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选择
这里是崇山峻岭的太行山麓，红旗遍插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这里有一个山明水秀的小山村——西柏坡。它是党中央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一出雁门关，泱泱走代县，匍匐过定襄，跌宕下五台，依依别盂州，慷慨入平山”，短小精悍的六句话，包含了滹沱河自西向东蜿蜒曲折流经的几个地方，同时恰如其分地描述出党中央撤离延安、辗转陕北、最后安家西柏坡的艰难过程。
默默无闻的寂静山村因为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到来，顿时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被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之上。西柏坡是党中央进入紫禁城的最后一站，也是毛主席和党中央指挥解放战争、解放全中国的最重要一站，更是建立新中国雏形的第一站。
走进西柏坡
在绵延千里的太行山东山麓，有这样一片神奇的土地。这里有秀丽的自然风光，淳朴的民风民俗，以及历史悠久的文化底蕴。一条蜿蜒曲折的滹沱河从太行山脚下潺潺流过。它穿过这片神奇的土地，在太行山深处拐了个弯。一个恬静的小村庄躺在滹沱河的臂弯里，好似睡在妈妈怀抱里的小宝宝。这个小村庄就是西柏坡。
据《平山县志》记载，西柏坡始建于唐朝。由于村北坡上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柏树，这个村一开始取名为“柏卜”。五代后周时期，滹沱河发生洪灾，大水冲毁了柏卜村。这里的村民流离失所，只得迁居他处。直到宋朝初年，部分村民又回到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重建了柏卜村。那场洪灾让原来的村子面目全非，之前的空地变成了一片芦苇地，它把整个村子隔成两半。村民们将东边的村子称为“东柏卜”，西边的村子称为“西柏卜”。
民国初年，村子里一位有学问的教书先生，将“卜”字改为“坡”字。“西柏卜”遂改称为“西柏坡”。
关于西柏坡，当地还流传着这样一个美丽而神奇的传说。
西柏坡原本是一个盆地，村子三面环山，一面环水。东面有一个一千米宽的豁口，滹沱河顺着这个豁口流向渤海。
在村子的南山上，有一只羽翼丰满、色泽绚烂的金鸡。千百年来，这只金鸡站在南山头上，每天按时打鸣，叫声婉转动听。村子里的人们在金鸡的啼叫声中开始一天的辛勤劳动。他们在这里繁衍后代，过得美满幸福。
不知何时，村子的北山脚下爬来了一只金龟。人们慢慢发现，只要南山上的公鸡一打鸣，北山脚下的金龟就往前爬。随之变化的是，北山坡也在慢慢地生长，逐渐地接近了南山坡。金鸡天天叫，金龟天天爬，南山坡和北山坡越来越近。
如果这种势头不加控制，整个村子就会面临非常危险的局面。因为南山坡和北山坡连在一起，整个村子就会被水淹没，变成湖泽，村子就要遭受灭顶之灾。
正当村里的人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时，人们发现，一向悦耳动听的金鸡啼叫声，突然变得恐怖起来，北山坡向南山坡移动的速度越来越快。危险更加剧了，村子随时都有被淹的可能。人们开始恐慌了，纷纷收拾家中的细软，准备走上逃难之路。
就在这时，村里出现了一个白发白须的老人。他动作敏捷地爬上南山坡，抓住金鸡，封住了它的嘴，使它无法再啼叫，并牢牢地将它拴在南山顶上。向南移动的金龟此后停止了爬行，北山也不再向南山靠近。村子安然无恙，人们躲过了这次劫难。当人们想起向那位白发白须的老人道谢时，却早已不见他的踪影。
在西柏坡村，人们相信这个传说的真实性。因为村前的龟岛，形状好像一只伸长脖子的乌龟，正使劲地朝南山爬着；而南山顶上确实有一块金鸡石，它昂着头，似乎在婉转啼鸣。
物转星移，由于革命形式发展的需要，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西柏坡村走到了历史的前台，成为中国革命胜利前的一个总指挥中心。在这里，中国共产党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在这里，毛泽东和党中央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在这里，共产党人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这里，新中国的雏形得以奠定。
今天，当我们踏上这片热土，走进西柏坡，瞻仰一个个故址遗迹，缅怀老一代革命家的革命豪情，追忆那段峥嵘岁月，可以自豪地说：“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中共中央搬离延安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在延安制定了“力争华北，坚持华中，抢占太原，重视上党地区”的战略方针。为保证这一战略方针的实施，中共中央决定，总部机关和人民军队的总指挥所向华北地区转移。
这意味着中共中央要从大后方延安搬家。
对于在延安生活了十年的毛泽东来说，这里的山山水水都再熟悉不过。要从延安搬走，在感情上确实难以割舍。虽说他从一开始就说“延安不要轻易搬家”，可真正到战略需要的时候，毛泽东还是以大局为重。随着时局的发展，搬离延安、重新选址的问题迫在眉睫。
然而，选址过程并不顺利，经历了一波三折。
起初，中共中央将目光转向了东北。东北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战略区域，其地位不可小觑。
据毛泽东身边的俄语翻译师哲回忆，毛泽东和刘少奇专门就选址东北问题进行过讨论，提出过一个设想：“苏联军队虽然没有积极支持和帮助我们，却也没有阻拦我们，估计也不至于对我们背后开枪。那么，我们在东北也就赢得了战略上的胜利，即北面没有敌人，西面蒙古、东面朝鲜都是友邻，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对付一方面的敌人，有了这样一个有利的战略地位，就有了取得胜利的基础。”
毛泽东和刘少奇达成了共识，曾把连接冀热辽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承德作为最佳之选。
毛泽东和周恩来赴重庆谈判时，刘少奇等人在延安为党中央迁移承德做了相关准备。同时，中央警备团一部先行离开延安、开向承德，为党中央安家承德做准备。临行前，朱德勉励他们，希望他们先行一步，在承德克服困难，为党中央铺好路。
然而，中央警备团还未到达承德，就被迫终止了行动。原来，国民党方面与苏军达成了协议，苏方允许国民党军登陆进入东北，中东路及大城市将被国民党军控制。这一突变，让党中央迁移承德的计划不得不暂时终止。
重庆谈判后，两党之间有一段短暂的和平共处时期。中共中央考虑到这一现状，准备把党中央驻地迁到淮阴。淮阴，距离蒋介石政府的驻地南京很近，同时也是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当时，毛泽东曾戏言，“党中央迁到淮阴，我还可以去国民党政府谋个职位。不过南京很热，我常住淮阴，遇到开会时就两头跑，这也是可以的”。
中共中央迁移淮阴的消息传到苏皖根据地后，得到了淮阴人民的热情响应。他们腾房间，凑经费，做足了准备工作。可谁知，这一切又被蒋介石横刀截断。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的道理，对疑心病颇重的蒋介石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他绝对不允许出现这样的情况。不久，蒋介石就撕毁了“双十协定”与停战协定。
既然和平共处的局面已被打破，那么迁移到淮阴的计划也随之取消了。
随着国民党军队对中共中央驻地延安的进犯，撤离延安已经势在必行。
延安，古称“肤施”。关于这个名字的来历，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相传，古时这里曾发生过严重的饥荒之灾。人们为了活命，纷纷自相残杀、争食人肉。当地有位得道高僧，他为解救饥荒中的人们，避免他们再同类相残，就把自己的肉体献给了他们。吃了那位高僧的血肉后，人们才得以存活下来。后来，为纪念那位大慈大悲的高僧，人们为这个地方取名“肤施”。这个名字寄托了人们美好的愿望，渴望在危难之际能有一个救世主，拯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
可这世上，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一向坚持不从延安搬家的毛泽东，这次不得不服从大局，下达撤离延安的命令。不过，不要以为毛泽东是因为惧怕才做出这个决定的。
恰恰相反。
毛泽东打算将计就计，准备对敌人来一个“来而不往非礼也”。因为他深知蒋介石的心思：蒋介石以为占领延安，捣毁共产党的中央驻地，最后的胜利就算到手了。
虽说已经下了最后的命令，可毛泽东仍然坚持：“我要最后一个撤离延安，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个什么样子！”毛泽东面对来势汹汹的敌军，一直在窑洞办公，直到撤离的最后一刻。
枪声已在延安城内响起来，胡宗南的部队越来越逼近延安。
情况十分危急，毛泽东身边的警卫人员忙着收拾东西。他们将饭菜装进了保温盒，打算到路上吃午饭。
“慌啥子嘛？到了吃午饭的时候了，还不把午饭吃了再走。”毛泽东用浓厚的湖南口音对警卫员说道。
不得已，警卫人员只好又将饭菜拿了出来。
毛泽东历来吃饭很快，可今天偏偏细嚼慢咽起来。他神情自若的样子，让一旁的警卫人员急得团团转，不能催，也不能不催。警卫员没辙，只好将实情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又搬来了救兵——彭德怀。
彭德怀急冲冲地走进来，也顾不上什么礼节，朝里面吼道：“主席，都火烧眉毛了！快走快走！胡宗南的兵有啥子好看？”接着，他又把目光转向警卫人员，说：“愣着干什么？还不赶快将主席的东西收拾一下搬出去，车子已经停在门口了。”
警卫员和秘书赶紧清理办公室，将重要文件搬到了车上。
毛泽东仍旧不慌不忙地吃着饭，对身边的人幽默地说：“你们把房子清理一下，文件都带走，带不走的书可以留下一些，让胡宗南也接受一下马列主义的熏陶。”说完，便拿起饭盒走出办公室，登上了汽车。
毛泽东回望生活了十年的地方，喃喃自语：“本来呢，我是想看看胡宗南的部队，可彭老总死活不答应。他那个倔脾气啊，我是没得办法！”说完，毛泽东叹了口气，似乎留下了什么遗憾似的。
“主席，我们会回来的。”身边的人安慰道。
“是，我们会回来的！”毛泽东自顾自地重复了一遍。
1947年3月18日，毛泽东和党中央带着无限的眷念之情离开了延安。不过一年之后延安又回到党中央的怀抱。这正好验证了毛泽东当年的那句话——“我们还会回来的”。
理想的总指挥部
西柏坡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它“好”在哪里？毛泽东和党中央为什么会选择名不见经传的西柏坡作为大决战前的总指挥所？
关于选址西柏坡的问题，我们只能说，是历史选择了西柏坡。
一、地理位置重要
西柏坡是河北省平山县境内的一个小山村，坐落于太行山东麓。古县志中有“万山峨峨，百川浩浩”，说的就是西柏坡这块宝地。太行山和华北平原在这里交汇，华北平原与山西高原的重要通道也经过这里。它的东面地势开阔，进可攻，退可守；它的西面是崇山峻岭，藏得下千军万马。西柏坡因有这样的地势地形，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公元前381年，古中山国建都于此，是当时有名的“千乘之国”。素来有“马背上的民族”之称的古中山国，虽常常处于燕、赵、齐三个大国的重重包围之下，却始终完好无损。它靠的就是这里的有利地形。西汉时期，韩信展开“背水一战”的古战场，距西柏坡仅60公里。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这千沟万壑的深山中，与敌人巧妙周旋，狠狠打击了敌人。
这里交通便利，四通八达；这里地势优越，能进能退，能守能攻，是理想的战争指挥所。
二、物产资源丰富
前线战场的胜利与否，不仅取决于缜密的作战方针、将帅的正确指挥和战士的英勇拼杀，还有赖于后方充足的军需物资保障。
西柏坡不仅地理位置险要，适合打仗，而且物产丰富，能够提供充足的后勤保障。
据聂荣臻回忆：“当我们登上东西黄泥的大山，朝滹沱河两岸望去——嘿！河两岸的稻子一片金黄，在微风中摆动。”其中的“东西黄泥”，指的就是西柏坡一带。西柏坡位于黄泥滩、夹峪滩之间，被称为“晋察冀边区的乌克兰”。
滹沱河横贯西柏坡，像一条玉带嵌在小山村里。河水带来的是肥美的土地和丰足的水资源。河岸两边住满了庄户人家，勤劳的村民在滹沱河两岸种满了庄稼，一望无际的田野里到处闪烁着丰收的光芒。一个个小村庄宁静而祥和。每当夜幕降临，家家户户升起袅袅炊烟，与山间的薄雾融为一体，恰似一幅江南鱼米之乡的水墨画卷。
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不仅能够满足党中央机关的需要，还能为前线、后方提供支援。它，确实是一个强有力的后盾！
三、群众基础良好
西柏坡民风淳朴，乡俗朴实。这里的村民善良踏实，勤劳勇敢，党组织和群众的基础工作开展得很扎实。
早在“七七事变”时，整个平山县的党员就发展到700余人，是整个河北省党员最多的一个县。抗日战争爆发后，王震旅长到平山征兵，不到几天工夫，就有200多名党员带头参军，组成了一个平山团。这其中就有很多西柏坡村人。因此，西柏坡村被誉为“抗日模范村”。
抗日战争时期，聂荣臻及边区党、政、军首脑机关先后在平山县战斗生活了三年之久，与当地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战火硝烟弥漫的年代，西柏坡人民同八路军一道奋勇杀敌，他们勇于牺牲，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书写了一部光辉壮丽的篇章。西柏坡有高涨的革命热情，先进的政治觉悟以及老百姓对人民军队的关心爱护。
鉴于以上三个原因，不起眼的西柏坡最终成为伟人心中的最佳之选。
枣林沟会议
毛泽东和党中央撤离延安后，一直在陕北指挥作战，时间长达一年多。当时，党中央没有一个固定的指挥所，所有的交通工具只有马匹。人们戏称为“马背上的统帅部”。
1947年3月25日，党中央到达陕北的枣林沟村。在这个小村庄里，毛泽东召集会议，对党中央下一步的行动问题进行讨论。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主席，咱们还是离开陕北，渡过黄河，到安全的地方去吧。”任弼时考虑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安全，语重心长地建议道。
“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但我真的不能离开陕北。”毛泽东点上烟，吸了一口，继续说，“不光我不能走，党中央也不要走。我们这样一走，怎么跟陕北的乡亲们交代啊？再说了，只要我们离开陕北，胡宗南就会把战火转移到别的战场。这不是向其他战场施压么？只有我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才能让别的战场专心作战。不打败胡宗南，我是绝不会渡过黄河的！”
“可我们现在只有2万人马，而胡宗南却有20万。再这样下去，我们恐怕是抵挡不住呀。要不然，我们再调一些兵过来吧！”有人建议道。
“不可，不可！陕北这块地方本来就小，突然一下子来这么多军队，会给人民群众造成不小的压力啊！”毛泽东摇着头说道。
毛泽东见大家沉默不语，又接着说：“之前那么困难的时刻都熬过来了，现在就挺不过去了？放心吧，这里的地势对我们有利，况且群众基础好，暂时来说还比较安全。”
经过慎重的研究讨论，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四位书记都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前敌委员会的会议最后决定，党中央一分为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朱德东渡黄河，前往华北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落实中央委托的工作；叶剑英、杨尚昆带领中央后方委员会到晋西北筹备后方工作。
枣林沟会议结束的当天，三方人马分头行动了。至此，中央领导机构分工明确，职责清晰，兵分三路开展工作。
渡过黄河
自1947年3月18日撤离延安到1948年3月23日东渡黄河，党中央在陕北转战了整整一年零五天。
在这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党中央指挥西北野战军，分别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沙家店等战役的决定性胜利。彭德怀率领西北野战军在毛泽东“蘑菇”战术的指引下，把胡宗南的部队打得溃不成军。此刻渡黄河真正应验了毛泽东那句“不打败胡宗南，绝不渡黄河”的誓言。
何为“蘑菇”战术呢？
简单地说，即我西北野战军与敌人在陕北周旋，既不急于北上，也不急于南下，拖得敌人疲惫不堪且粮饷匮乏时，最后再一网打尽。
“蘑菇”战术使得敌人在陕北像个无头的苍蝇，被西北野战军牵着鼻子团团转，胖的拖成瘦的，瘦的最后给拖死了。敌人在陕甘宁战场的溃败，表明党中央转战陕北的战略任务已基本完成。与此同时，山东战场取得了孟良崮战役的胜利。党中央根据当前的局势，决定离开陕北，东渡黄河，向华北转移，领导全国的解放战争。
1948年3月21日，天气出奇得好。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从杨家沟出发。两天后，他们如期到达预先选定好的黄河渡口。此时，黄河两岸站满了前来送行的陕北人民，他们一见到毛泽东等人的身影，都热烈地欢呼起来。十几条绑扎得结结实实的木船靠在岸边，正等待着起航。200名身体结实的汉子组成水手营，整整齐齐地列在岸边，静静等候三位书记的到来。
三位书记慢慢走到岸边，向前来送行的人民挥手致意。他们看看波涛汹涌的黄河，又看看生活了十多年的陕北大地，心里感慨万千。
“真是不舍得啊！”毛泽东发出感慨。
“主席，该上船了。”警卫员小心地提醒道。因为担心国民党反动派得知党中央的行迹前来轰炸，警卫员心里挺担心的，只好不露声色地催促着。
三位书记带领党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一一登上了船。
船已经离开岸边好远了，毛泽东仍然不肯坐下，一个人静静地站立在船尾，望着前来送行的人们，望着陕北这片熟悉的土地，眼角不知不觉地湿润了起来。
“主席，小心！”警卫员大叫一声，赶紧过去扶住毛泽东。
原来，船行到黄河中间，水流突然变得湍急起来。波浪翻滚，夹杂着未融化的冰块冲到船板上。木船在波浪的冲击下左摇右晃，咯吱作响。有的人开始出现晕船的症状。大家怕出危险，紧紧地围拢着毛泽东站着。毛泽东神情淡定地说：“大家莫怕，咱们的船工技术很高明，会保证大家的安全。”
也许是受到主席的鼓励，船工鼓足了劲，整齐划一地摇起船橹，乘风破浪，让船有惊无险地在黄河上前行。
尽管风浪很大，水势很急，但毛泽东的兴致很高。他一会儿转过头去欣赏黄河两岸美好的风光，一会儿又扭过头来看船工们有节奏的划桨动作，神情中透着欣喜与激动。
这时，毛泽东见叶子龙正在摆弄手里的相机，便对他说：“以陕北大地为背景，给我照张相吧！怎么样？”
“好，我给主席照一张。”叶子龙欢快地答应了。
“嗯，这样我就有个念想了！以后想念陕北的人民，想念陕北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我就有得看喽！”毛泽东欣慰地说道。
大概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奋力划行，船终于驶出水流湍急、布满冰块的危险水域。毛泽东立在船头，望着远处迷茫的陕北大
地，深情地说：“陕北是个好地方啊，我们在这里待了十来年，确实有感情了。说实话，真是不愿意离开啊！不过，再不离开陕北，那就不符合实际情况喽。”
身边的人被毛泽东的情绪感染了，他们安静下来，望着渐行渐远的陕北大地，回忆着在那里生活的点点滴滴。
不大一会儿，船靠岸了。大家整理好随行物品按次序下船。毛泽东握着船工们的手，感激地说：“多亏了你们啊，谢谢你们送我们安全渡过黄河！”
西柏坡迎来中央工委
俗话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可如果天时、地利、人和这三者都具备的话，那就是历史的选择。西柏坡便是这样一个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绝好地方。它被中央工委选为驻地，后来又成为党中央的驻地。
不过，在选定它之前，中央工委的负责人反复论证了很久，才最终确定下来。
枣林沟会议后，刘少奇和朱德带领中央工委东渡黄河，来到河北阜平县城南庄，进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城南庄，中央工委受到了晋察冀中央局同志的热烈欢迎，于是决定留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开展工作。中央工委将这一情况请示了党中央，不久，就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
接下来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选择合适的中央工委驻地，而这个驻地将来很有可能成为党中央的驻地。
1948年5月3日，刘少奇、朱德和聂荣臻聚在一起，商量中央工委的驻地问题。
“经过咱们这几天的考察，有两个地方比较可靠。一个是阜平县，一个是平山县西柏坡一带。大家说说哪个比较好？”刘少奇首先发言。
“咱们在阜平县受到了晋察冀中央局的热情招待，我看这地方比较好。况且，中央局的同志们也愿意我们留下。”朱德说道。
“你呢？”刘少奇示意聂荣臻。
“我嘛，对西柏坡一带还比较熟，其他地区的情况还不太清楚。”聂荣臻笑着回答道。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他一直在这一带率领军队和当地的人民群众一起进行艰苦卓绝的奋战。
三人沉思了一会儿，刘少奇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问道：“我们离开陕北的时候，毛主席曾对我说过，让我们到白毛女的家乡去看看。‘白毛女的家乡’是哪里？”
“哦，这个我晓得。”聂荣臻回答道，“白毛女的家乡就在平山县。不要看故事中的喜儿家里那么贫穷，实际上平山县可是个好地方！它被称为晋察冀的‘乌克兰’，当地的老百姓都说：‘阜平不富，平山不贫。’”
听了聂荣臻的话，刘少奇赶紧找来地图，查看平山县的地理位置。
朱德在一旁说：“我们最好选一个交通四通八达，但又不在平原地带的地方。”
“对，这个地方要考虑到以后党中央需要指挥大决战的要求。”刘少奇强调道。
聂荣臻比较熟悉这里的情况，他一边指着地图，一边向刘少奇和朱德介绍说：“平山县位于太行山和华北平原的交汇处。这里交通发达，但不处于大平原地带。东面紧邻石家庄，西面与山西接壤，是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好地方。此外，这里群众基础好，能够配合党中央的各项工作。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啊。”
“嗯，听了你的介绍，感觉这个地方还是不错的。不过，为了慎重起见，我们还是派人到现场实地考查一下吧！”刘少奇听完聂荣臻的介绍后，向两人建议道。
“好，明天就出发！”朱德点头同意。
第二天，朱德派秘书和卫士长，在聂荣臻副官的陪同下，带着地图，骑着马，来到平山县。三人沿着滹沱河，从南到西沿途考察了周边的几个村寨。他们发现，这里的确是个交通便利、地形隐蔽、物产丰富的好地方，十分适合大型机关进驻。
不过，平山县滹沱河沿岸有许多村庄，到底选择哪个村子好呢？三人将大致的情况报告给中央工委。中央工委当即给出指示：村子必须集中，交通方便，安全性好。根据以上要求，三人一致看中了“藏”在滹沱河臂弯里的西柏坡村。
刘少奇、朱德听了从现场实地考察回来的三位同志的汇报，都对西柏坡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过再三考虑，刘少奇将选址西柏坡的决定，发电报请示了党中央。党中央回电表示同意。
为进一步落实驻地问题，中央工委决定先派安子文到西柏坡打“前锋”，为安家西柏坡提前做好准备。
安子文到西柏坡后，首先解决了人多房少的问题。经中央工委批准，安子文征用了村里13户百姓的住宅。西柏坡村的老百姓听说要为中央机关腾房子，都十分乐意。他们积极配合规划，不仅腾出了房间，还帮忙盖了一些新房。他们又在房子周围建起了院墙，形成了一个自然的大院落。
为了保密，中央工委一直对外使用“工人劳动大学”的称号。房子修缮好后，安子文在大门口打出了“中央工校”的条幅。
一切准备工作完成后，面貌一新的西柏坡静静地等候大部队入驻。
1947年7月12日，中央工委正式进驻西柏坡。
这一天，对于西柏坡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天。西柏坡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召开全国土地会议
毛主席呀！没有您，我们真的要饿死啦！这回我们都翻身了，分了地，分了马，分了衣服粮食，都有吃有穿也都抱团了，一定打倒大地主，打倒反动派！
眼看到了冬天了，你那里很冷吧？给你捎去了一件皮大氅，一双靴子，一双毛袜，一顶帽子，这是我们的翻身果实，也是我们的一点点心意，请您收下吧！
我们都想看看你，离得又这样远，又见不着你。请你把最近的照片给捎一张来吧！
向您
敬礼！
三十六年九月十日
哈尔滨市顾乡区靠山屯全体翻身农民
这是一封写于民国三十六年九月十日的信。这一年是1947年。
在这封充满了喜悦和谢意之情的书信背后，到底有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根据信中“翻了身，分了地，分了马，分了衣服粮食”等语句，再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我们可以确定，这封信写于全国土地会议召开之后，写于《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之后不久。
1947年7月初，中央工委决定在《五四指示》颁布一周年之际，于7月17日召开全国土地会议。这是中央工委在西柏坡安家落户之后的第一个大任务。
全国土地会议召开的通知发出后，107名代表从各个解放区出发，一路躲避敌人的盘问和阻碍，风尘仆仆地赶往西柏坡。由于前来参加会议的代表比较多，这让小小的西柏坡一下子变得拥挤起来。中央工委最终决定将会场设在村西头的恶石沟沟口的打麦场上。
当时的条件比较差，会场布置得十分简单。负责会场布置的李长有看到会场没有一个像样的桌椅，心里难过极了。他心想，这么热的天，少奇同志和各位代表不仅要在大太阳下暴晒，甚至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
“小李啊，发什么呆？”刘少奇的声音在李长有的耳边响起，打断了他的思绪。
李长有抬头一看，只见刘少奇和朱德正向会场走来，便把自己心中的真实想法说了出来：“少奇同志、朱老总，我们从老乡那借些桌椅来吧，不然到时候让代表们坐哪儿啊？”
刘少奇知道李长有的好意，也明白目前存在的困难。他拍了拍李长有的肩膀，信步走到一块大石头前，屈身坐下。他拍着自己的双膝，对李长有说：“小李啊，你的想法和出发点都是好的。能弄来这么多的桌椅固然是好，可我们不能一遇到困难，就向人民群众伸手啊!”
“对嘛，像少奇同志那样坐在石头上，把膝盖当桌子也是可以的。有困难，我们就克服克服！”朱德也在一旁说道。
李长有见两位首长都这样说，自己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好默默地走开，去忙别的活了。他们在打麦场北面的土台子上放了两张条桌和几条板凳，算是搭成了主席台。接着又在场地上，搭了一个布篷，遮挡毒辣的烈日。“全国土地会议”的会场就算布置好了。
7月17日，全国土地会议就在打麦场上开幕了。大会没有会标，没有口号，也没有麦克风及扩音器。刘少奇就站在土台上，宣布大会开始。台下一百多名与会代表，坐在大小不一的石块上，高低不等的土墩上，认真听取大会发言，快速记录大会重点，并热烈地相互讨论交流。
7月的西柏坡，烈日炎炎，酷暑难耐。大会在简易的露天会场上前前后后开了两个月。会议的前半期，由各地代表发言，汇报各自区域的情况。后半期，刘少奇和主席团成员分别与各解放区代表进行座谈。
每次，刘少奇让李长有去请代表们来座谈时，必定悉心叮嘱李长有，千万不能像下命令那样说话，一定要客气，就说：“少奇请你们到他那里坐坐。”
一次，刘少奇正在与代表们谈话。突然，他脸色苍白，看来，他的胃病又犯了。本来，刘少奇想忍忍就过去了，没想到疼得越来越厉害，头上冒出了豆大的汗珠。代表们见他脸色不太好，担心他的身体状况，纷纷劝说，让他休息一会。可是，刘少奇却微笑着摇了摇头，喝了口热水，继续与代表们讨论问题。
中午，食堂打算开个小灶，为刘少奇补补身体。他知道后，连忙拒绝了，对食堂管理员说道：“现在的经济条件还比较困难，就不要铺张浪费了。我跟大家一样，有什么吃什么。”
管理员见说服不了刘少奇，就给他盛了一大碗大米粥，炒了一盘萝卜丝，送了过去。刘少奇见碗里浓稠的米粥，抬头问道：“咱们食堂里有大米吃吗？”
食堂管理员笑着回答：“有的，少奇同志，您尽管吃吧！要是不够啊，我再从打谷场上给您弄一把来现煮。”
“哦？咱们这么富足？”刘少奇追问了一句。
“您没见吗？滹沱河两岸的稻子都收了，堆在打谷场上，垒得跟小山似的。”
“那就好，那就好啊！农民富了好啊！”说完，刘少奇便喝起米粥，吃起菜来。他津津有味地吃着，感觉像吃了山珍海味似的，无比满足。
历时近两个月的全国土地会议终于圆满结束了，9月13日大会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同年10月10日公布施行。大纲内容为：
第一条
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第二条
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
第三条
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
第四条
废除一切乡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债务，（中共中央注：本条所称应予废除之债务，系指土地改革前劳动人民所欠地主富农高利贷者的高利贷债务。）
第五条
乡村农民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乡村无地少地的农民所组织的贫农团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区、县、省等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
第六条
除本法第九条乙项所规定者外，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中共中央注：在平分土地时应注意中农的意见，如果中农不同意则应向中农让步，并容许中农保有比较一般贫农所得土地的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量。在老区半老区平分土地时，应按照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进行。）
第七条
土地分配，以乡或等于乡的行政村为单位，但区或县农会得在各乡或等于乡的各行政村之间，作某些必要的调剂。在地广人稀地区，为便于耕种起见，得以乡以下的较小单位分配土地。
第八条
乡村农会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的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分给缺乏这些财产的农民及其他贫民，并分给地主同样的一份。分给各人的财产归本人所有，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适当的生产资料及生活资料。
第九条
若干特殊的土地及财产之处理办法，规定如下：
（甲）山林、水利、芦苇地、果园、池塘、荒地及其他可分土地，按普通土地的标准分配之。
（乙）大森林、大水利工程、大矿山、大牧场、大荒地及湖沼等，归政府管理。
（丙）名胜古迹，应妥为保护。被接收的有历史价值或学术价值的特殊的图书、古物、美术品等，应开具清单，呈交各地高级政府处理。
（丁）军火武器及满足农民需要后余下的大宗货币、资财、粮食等物，应开具清单，呈交各地高级政府处理。
第十条
土地分配中的若干特殊问题之处理办法，规定如下：
（甲）只有一口或两口人的贫苦农民，得由乡村农民大会酌量分给等于两口或三口人的土地。
（乙）一般的乡村工人、自由职业者及其家庭，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但其职业足以经常维持生活费用之全部或大部者，不分土地，或分给部分土地，由乡村农民大会及其委员会酌量处理。
（丙）家居乡村的一切人民解放军、民主政府及人民团体的人员，其本人及其家庭，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
（丁）地主及其家庭，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
（戊）家居乡村的国民党军队官兵、国民党政府官员、国民党党员及敌方其他人员，其家庭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
（己）汉奸、卖国贼及内战罪犯，其本人不得分给土地及财产。其家庭在乡村、未参与犯罪行为，并愿自己耕种者，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
第十一条
分配给人民的土地，由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其自由经营、买卖及在特定条件下出租的权利。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土地契约及债约，一律缴销。
第十二条
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营业，不受侵犯。
第十三条
为贯彻土地改革的实施，对于一切违抗或破坏本法的罪犯，应组织人民法庭予以审判及处分，人民法庭由农民大会或农民代表会所选举及由政府所委派的人员组成之。
第十四条
在土地制度改革期间，为保持土地改革的秩序及保护人民的财富，应由乡村农民大会或其委员会指定人员，经过一定手续，采取必要措施，负责接收、登记，清理及保管一切转移的土地及财产，防止破坏、损失、浪费及舞弊。农会应禁止任何人为着妨碍公平分配之目的而任意宰杀牲畜，砍伐树木，破坏农具、水利、建筑物、农作物或其他物品，及进行偷窃、强占、私下赠送、隐瞒、埋藏、分散、贩卖这些物品的行为。违者应受人民法庭的审判及处分。
第十五条
为保证土地改革中一切措施符合于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及意志，政府负责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农民及其代表有全权得在各种会议上自由批评及弹劾各方各级的一切干部，有全权得在各种相当会议上自由撤换及选举政府及农民团体中的一切干部。侵犯上述人民民主权利者，应受人民法庭的审判及处分。
第十六条
在本法公布以前土地业已平均分配的地区，如农民不要求重分时，可不重分。
《中国土地法大纲》不但肯定和发展了1946年提出的将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原则，而且改正了其中对地主照顾过多的不彻底性，成为一个在全国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纲领性文件。它的公布与实行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二十多年土地革命基本经验教训，是一个正确的土地纲领，它体现了土地改革的总路线，调动了农民革命与生产的积极性，对保证战争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全国土地会议结束没过多久，为彻底平均地权而进行的土改运动就在各解放区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1947年11月，朱德在视察冀中农村时，有感于土地改革运动后的新面貌，当场赋诗一首：
千门万户喜朝晖，处处村头现紫薇。
解放农人歌自得，专横地主莫高飞。
平田有份躬耕乐，得地无余心事违。
后起青年多俊秀，秋高试马壮而肥。
创造晋察冀歼灭战的新纪录
“把晋察冀军事问题解决好”，这是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后，党中央给他们下达的第二大任务。毛泽东授权刘少奇、朱德，希望他们在半年内，把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局面打开。
经过一系列的调研考察，朱德确立了“打大歼灭战”的战略指导思想。1947年4～7月，晋察冀野战军取得了正太、青沧、保北三大战斗的胜利，获得了在华北战场上的主动权。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晋察冀野战军又迎来了一个“打大歼灭战”的良好时机。
1947年10月15日，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带领主力部队共一万多人，增兵东北。晋察冀野战军得知消息后，决定出击歼灭罗历戎部队，并把战场选在了保定以南，距离保定还有相当距离的清风店。
清风店战役，又称“保定南北战役”。在这场战役打响前，冀晋区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王平临危受命，骑着一匹高头大马火速赶往前线，组织和指挥清风店的地方武装、民兵队伍，尽一切可能拖住北上的国民党军队，为我军南下争取时间。为赶时间，王平一路狂奔，不料竟累死了那匹高头大马，途中换了另一匹肥壮之马，才顺利地赶到，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日傍晚，晋察冀野战军大部队赶至清风店，将国民党第三军包围起来。我军部队在清风店阻击两天两夜，歼敌一万多人，还俘虏了敌军军长罗历戎。
清风店首捷创造了晋察冀歼灭战的新纪录，对扭转华北战局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为此，朱德特意赋诗一首：
南合村中晚日斜，频呼救命望京华。
为援保定三军来，错渡滹沱九月槎。
卸甲咸云归故里，离营从此不闻茄。
请看塞上沈秋月，朗照边区胜利花。
清风店战役结束后，晋察冀野战军指挥部里上演了一场不同寻常的“师生”见面会。
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罗历戎被俘后，被带到了聂荣臻的面前。只见他满脸羞愧，一副无地自容的样子，毕恭毕敬地给聂荣臻鞠了一躬，然后说：“学生给老师脸上抹黑了，惭愧惭愧！”
在场的人都诧异地望着罗历戎。
“老师不记得了吗？我是黄埔军校第二期的学生，当时您在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罗历戎和聂荣臻套起了近乎。
“哦，原来是这么个‘师生’关系啊！”在场的人明白后，发出一声感叹。
“那这么说，你和我还是老乡呢！”聂荣臻明白罗历戎的意思，顺着罗历戎的话往下说。
“对，我们都是四川江津人。这样一来，我们不仅是师生，还是老乡呢！”罗历戎连忙赔笑道。
聂荣臻没再接罗历戎的话茬，严厉地说：“既然这样，你们最好和蒋介石划清界限。愿意留下的，我们提供改过自新的机会；愿意回家的，我们可以放你
们回去。不过，你们最好别再和蒋介石有任何关系。”
罗历戎没有说话。聂荣臻看他还对国民党抱有幻想，就将他先送到“解放军官教导团”学习。新中国成立后，他被送到战犯管理所。1960年，罗历戎被特赦释放。
解放石家庄
清风店战役结束的当天，聂荣臻就向中央军委和中央工委提出了“乘胜夺取石家庄”的建议。此时的石家庄，已成为国民党控制区域内的一座“孤岛”。中央军委和中央工委很快批复，同意了这一建议。
石家庄原是一个小村庄。据说，当时只有十户人家，所以称为“十家庄”。后来，又有人说，这个村子里的人都姓“石”，故有“石家庄”的名号，又称石门。直到近代，它才慢慢发展为一个交通发达的大城市，距西柏坡仅有90公里。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军队占领了石家庄。他们利用日军在这里修筑的工事，构筑了三道防御工事。此外，他们还修建了六千多个碉堡，在城内铺设了环城轨道，配合装甲车作战。他们对外宣称，石家庄的防御工事可让国民党军队坐守三年而不动，共产党军队若想攻破“石门”，除非用飞机和坦克。而这两样重型武器，恰恰是共产党军队没有的。
可是，他们这样想就错了。共产党凭着现有的军备力量，仅用了六天六夜，就打破了敌军“坐守三年”的神话。
战斗打响后，晋察冀野战军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敌人的防御工事虽说不能“坐守三年”，可仍给我军带来了相当大的阻力。特别是敌人的第三道防线——内市沟，着实让突击队队长罗忠费了些功夫。内市沟，在当时堪称现代化要塞，它宽两丈，深两丈多，四周百米一碉，十米一堡，两米一个掩体，这些都由钢筋水泥修筑而成；沟内有水，沟外有交叉的火力构成的封锁网，内内外外遍布挂雷和电网，以及带刺铁丝网。
最终，罗忠想出了一个出其不意的好办法。
那天晚上，趁着天黑，罗忠带着突击队员扛着铁锹、提着石灰，来到敌人阵前。“我走在前面‘扭秧歌’，大家跟着我在后面扭，别忘了撒石灰。”行动之前，罗忠再次提醒队员。
他们排着长长的队伍，弯弯曲曲地向前走去，直到离敌人地堡只有几十米的地方。罗忠停下脚步，转身向后说道：“大家向后转，就地卧倒，沿着石灰线，开始挖！”
没用多长时间，一条600米的坑道就挖好了。突击队在天亮之前，安全地撤出了坑道。这一切，敌人竟然浑然不知。直到第二天，地堡里的敌人被突击队的爆破组炸上了天才明白过来，可惜为时已晚。
最终，石家庄上空飘起了胜利的红旗。石家庄战役的胜利，不仅开创了我军胜利夺取大城市的先例，也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了一片。至此，晋察冀军事问题已基本解决，为党中央移驻西柏坡扫清了军事障碍。
朱德听闻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再次赋诗一首：
石门封锁太行山，勇士掀开指顾间。
尽灭全师收重镇，不叫胡马返秦关。
攻坚战术开新面，久困人民动笑颜。
我党英雄真辈出，从兹不虑鬓毛斑。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一场战役能够取得胜利，与后方粮草供给是否充足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党中央要指挥更大的决战，如果没有充足的粮饷，想要取得胜利是万万不能的。考虑至此，中央工委决定，严格执行党中央指派的第三个任务——处理好各解放区的财经问题。
长期的战争，让各解放区人民的经济负担日益沉重。单靠某一个解放区的供给能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将各个解放区联合成一个整体，形成共同支援抗战的局面。
为此，中共工委在中共中央的授权下，推出了一系列的经济整治方案，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一、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
1947年1月，经党中央批示，华北财经会议在河北邯郸召开。会议原定于3月1日正式召开，但由于一些解放区的代表遭到了敌人的封锁和阻拦，未能如期赶到。直到3月25日，会议才正式开始。
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并解决目前及未来战争所需的财力供给问题。经过近两个月的反复论证，会议决定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筹备发行人民币，并统一制定各解放区的财政经济政策。
5月4日，党中央批准了华北财经会议的这一决定。
7月14日，以董必武为主任的华北财经办事处正式挂牌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成立后不久，就迎来了一项重要的工作，即“筹建中央财经及银行”。
经过一阵紧锣密鼓的筹备，解放区成立统一银行的事情已准备妥当，最后仅剩下银行的名字未定。当时，董必武收集整理了拟好的名称，比如“中国人民银行”、“联合银行”、“解放区银行”、“全国解放银行”等上报给党中央。最后，党中央经过商讨，同意使用董必武提出的“中国人民银行”这个名称。这个名称不仅简洁，更是表达出这一机构“属于人民”的特殊性质。最初纸币上的“中国人民银行”几个大字，由董必武亲自题写。
1948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成立，同时发行第一套人民币。第一批发行的人民币是票面为50元的纸币，第一张编号为00000001。时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货币发行科科长的石雷，收藏了这一张人民币。如今，这张纸币不仅是价值连城的“宝贝”，更是珍贵的历史文物。
统一发行货币，在各解放区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解放区的人民为此欢欣鼓舞，各大报纸争相报道。新币的发行，对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各解放区内的经济，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加快了各解放区经济上的联合，为夺取全国最后的解放提供了最强有力的支持。
二、创办兵工厂
在平山县罗汉坪村，耸立着一座军工纪念塔和一座军工铁人像。纪念塔和铁人像建于1949年，是纪念当年在兵工厂生产过程中壮烈牺牲的27位军工烈士。落成仪式举行时，刘少奇和任弼时专程赶来参加活动。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那里的人们至今仍能回想起当年兵工厂热火朝天制造弹药武器的劳动场面。
1947年3月，为了向前线提供充足的弹药，为了尽快解放华北地区，党中央决定将设在张家口、宣化一带的第三十三兵工厂迁到平山县。中央工委为了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晋察冀地区创办了不少兵工厂。有各种型号的炮弹厂、手榴弹厂、枪厂、地雷厂和军鞋厂等。各厂生产的弹药物资先集中运到罗汉坪，再根据前线需要分配到各个战场。
那时，兵工厂的条件很差。为了完成任务，人们克服种种困难，生产出大量符合标准的弹药。
一次，朱德到兵工厂视察，正好赶上兵工厂进行炮弹射击试验。当看到兵工厂制造的各类炮弹准确无误地击中目标时，朱德欣慰地说：“同志的工作做得很好，生产的炮弹符合标准，正好适合我们战争的需要。希望大家克服一切困难，尽快投产，为胜仗做准备。”大家听到鼓励的话语，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
1948年6月，太原战役一触即发。为了支援我军作战，罗汉坪兵工厂决定将炮弹运到前线。可是，天公不作美，一连几日都在下暴雨。这场暴雨导致山洪暴发，道路被冲毁。时间紧迫，中央工委立即决定，组织了当地6000多名民兵，临时征用6000多头牲口，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运输大部队，冒着大雨，赶往前线。入夜，这6000多人打着火把，走在弯曲泥泞的路上，远远望去就像一条火龙。有的人牵着牛，有的人牵着毛驴，成群结队，星星点点，一直延伸到前线驻地。最终，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确保了我军在太原战役战场上的胜利。
如今，在通往前线驻地的那条羊肠小道上，仍旧流传着一些当时送弹药的歌曲：
初三、十三、二十三，牵上毛驴送炮弹，一送送到娘子关，打得老蒋喊苍天。
粟裕的不同方案
1947年底，华东野战军在陈毅和粟裕的领导下，在山东战场上有利地配合中原野战军的战略行动，基本上肃清了长江以北的国民党军队。解放战争逐渐从被动变为主动。这时，中央决定把战争进一步引向敌人的后方，派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渡江南下，进行机动作战，为中原野战军创造打歼灭战的战机。
接到中央电报的粟裕，拿着它仔细阅读、思考，有时一个人站在地图前，在地图上比比划划。当时，战争的形势发展很快，可谓瞬息万变。我军在各个战场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而敌人在中原的防御体系已经出现裂痕。在这样的情势下，是分兵渡江作战，将敌人的主力牵制在南方有利？还是先集中兵力，歼敌于长江之北，然后渡江南下有利？
粟裕沉思了很久，对敌我双方的情况做了认真细致的调查，最终从全局出发向中央提交了一份不同于中央的作战方案。党中央收到这份方案后，极其重视，立即电示粟裕到中央当面陈述，同时还告知正在中原战场的朱德和南下的陈毅返回中央。
1948年5月的一天，陈毅和粟裕骑着两匹高头大马，一前一后来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大院。
得知粟裕和陈毅到来，毛泽东亲自从屋里走出来迎接。粟裕和陈毅赶紧迎上去，紧紧地握住毛泽东的手。毛泽东面带笑容地对粟裕说：“点子多的粟裕啊，进屋坐吧！”没过多久，朱德也赶到了。
粟裕与毛泽东和朱德等人已有十来年未见面，今日相见分外感慨。十几年前，粟裕是一个没有进过一天军校的毛头小伙子。那时，他跟随毛泽东、朱德等人学习战略技术；十几年后，粟裕已经成长为一名杰出的军事将领。大家久别重逢，自然是十分高兴。
受邀在毛泽东的家里做客，粟裕吃到了毛泽东最爱的红烧肉。面对着这盘红烧肉，粟裕沉思良久。他想起当年在井冈山上时，自己还是毛泽东身边的一名警卫员，现在已经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将军。毛泽东笑呵呵地对粟裕说：“现在我们粟大将军的警卫员应该也不差啊！”
随后，毛泽东召集大家开会，郑重地听取粟裕关于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暂不过江，集中兵力在黄淮地区打大仗的汇报。
粟裕对目前战争的形势作了具体分析：
从全局来看，为了改变中原战局，进而协同全国其他战场彻底打败蒋介石，中原和华东我军势必还要同国民党军进行几次大的较量，打几个大歼灭战，尽可能多地把敌人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从当前情况看，要打歼灭战，三个纵队渡江南进是做不到的。在山东战场，由于敌人坚固防守地域较多，我作战地区比较狭窄，暂时也难以打大的歼灭战。而在中原黄淮地区，我军打大歼灭战的条件却正在成熟。
接着，粟裕一一列举了中原地区适合打大歼灭战的几个原因：一，中原地域广阔；二，中原地区交通发达；第三，紧靠晋冀鲁豫老解放区，可以得到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支援。之后，粟裕深入分析了我军渡江南下的不利因素，进一步强调：
这次从中原出发向闽浙赣边挺进，虽然与当年大不相同，但是转战数省，路程比抗日先遣队走的远一倍，估计减员也不会少于二分之一。剩下的部队就难以对敌人形成大的威胁。
整个陈述过程，粟裕用了将近一小时的时间。他的构想十分完整，调查十分深入，不仅详细讲述了自己的根据和思考结果，还补充了一些中央没有了解到的情况。粟裕形象生动的讲述，有理有据，让中央的几位首长听得津津有味。期间，朱德时不时地提醒粟裕，喝口茶接着说。
粟裕讲完后，毛泽东等人针对相关情况提了些问题，粟裕一一做了解释。之后，又经过一次长谈，最终，党中央完全同意了粟裕的方案。
粟裕知道后，十分感动。他很感谢党中央首长对他的充分信任，同时觉得自己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临走之前，粟裕向党中央立下了“军令状”，决心以更大的胜利来报答党中央对自己的信任和期望。
城南庄的险情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人东渡黄河后，与中央后方委员会的杨尚昆等同志在双塔村会合。他们在双塔村逗留了两天后，动身前往河北平山县。这一路，经过蔡家崖、岢岚、五寨、神池、宁武、雁门关，毛泽东一行参观了雁门关、五台山等地。
4月13日下午，毛泽东一行到达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阜平县城南庄，见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聂荣臻。几人相见甚欢，都感觉到了晋察冀就像当年到了江西的兴国一样，心里十分踏实。
这段期间，毛泽东打算先留在城南庄，准备去苏联访问的事情。而周恩来和任弼时则带着中央机关向西柏坡行进，去与中央工委会合。
然而，毛泽东在城南庄期间却突然遭遇了敌机轰炸事件。
5月18日清晨，工作了一整夜的毛泽东，和着衣服刚刚睡下。就在这时，城南庄北山上突然响起了刺耳的防空警报声。接着，又是几声轰炸声。
正在院子里听广播的聂荣臻，听见了不远处的轰炸声，赶紧走到院子里，抬头一看，一架敌机已经飞过来了，正在他们所住的院子上空盘旋。
“不好，敌人来轰炸了！主席在我这里，我就得负责他的安全。”聂荣臻心下一惊，赶紧跑到毛泽东的屋子。
聂荣臻推开毛泽东的房门，看见他正闭眼睡着，快步冲到床前，急切地说道：“不好了，主席，快醒醒！”
“什么事啊？看把你急得？”毛泽东睡得很轻，睁开眼问道。
“敌人的轰炸机来了，咱们得赶紧进防空洞。”
“莫慌，这有什么大不了。无非是投下一点钢铁，我们正好可以用来打几把锄头用用。”毛泽东坐起来，风趣地说道。
聂荣臻听出来，毛泽东没有一点着急的意思，也没有一点想进防空洞的意思，心里愈发着急。他接着劝道：“主席，咱们不能等了，必须到防空洞去，我得为你的安全着想。”
可是，毛泽东坐在床上，十分镇定，没有一点挪动的念头。
聂荣臻这下急了，他扯着嗓子，命令警卫人员，快去取担架。警卫员抬着担架进来，聂荣臻等人硬是将毛泽东扶上担架，一溜烟地跑向屋后100米处的防空洞。
就在毛泽东和聂荣臻等人钻进防空洞时，敌人的一颗炮弹正好落在毛泽东住的那间小院。
等敌人的轰炸结束，他们重返小院一看，别的房屋还算完好，就是毛泽东住的那间屋子，受到了严重的损坏。门窗玻璃全震碎了，屋里的两个暖瓶和几个鸡蛋被炸得粉碎，房檐下的柱子上插着许多弹片。要是当时不采取“非常措施”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
敌人此次轰炸城南庄，一共投下五枚炮弹。一枚落到小院东南方向，一枚落到小院后山上没有爆炸，一枚正好落到小院里。其他两枚则落在了比较远的地方。根据敌人突然袭击的情况，聂荣臻认为敌人之所以能如此快速地确定目标，肯定是内部有人泄露了秘密。
经过一番调查，司令部小伙房的司务长刘从文浮出了水面。之前他想在饭菜中下毒，谋害毛泽东和聂荣臻，但由于他的胆量不够，加上毛泽东等人有专门的伙食人员，一直没有得逞。这次，他将城南庄的具体情况发报给敌人，这才引来了敌人的轰炸。情况调查清楚后，刘从文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后来，毛泽东一见到聂荣臻，就指着自己的脑袋开玩笑说：“要是没有你啊，我就保不住这个了！”
山沟里的“紫禁城”
城南庄遇袭事件之后，聂荣臻对毛泽东的安全问题慎之又慎。城南庄的小院子不能住了，他把毛泽东暂时安置在更安全的花山村。1948年5月27日，毛泽东离开花山村，来到西柏坡，与中央工委、后委、部分前委会合，正式进驻西柏坡。自枣林沟会议之后，分别一年零两个多月的“五大书记”又重新聚在一起。小小的西柏坡村成为山沟里的一座“紫禁城”。
得知毛泽东要来西柏坡，中央工委的同志们赶紧为毛泽东腾房子，将一间“特殊”的房子预留出来。所谓的“特殊”，不过就是一间用石头砌成的房子。这栋房子没用一块土坯，没用一块木椽。在他们看来，这个房子既坚固又保暖。考虑到以后可能会在这里指挥更大的战役，弄个像样的总指挥部是有必要的。
等毛泽东一来，中央工委的同志就将毛泽东引到了这所房子前。
“主席，这间房子特意留给您的。虽然简陋点，但还算坚固。”
毛泽东点点头，进屋环顾了一周，知道这所房子条件比较好，但他拒绝了中央工委的好意。
“这所房子留给朱老总吧，他年纪大了，应该住的好一些。”毛泽东说道。
“可是……”有人还打算劝说，却被毛泽东给打断了。
“不用劝我了，就这么定了。”
“那您打算住哪儿？”
“我嘛，好说，找个清净点的地方就行。”毛泽东说完，向四周看过去。
这时，毛泽东把目光锁定在一棵梨树遮了大半个院子的普通民房。这座房子分前后两个院，环境清幽，素朴静谧。
“那就这里好了，前院住警卫连，另外可以办公。我住后院就可以了。”毛泽东选好地方后，对身边的人说道。
就这样，毛泽东住进了这个普通的民房，将预先准备好的房子让给了朱德一家。整个屋子里就只有一张木床、一个玻璃立柜，一把旧藤椅和一张旧茶几。在院里几棵大槐树下由一个碾盘底座改制成的“石桌”前，毛泽东曾多次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围坐在一起，商议关乎中国命运的大决战的重大事情。
西柏坡的生活是艰苦的。西柏坡的工作是紧张、有序的。
多年来的行军打仗生活，让毛泽东养成了夜间办公的习惯。忙的时候，通常要熬上一整宿。由于毛泽东这个夜间办公的习惯不好改掉，为了配合毛泽东，其他四位书记把生活习惯颠倒了过来。不到半个月，五大常委脸上都显出了疲惫的神色。
看着首长们如此操劳，身边的工作人员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们觉得，首长们这样长时间缺少睡眠，最终会拖垮身体的。瞅准机会，他们就跑到周恩来的办公室，打算先“游说”周恩来一番。
“周副主席，我们大伙看您不分昼夜地办公，都十分担心您的身体。所以，我们建议您趁着晚上安静，多睡会儿觉。工作白天再做就行了。”
周恩来听完几个人的建议，放下手中的笔，笑着说：“同志们的出发点是好的。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毛主席说过的话。他说，晚上安静，没人打扰，所以喜欢在晚上办公。而你们说，晚上安静，没人打扰，适合休息。你们看，这不是自相矛盾么？”
周恩来的一番话，说得几个人顿时没了主意。不过，他们仍旧不甘心，再次劝道，似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意思。他们说：“那您要是晚睡的话，就晚点起嘛！平时您工作到凌晨四五点，早上八九点又起来工作。休息的时间太短了，实在不好。”
“同志们，咱们的工作性质很特殊。各地的电报一般都会集中在晚上发来，我们只有晚上处理好，做好部署，才能和白天的工作衔接好。不然的话，不就耽误处理的最佳时机了吗？”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
这下，大家都没话说了。
周恩来拿起桌上的万金油，轻轻抹在太阳穴上，又埋头继续工作了。
（本章完）