉“。到了嘉道以后，偷工减料，缠枝莲都画得特别简单，一个勾就画出一朵花，所以叫“勾子莲“，简称“勾莲“。过去叫“缠枝莲“，好听吧；“勾莲“，从叫法上就是一种蔑视，听着就弱。
当时瓷器由于质量下降，出现一个特征叫“波浪釉“，也叫“浪荡釉“，就是整个釉面不平，对着光一看，就跟风吹在水面上一样，所以叫“波浪釉“。雍正瓷器的釉面也不平，这个特征叫“橘皮皱“，意思是像橘子皮。橘子皮什么样，瓷器釉面就是什么样。问题是我今天这么说，你回去买一个大橘子，对着看瓷器，还是肯定有差距。我们是要感受它微妙的变化。橘皮皱跟波浪釉有多大区别呢？波浪釉是大面积不平整；橘皮皱则是大面积平整，只有小面积有缩釉的感觉。
我曾碰见一个特别执拗的人，他拿了一件瓷器给我看，说：“你看我这橘皮皱。“我说：“这叫波浪釉。“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感受都有差距，语言传达不可能像数字一样准确。我说是波浪釉，他非说是橘皮皱，我怎么跟他抬杠？没法抬杠。然后我只好说：“就算你这是橘皮皱，也不是橘子皮，是柚子皮。“这两者的区别，一定要拿到真正的雍正橘皮皱，拿到嘉道的波浪釉，对比一下，才能感受到差距。所以，关注细节，才能有胜算。作为一个收藏爱好者，如果不关注细节，觉得差不多就行，那肯定不能有百分之百的胜算。感受这种生活中的微妙变化，你才能有所不同，才会感受生命的意义。我所说的生命，不仅是指生理学上的生命，而且包括一个艺术品的生命。
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教科书上都是这么写的。1841年，时逢辛丑，鸦片战争失败，英军强占香港岛，次年签订《南京条约》，香港从此被英国人管辖。辛丑年，非常有意思。我查了一下历史，在清代，每个辛丑年都有大事发生。清代的第一个辛丑年是1661年，这一年康熙即位。康熙即位后，开创了康乾盛世的良好开端。到了下一个辛丑年，1721年，康熙六十年。一个皇帝能做满六十年，非常不容易，中国历史上没有几个人。这一年，康熙68岁，已经进入垂暮之年，但他非常满足。他为了记住这一年，烧造了一批特殊的瓷器，写了一个款，历史上只有他写过，叫“又辛丑年制“。康熙的意思是：我辛丑年登基，六十年了，又赶上辛丑年了。我就烧造了“又辛丑年制“瓷器，以示纪念。在中国的制瓷历史上，独此一例。第三个辛丑年，是1781年，乾隆四十六年，《四库全书》首发。我们知道，盛世修典，《四库全书》是乾隆盛世在文化上的体现。第四个辛丑年，是1841年，鸦片战争失败，香港被英军强占，一直到1997年回归。第五个辛丑年，是1901年，著名的《辛丑条约》签订，丧权辱国。
鸦片战争失败了，中国更大的灾难还在后头。鸦片战争爆发时，中国人认为能把鬼子赶出去。但最大的灾难紧跟而至，比如“万园之园“的圆明园被焚毁。电视剧里描写得都很简单，说咸丰皇帝听了这消息以后，吐了口鲜血，很快就死了，不管了。但事情没这么简单，你吐口鲜血死了，这事就完了？谁为此事负责呢？
咸丰皇帝在位十一年，他20岁登基，31岁去世。看历史到这儿的时候，我忽然想：历史很多时候惊人地相似。明朝的正德皇帝31岁去世，清朝的咸丰皇帝也31岁去世。这两个皇帝惟一的共同点，都是他那个朝代最荒淫的皇帝，最喜欢女人的皇帝。咸丰对治理国家没什么办法，他治理女人还有点儿办法，不是弄了个慈禧吗？其实他也没治理慈禧，最后让慈禧把他治理了，最后都是慈禧说了算。
咸丰非常取巧。他怎么能够当上皇帝呢？是受他的一个老师杜受田的教诲。《清史稿·杜受田传》中有这样的记载：咸丰6岁的时候开始学习，与杜受田老师朝夕相处，受其教诲。老师天天教他怎样做人，学各种学问，一共学了十多年。他20岁登基，从6岁到20岁还有十四年。道光皇帝晚年的时候，考虑立储的事，要决定谁做接班人。有一次道光带着皇子们去南苑打猎，所有皇子都各显其能。跟着爹一块儿出去打猎，那当然要显出自己的本事。清朝人很注意武功，不能光有文，还得有武。所以每个人都在拼命打猎，打得最多的是恭亲王，获禽最多；咸丰呢，一箭未发，没有打着东西。道光问他：“你这是为什么啊？“咸丰就说：“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他说的意思是，现在正是春天，鸟兽都在繁育阶段，我不忍伤生，怕妨碍了天地的和谐。这话说得高吧！他什么都没打着，话说得漂亮。道光皇帝大悦，高兴啊，就说：“此真帝者之言。“意思是这真是帝王的话。所以后来就秘密立储，立的是咸丰。其实咸丰说的这段话都是杜受田的传授，有高人指点，不是他自己的话，是他老师告诉他要这么说。
清人笔记《清人轶事》中还有一个故事，跟这个有点儿类似。道光晚年的时候，一次生病了，召两个皇子进屋谈话，借以决定让谁来即位。两个皇子，一个是咸丰，一个是恭亲王。这两个人被叫去之前，肯定都得请教老师：“我去了以后怎么办？我爹问我的事，我怎么回答呢？“恭亲王的老师叫卓秉恬，就跟他说：“如果皇上问起，你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怎么想就怎么说，你本事大，不怕。“杜受田则跟咸丰说：“你要是上去说时政，肯定不抵六爷，你那智慧不灵。惟有一策，就是你别说话，只要皇上说，我老了，身体不行了，你就趴地上哭，就行了。“果不其然，两人进去以后，皇上就说：“我老了，不久就要让位了。“每个人都一样，人老了，身体弱的时候，都不会很避讳。这时咸丰趴在地上就哭，鼻涕都流到地上了。然后道光大为感动，就觉得：哎，这孩子孝顺！于是立储就定在他身上了。所以有时多说不是什么好事。咸丰如愿以偿当上皇帝，跟杜受田有很大关系。咸丰即位以后，杜受田一家子都是荣华富贵。
我们都知道，历史上几乎所有的皇位继承都非常残酷。清朝恐怕只有乾隆不算残酷，因为当时几乎没人跟他竞争，乾隆登上皇位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剩下的都比较残酷，需要动很大心计。如果当时具有政治才干的恭亲王当了皇帝，中国可能是另外一番局面。可惜，历史没有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