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nk:
“他睡着了。”从监控室走出来，我对Mike说，“多给他点时间吧……我想他可能累了。”我说。
Mike不似以前那般俏皮，他拿着David递给他的案件整理书，有些沉重地抬眼看了看Kris。那眼神里还有什么，我说不清。
“我的任务结束了。”我笑笑拍了拍David的肩膀。
他也笑了笑，想说什么，却欲言又止。有些犹豫地拿起了那份案件卷宗，“你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只不过……我是说，也许你该知道这些。”他把卷宗递给我，“你自己看吧。”
一个小时以后，走在警局已经空无一人的走廊，我的脚步声显得格外孤单。
关于那之后的事……还是不要再说了吧。他卸下一层层的壳，已经血肉模糊，你看，每个人都得为自己留点最后的东西，不是么。
那大概是在倒计时还剩１小时左右的时候，也就是张艺兴死去的一个多小时以后，他拿着一个椅子去砸客厅里的那扇落地窗，椅子砸断了，什么都没有发生。
接着，他又尝试去开那扇密码锁的门，胡乱给了３次密码都失败了，什么都没有发生。
接着，他又拿起朴灿烈使用过的那个平底锅去砸厨房的天窗，就是他拦住朴灿烈去砸的那扇。窗子被砸破了，什么也没有发生。
他疯狂地在客厅里乱砸，踢翻了沙发和茶几，砸坏了墙壁。他跌跌撞撞地摔倒在跳舞机前，看见了鹿晗赢的那台机器上跳动着的没人注意到的字幕：surprise。
他颤抖地把手按在上面，墙上的游戏规则慢慢消失，像是噩梦般，几个红色的字渐渐显影出现，那是韩语的“两周年！”
像是模糊地意识到了什么吧，又像是什么都看不清摸不透。所有人的梦都醒了，那是属于他一个人的噩梦。
两个月后的一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我们赢了，终身监禁。”电话的那头David说。
几天以后，我去警察局办理完了跟这起案件有关的一些手续，离开前，我最后一次去探望了这个特殊的病人。
他穿着明显比他的身体宽大很多的囚服，显得异常瘦削。他的头发还未剪短，仍旧随便地在脑后扎成一把，漂亮的手指随意地放在腿上，脸色苍白的有些厉害。
他时不时咳嗽，我询问他的身体状况，他轻轻摇头表示自己没事。
我不敢想象他的牢狱生活。就算穿着囚服没有任何装扮，他仍然漂亮得有些过分，就算这样走进一个全是同性的酒吧我都会担忧他的安全，更不用说在监狱里，更不用说他还是不多见的亚洲人。
“如果……我是说以后，”我摸了摸鼻子，小心着自己的措辞，“服刑的时候，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可以随时联系我，我有很多律师朋友。”我递给他我的名片，“这个你以后恐怕不能携带，但你可以记住我的名字，很多警察都认识我。”我友善地说。如果我的病人选择了死亡，对我的工作是莫大的否定，但这一切，好像又不是我能化解的。
他接过名片，看着我笑了笑，仿佛看透了我的意思，“我不会去死的，你放心。”
“那就好。”我看着他。
“我会活着，”他低头说，“接受所有的惩罚，并且……”他甚至笑了笑，“并且努力地活下去，让这惩罚的时间长一些。”
我看着这个男孩，像我第一次看见到他时那样，散发着极端自我的气场。
“我这里，被许多座金字塔压着，”他笑着指指自己胸口，“每一次惩罚，就像搬走一块石头……也许我在这里呆了几百年以后，就可以自由呼吸了。”他继续笑着说。
我沉默着，也许，并不是每个人都像我想象的那样需要心理医生。每个人都有别人救赎不了的痛苦，当这些痛苦消失殆尽的时候，他们的生命也就跟随着一起消亡了。
两周后的晚上，新闻节目里依旧充斥着满世界的灾难，在那条不起眼的本地车祸片断里，我看到了意外死亡的郑先生。
其实很多事情，也许不会再有人知道。
没人知道，被推倒在镜子里的金俊绵也许曾沙哑地说出过那句话，“地下室有声音。”
没人知道，在那次最后的探望里，Kris曾经低着头小声地对我说，“其实那个蹦床，我觉得我只碰歪了一点。”
没人知道，德国珠宝业巨头Wellendorf在2014年初推出了价格不菲的限量版戒指，分成上中下三层的戒指表面彼此旋转，很容易就能拼凑成固定的花纹图案。而拼凑完的内侧，是个简单的斜体德语单词: Liebe.
更不会有人知道，2010年冬天，张艺兴终于买下了那块看中很久的Tissot黑白款手表，表的背面刻着一行小字: It only stops when you fall in lo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