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点了点头，考虑了大概半分钟的时间，清了清嗓音，开始说道：“中国传统儒家认为‘民惟邦本’，民心的向背和民意的支持与否，是王朝统治能否稳固的基础，但王朝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则在于‘主权天授’，这与古雅典民主制创制者们在政治思想上所坚持的‘主权在民’是有明显区别的。另外，古雅典人坚持认为：政治权力是公共的，公民人人平等的享有政治权利；主权是有限的，必须受到制约；而古代儒家则认为：人有差等，主权无限，主权乃私家之特权。但在政治权力对民意支持的依赖等方面，两种文明在某种意义上也存在着暗合与通曲。”
说到这儿，傅斯年抬头看看皇上的表情，见皇上神态自若，似乎没有半点恼怒的意思，于是胆子就壮了许多，继续说道：“主权意味着君王的统治权，因为管子有‘藏竭则主权衰，法伤则奸门恺’之谓。因而周初以来所形成的‘天命’观，可以看成一种‘主权在天’思想，即君王的权力来自‘天命’，不过在周初思想家们的心目中，君权事实上是来自民意支持，因为君王必须以民心为监，只有君王秉德而得于民心，方能够得天下。但是，在古雅典的民主制实践中，城邦的‘主权’便是一种公共的权力，一种代表所有公民利益而独立处理对内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也许在亚加米农时代初创议事会形式时，就已经孕育了将权力视为一种公共权力的观念。正是由于古雅典人有这种‘公共权力’的观念，所以才能够发明出以普选的方式来选举执政官的这种制度形式，这应当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梭伦改制，使这种文明规范化和制度化了。政治权力的公共化是古希腊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地域的特有现象，她是由那个特定族群的特有生活方式决定的，她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特例。因为除古希腊以外的古代文明，少有例外的均把政治权力作为一种世袭的私家之权力。”
“之所以中国和雅典的古代先贤都意识到政治权力与民意之间存在着一种支持与被支持的关系，但雅典人创造出了普选制这种直接的民意表达方式，而中国人只能限于‘选贤举能’的政治理想中，其中最深刻的原因是，在理念上中国人坚持‘人有差等’，而雅典人则将人看成相互无差异的平等个体。事实上，在梭伦改制之前的雅典社会，也存在着贵族的世袭特权，梭伦在废除世袭特权的时候，不得不以法定财产资格的社会不平等来替代贵族世袭的不平等。梭伦以雅典人法定财产多寡为标准，把雅典人分成‘五百斗级’、‘骑士级’、‘双牛级’和‘贫民级’四个等级，只有‘骑士级’以上的雅典人，才有被选举为议事会成员的资格，因而雅典人在被选举权方面是不平等的，并且有金权政治的嫌疑。但同时，梭伦发现了一个影响极其深远的政治观念，即“公民”的观念。公民是雅典自由民在政治上的身份定位，无论财产多寡只要符合雅典自由民这一条件，在政治上平等地具有选举权，并且在公民大会上有权通过投票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并决定关系他们切身利益的城邦的重大问题。而雅典城邦的“主权”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才表现为主权落实在雅典公民。因而也可以把雅典政治的主权在民解释为：雅典公民人人平等地拥有城邦的主权。
“在中国传统儒家的视域里，人是一种差等之人，人就其天赋而言就有‘贤与不屑’的区别。所以《中庸》言‘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因为人生而有‘自诚明’与‘自明诚’的区别，‘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这种‘诚者’与‘诚之者’的区别，就是圣人与君子的区别，而圣人便是社会的天然统治者。理想的社会政治就是应该把社会的统治权交给圣人，让圣人们来统治和治理国家。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他们提出了‘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政治原则，主张由那些‘学而优’圣人、君子来管理国家，实行‘文人统治’。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就是根据儒家这一著名原则而发展出来的。”
“……”
傅斯年当着皇上和诸位大臣的面，当当当当把自己对中西方政体的理解说了出来，令所有人目瞪口呆！
关绪清没想到对方会有这样的学识，一时间也愣住了，但他知道这样的人侍才放旷，要是不好好训诫以后就难成大器。当下冷笑了一声说：“你说的还算凑合，但没有切中要害。朕最后再提一个问题，看你能不能答上来，你应该也是熟读经史了，朕问你《四书五经》里面有多少个‘洋洋’？”
傅斯年刚刚为自己的答话感到满意，一听皇上又出了一个难题，骨碌着眼珠子怔了一会，这个题出得虽然刁，但没有出考试范围，说“不知道”肯定不行，只好搜肠刮肚，沉吟着答道：“有……‘洋洋乎《师挚》章也’；有‘洋洋乎《中庸·鬼神》章也；有……‘洋洋乎《中庸·大哉》章也’……”他迟疑着住了口。
“还有‘洋洋’么？”
“……”傅斯年满头大汗，怎么也说不上来了。
关绪清淡淡一笑，说道：“也算难为你了，还有一处刚好是‘少则洋洋焉！”
这时李鸿藻已经找出了傅斯年的墨卷，关绪清见是一副瘦金体字，硬直峭拔，只是笔意里藏锋无力，不禁笑道：“中气不足必形之于外，可谓是字如其人。”又看了看问道：“傅斯年，朕问你卷子里‘如仲翁之兀立墓道’——‘仲翁’是什么东西？”
傅斯年自认为才高八斗，当面被皇上考糊，已经气馁，忙说：“‘仲翁’是……墓道两侧侍立的石像。”
关绪清噗的一下笑了出来，说：“那叫‘翁仲’不叫‘仲翁’你知道么？”说着就傅斯年的卷子上题笔疾书，李鸿藻离得近，仔细看看，只见皇上写道：翁仲如何当仲翁？尔之文章欠夫功。而今不许作林翰，罚去山西为判通！
写完了起身伸伸懒腰，对载沣说：“朕走了，你们还要料理几天，到时候递牌子说话罢。”
两个人送皇上离开，立刻回到至公堂，载沣冷着脸对众考官说：“先各归各房，我和李大人商议一下再放龙门。”
傅斯年这时全身的狂傲性情早已一扫而光，直挺挺跪着，说道：“二位老师……”他不知道皇上在自己卷子上批写了什么，语声中带着颤音。
“现在你还敢目中无人么？”李鸿藻厉声问道。
“不敢了。”傅斯年脸色苍白，“倒不是因为老师开导的那十几棍子，实在是斯年觉得自己不学无术，当着皇上的面丢丑，书生傲气太重了！实话实说。我十二岁进学，当年是县试第一名秀才，十三岁乡试，又是第一名解元。只考贡生接连三科连副榜也不中！原来只是想着少年得第、金殿对策、雄谈天下事是人生一大快事，哪知道会试会这么难！败军之将不敢言战，愿回乡再读十年书！”
李鸿藻笑道：“你也不必这么自责，能够得到皇上的当面教诲是你的福分，你先回去吧，你的卷子我们看过后再说。”
载沣一直在看皇上那首诗，见傅斯年捂着屁股一瘸一拐出去，感叹道：“这个人有福气，是一位真命进士啊！”
李鸿藻笑道：“五爷，他的名次怎么排呢！”
载沣说：“他原本是落选的，犯规本该受罚。皇上却罚他‘不得作翰林’，去山西当通判。通判是前清旧制，是从七品，皇上的意思是让他去山西某县做个局长，放在过去，正牌子进士分发出去也不过就这职位。揣摩皇上的意思，绝不能把他排到考试入围的考生里头，所以名次放在六七十名左右最好。”说着，又拿起皇上改过字的那一份，说道：“这一份自然是首卷了。”
“那是。”李鸿藻说道：“皇上改过的卷子嘛！——这一份南阳冯友兰的又怎么办？”
载沣不禁一笑，说道：“我敢说我们主持这一科疏通关节的最少，想不到皇上竟亲选了三个考生。冯友兰这份既然已经拆了弥封，就不用誊录了，放在傅斯年前边就是。”
当下两个主考又对推荐卷子名单秘密商议了一会。除了这三份卷子，倒也没别的变动。两个人都在上头用了私印，火漆封好又加盖贡院印章，放在孔子牌位前。载沣命令传十八房考试官，五所二厅二堂长官来到至公堂，对孔子牌位一齐行了三跪九叩大礼，把密封好的考生名单交考试院院长立即呈缴教育部。至此，恩科大典已告结束。
载沣率领各位考官出了至公堂，看了看西边殷红的晚霞，吁一口气道：“开龙门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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