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新任节度使李庸和大都督府长史韩泰先后到任，韦丹遇刺的案件却迟迟没有侦破。李庸和韩泰最大的贡献是迅速稳定了淮南的局势。李庸现在已经开始调集工程队和民夫继续韦丹未竟的事业――开塘了。历史上，这两口塘本来应该由李吉甫完成，一个名字叫固本，一个叫富民。
事实上，自从刘昌裔到了洛阳，韦丹的案子的侦破就有了眉目。但是侦破却故意地被延缓或者说中止了。而朝野的舆论都把目标指向了淮西。理由很简单，吴少诚的目标是劫掠淮南，而偏偏就在他想东进的时候，韦丹遇刺，两件事情联系到一起，就是傻子也能想到是怎么回事。
而韩泰在扬州的调查显示，韦丹遇刺前查的一个大盐商的幕后老板正是淮西，这个消息被一个叫牟介的淮南小官透露给《今春秋》以后，朝野愤怒的口水滔滔不绝地喷向了淮西。淮西方面的否认被认为是故意的掩饰。其实吴少诚真是冤枉无比，他相信实力决定一切，根本不屑做刺杀这种事情。但是看起来这个黑锅他是不得不背了。
放眼大唐，谁喜欢搞歪门邪道，李诵心里很清楚，刘昌裔的调查不过证实了他的想法。只是如果把结果公布出来，陷入被动的会是朝廷。待到削平淮西，时机成熟，李诵自然会去找罪魁祸首算账。但是这一片苦心，有人理解吗？
起码年轻的白居易不理解。白居易三十多岁，正是血气方刚，事业心最强的时候，敢于任事，敢想敢说。由于本身兼着翰林，太子在洛阳的机要都由他和崔群服负责，因此知道许多机密事情。白居易对朝廷，对李诵遮遮掩掩，拖拖拉拉的态度非常不满，甚至可以说是异常愤慨。十天之内，接连三次上书，严厉批评皇帝和执政的拖延侦破速度，故意放纵凶手的恶劣行径。由于白居易和《春明外史》的密切关系，导致了舆论的哗然。盛怒之下的李诵问李吉甫怎么办？
暴怒的李吉甫道：
“贬。”
李诵问李绛怎么办？
李绛慢条斯理地说道：
“贬！”
不管那个时代，政府的威信都是不容挑衅的。不管是李诵，还是李吉甫，甚至以待人温和著称的裴垍、李绛都不能容忍白居易破坏朝廷大计的不负责任的行为，李诵在内阁会议上说：
“愚蠢的清醒，不如聪明的糊涂。”
其实一个人的命运往往由自己的性格决定，比如白居易就是如此。李诵不想见到只想写闲适诗的白居易，就对白居易的直言敢谏，嫉恶如仇的性格加以了保护，甚至可以说是纵容。有时候白居易的话说过分了，李诵也只是微微一笑。两年多下来，白居易说话的胆量直追韩愈。不过韩愈现在在长安久了，也到了一定的高位，毕竟老成了许多，知道李诵的想法和难处，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白居易还是年轻啊。
年轻不是不负责任的借口。既然朝廷不会有错误，那么总要有人来承担错误。白居易兼着左拾遗，上书激谏是职责所在，不能说他越职言事（元和八年，任东宫赞善大夫的白居易因为武元衡遇刺，上书激谏追捕凶手，被宦官以越职言事贬江州司马），就只能说他妄自揣度了。
五月，因为白居易言论失当，妄议君父是非，贬白居易湖南永州司马。历史上柳宗元做过的官。诏书责令其立即动身。白居易不得不放下正在筹办的《时闻》，怀着满腔悲愤往湖南去了。临行前崔群抽出时间给他饯行，席后颓丧的白居易长叹“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开”，“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诗歌传出以后，舆论一片同情，但是李诵的评价是“顾影自怜”。白居易被贬后，王涯随即被派往洛阳，辅佐太子。
由于大旱，占城稻的推广速度加快，柳宗元慷慨地卖出了三万斛稻种给两浙、江西、湖南等地。夏收之后，来自两浙、淮南的新米堆满了洛阳的官仓，然后运往关中，来自江西、湖南、岭南的新米汇集江陵。然后沿汉水而上，到达金商。
旱情较轻的关中、河中、河东获得了丰收。兵精粮足，正是舒活筋骨的大好时机。夏收之后，洛阳等地集结的军队严阵以待，防备淮西贼的抢劫。今夏淮西欠收，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吴少诚又不得不加重赋税。淮西已经陷入赤贫的状态，百姓像乞丐，军队像土匪。田亩锐减，人丁凋零。和朝廷的长期对抗使得淮西已经陷入了绝境。陷入绝境的人会怎么做？铤而走险，以命博命。淮西军本就强悍，现在更像是饿极了的野狼，眼中闪烁着绿光准备伺机扑食猎物了。
但是狼也有很多种的，有的野性难驯，狼性不改，有的就喜欢和人在一起，时间长了，就驯化成了狗??????就在吴少诚焦躁不安终于向洛阳派出使者的时候，太子的车驾却离开了洛阳，不过不是回长安，而是去开封。开封有个包青天那是宋朝的事情，现在管着开封的是汴宋节度使韩弘。自从太子驻跸洛阳后，南面的北面的各镇节度使都跑到洛阳去晋见太子，顺手捎带点美女什么的。当然都被太子忍痛拒绝了。作为对这些节度使忠诚的赏赐，李纯每人送了他们一件眼下还属于稀罕物品的棉布单衣。连远在郓州的李师道都派出了高沐来见太子，领着几件棉布衣服回去了，只有韩弘，上表称自己患了足疾，难以移动，派出了儿子韩公武去见太子。李师道远在淄青，而受封检校司空、同平章事高官的韩弘却在开封，称病不见太子。这让郑余庆、刘昌裔等深为不满。不过李纯却混不在意，对郑余庆们道：
“他不来见寡人，寡人自去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